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實、界域與方法

【摘要】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當代的“世界性新生事物”，具有強烈的遺產政治學的色彩。我國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強力推動的“非遺保護”包含著在世界彰顯“東方價值”的戰(zhàn)略意圖，取得了偉大成就。然而，從學科角度看，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關涉的范圍寬，邊界廣，內涵多，形式雜，與相關學科交錯、交叉、交集現(xiàn)象嚴重。如何建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科性，需要在方法論，尤其是在方法上有所側重。面對當今學科細化的趨向，整合性的方法特別值得提倡，比如博物民族志。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實；界域；方法；博物民族志

從知識考古的角度，英文“遺產”（heritage）與繼承、繼續(xù)（inheritance）同源。語義有兩層意思：（1）指那些確指的、過去存在的或可以繼承和傳續(xù)的事物；（2）由前輩傳給后代的環(huán)境和利益^①。中文在歷史上沒有今天所謂的“遺產”一詞，但有“遺”有“產”：前者指過去遺留和遺存，后者指“生產”“財產”等。綜合上述基本特點，遺產概念包括3個基本要件：（1）遺留物。主要指人們所理解、所認同的、由上輩留下的財產。（2）繼承關系。指由某一個特定的民族、部族、宗族、家族、性別或個人在歷史中所形成的代際關系和繼承關系。（3）責任和義務。遺產的繼承者在獲得繼承權的同時，也被賦予相應的責任和義務，以確保遺產在一個共同認定的范圍內存續(xù)。比如在傳統(tǒng)的父系制社會里，一般形成由父系制血統(tǒng)為線索的男性繼承原則。具體而言，財產只由嫡系男性繼承，但繼承者有責任和義務守護好所繼承的遺產，并傳襲給下一代。

雖然人們對遺產有一個大致相同的認識，但在不同文化體系中的表述邊界并不完全重合、重疊。比如在法語中的héritage概念與英文heritage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不包括遺贈的財產；法國人在生活中的使用頻率也不高，他們偏愛使用patrimoine。西文中的patri強調父系，所以這一概念表示遺產繼承中的父系傳承原則。這種情況與我國古代相似，強調在宗法制度范圍內的財產男性繼承原則。

同樣，即使是世界上不同的國際組織和機構，出于對專業(yè)特點的強調，對遺產的定義也存在差異。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作如是說：

作為一個寬泛的概念，遺產既指那些有形的遺存，包括自然和文化的環(huán)境、景觀、歷史場所、遺址、人工建造的景物；亦指無形的遺產，包括收藏物、與過去相關的持續(xù)性的文化實踐、知識以及活態(tài)化的社會經歷。^②

最具權威的定義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的界定：

“文化遺產”包括：

文物：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畫、具有考古性質成分或結構、銘文、窟洞以及聯(lián)合體；

建筑群：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huán)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筑群；

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lián)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③

眾所周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2年通過上述公約的目的是為了有效保護文化與自然遺產。具體目標是建立保護行動方案中的操作指南。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語境的變化，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保護遺產實踐中發(fā)現(xiàn)，僅以“文化/自然”二分法來劃分遺產是不夠的，在“文化遺產”的分類和表述上過于籠統(tǒng)，需要不斷地加以充實。所以在此后的幾十年實踐中更趨完善，特別是在2005年新版的《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中增列了4種類型：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s）、歷史城鎮(zhèn)及城鎮(zhèn)中心（Historic Towns and Town Centres）、運河遺產（Heritage Canals）和線路遺產（Heritage Routes）。并在20世紀末葉、21世紀初葉醞釀、討論、增加、試行了“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分類和名錄（名冊），從而開拓了一個重要的文化遺產領域。

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過于龐雜，包含了大量混雜性的認知、價值、觀念、表述。所以，即使在今天，世界上的不同國家在使用這一概念的時候，認知邊界和語義范疇并不完全相同。其中除了物質（material）和物質性（materiality）的基本內涵外，還受到某一種具體的遺產類型的影響，比如由于受到美國“物質遺產”（physical heritage）概念的影響^④，在1982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內部便特設了一個“非物質遺產”（non-physical heritage）部門，專門處理相關的事務，從而出現(xiàn)了“物質遺產/非物質遺產”的概念和分類。后來，受到日本無形文化財?shù)冗z產保護法的一些概念和分類，即“有形遺產/無形遺產”（tangible heritage/intangible heritage）的影響，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2年正式將原來的“物質/非物質”分類名稱改為“有形/無形”遺產。我國則使用“物質/非物質”的概念和譯名。

就性質而言，“非物質性”原本包含了強烈的政治話語，因為它是相對“物質性”而言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曾經通過《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例》（1998），有學者認為其包含著復雜的意思，首先是政治話語范疇內的“斗爭”，其中一個原因是非物質遺產事務使西方國家感到不舒服^⑤。西方國家的這種“不舒服”來自于以“非西方國家”，特別是以“東方文明”為代表的非物質遺產對西方近代工業(yè)、技術和以物質主義為主要表現(xiàn)的遺產“話語”提出了挑戰(zhàn)。從這個意義上，非物質遺產中“非物質性”的對立形態(tài)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物質性”（materiality），并在遺產類型上以“兩分制”（dichotomy）加以區(qū)分^⑥，即盡管有“物質/非物質”的內涵，但已經不是遺產本身所具有的“物質性”，而是東方的“非物質”與西方的“物質”話語之間的對峙關系。

因此，為了弄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和范疇，我們有必要對相關概念進行梳理和辨析：

物質遺產/非物質遺產（physical heritage/non-physical heritage），主要是美國遺產體系（國家公園）所使用的概念，偏向于指示國家公園的自然形態(tài)^⑦。

物質遺產/非物質遺產（material heritage/immaterial heritage），主要是近代歐洲工業(yè)革命以降的物質主義主導價值，與歐洲自工業(yè)革命以降的“物質主義”價值觀一脈相承。

有形遺產/無形遺產（tangible heritage/intangible heritage），是現(xiàn)在聯(lián)合國通用的概念，其中滲入一些日本遺產體系的因素和作用。

物質遺產/精神遺產（physical heritage/spiritual heritage），是傳統(tǒng)認知哲學的基本分類，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基本分類。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精神”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比如《淮南子·精神訓》：“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體者，所稟于地也?！?/span>^⑧

物態(tài)遺產/心態(tài)遺產（material culture/mental culture）是人類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早在1871年所著的《原始文化》中將文化劃分為物質的（material）相關的觀念、想法、語言、方法、故事、藝術，等等，以對應心智（mental）^⑨。這是西方人類學最早對有關“物態(tài)/心態(tài)”文化的二元分類所使用的概念。

由此可知，以遺產類型的表述上看，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政治因素，特別是代表后殖民的“東方主義”覺醒，表現(xiàn)出以“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對應和對抗“西方主義”的現(xiàn)代遺產（工業(yè)遺產、技術遺產以及物質主義相關遺產）的文化自覺行為。所以，對我國而言，將其譯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或“無形文化遺產”的討論，已經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這一概念反映了“東方文明”通過對“物質”的價值、認知和表述差異，凸顯在國際舞臺上對“遺產話語”的爭奪，同時彰顯“大國崛起”特殊的歷史語境表述。

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特別在表述語義上，并不是一開始就實行現(xiàn)在的分類原則，而是沿襲以往學術界所習慣的分類方法，即在傳統(tǒng)民間文化的基礎上進行統(tǒng)合。比如在1989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民間創(chuàng)作建議案》中有過這樣一種概說與分類：

民間創(chuàng)作（或傳統(tǒng)的民間文化）是指來自某一文化社區(qū)的全部創(chuàng)作，這些創(chuàng)作以傳統(tǒng)為依據(jù)、由某一群體或一些個體所表達并被認為是符合社區(qū)期望的作為其文化和社會特性的表達形式；其準則和價值通過模仿或其他方式口頭相傳。它的形式包括：語言、文學、音樂、舞蹈、游戲、神話、禮儀、習慣、手工藝、建筑及其其他藝術。^⑩

1997年11月，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第29屆會議上通過了《宣布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申報書編寫指南》。也就是說，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上述表述和分類才被“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所取代。后考慮到“人類口頭”原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內容、形態(tài)和形式，在2003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正式的官方用語和操作概念，并于2006年正式實施。它包括以下5個基本方面：（1）口頭傳統(tǒng)和表現(xiàn)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表演藝術；（3）社會實踐、儀式、節(jié)慶活動；（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傳統(tǒng)手工藝。

面對這樣的分類，一個難題隨之而出：“非遺”領域的邊界究竟在哪里？從操作的角度看，這一問題似乎并不突出，絲綢就是絲綢，戲曲就是戲曲，很具體、很實在?？墒亲鳛檎J知分類和學科研究范疇，卻難以找到公認的學科歸屬。這也是迄今我們在科制上、學科上還沒有一條公認邊界的原因。按照上述的分類，非遺在學科上與民俗學、民族學、人類學、考古學、藝術學、文學、歷史學、建筑學等皆有交集、交錯與交叉。中國的非遺名錄還與農學、天文學、地學、數(shù)學等聯(lián)系在一起，比如二十四節(jié)氣、珠算、建筑技藝等。每一個學科與非遺的關系也都可能形成獨特的“關系鏈條”。

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之所以在較長的歷史時間里沒有將非遺置于新的分制領域，而是將其與民俗學拉在一起，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上述的困難。從大的范疇看，非遺與民俗（學）關系密切。在西方，“民俗”（Folklore）系由兩個詞合成，即Folk和Lore，原義為“民眾的知識”或“民間的智慧”（the lore of the folk），并逐漸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和學科。雖然歐洲各國以及不同學派對其意義和理解上存在差異，邊界也不完全一樣，但并未抵觸“民眾”“民間”“傳統(tǒng)”等基本語義^?。美國著名民俗學家阿蘭·鄧迪斯提醒人們，“民俗”不僅具有地方性，連“概念”都是地方的。因此，F(xiàn)olklore既指研究的材料，也指研究本身^?。民俗學凸顯地方鄉(xiāng)土。這一表述與人類學家格爾茲所說的“地方知識”與“民間智慧”頗為吻合^?，強調“地方文化的多樣性”。

在中國，“民俗”被賦予特殊的內涵和特別的意義?！懊袼住迸c“風俗”的表述和含義交叉，有時可以互用^??，F(xiàn)在，人們經常將風俗視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生活，也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事實上，我國古代的“風”與“俗”不是同類詞，而是對照、對應詞。《漢書·地理志》中說：“上之所化為風，下之所化為俗?！薄八住弊质切温曌?，由意符的“人”和聲符的“谷”兩部分組成，表示人不斷學習重復進行的意思，即習慣，同時反映出傳統(tǒng)農耕文明的背景。從古代文獻記述的基本意思看，古今承襲了“民俗”的基本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俗與非遺具有學理上的天然關聯(lián)，二者在當代的世界遺產事業(yè)中走得近，亦屬常理。

民俗與非遺的不解之緣，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歷史上，又與保護民俗的“知識產權”巧合性地走到了一起。事實上，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遺產事業(yè)的發(fā)端也與民俗性知識產權的保護關系密切，并導致了一系列的活動，產生了一系列具有法律、法規(guī)性質的文件、文書。1989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主管部門提出了《保護民間創(chuàng)作建議案》，這是多年來為全球非物質文化遺產建立法律保護體系而努力的結果。歷史記錄下了相關的線索^?（表1）。

從寬泛的意義上說，“民俗”是民眾生活的照相。然而，“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果只是“民俗”的寫真，鮮活倒是鮮活，卻在學科邊界上讓人感到過于寬泛，并超出了“民俗學”的范疇。從認知角度上看，文化遺產傳承的“無形性”（intangibility）被認為是無形文化遺產的根本品性。它與人類早先的“非可視性”（invisibility）、“非物質性”（immateriality）、“非有形性”（incorporeality）和“非聯(lián)系性”（disconnection）存在和表現(xiàn)形式交織在一起^?。史密斯等人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無形性”（intangibility）是一種重要的理解路徑，它包括4個相互關聯(lián)的內容：（1）現(xiàn)實是其核心，遺產只不過是一種飄移性無形價值附著于地方和事件之上的意思和意義表述，“無形只能通過無形來理解和解釋”^?。（2）遺產“無形性”也表現(xiàn)在受到社會和文化的影響。（3）遺產“無形性”同時表現(xiàn)為一種現(xiàn)代建構，其中包括話語政治對遺產的各種作用和作為。（4）遺產的“無形性”反映了遺產記憶中的各種關系，特別是特定的族群^?。

值得特別提示的是：在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和范疇的原型中，包含著東西方對“宇宙”（不同的時空觀）認知上的巨大差異。我國對于“宇宙”的解釋為：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日本學者荻野昌弘認為，日本與西方的文化遺產存在著“時間意識”的差異：“因此，傳統(tǒng)技藝并不是將過去的遺產原汁原味地保存，而是應該把過去曾經存在的東西及過程進行'現(xiàn)在化’的呈現(xiàn)。”^?同理，中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潛存著中國傳統(tǒng)對宇宙的特殊認知、理解和實踐，并成為“東方價值”的代表性表述。

邏輯性地說，非遺研究的方法與非遺所屬領域之難題是連帶性的，因為特定的方法與特定的分類分不開。當人們把絲綢制作技藝、茶葉制作技藝、山歌、火鍋制作技藝、珠算、剪紙、昆曲、十二木卡姆等置于同疇，定然會有“望洋興嘆”的感受、“一籌莫展”的感覺。如果說，從方法論的大視野看，即認知世界的角度和研究原則——實事求是，非遺的所屬領域的研究法具有共性的話，那么，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則可能迥異。我們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具體分析需要借助具體方法?，F(xiàn)在的問題是：研究非遺的方法是什么？

眾所周知，每一個學科都有相應的方法。比如人類學的參與觀察、社會學的問卷與統(tǒng)計、民俗學的采風、農業(yè)生產中的灌溉法等，各有其法。但由于非遺之“跨域—跨界—跨科”特性，其學科歸屬暫且難有共識，所以，要取得對方法的共識性理解與實踐性一致性應用，就需要進行“融合—整合—化合”的創(chuàng)新，同時借助相應、相關的學科方法。而方法與分類密不可分，分類又與特定的體系分不開。中國語境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自然有屬于中國獨特的遺產體系，人類學家涂爾干和莫斯在《原始分類》一書中有一章專門闡述中國的體系與分類的關系：

在這些分類類型中，最引人注目、最富有啟發(fā)性的杰作，就是中國的察天文、觀星象、利用地磁和星術來進行占卜預測的體系。這個體系所依托的歷史，可以回溯到最為久遠的過去，它肯定比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可信的斷代文獻還要源遠流長。

……

該體系所依據(jù)的最基本的原則之一，是在四個基本方向上的空間劃分。在這四個區(qū)域中，每個區(qū)域都由一種動物主管，并且以這種動物的名字來命名。青龍為東、朱雀為南、白虎為西、玄武為北……每個方位點之間的區(qū)域又一分為二，結果總共就有了對應于八個羅盤方位的八個分區(qū)。這八個方向，依次與八種力量緊密相聯(lián)，由畫在堪輿羅盤中心的八個三連符號來代表（即八卦——筆者）。

……除了根據(jù)這八種力量的分類以外，還有一種分類，把事物分配于土、水、木、金和火五大要素的名目之下。不僅萬物都根據(jù)它們的組成物質或者它們的形式而與要素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且，歷史事件、地形地貌等也都與這些要素相關。

……中國體系中最后還有一項復雜的內容仍有待闡述，這就是像空間、事物和事件一樣，時間本身也構成了分類的一部分。四季對應于四方。每個區(qū)域又一分為六，這樣，二十四個分區(qū)就自然而然地對應中國人一年中的二十四個節(jié)氣了?！瓍^(qū)域、季節(jié)、事物和物種的分類支配了中國人的全部生活。^?

這樣的總結大體上是正確的，即天人合一、天圓地方、陰陽八卦、二十四節(jié)氣等構成了中華文明重要的元素構件和分類形制。這樣，“文明—體系—分類”就成了一個重要的認知前提。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討論某一種現(xiàn)象的時候，包括文化的、歷史的、社會的和藝術的，都脫離不了與分類體系的關系。也可以反過來說，當我們在分析某一種文化體系的時候，如果缺乏獨立和特殊的分類視野，便很難確立和表明其特色和特點。因此，首先要確立非遺的文化遺產學背景學科，既然這一學科邊界是多維的、交叉的和協(xié)同的，那么，選擇一種整合性強的學科方法，如果非要選擇方法的話，那么，博物學民族志方法最為契合^?。

“博物學”是一門專門研究人類以外生物物種的關系學科（比如“進化”）。研究中對自然進行分類是這一學科的常識和常態(tài)。在這個領域，林奈分類非常有名。在林奈之前，人類始終處于生物學世界的中心。林奈體系的革命性在于人類地位的轉變，人類只是生物學世界中的一個物種。由于此前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命名法則，各國學者都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命名植物，致使植物學研究困難重重。其困難主要表現(xiàn)在3個方面：一是命名上出現(xiàn)的同物異名、異物同名的混亂現(xiàn)象；二是植物學名冗長；三是語言、文字上的隔閡。林奈依照雄蕊和雌蕊的類型、大小、數(shù)量及相互排列等特征，將植物分為24綱、116目、1000多個屬和10000多個種。綱（class）、目（order）、屬（genus）、種（species）的分類概念是林奈的首創(chuàng)。林奈用拉丁文定植物學名，統(tǒng)一了術語，促進了交流。

林奈的重要貢獻是建立了一套分類體系，即林奈體系。這說明分類體系對于博物學的重要性。當代學術史上有一件重要的軼事：法國學者福柯的《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正是受到中國“某一部百科全書（博物志）”分類的啟發(fā)。這部百科全書寫道：“動物可以分為：（1）屬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馴順的，（4）乳豬，（5）鰻螈，（6）傳說的，（7）自由行走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類中的，（9）發(fā)瘋似地煩躁不安的，（10）數(shù)不清的，（11）渾身有十分精致的駱駝毛刷的毛，（12）等等，（13）剛剛打破水罐的，（14）遠看像蒼蠅的。在這個令人驚奇的分類中，我們突然間理解的東西通過寓言向我們表明為另一種思想具有異乎尋常魅力的東西，就是我們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即我們完全不可能那樣思考?！?/span>^?也就是說，后來成為經典之作的《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正是?？率艿街袊糯牟┪飳W分類的啟發(fā)而寫成。

綜合觀之，既然非遺屬于跨域—跨界—跨科之新學科，那么我們就需要重新借助學科—學理—學問之綜合，同時探索出一些適合的方法。筆者認為以下幾種方法可供參考：

（一）博物民族志方法

非遺具有內容豐富、邊界寬廣、形式多樣、活態(tài)變遷等特點，現(xiàn)行一般性學科方法并不完全適用，雖然那些特定類型原都有“古法”，比如絲綢自古就有自己的絲織技術與方法^?，但對于非遺作為一個新型學科形制塑造而言，總體上需要有一個融合性—介入式方法，而博物學的方法原本就是從多學科交叉應用的角度總結出來的一套方法，在目前學科細化、小化的趨勢中值得特別推薦。但由于傳統(tǒng)的博物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人類以外的其他物種，所以針對非遺作為人類特有的遺產類型，需要增加人類學民族志的方法，特別是參與觀察法。也就是說，博物學的方法主要對人類以外的生物物種的關系探索之法，而民族志則是人類學作為研究“人”的特定方法。博物民族志正是將兩者合二為一。

（二）非遺綱目譜系法

科學與學科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即科學是整體，學科是部分；科學是原則，學科是對原則的實踐；科學是命題，學科是對命題的求證；科學講述方法論，學科則以方法兌現(xiàn)。從方法的角度看，每一個學科都有學科所屬的方法。每一個學科也都形成了特定的譜系學。譜系學以分類為基礎。如果非遺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那么，特殊的綱目譜系學需要建構。所謂“綱目”，指概要或細則。綱，概要、主干；目，細則、分支。林奈的博物分類方法和分類原則，奠定了科學生物分類的基礎，即用7個等級將生物逐級分類：界、門、綱、目、科、屬、種，從大到小，形成譜系。我國古代亦有自己的綱目譜系，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即為范例。由是觀之，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綱目譜系急需建構。

（三）方志形態(tài)之法式

非遺的形態(tài)多樣，而且絕大多數(shù)與地方、區(qū)域存在著特殊關系。類似于飲食中的地方菜系和地方口味。這也是人類學家格爾茲強調的所謂“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即使是某一種以非遺共名的名錄，也都有“地方”的獨特性，比如同樣的菜系，我國有所謂的“八大菜系”“十大菜系”之謂，皆為“產地”。既然絕大多數(shù)的非遺都有獨特的地方性，那么，地方志——專門記錄地方情況的史志，不僅是人們需要深入了解的內容，以建立特定非遺的歷史“知識樹”，并續(xù)之以當代歷史表述線索。在方法上，方志側重于記錄非遺獨特的地方內容。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如果有些非遺屬于某個家族、氏族傳承的特殊產物，那么，族譜也是一個需要了解的內容。

（四）數(shù)字介入之方法

當今之世，數(shù)字化已成學科，特別是新學科信息貯存的重要方式。數(shù)字化，即是將許多復雜多變的信息轉變?yōu)榭梢远攘康臄?shù)字、數(shù)據(jù)，將這些數(shù)字、數(shù)據(jù)建立相應的數(shù)字化模型，并將其編碼化、代碼化，再通過計算機進行處理，使之數(shù)字化。非遺作為從過去沿襲下來的形式和形態(tài)，今天需要借助科技轉化的方法和形式，特別是那些具有相對固定的傳承工藝、模型等，更需要借助數(shù)字化的方式進行保護和保存。同時，數(shù)字化與博物館展示法相輔相成，在今天已經成了實驗與實踐非遺的記錄、展示、傳承的重要手段，對于民眾的教育、師生的研學、游客的觀賞等，都是很重要的手段。

（五）分析整合并行法

分析與整合從來是向不同的兩極運動，分析越是細致，越需要整合。仿佛一輛汽車，零件是“分析”的，不同零件組裝起來是“整合”的，缺一不可。無論是學科發(fā)展、方法更新抑或是新資料的出現(xiàn)，都需要從一個新的高度加以整合。特別是人類學，作為一個講求整合（holistic）的學科，需要特別突出主客—現(xiàn)場—活態(tài)關系。筆者之所以強調民族志方法，除了民族志需要當事者到現(xiàn)場進行“田野作業(yè)”（fieldwork）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民族志是新出現(xiàn)的跨學科現(xiàn)象”^?。既然非遺是跨學科、跨領域的新學科，那么，求取跨學科、跨領域之方法也勢在必行。

（六）多證據(jù)考據(jù)之法

綜合而論，科學研究所遵循的原則就是以各種方式、方法和手段以獲取盡可能多的材料去證明和說明所設命題?！岸嘀刈C據(jù)法”無疑是非遺研究的發(fā)展方向。因此，追蹤學科與學術道路，“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這也成了傳統(tǒng)中國傳統(tǒng)經學所講求的問學方式，對于非遺研究而言尤其重要。以非遺的分類形態(tài)觀之，按照聯(lián)合國的相關分類，需要將口述、表演、風俗、知識、實踐、手工全都囊括。這也要求在取證方面，將諸如文字、口述、聲音（音聲）、儀式、表演、器物、體姿、色彩、刻畫、服飾、飲食、風土（水土）等皆作為考查范圍。重要的是，形成關聯(lián)性“證據(jù)鏈”。

概而言之，方法論與方法是科學與學科的重要依據(jù)和組成部分。非遺作為新興學科的范式，也應該確立和建構特定的學科方法以配合學科研究。這也是非遺作為一門新學科建構的重要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