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變”，是中國文學藝術(shù)史的一個傳統(tǒng)術(shù)語。“經(jīng)”指佛經(jīng)。佛經(jīng)原文是古印度的梵文。佛教傳入中國后，梵文的佛經(jīng)經(jīng)由歷代高僧逐步翻譯成漢語。但是由于文字艱澀，涵義深奧，普通民眾難以通曉。僧侶們?yōu)榱讼虼蟊娦v佛理，往往將佛經(jīng)中的一些故事抽出來，改編成通俗易懂的說唱文字，稱之為“變文”。后來，依據(jù)佛經(jīng)繪制的圖畫也被稱作“經(jīng)變”、“變相”，或簡稱“變”。經(jīng)變畫是唐代敦煌壁畫的重要內(nèi)容。

“維摩詰經(jīng)變”，是唐代廣為流傳的經(jīng)變故事，源自十六國時期的高僧鳩摩羅什翻譯的《無垢稱經(jīng)》（即《維摩詰經(jīng)》）。因其內(nèi)容頗具文學性、戲劇性，被胡適稱之為“半小說半戲劇”的佛經(jīng)作品。

維摩詰原本是已經(jīng)得道的菩薩，他轉(zhuǎn)世來到吠舍離城，成為一位善解法相、辯才非凡的居士。他雖身處俗世，家財萬貫，妻妾成群，卻一心求禪，常出入巷閭集市、酒肆青樓等世俗場所，以種種方式接近民眾，宣傳大乘佛教。一天，釋迦牟尼佛講法，維摩詰“稱疾”未至。釋迦佛派弟子前去探望，但是諸弟子都懼怕維摩詰的辯才不敢去，唯有“智慧最勝”的文殊師利菩薩慨然“承佛圣旨，詣彼問疾”。隨去的還有菩薩諸弟子、帝釋、天王，以及人間的國王、大臣、名流們。這一大群人跟著去向維摩詰“問疾”，其實是想觀看文殊菩薩與維摩詰的辯論，也就是“觀法”。

果然，文殊和維摩詰一見面，就從“病因”開始，展開一系列令人燒腦的哲學辯論，借機闡述了佛教大乘空宗的哲學理論。由于維摩詰能言善辯，聰慧過人，具大神力而折服了文殊師利。

據(jù)研習佛教理論的人講，這部《維摩詰經(jīng)》，算得上是研習佛理，由小乘佛法（個人修行）上升到大乘佛法（普度眾生）的“指導手冊”。

敦煌莫高窟中，“維摩詰經(jīng)變”是比較重要的經(jīng)變璧畫，保存下來的有30多璧。唐代的維摩詰經(jīng)變畫多以“問疾”為中心，概括表現(xiàn)其他內(nèi)容。主要部分畫的都是維摩居士憑幾坐在榻上，和前來問候的文殊師利遙遙相對，在他們四周，圍滿了隨文殊而來的菩薩、天王和人世間的國王、大臣等，畫面人物眾多、情節(jié)豐富，構(gòu)圖飽滿。

郵票《敦煌壁畫（第五組）》（志號1994-8），第二枚“維摩詰”圖，采用了盛唐時期的第103窟“維摩詰經(jīng)變”璧畫的局部。畫面中維摩詰坐于榻上，身披紫裘，白練裙襦，一膝支起，左手撫膝，右手執(zhí)麈尾（注意：不是扇子），上身略前傾，蹙眉張口呈辯說狀。他目光深沉，眉頭緊蹙，似乎略帶病容，卻又顯得安詳自信，以一種從容不迫、侃侃而談的情態(tài)，同文殊菩薩進行激烈的辯論。

注意觀察維摩詰的形象，除開其面部須髯戟張，頗具“胡人”特征外，其衣著舉止，完全是一副漢人士子的做派。而且畫中的人間帝王畫像，也全是吳道子的畫風。因此人們認為，這類“維摩詰經(jīng)變”畫，是最先中國化了的的佛教畫，也是佛教中國化的見證。（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維摩詰題材就成為了畫家描繪的對象。例如，東晉畫家顧愷之就在大瓦棺寺畫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幾忘言之狀”的維摩詰像。）

不僅如此，“維摩詰居士”也成了古代的文人士子們推崇的“榜樣”。本來，深受中國本土儒家“入世”思想熏陶的士子，對外來佛教的“出世”思想也是頗為欣賞的。但是，佛家“削發(fā)修行”的儀軌與儒家“身體發(fā)膚受諸父母”的觀念有沖突?，F(xiàn)在有了這個維摩詰，既能享受世俗的生活福利，又能以“居士”的身份研習佛理達到至高的境界，文人士子們何樂而不仿效？大詩人王維取字為“摩詰”，名和字連起來就是“維摩詰”，故而人稱“詩佛”。以“居士”為號的文人更是不少，青蓮居士（李白）、香山居士（白居易）、東坡居士（蘇軾）、易安居士（李清照）等都是佼佼者，而王維則自號摩詰居士。

木訥叟柏森記于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