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制造漢武帝》認為，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漢武故事》，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本文對此有所質(zhì)疑。首先，《通鑒》相關部分，完成于王安石變法之前。其次，辛氏對《漢書》的認識，有偏頗之嫌。其三，武帝末年悔過，是唐宋時人的普遍看法。其四，辛氏所舉司馬光觀點前后變化兩例，均不能成立。其五，《通鑒》中漢武帝與戾太子政見分歧的記載源自《漢武故事》，并非無可爭議的定論，而辛氏對呂祖謙《大事記》、王益之《西漢年紀》及王祎《大事記續(xù)編》的解讀，均有商榷的余地。
作 者 | 林鵠，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 載 |《文史哲》2021年第6期，第43-53頁 
漢武帝的形象在很多宋朝文士官員的眼里，乃是“窮兵黷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斂，殘害百姓，極宮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虛無，去始皇亦一間耳”；司馬光在陳請廢除王安石新法時，亦曾舉述漢昭帝即位后較諸武帝改弦更張的舉措，謂“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shù)确ǎ煜吕П?，盜賊群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后世稱明”，試圖以此漢朝舊事作為歷史依據(jù)，來說明其主張的合理性，從中可以看出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認識和評價本來同樣如此。王安石變法所主張之富國強兵政策，與漢武帝之斂財于民、用兵于外，正相類似，而這卻是一貫主張“以拊循百姓為先，以征伐四夷為后”的司馬光所極力反對的，所以司馬光要抬出因革除漢武帝弊政而被“后世稱明”的昭帝來做對比（實際上在昭帝時期，也并沒有真正去除武帝時期的弊政）。不過，要是漢武帝自己能夠翻然悔悟，一改前非、那樣會更符合司馬光的心意。因為從漢武帝本人身上揭示出來的這樣一條治國路線轉(zhuǎn)變的軌跡，對勸諫宋朝君王遷善改過會有更好的示范和借鑒意義。 ——引自《制造漢武帝》
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第116-117頁 辛德勇先生于2014年在《清華大學學報》發(fā)表長文《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認為司馬光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在《資治通鑒》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漢武故事》，塑造出了不符合史實的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其后該文于2015年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2018年再版），題為《制造漢武帝——由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資治通鑒〉的歷史構建》。筆者拜讀是書，獲益良多，但對書中觀點仍有困惑之處，特此拈出，以就教于方家。辛著的核心觀點，是《資治通鑒》所載漢武帝與戾太子政見分歧及武帝末年悔過諸事，出自《漢武故事》。而《漢武故事》并不可信，司馬光心知肚明，但他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刻意建構出了與歷史事實不符、但符合其本人政治需要的漢武帝形象。首先要說明的是，司馬光采用《漢武故事》應與王安石無關。梁太濟先生據(jù)《資治通鑒》每卷卷首司馬光的結銜，指出《前漢紀》三十卷進獻神宗的時間為治平四年（1067）四月。也就是說，此前相關部分已全部寫定。而此時王安石尚未入朝，變法更無從談起。所以，可以肯定的是，這與王安石變法無關。 其次，辛著花了很大筆墨，論證單從《漢書》的記載中，根本看不出武帝晚年曾有悔過之舉，以此說明這是司馬光僅憑不可信的材料編造的故事。不過，辛著的論證還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我們先來看《漢書》中的兩處記載。 《漢書·西域傳下》稱漢武帝在貳師將軍李廣利投降匈奴后，“悔遠征伐”，發(fā)布輪臺詔，“深陳既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yǎng)民也”，《傳贊》遂稱之為“仁圣之所悔”。《食貨志》亦云：“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眱商幏浅Ｃ鞔_地指出，武帝晚年對大規(guī)模出兵征討匈奴、西域等地有過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因此從根本上轉(zhuǎn)變了政策。 對此，辛著首先通過詳細的考證指出：“輪臺詔所針對的內(nèi)容，只是有關西域輪臺地區(qū)軍事部署的局部性問題，是因貳師將軍李廣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調(diào)整，而不是朝廷根本性的大政方針?！标P于輪臺詔在歷史上的真實含義，這一解讀確實很有道理，但問題在于，現(xiàn)代學者通過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否符合兩千年前班固的認識呢？辛著這樣論證： 事實上，班固只是將這道停罷輪臺屯田的詔書載錄于《漢書·西域傳》中，而在記述一朝大政的《漢書·武帝紀》里，對此卻未著一字。這已經(jīng)從一個側(cè)面，向我們提示，班固本人，似乎并沒有明確的意識，要把它看作漢武帝政治取向轉(zhuǎn)變的標志。特別是在《漢書·武帝紀》篇末的贊語里，班固還很委婉地評議說：“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成，何有加焉！”這顯然是在指斥漢武帝暴虐子民的一生，值此蓋棺論定之時，亦略無一語提及他在晚年對此行徑有過罪己悔過的舉措。這更進一步顯示出，在班固的眼里，漢武帝并沒有改變過他的基本政治取向。 對于辛著的這一論證，李浩先生有所質(zhì)疑。他以為，“古書本有互見之例”，《西域傳贊》才代表了班固對武帝的蓋棺定論。兩位先生各取所需，強調(diào)的都是對自己有利的材料。平心而論，《武帝紀》何以對悔過不著一字，確實值得深思。但因此否定班固認為武帝晚年曾改變大政方針，似乎又過于簡單。為說明問題，現(xiàn)將《西域傳贊》和《食貨志》的相關內(nèi)容詳細抄錄如下： （孝武）遭值文、景玄默，養(yǎng)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余，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于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力竭，因之以兇年，寇盜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于郡國，然后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圣之所悔哉！（漢興）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呛笸馐滤囊?，內(nèi)興功利，役費并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仲舒死后，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nóng)?！币在w過為搜粟都尉。（下論代田法，不錄）從這兩段記載來看，班固認為武帝晚年改變了基本政策，恐怕沒有疑問。此外，筆者以為，《漢書·武五子傳贊》也體現(xiàn)了班固的這一看法，全文如下：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后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shù)。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shù)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nèi)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于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nèi)發(fā)，亂作蕭墻，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圣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佑助云。這里班固雖然沒有明言武帝轉(zhuǎn)變政策，但將戾太子父子之死和武帝征伐四夷聯(lián)系在一起，稱車千秋為太子訟冤乃“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而在《車千秋傳》中，班固稱他上書后，武帝“大感悟”，“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言外之意，不正是武帝末年曾悔過嗎？那么，《武帝紀》的奇怪噤聲該如何解釋呢？筆者以為，《武帝紀》不提輪臺詔，確實像是班固有意為之，個中緣由，值得深究，但沒有必要因此否定他在《西域傳》《食貨志》和《武五子傳贊》中的看法。 附帶要說明的是，關于《西域傳》和《食貨志》的這些記載，辛著以為，“可能是從劉向《新序》下面一段議論中，采錄了相關內(nèi)容，或是受到了這種看法的影響”。《新序》的這段議論，出自《善謀下》： 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于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覺之，奔走而去。其后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雕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槥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lián)e動。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苛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狈庳┫嗵栐桓幻窈睿觳粡脱员?，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像《漢書》這樣一部大書，在具體的記事中，采錄一些不同來源的著述，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新序》其書，本非紀事性史籍，而是藉事設喻，闡發(fā)作者想要講述的治世主張。唐人劉知幾早已指出，《新序》書中往往“廣陳虛事，多構偽辭”……因而，不能簡單據(jù)（《新序》）以推定歷史事實。要想準確理解漢武帝輪臺之詔的旨意，還是要以詔書本身的內(nèi)容和詔書發(fā)布前后的具體事實為依據(jù)。姑且不論《新序》是否《西域傳》《食貨志》相關說法的唯一來源，即便確實如此，這不恰恰說明，班固相信武帝末年確曾悔過，否則為什么會在《漢書》采用這一說法呢？辛著舉劉知幾為例，指出《新序》并不可信，不能作為理解輪臺詔本意的證據(jù)。這一觀點非常正確，但和班固是否相信《新序》完全沒有關系。歷史真相如何是一回事，班固怎么看是另一回事。更何況，即便退一步講，真像辛著所說的，班固本人“并沒有明確的意識，要把它（輪臺詔）看作漢武帝政治取向轉(zhuǎn)變的標志”，后人如何理解《西域傳》《食貨志》和《武五子傳贊》的相關記載，又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唐宋時代人們普遍相信，漢武帝晚年曾悔過。《舊唐書·李大亮傳》記載李氏給唐太宗的上書中提到：“漢文養(yǎng)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nèi)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褚遂良也曾諫阻太宗派兵遠戍西域高昌，他的奏疏這樣說：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玩士馬之余力，始通西域，將三十年。復得天馬于宛城，采葡萄于安息。而海內(nèi)空竭，生人物故，所以租至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年兇，盜賊并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請遣士卒遠田輪臺，筑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nèi)乂康。向使不然，生靈盡矣。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蠶于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于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于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于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佑也。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nèi)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而白居易在所作策問擬對中，也提到：“臣聞狄者，一氣所生，不可翦而滅也……若乃選將課兵，長驅(qū)深入之謀，自王恢始?！猛趸种\，則殫財耗力，疲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钡搅送硖菩诖笾腥辏?49），《收復河湟德音》這份詔書中也有“絕漢武遠征之悔”的話。降至宋初，雍熙三年（986）趙普的《上太宗請（北伐）班師疏》同樣援引了漢武帝的例子：“秦始皇之拒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zhuǎn)延宗社?！?/section>既然唐宋時代人們普遍相信武帝悔過，那么司馬光采信《漢武故事》的原因，顯然就需要重新檢討了。不過，在討論《漢武故事》之前，還需要先澄清辛著關于司馬光史觀前后變化的兩處誤解。 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辭世后的第二個月，司馬光上《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其中提到“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shù)确ǎ煜吕П?，盜賊群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后世稱明”。辛著認為，這代表了司馬光最初對漢武帝的認識和評價——既然司馬光指出鹽鐵諸法晚至昭帝時方罷，而不是在武帝末年被廢除，那就意味著武帝末年不曾悔過?！安贿^，要是漢武帝自己能夠翻然悔悟，一改前非，那樣會更符合司馬光的心意。因為從漢武帝本人身上揭示出來的這樣一條治國路線轉(zhuǎn)變的軌跡，對勸諫宋朝君王遷善改過會有更好的示范和借鑒意義?！币虼?，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改變看法，編造了武帝悔過的故事。 不過，司馬光發(fā)表這番議論時，不僅《資治通鑒》前漢部分早已成書，全書也已經(jīng)定稿，辛著認定這是司馬光在編纂《通鑒》前的觀點，完全沒有任何依據(jù)。而且，上述觀點真與武帝末年悔過說無法兼容，自相矛盾嗎？武帝悔過，必然意味著立即廢除鹽鐵諸法嗎？據(jù)蘇軾所撰《司馬溫公行狀》，熙寧初年司馬光和王安石在朝堂上爭論時，說過：“至其（漢武）末年，盜賊蜂起，幾至于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倍顿Y治通鑒》武帝崩條的“臣光曰”這樣評價武帝：“晚而改過，顧托得人?！睋Q言之，司馬光認為，武帝悔過并不代表他馬上徹底撥轉(zhuǎn)方向，而是將這一任務留給了昭帝和霍光，昭帝時的變法正是秉承了武帝遺志。不論這一認識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在邏輯上是自洽的。也就是說，以此證明司馬光的觀點發(fā)生過變化，并不能成立。 辛著的另一誤解，是司馬光關于戾太子地位動搖的原因的看法。宋仁宗慶歷五年（1045），司馬光撰寫《史贊評議》，其中“戾太子敗”條曰：“鉤弋夫人之子十四月而生，孝武以為神靈，命其門曰'堯母’。當是時，太子猶在東宮，則孝武屬意固已異矣。是以奸臣逆窺上意，以傾覆冢嗣，卒成巫蠱之禍，天下咸被其殃。然則人君用意，小違大義，禍亂及此，可不慎哉！”辛著認為，“這也就意味著按照司馬光在仁宗慶歷五年時原有的看法，后來成為昭帝的劉弗陵甫一出生，漢武帝就萌生了廢黜戾太子而令其取而代之的意圖”，“戾太子就實實在在地落入了隨時會被廢除儲位的兇險境地”，“（這）與戾太子的治國理念是否契合于漢武帝本人，沒有絲毫關系”。換言之，司馬光后來編纂《資治通鑒》時采納《漢武故事》中有關武帝與戾太子政見分歧的記載，屬于曲學阿世。 關于巫蠱之禍的起因，后宮爭寵和政見分歧真的不能兼容嗎？司馬光的看法，真的如此黑白分明、截然兩分嗎？事實上，正如辛著所指出的，《史贊評議》中的這段話，經(jīng)過修飾，也出現(xiàn)在《通鑒》中的“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fā)于中必形于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及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辛著認為：“這樣的認識，與前述《資治通鑒》稱漢武帝因戾太子'性仁恕溫謹’而心生厭意的說法，存在明顯的沖突，實際上是司馬光早期看法的殘留?！眴栴}是，既然司馬光采納《漢武故事》是有意作假，他應當特別留神抹去作偽的痕跡，為何偏偏在最敏感的地方，主動留下自相矛盾的評論？ 筆者以為，在司馬光這樣的在現(xiàn)實政治中經(jīng)歷過風風雨雨的政治家看來，巫蠱之禍這樣的大事，恐怕很難用單一的原因作完整的解釋。后宮爭寵和政見分歧都是造成父子破裂的原因，兩說并不矛盾，并非魚與熊掌的關系?！锻ㄨb》在追溯巫蠱之禍起源時，這樣說：“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這里顯然是把“不類己”和后宮新寵列為衛(wèi)皇后、戾太子“寵浸衰”的兩大原因。武帝雖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但不代表他一定會易儲，正是“奸人逆探上意”，加上武帝與太子政見存在分歧，使得父子不和得以發(fā)酵，最終釀成了悲劇。《史贊評議》所謂“人君用意，小違大義”，“小違”云云，正說明司馬光不認為后宮爭寵必然導致巫蠱之禍。如果“堯母門”的命名已經(jīng)決定了戾太子難逃厄運，那就不是“小違”，而是直接挑戰(zhàn)天理人倫了。 南宋朱熹所持的，也是類似看法?！吨熳诱Z類》記載了他對漢武帝的評價：“（漢武）末年海內(nèi)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么？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非。”關于太子，朱熹引用的正是《資治通鑒》的記載，他認同父子政見分歧的說法。但在其他地方，朱熹又說過：“漢武帝溺于聲色，游燕后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語在《戾太子傳》，可檢看。然亦非獨此也?！闭J為后宮問題是父子不和的原因。 以上論述，不是要證明司馬光或朱熹的看法符合歷史事實，只是為了說明，所謂司馬光史觀發(fā)生過變化的說法，并沒有堅實的證據(jù)。關于《漢武故事》，辛著指出：“此書本屬駕神托仙的小說故事，內(nèi)容怪異神奇，實在不宜當做紀事的史料來使用?！辈⒂纱送普摚抉R光采用《漢武故事》必定是刻意扭曲歷史。但是，辛著同時承認：“不過（《漢武故事》）書中記述的故事，有些或有更早傳承，這也是此等著述當中往往會出現(xiàn)的情況。”那么，有無可能司馬光恰恰認為《漢武故事》中關于武帝和戾太子政見分歧的記載，正屬于有所傳承，因而可信度較高呢？我們先來看辛著所引南宋呂祖謙、王益之及明人王祎批評司馬光采信《漢武故事》這三個例子。呂祖謙《大事記解題》武帝征和二年（前91）“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條曰：按《江充傳》：“充為水衡都尉，坐法免。會朱安世告公孫賀巫蠱，連及陽石、諸邑公主，皆坐誅。后上幸甘泉，疾病，充因是為奏，言上疾祟在巫蠱?！贝恕豆珜O賀傳》所謂“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者也。余并見《通鑒》。（《通鑒》引《漢武故事》諸書，戾太子巫蠱事甚詳。如言：“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心既以為疑，因是體不平?！贝死碇厝?，蓋可信也。如載：“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訉⑼嗜?，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耸故拐偬?。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洗笈！币浴稘h書》考之，《戾太子傳》載石德畫矯節(jié)捕江充之策，止云“太子急，然德言”而已，未嘗有自歸謝罪之說也。江充特揚聲言太子宮得木人帛書，當奏聞耳，非敢如獄吏治庶僚，禁止其朝謁也。籍使充果持太子甚急，太子不得往甘泉，則亦何由能發(fā)兵乎？《劉屈氂傳》：“戾太子殺充，發(fā)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是時上避暑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fā)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長史既乘疾置，必先蘇文至甘泉。武帝聞變之始，其怒如此，必不能亮太子之無他，遣使召之事也。凡此類，皆不可盡信。）首先要說明的是，《解題》正文云“余并見《通鑒》”，恰恰表明呂祖謙對《通鑒》相關記載在整體上是認可的，注文只是補充說明其中出自《漢武故事》等書的材料，有“可信”的，也有“不可盡信”的。第二，呂氏并沒有明確說武帝與戾太子政見分歧的記載出自《漢武故事》，“《漢武故事》諸書”云云，顯示還存在其他的可能來源。第三，關于《通鑒》所引《漢武故事》等書的材料，可信和不可信的，《解題》僅僅各舉一例，而武帝與戾太子政見分歧的記載不在其中。呂祖謙考辨的方法，從這兩個例子看，不外乎兩種：是否符合情理，是否能在《漢書》中找到相矛盾或相佐證的材料。武帝與戾太子政見分歧說并沒有不合情理的地方，而《漢書》中固然找不到佐證，但也沒有和它明顯矛盾的記載。從這兩點來看，我們沒有理由斷定，呂氏認為這一說法不可信。更何況，即便呂祖謙不認同武帝和戾太子存在政見分歧，也不代表他相信武帝晚年沒有悔過。遺憾的是，《大事記》止于征和三年，是未完稿，我們無從得知呂氏對輪臺詔的明確看法，但線索并非完全不存在?！督忸}》征和三年“以高寢郎田千秋為大鴻臚”條引用了班固《武五子傳贊》：“《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受嚽镏该餍M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比缟纤?，“銷惡運”云云正暗示武帝悔過，呂祖謙引用了這一說法，難道完全沒有意識到班固的用意嗎？我們再看王益之《西漢年紀》關于巫蠱之禍的記載： 初，上晚得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會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上乃使江充入宮，掘地求蠱。充云：“于太子宮得木人尤多?！碧討郑瑪亟?，發(fā)兵與丞相劉屈氂戰(zhàn)。（考異曰：呂氏《解題》曰：“《通鑒》引《漢武故事》諸書，載其始末甚詳。如言：'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此理之必然，蓋可信也。如載：'太子曰：吾人子，……’……凡此類，皆未盡信。”今刪去之。）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漢武故事》）……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考異》曰：《荀紀》以為令狐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二者不同。《漢書》不載姓，今從之。）……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公孫賀傳》）班固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遂命將出征，而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shù)。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shù)萬，太子父子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毙乓?。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圣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鵠按：《武五子傳贊》）《西漢年紀》援引呂祖謙“《漢武故事》諸書”的說法，可見武帝與戾太子政見分歧事出自《漢武故事》的觀點，還不能算定論。同樣，和呂氏相似，王益之也只是認為《漢武故事》不可盡信，而非全不可信，因此《西漢年紀》也有采用《故事》的地方。如上引“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就出自《故事》。另外，根據(jù)王氏的注文，“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也出自《故事》。李浩先生曾指出，這句話見于《漢書·劉屈氂傳》，恰恰可以證明王益之判斷的精審。再如壺關三老茂的姓氏，荀悅《漢紀》和《漢武故事》不同，王氏也沒有因為《漢武故事》的性質(zhì)而簡單否定后者。不過，武帝與太子政見分歧的記載，確實沒有出現(xiàn)在《西漢年紀》中。辛著以為，注文所謂“今刪去之”，正是指的這一記載。筆者認為這是誤讀。首先要說明的是，整體而言，《西漢年紀》要比《通鑒》簡略得多。上引文末提到“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遂及公主”，但朱安世告發(fā)丞相公孫賀的兒子公孫敬聲行巫蠱，牽連到諸邑、陽石公主，相關記載分別見于《通鑒》征和元年、二年（源自《漢書》），卻不見于《西漢年紀》。這說明見于《通鑒》而不見于《西漢年紀》的內(nèi)容，并不一定意味著王益之否認其可靠性。事實上，王氏因懷疑不可信而“今刪去之”的部分，除了呂祖謙明確提到的太子擬歸謝不得及武帝曾遣使召太子這兩件事外，我們并不清楚是否還包括其他內(nèi)容。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文一開始就抄錄了出自《漢武故事》諸書的“上嫌其（戾太子）材能少，不類己”這一句，如果王益之不相信武帝和太子政見有分歧，這該如何解釋？筆者懷疑，武帝與太子政見分歧的記載，不是因為不可信而不見于《西漢年紀》。 我們先來仔細考察《通鑒》關于巫蠱之禍“太子兵敗”前的相關記載（粗體是與《西漢年紀》相同或相近的文字，下劃線者代表呂祖謙明確認為不可信的文字）：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chuàng)，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后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于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贝髮④婎D首謝?；屎舐勚?，脫簪請罪。太子每諫證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宮內(nèi)付皇后。有所平?jīng)Q，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屎罂志毛@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舍。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wèi)青薨，臣下無復外家為據(jù)，競欲構太子?！?/section>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后宮延及大臣，死者數(shù)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shù)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wèi)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后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奸，言上疾祟在巫蠱。于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污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zhuǎn)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為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后數(shù)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后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于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wèi)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征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沙C以節(jié)收捕充等系獄，窮治其奸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碧訉⑼嗜涑痔由跫?；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jié)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fā)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fā)長樂宮衛(wèi)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鄙洗笈?。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fā)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奸臣欲作亂?！鄙嫌谑菑母嗜獊恚页俏鹘ㄕ聦m，詔發(fā)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jié)發(fā)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jié)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fā)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jié)純赤，以太子持赤節(jié)，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jié)，令發(fā)兵。安拜受節(jié)；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驅(qū)四市人凡數(shù)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zhàn)五日，死者數(shù)萬人，血流入溝中。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眾不附太子，丞相附兵浸多。《通鑒》這么長的幾段文字，在《西漢年紀》中僅僅是上引文的第一段，總共才76個字?？梢悦黠@看出，所刊落的文字絕大多數(shù)不是因為不可信，而是《西漢年紀》力求簡略的緣故。比如上引《通鑒》首二句“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應當出自《漢武故事》諸書。而《西漢年紀》沿襲《通鑒》，這樣記載：“初，上晚得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睂ⅰ澳甓拧备臑椤巴怼?，是為了節(jié)省文字。刪去“性仁恕溫謹”，也是如此，并非認為此句話不可信。再如上引《通鑒》第三段開頭說：“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边@部分文字也出自《漢武故事》諸書，呂祖謙明確認為可信，王益之贊同其說。但《西漢年紀》僅僅記載：“會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眲h去了一半多文字。至于“埋木人祭祀之”之后的文字，顯然也不是因為不可信而刪掉的?？傊段鳚h年紀》用這一句，概括了《通鑒》整段的內(nèi)容。上引《通鑒》第四、五、六段，包含了出自《漢武故事》諸書而被呂祖謙判定為“不可盡信”的內(nèi)容，但主體部分來自《漢書》，而《西漢年紀》也僅僅記載：“上乃使江充入宮，掘地求蠱。充云：'于太子宮得木人尤多?！討?，斬江充，發(fā)兵與丞相劉屈氂戰(zhàn)?！绷攘热?，共37個字，就概括了三段的內(nèi)容。綜上所述，筆者以為，我們不能因為武帝與太子政見分歧的記載不見于《西漢年紀》，就武斷地認為王益之不相信這一說法。更可能的情況是，王氏用“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一句，概括了上引《通鑒》前兩段的內(nèi)容。換言之，王益之恰恰認可《漢武故事》的這部分記載?！段鳚h年紀》注文之所以引用呂祖謙《解題》關于《漢武故事》諸書的考證，而且強調(diào)“今刪去之”，只是為了提醒大家，見于《通鑒》但不見于《西漢年紀》的內(nèi)容，并不全是出于簡略刪削，其中有些并不可信；而不是在聲明，《通鑒》所采用的《漢武故事》諸書的內(nèi)容，凡是不見《西漢年紀》的，都不可信。 而且，不管王益之是否接受武帝與太子存在政見分歧的說法，他都相信武帝晚年曾悔過?！段鳚h年紀》征和三年載：“高寢郎長陵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毕乱喙獭段湮遄觽髻潯罚骸啊兑住吩唬?#39;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彰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币簿褪钦f，王益之將班固《武五子傳贊》分作兩處（另一處就是上引關于巫蠱之禍的記載的末尾），全文抄錄。 此外，《西漢年紀》征和四年輪臺詔條云： 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nèi)虛耗。及貳師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鵠按：全文抄錄見于《西域傳》的這份奏章，共220字。）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鵠按：摘抄《西域傳》所載輪臺詔，共304個字。）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yǎng)民也。（《西域傳》）其下又全文抄錄了上引《西域傳贊》，接著抄錄《食貨志》“以趙過為搜粟都尉”一句及代田法，光是后者就長達359個字。如上所述，《西漢年紀》文字相對較儉省，如此大篇幅抄錄《西域傳》《食貨志》和《武五子傳贊》，只能說明王益之受班固影響，認為輪臺詔及代田法代表了武帝悔過這一事關西漢國運的轉(zhuǎn)折點。最后我們來檢討為呂祖謙《大事記》作續(xù)書的明代人王祎對《漢武故事》的態(tài)度?！锻ㄨb》征和四年輪臺詔之前，還記載了一件大事： 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鄙显唬骸按篪櫯F言是也?！庇谑窍ちT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對群臣自嘆：“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jié)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p> 辛著指出，“禪石閭”以下的記載，出自《漢武故事》，并談到王祎《大事記續(xù)編》因此對《通鑒》提出了批評。辛著沒有說明的是，《續(xù)編》并非徹底否定這一記載?，F(xiàn)將相關內(nèi)容詳細抄錄如下：漢孝武皇帝征和四年春正月，帝幸東萊，欲浮海求神仙，群臣諫弗聽，大風海涌而止。（以《通鑒目錄》《稽古錄》修）……三月，帝耕于鉅定。（以本紀、荀悅《漢紀》、《稽古錄》修）解題曰：武帝一紀，征伐、宮室、祭祀、詩樂之事，無歲無之，獨農(nóng)桑之務未嘗及焉。至是，始親耕鉅定，是殆悔心之萌乎？輪臺悔過之詔，富民、搜粟之封，兆于此矣。還幸泰山。庚寅，祀明堂。癸巳，禪石閭。大鴻臚田千秋白斥遣方士候神人者。（同上）解題曰：《通鑒》載上每對群臣自嘆曰：“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jié)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贝顺觥稘h武故事》，其言絕不類西漢，《通鑒》誤取爾。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以千秋為丞相。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請?zhí)镙喤_。帝乃下哀痛之詔，不復出軍，而封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代田。（同上）解題曰：自武帝初通西域……（鵠按：此下大幅抄錄《西域傳》，尤其是全文抄錄輪臺詔630字，又接《食貨志》代田法311字。不計注文，正文共1023字，加注則為1587字。文長不錄。）《大事記續(xù)編》“禪石閭”之下明明白白記載著“大鴻臚田千秋白斥遣方士候神人者”，這顯然是對《漢武故事》的概括。王祎所謂“《通鑒》誤取”的，只是武帝所說的“向時愚惑”那幾句話。而且，“耕于鉅定”之上，還有一條記載：“帝幸東萊，欲浮海求神仙，群臣諫弗聽，大風海涌而止。”注文說明出自司馬光的著作，而據(jù)辛著研究，司馬光抄錄的還是《漢武故事》，和田千秋白斥遣方士屬于同一則記載。這說明，對于《漢武故事》的敘事本身，王祎并沒有懷疑。還值得注意的是，“帝耕于鉅定”條解題云：“親耕鉅定，是殆悔心之萌乎？輪臺悔過之詔，富民、搜粟之封，兆于此矣?！蓖醯t顯然相信武帝晚年曾悔過，認為輪臺詔和代田法都與此有關。所以，他在輪臺詔條的解題中，對這兩件事大書特書，解題之長出人意料，極為罕見。綜合本節(jié)和第一、二節(jié)的分析，可以看出，至少唐宋時期，學界主流篤信武帝悔過說，其源頭正是班固《漢書》。對于《漢武故事》，固然學者有所警惕，但并沒有斷然摒棄，而是就事論事，加以考辨，認為可信和不可信的內(nèi)容都有。具體到其中武帝與戾太子政見分歧的記載，并沒有證據(jù)可以坐實呂祖謙、王益之否定這一說法。恰恰相反，至少就王益之而言，相信這一記載的可能性更大。 我們再回到司馬光。對于《漢武故事》中的可疑史料，司馬光有充分的認識?！锻ㄨb》漢武帝元光四年（前131）十二月“論殺魏其于渭城”條《考異》云：“班固《漢武故事》曰……按《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后人為之，托固名耳?！币钅昶咴隆芭壮冉剃惢屎箪艏绤拕佟睏l《考異》：“《漢武故事》曰：'陳皇后廢處長門宮，竇太后以宿恩猶自親近。后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董偃。’按《東方朔傳》：'爰叔為偃畫計，令主獻長門園，更名曰長門宮。’則偃見上在陳后廢前明矣。”元封五年（前106）“長平烈侯衛(wèi)青薨”條《考異》：“《漢武故事》曰：'大將軍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鄙僮泳棺菀D。上遣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按青四子無坐奢淫誅者，此說妄也?！庇终骱投臧嗽隆袄魢短印睏l《考異》曰：“《漢武故事》云：'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shù)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拜鄭茂為宣慈校尉，持節(jié)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瓷先羯馓?，當詔吏弗捕，此說恐妄也?！比绻抉R光明知武帝與太子政見不合是無稽之談，卻刻意采用《漢武故事》以歪曲事實，他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漢武故事》種種不合情理之處？尤其是上引最后一處，直接涉及巫蠱之禍，是最敏感的地方，司馬光卻明確說《漢武故事》“恐妄”，難道他不擔心后人因為這一提示看破他做的手腳嗎？ 事實上，即便是呂祖謙認定不可信的《漢武故事》中太子欲歸謝而不得的說法，司馬光之所以寫入《通鑒》，也并非沒有理由?！稘h書·戾太子傳》載壺關三老上書曰：“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奸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比缟纤?，辛著承認《漢武故事》中的某些記載可能有更早的來源，而不論是呂祖謙、王益之還是王祎，也都沒有全盤否定《漢武故事》，相反都對其中的某些記載表示肯定。那么，不管壺關三老的分析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司馬光因為《漢武故事》這一記載可以得到《漢書》印證，在《通鑒》采用了這一說法，完全可以理解，無需制造陰謀論。 不過，武帝與太子政見分歧的記載確實得不到《漢書》印證，司馬光（甚至包括王益之）為何“相信”（姑且用引號）這一說法呢？筆者以為，辛著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在這（指《漢武故事》的神怪記載——引者）當中，也有一些似乎稍顯另類的記述，這就是《通鑒》所采有關巫蠱之亂的發(fā)生緣由以及對漢武帝與戾太子之間不同治國理念的描摹，這些相對比較平實自然的記述，在全書神云仙霧的背景之下，頗為引人注目?！痹谒抉R光看來，這不正表明，這一記載淵源有自嗎？加上這恰好可以和唐宋時人篤信的武帝悔過說相互呼應，司馬光將其寫入《通鑒》，容有不夠嚴謹?shù)南右?，但因此斥責他“不惜曲意橫行，不惜改變歷史的本來面目”，即便加上限定詞“一定程度上”，仍不免有失公允。更何況，如上所述，武帝與太子政見分歧事出自《漢武故事》說，尚非定論！ 附記：本文曾得孟彥弘師、曾祥波兄及三位評審專家指正，謹致謝忱！ 責任編輯 / 孫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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