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是中國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體例最為奇特，同時也是命運最為多舛與傳奇的一部類書。從這部巨著誕生到今天已經(jīng)有六百多年了，長期以來人們對它的了解與認(rèn)識有著不少以訛傳訛的地方，其中首當(dāng)其沖的，就是朱棣纂修《大典》的起因。

《永樂大典》殘卷

自從“專立異論”的小公務(wù)員朱敦儒將宋初修纂《太平御覽》等大書的原因歸結(jié)為籠絡(luò)群臣，消弭不平之氣，老死英雄于文字之間之后，人們似乎找到了一條解釋盛世修書的萬能公式。而朱棣皇位得自靖難，比起斧聲燭影的宋太宗，可以說是明火執(zhí)仗的篡竊（事實上我認(rèn)為斧聲燭影本是無稽之談，宋太宗即位在當(dāng)時的政治氛圍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而他修書自然也與老死英雄無關(guān)。由于此問題與本文相距較遠(yuǎn)，因此不展開論述），因此從明朝開始，人們就將《大典》的纂修與籠絡(luò)建文舊臣、消弭海內(nèi)不平之氣聯(lián)系起來。但是細(xì)審參與《永樂大典》纂修的人員，就會發(fā)現(xiàn)，此說大謬不然。

參與《永樂大典》編纂的前后一共有兩千多人，其中具體干活的謄錄占去了一千三百多人，纂修占去了七百四十一人，而監(jiān)修、總裁等負(fù)責(zé)人則有四十多名。謄錄皆是書手，與政局無關(guān)；纂修多是新科進(jìn)士與外聘的布衣名儒，與朝政也并無多大關(guān)系；而那四十多名的負(fù)責(zé)人則大致可以分為這么幾種情況：

第一類，朱棣親信。三位監(jiān)修中，姚廣孝是靖難大功臣，自不必說。鄭賜是原北平布政使司右參議，是朱棣的舊臣。解縉在朱棣進(jìn)入南京后迅速投靠了這位新主子，并為其起草即位詔書，從而成為朱棣心腹。此外如尹昌隆、劉叔毖、李至剛、王景、王達(dá)、鄒緝等人，都是朱棣親手提拔的親信。

第二類，永樂二年進(jìn)士。例如曾棨、楊相、余學(xué)夔等，都是朱棣欽點的進(jìn)士，所謂天子門生。

第三類，學(xué)有專長的特聘專家。例如負(fù)責(zé)醫(yī)藥的副總裁蔣用文、趙同友是由御醫(yī)調(diào)任的，都總裁陳濟是由布衣征召而來的，釋教副總裁釋道聯(lián)以僧人身份參與編纂，滕用亨因書法精妙而被舉薦，等等。

第四類，洪武朝的小官。例如總裁胡儼原為華亭教諭，副總裁梁潛原為四會知縣，高得旸洪武年間以文學(xué)授教諭，張伯穎原為廣東陽山縣教諭，梁用行、潘畿原為翰林典籍，均是芝麻綠豆大的小官。

第五類，建文舊臣。其中劉季篪是建文時的刑部侍郎，但他同時也是朱棣攻入南京時的迎附擁戴者。吳溥、李貫、楊溥、朱紘、蔣驥等人是建文二年進(jìn)士，但其中吳溥、李貫、楊溥也是迎附之人，朱紘、蔣驥則皆因永樂年間修《太祖實錄》而升遷。

以上這五類人中，前三類自然不會有什么不平之氣需要消弭。第四類即使有不平之氣，也不值得朱棣為了籠絡(luò)他們而開館修書，更何況他們一夕由小官升擢，縱然有所不平，此時也消弭的差不多了。第五類雖然是建文舊臣，但一個個輸誠擁戴不遺余力，實在難以想象他們會有什么不平要消，有什么塊壘要澆。找來找去，似乎只有一個葉砥在永樂朝仍有不平之氣需要消弭：

《吾學(xué)編·遜國臣記卷七》云：

建文元年詔求賢……召（葉砥）為翰林編修，修國史?；蛴炙]砥才任風(fēng)憲，改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坐修史書靖難事多微詞，被逮，籍其家……事白，仍與史事，書成，改考功郎中。尋副總裁《永樂大典》，侍講東宮郎中。

葉砥對于靖難之事顯然是有胸中塊壘，筆底微詞的。但是從他被逮后不久就官復(fù)原職，此后一路官運亨通來看，他的這點不平與塊壘，對于朱棣來說其實無足輕重，自然也不會要用修書來消弭了。

既然消弭不平，老死英雄不是纂修《永樂大典》的起因，那么朱棣又為何要在即位之初就急切地編纂這樣一部巨著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從《永樂大典》的實際主編解縉身上入手來尋找答案。

《永樂大典》總編解縉

解縉自幼即有“神童”之名，十九歲即高中洪武二十一年三甲第十名進(jìn)士，獲選庶吉士。同年，侍從朱元璋在大庖西室談?wù)摃r政，解縉旋即上了一篇《大庖西封事》的奏疏，深受朱元璋贊賞，從而名噪一時。

在這篇奏疏里面，解縉提到劉向的《說苑》“溺于妄誕，所取不經(jīng)”，陰時夫的《韻府群玉》“鈔緝穢蕪，略無可采”，并表示愿意“集一二志士儒英”，“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guān)閩濂洛之佳葩”，編纂一部大型的類書，以期“勒成一經(jīng)，上接經(jīng)史”。

為什么解縉要在這篇談?wù)摃r政的奏疏里面，突然提出要編一部類書的想法呢？這就要從朱元璋的讀書喜好與編書行動說起了。

朱元璋的文化程度在中國歷代開國君主中算是偏低的，但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對于修書有著一股超出常人的熱情。洪武朝三十一年的時間里面修書之多，可謂盛況空前。

從洪武元年命禮部尚書陶凱輯歷代太子諸王嘉言善行開始，朱元璋直接下令編纂的書籍經(jīng)不完全統(tǒng)計至少有以下這些：

《昭鑒錄》、《女誡》、《存心錄》、《辨奸錄》、《大明律》、《皇明祖訓(xùn)》、《孝慈錄》、《資世通訓(xùn)》、《臣戒錄》、《相鑒》、《千家姓》、《華夷譯語》、《云南志書》、《精誠錄》、《省躬錄》、《武士訓(xùn)誡錄》、《諸司職掌》、《稽制錄》、《永鑒錄》、《世臣總錄》、《醒貪簡要錄》、《寰宇通志》、《洪武志書》、《稽古定制》、《為政要錄》、《志戒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鑒戒》、《務(wù)農(nóng)技藝簡要錄》、《大誥》、《大誥武臣》、《御制詩文》、《御注洪范》、《御注尚書》、《御注道德經(jīng)》、《紀(jì)非錄》、《祖訓(xùn)錄》、《集禮》、《行移繁簡禮式》、《禮制集要》、《禮儀定式》、《教民榜文》、《鄉(xiāng)飲酒禮圖式》、《日歷》、《寶訓(xùn)》、《元史》、《漢唐秘史》、《憲綱》、《選擇歷書》、《書傳會選》、《洪武南藏》

如此大規(guī)模的修書活動，恐怕也只有他兒子，以及那位三百年后的十全大補老人可與之相媲美了。

但是朱元璋雖然修了這么多的書，但他日常翻閱的卻僅是《說苑》和《韻府群玉》二書，最多再加一本《道德經(jīng)》。

《說苑》是西漢劉向編選的一部雜史小說集，它分類記述了春秋以來到漢代的各種遺聞軼事。而《韻府群玉》則是宋元之際，江西文人陰時夫兄弟輯錄并注釋的一部以平水韻編排的辭藻典故辭典。這兩部書都是二十卷，朱元璋喜歡日常翻閱，正是因為它們篇幅適中，又便于翻檢。而從這里，解縉看到了一條嶄露頭角，青云直上的康莊大道：

朱元璋熱衷于修書，但是卻一直沒有修纂一部像前朝《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那樣的大型類書。而他平時喜歡讀的《說苑》與《韻府群玉》又過于淺陋，難以滿足為治國理政提供參考的需要。倘若自己領(lǐng)銜編纂一部卷帙浩繁，同時又切合朱元璋治國需要的大型類書，那豈不是一個迎合圣心，從而躋身皇帝核心幕僚圈的絕妙契機？

可惜事與愿違，朱元璋雖然對此事頗有興趣，但是解縉本人卻因為恃才傲物，疏狂不羈，在政治斗爭落得個慘敗，最終被朱元璋出于愛護(hù)的目的，令其回鄉(xiāng)隨父讀書，并其許他十年之后再有大用。

解縉雖然走了，但編纂類書的事情朱元璋卻未曾忘卻。洪武三十一年，他命侍讀唐愚士等編輯經(jīng)史百家之言為《類要》，可惜不久之后朱元璋駕崩，修書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朱元璋駕崩的消息令解縉驚愕萬分，他擔(dān)心十年之后再有大用的圣旨落空，顧不得母喪未葬，辭別九十歲的老父，急急忙忙趕到南京奔喪。結(jié)果不曾想，卻被人抓住把柄，彈劾他違背圣旨，不顧母喪父老，落了個不忠不孝的罪名，最終被貶到位于今天甘肅臨洮的河州為吏。

解縉拋下父母親情換來的竟是這般下場，心中的怨望憤懣自是可以想見。而這種怨恨的對象，除了彈劾他的政敵以外，可能也包括了建文帝。

貶所的凄涼是解縉難以忍受的，于是他寫信給翰林學(xué)士董倫，求其相救。而董倫也確實為他講了情，建文帝下旨召解縉回朝，授翰林待詔。表面上看來，解縉似乎是逃過一劫，否極泰來了。但實際上這個結(jié)局對于解縉來說，并不比在甘肅好多少。

要知道，翰林待詔可是一個從九品的小的不能再小的官，整個翰林院上下，也就比不入流的孔目強那么一點。而他解縉是什么人？是五歲就名滿鄉(xiāng)里的神童，是春風(fēng)得意的洪武進(jìn)士，是先帝身前“恩猶父子”的紅人。且不說官位與待遇的落差，單單是許多曾經(jīng)解縉正眼都不愿意瞧上一眼的人，現(xiàn)在一個個在翰林院里反成了他的上司，這一點就足以令恃才傲物的解待詔惱怒非常。

也正因如此，解縉對于救他回朝的董倫并無半點感激之情，待到日后朱棣勒令董倫致仕時，解縉便一言不發(fā)，冷眼旁觀。對于董倫如此，對于建文帝解縉自然也無半點感恩。因此當(dāng)朱棣攻入南京后，解縉便急忙“馳謁馬首”。而當(dāng)方孝孺拒絕為朱棣起草登基詔被夷滅十族，樓璉受命草詔后歸而自盡之后，解縉便獻(xiàn)上了他所起草的詔書。

解縉的詔書令朱棣大為贊賞，隨即就將他由從九品的待詔升擢為正六品的侍讀。當(dāng)年八月，又召解縉與胡廣、楊榮等七人入直內(nèi)閣，參預(yù)機務(wù)。永樂元年七月，朱棣下詔由解縉主持編纂《永樂大典》，十一月升解縉為侍讀學(xué)士，次年四月再升翰林學(xué)士、右春坊大學(xué)士。當(dāng)年朱元璋所許下的十年之后再有大用，終于在朱棣這里得到了兌現(xiàn)。

細(xì)心的讀者看到這里或許會問：為什么朱棣要在即位之初，政局尚不十分穩(wěn)固的永樂元年七月便迫不及待地下詔修這樣一部巨著？

首先，我們之前提到，編纂《類要》是朱元璋晚年一項未竟的工作，雖然這件工作因為朱元璋的駕崩而中輟，但在當(dāng)時朝中應(yīng)該還是盡人皆知的。作為一向以朱元璋合法繼承人自居的朱棣而言，將老爹晚年這項未竟工程更快更好的完成，是一件義不容辭，而且十分急迫的政治任務(wù)。

而更急迫的一點還在于，認(rèn)識到這件工作重要性的人不止他一個。早在建文二年，建文帝就在宮中設(shè)館，重新編纂《類要》?？偛酶挠勺约旱挠H信方孝孺擔(dān)任，而原先的主編唐愚士則降為副總裁。建文帝對此事頗為重視，賜官宴、供筆札，參與其事者無不引為榮耀，直到朱棣攻破南京為止，編纂工作一共持續(xù)了兩年左右。

而對于千方百計抹殺、銷毀建文朝一切成績的朱棣來說，這部未完成的《類要》實在是礙眼的很。對于處處以纘緒太祖大寶自命的朱棣而言，唯一的辦法就是立刻編一部全方位超越它的新書。這才是朱棣下令編纂《永樂大典》的真實意圖。

朱棣自知自己在武功上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超過打下江山的老爹，那么只好在文治上下功夫?？晌闹沃凶钊菀壮龀晒慕ㄎ牡勰欠N守文改制已經(jīng)被他自己否定了，他舉起恪遵祖制的大旗來批判建文帝，卻不曾想也束縛住了自己的手腳。那么就只剩下修書這條路可走了。

編書是朱棣否定建文改制后不得已的舉措

于是朱棣比他老爹更加瘋狂地修書，而且基本上是朱元璋修過什么書，他就要修一部超過老爹的：

朱元璋修了一堆勸誡皇子、大臣的“XX錄”，朱棣就給他們老婆修一部《古今列女傳》；朱元璋修了《昭鑒錄》，朱棣就把它擴充為《文華寶鑒》；朱元璋編了御注的《尚書》、《道德經(jīng)》，朱棣就編合計二百六十卷的《五經(jīng)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朱元璋修《臣誡錄》、《相鑒》，朱棣就修《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朱元璋修了《洪武南藏》，朱棣就修了《道藏》、《永樂南藏》和《永樂北藏》，整個一“朱三藏”；朱元璋修了《寰宇通志》、《洪武志書》、《云南志書》，朱棣就直接干脆詔修天下郡邑志書。

可見，朱棣在修書問題上幾乎快把他爸爸當(dāng)假想敵了，處處求勝，仿佛只有這樣才能媲美父皇，以塞天下悠悠之口。說到底，還是心虛。

可惜解縉這次沒有深刻領(lǐng)會領(lǐng)導(dǎo)的意圖，他領(lǐng)著一百四十七名文士，用了十七個月就把書修成了。朱棣當(dāng)然大為高興，又是賜宴，又是賜鈔，并為這部書賜名《文獻(xiàn)大成》。但是很快，朱棣就發(fā)現(xiàn)這部書距離自己的要求太遠(yuǎn)了，于是下令重修。這一次，估計是擔(dān)心書呆子解縉還不能領(lǐng)會他的意圖，于是將自己的心腹智囊姚廣孝也派去做監(jiān)修了。

為什么《文獻(xiàn)大成》不能令朱棣滿意？除了解縉沒有領(lǐng)會修書背后的用意之外，還因為朱棣給這部書定了一個很奇葩的體例。他在詔書中說，這部書要這樣編：

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tǒng)之以韻。

這可給編纂們出了一個大難題！“類聚”，就是說要將各書的內(nèi)容拆開，然后分類編輯，這是歷代編類書的老辦法。而“統(tǒng)之以韻”，則是說要將這些分類的內(nèi)容按照韻部編排，類似我們今天的音序排列。

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二者是矛盾的。原因很簡單，同一類的關(guān)鍵字不可能都在同一個韻部。你要分類，就沒法按韻部編排；你要按韻部，就沒法分類。

也真是難為解縉，最后居然硬是被他想出來了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就是“用韻以統(tǒng)字，用字以系事”：按照洪武十二年修訂的八十韻本《洪武正韻》的韻目，每韻下面分列單字，每一單字下面詳注該字的音韻、訓(xùn)釋和各種字體，再依次將相關(guān)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奇聞、詩文詞曲等隨字收載。

理論上這個方法是可行的，但在現(xiàn)實操作中卻往往難以拿捏，以致于在《永樂大典》中，常常出現(xiàn)將整篇、整卷，甚至整部書一股腦全抄在一個單字之下的情況。

朱棣為什么要設(shè)計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體例？他并不是故意給解縉出難題，因為他比誰都想早點把書修好。我們回想一下最一開始，解縉為什么要向朱元璋建議修類書？是他看到朱元璋日常喜歡翻閱《說苑》和《韻府群玉》兩部質(zhì)量不高的書，從而發(fā)現(xiàn)了以修書進(jìn)階的可能。

而《說苑》和《韻府群玉》，正好一個是分類匯編，一個是按韻編排。朱元璋的這個閱讀愛好也隨著解縉的《大庖西封事》名震一時而廣為人知，現(xiàn)在朱棣要繼承父志來修類書，那么自然要把老爹愛好的這兩本書合二為一，至于編起來有多么困難他就不管了，那是解縉要操心的事。

《永樂大典》從開館到定稿，一共只用了五年的時間，在這么短的時間內(nèi)修成了這樣一部多達(d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裝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四億五千萬字的空前巨著，可謂神速。朱棣借此書超越父親，抹殺建文的目的得以實現(xiàn)。

但有一件事依舊令他郁悶，那就是《永樂大典》太過龐大，以致于無法印刷。后世雍正朝修成的《古今圖書集成》也多大一億六千萬字，借助銅活字技術(shù)，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印刷完成了。

可是眼下是明初永樂年間，銅活字還沒有誕生，木活字和泥活字印出來的書又實在太不美觀，因此要想刊印《永樂大典》，唯一能選擇的只有雕版這一種方式。而一個熟練的雕版工人，一年大概只能刻二萬字左右。

以永樂年間編纂的另一部大書《道藏》為例，《道藏》全書大約三千萬字，刊刻用了近十六年的時間，以此類推，如果用雕版的方式來印刷《永樂大典》，需要將近250年的時間才能將全書雕完。換言之，就算從永樂五年定稿當(dāng)年就開始雕版，那么一直雕到李自成打進(jìn)北京也雕不完。

《永樂大典》除了體例怪、篇幅大之外，另外一項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內(nèi)容廣。朱棣對《大典》的要求是“凡書契以來經(jīng)史子集百家之事，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yī)卜、僧道、技藝之言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這一點確實與眾不同，因為陰陽、醫(yī)卜、技藝等方面的書，除了少量隋唐前的經(jīng)典著作外，歷來的類書，無論官修私修都基本不予收錄。道教與佛教經(jīng)典雖然收錄，但分量都很少，例如《太平御覽》長達(dá)一千卷，而其中釋、道兩部加起來還不到三十卷。而《永樂大典》中不但大量地收錄這些著作，而且朱棣還親自叮囑要“毋厭浩繁”，看上去好像朱棣有著不同于其他君王的文化胸懷。

但同樣是這個朱棣，卻在永樂九年對當(dāng)時的戲曲表演下達(dá)了極為嚴(yán)苛的禁令：“凡樂人搬作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節(jié)烈、先圣、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扮者同罪?！彼坪踔澳莻€博大的胸懷一下不見了。因此，《永樂大典》這種異常廣博的收錄范圍，實際上還是出于朱棣在文治上超越老爹，甚至遠(yuǎn)邁唐宋的心理。

如果還是像前朝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那樣以儒家正統(tǒng)文化為主體，以經(jīng)史文章為核心，那么編出來的書篇幅就很有限，難以符合朱棣的預(yù)期，因此必須采取這種拾到籃里都是菜的方法，才能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nèi)修出這樣一部四億五千萬字的煌煌巨制。

雖然朱棣本人的文化胸懷可能未必有多么寬廣，但在編修《永樂大典》的過程沒有出現(xiàn)過一起禁書、毀書的文字獄，對選錄的圖書沒有做任何有意的篡改，連需要的參考書籍也基本上是由朝廷出資收購，而沒有以權(quán)力威逼利誘藏書家們自愿捐獻(xiàn)，比起三百年后的十全大補老人，這位成祖文皇帝還是要不知高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