“風景在別處”，這句話幾乎適用于每個人，文人也不例外。古代文人中有一個龐大而特殊的群體：貶官。與其說，貶官們遭遇了仕途的厄運，不如說，他們奉旨踏上了旅程。與自發(fā)驢友相比，貶官們絕無輕裝上路的歡快心情，他們是滿懷懊儂，踽踽獨行的失意文人。

不過，相對于囹圄之禍，被貶謫到別處似乎是一種不錯的命運。黔、滇、湘一帶是僻遠窮苦之地，是歷朝歷代貶官們的流放之所。那里的亂山荒寺、老樹丑枝、廢寺頹垣、幽林枯巖、悲風曛日，構成了與繁華相去甚遠的荒寒風景。

當然，慘敗的風景與落魄的文人構成了天然的和諧。可以說，異地的風景成了漂泊文人的一面巨大而形象的鏡子。柳宗元是“永貞革新”中落馬，被遣至湖南一帶，從一個權傾朝野的近臣變成了一個無所事事的冗員，這是他命運中發(fā)生的180度大轉彎。在永州五年間，他經(jīng)歷了喪母歿妻的人生變故，又加上家遭大火，數(shù)病纏身，一向樂觀通達的柳宗元變得孤僻絕望，自命為“僇人”。

“立身一敗，萬事瓦解，身殘家破，為世大謬”這幾個字是柳宗元當時處境的真實寫照。這個時候，他覺得這個處于楚地最南邊的永州與自己“同命相連”，在這枯山野水中生長的萬物，也與自己相類。

一旦與這里的風景開始惺惺相惜了，就意味著他將要走出人生的低谷。柳宗元從“僇人”的陰影里走了出來，每日或登高山，或入深林，或窮回溪。累時，便披草而坐；渴時，便傾壺而醉；倦時，便相枕而臥。不到幾年，就寫下不少游記。

這些游記并非是文學的產(chǎn)物，而是柳宗元心靈的宣泄品，是困厄命運的副產(chǎn)品。柳宗元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書寫著這些不為人知的惡木穢草，這些不被人識的隅鳥蠻蟲，是因為它們也如他自己一樣，都被人冷落了。

與其顧影自憐，倒不如為同類之物鳴不平，也算是發(fā)了一番“正義的牢騷”。他筆下的那詭云譎霧、怒紅駭綠、翳花朽草、疏土頑石，哪一樣不讓人凄神寒骨？那萬物在他的打弄下，也蒙上了一層層揮之不去的寂寞感、哀愁感、悲苦感。

“海畔尖山似劍铓，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xiāng)?！?，這是他看山；“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這是他聽猿；“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是他觀世。但是，倘若柳宗元當初不去永州，斷不會寫出這般絕滅孤獨的意境。

心事與身世，仿佛飛云裊霧，終其一生都如影隨形。與柳宗元一樣，蘇軾不也是被遣放的被動旅行者嗎？不過，他與柳宗元不一樣，初從達境入窮途時，他或許也像大多失意文人一樣，再也不寫“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這樣的詞句，而轉向“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的悲涼之境。

而蘇軾終歸是蘇軾，待他半生歸來，仍是當日少年。再看他的詩詞，滿目晴川芳草。譬如這首《減字木蘭花》，是蘇軾在脫蛻之后的心境寫照。

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

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

身在瘴氣彌漫的儋州，幾乎無一字寫悲言愁，相反地，他流連于適意中。蘇軾的這種轉變，讓人不得不喟嘆：這才是苦難之后的大了悟啊。

柳宗元和蘇軾，似乎是貶謫文人的兩個極端之例。面對命運的折摧，前者心慮神哀，后者情空意廣，雖皆不合時宜，卻是南轅北轍。

古人云：窮愁方著書，今人語：憤怒出詩人，都是一樣的道理。與柳宗元并稱為“韓柳”的同時代韓愈，就道出了其中的本質(zhì)。他在《送孟東野序》中提到了“物不平則鳴”的道理，古往今來，無一物一人能例外。從哲學的角度觀，韓愈是睿智的。但是，人生往往何嘗不是失于此而償于彼的呢？柳宗元也好，蘇軾也罷，都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生的負荷有幾斤重，他們在文學上的造詣就有多高。

東坡曾自言：“心似己灰枯木，身若不系孤舟。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边@是自嘲，亦是自表。而柳宗元也在多年后憶及那段在永州的時光時，這樣寫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汀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

一場奉命而行的旅程，不管他們有多拒斥，都像是一次人生不得不經(jīng)歷的修煉。而貶謫文人的失意之筆，則像濾光鏡，一重一疊，從他們?nèi)松嗦玫钠瘘c到終點，登時聚現(xiàn)出掖藏在心靈深處的缺陷。

文/玄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