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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至（1905年9月17日—1993年2月22日），原名馮承植，直隸涿州（今屬河北）人，現(xiàn)代詩人、學(xué)者。被魯迅稱為“中國最優(yōu)秀的抒情詩人”。曾執(zhí)教于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xué)，北京大學(xué)。代表作《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杜甫傳》等。
馮至在《祝<草堂>創(chuàng)刊并致一點希望》中這樣寫：“我個人在青年時期，并不了解杜甫，和他很疏遠，后來在抗日戰(zhàn)爭流亡的歲月里才漸漸與他接近，那時我寫過一首絕句：'攜妻抱女流離日，始信少陵句句真。不識詩中盡血淚，十年佯作太平人。’從此杜甫便成為我最愛戴的詩人之一，從他那里我吸取了許多精神上的營養(yǎng)。”
杜甫為何被稱作“詩圣”，其作品為何能流傳千古，于我們又能有什么樣的精神啟迪，馮至先生這篇作于1945年時的《杜甫和我們的時代》也許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發(fā)——
 杜甫的死年距離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一一七五年。在這長久的時間內(nèi)，中國經(jīng)過許多變化，我們眼前的世界自然不是杜甫所看過的世界了，但是杜甫這個名字對于我們卻一天比一天更為親切起來。尤其是近幾年，雜志上常常見到關(guān)于杜甫的文章，書局里有關(guān)于杜甫的書籍出版，學(xué)術(shù)界也常有關(guān)于杜甫的講演，使人感到，撥開那些詩話與筆記之類在他周圍散布的云霧，露出他的本來面貌與真精神的時日好像快要到了。
一個過去的詩人在百年后，甚至千年后，又重新被人認識，又能發(fā)生作用，在文學(xué)史上是數(shù)見不鮮的事，人們把這現(xiàn)象稱作“某某的再生”。所謂再生，按照情形的不同，有的由于“同”，有的由于“異”；前者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在過去某某詩人的身上發(fā)現(xiàn)相同點，起了共鳴，后者是一個時代正缺乏某某詩人的精神，需要他來補充。
以近三十年而論，在民國十年左右，青年人的情感經(jīng)過“五四”運動得到解放，但是無論在政治上或社會上以及兩性的關(guān)系上都不易尋得出路，于是陷入感傷的或彷徨的狀態(tài)，所以后主詞，《漱玉詞》，甚至《飲水詞》和《兩當軒集》都成為當時一般青年心愛的讀物。這是由于“同”。至于同時興起的對于屈原的不斷的研究與推崇，可以說是由于“異”，因為《楚辭》里那樣豐富的想象，強力的表現(xiàn)，濃摯的深情，正是當時所缺乏的。 再以介紹西洋文學(xué)而論，在為自由而戰(zhàn)斗的高潮中，誰不會神往于拜倫的英姿呢，等到情感泛濫得不可收拾時，歌德也有人感到需要了?！@“同”與“異”的兩個因素，我們不愿意估計它們價值的高下，但如果我們給它們下一個比喻，那應(yīng)由于“同”者，有若尋友，由于“異”者，有若求師。尋到了朋友，可以哀樂共享；可是得到了良師，就不是那樣簡單了，自己還要經(jīng)過長期的努力，才能有所獲得。 現(xiàn)在我們虛心和杜甫接近，因為無論由于同，或是由于異，我們兩方面都需要他。在“同”的方面，我們早已片斷地認識杜甫了；當國內(nèi)頻年苦于軍閥的內(nèi)戰(zhàn)，非戰(zhàn)思想最普遍時，《兵車行》一類的詩成為學(xué)校中流行的讀物；在社會主義思想介紹到中國的初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則一再被人引用，引用者甚至有的不知道這兩句詩的出處。可是抗戰(zhàn)以來，無人不直接或間接地嘗到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帶來的痛苦，這時再打開杜詩來讀，因為親身的體驗，自然更能深一層地認識。杜詩里的字字都是真實：寫征役之苦，“三吏”、“三別”是最被人稱道的；寫賦斂之繁，《枯棕》《客從南溟來》諸詩最為沉痛；“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廣廈千萬間，……”誰讀到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于貧富過分的懸殊而產(chǎn)生的不平在“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這兩句里寫得多么有力；“喪亂死多門”，是一個缺乏組織力的民族在戰(zhàn)時所遭逢的必然的命運。這還不夠，命運還使杜甫有一次陷入賊中，因此而產(chǎn)生了《悲陳陶》《悲青坂》《春望》諸詩，這正是淪陷區(qū)里人民的血淚，同時他又替我們想象出，一旦勝利了，那些被敵人摧殘過的人民必定快樂得“家家賣釵釧，只待獻香醪”。(可惜我們現(xiàn)在很使那些只待獻香醪的人們失望！) 我們讀這些名詩與名句，覺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們現(xiàn)代人民的喉舌。同時我們卻也驚心地看到，中國的文化在這一千多年內(nèi)實在陷入一種停滯的狀態(tài)，這中間盡管有過兩宋的理學(xué)、清初的漢學(xué)、晚明（一個黑暗時代）的所謂性靈文學(xué)，而這些與一般的人民是不相干的，一遇變亂，人民所蒙受的痛苦與杜甫的時代并沒有多少不同。由于這些“同”，我們需要杜甫，有如需要一個朋友替我們陳述痛苦一般。但是如果我們不止于此，再往下想一想，為什么與杜甫同時而又與杜甫同享盛名的李白與王維就不能這樣替我們說話，他們不是同樣經(jīng)過天寶之亂嗎？這樣一問，杜甫就不只限于是我們的朋友了，他對于我們已經(jīng)取得了師的地位。在這一點上，也許我們更需要他。杜甫在秦州，囊空如洗，只“留得一錢看”時，寫過這樣兩句：“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闭\然，在當時，無知惡少都可以“談笑覓封侯”，“鄉(xiāng)里狐白裘”更不是難事，杜甫舍此不求，而自趨于“艱難”，這是他認定的道路。另一方面，他“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他在他的詩里也屢屢提到“龐德公”，對于隱逸生活不但稱贊，有時還羨慕，但是他不能這樣生活。他四十四歲時“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到五十五歲經(jīng)過十多年流離的痛苦，仍然是“不眠憂戰(zhàn)伐，無力正乾坤”，他之所以這樣，正因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這是他的性格。他堅持他的性格，堅持他的道路，在他深深地意識到“吾道競何之”，“處處是窮途”時，則寧愿自甘賤役，寧愿把自己看成零，看成無——但是從這個零、這個無里邊在二十年的時間內(nèi)創(chuàng)造出驚人的偉大。這樣的生活態(tài)度，在中國的詩人中是少有的，怕只有屈原能與之相比。這里邊沒有超然，沒有灑脫，只有執(zhí)著：執(zhí)著于自然，執(zhí)著于人生。中國的自然詩很多，但是有誰寫過像杜甫從秦州經(jīng)同谷到成都一路上那樣的紀行詩，使人“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的呢？這是一段艱險的路程，這些詩不僅是用眼看出來的，也不是用心神會出來的，而是用他饑餓的身軀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在中國詩人中更有誰把一個時代整個的圖像融匯在像杜甫在天寶之亂前后與夔州以后所寫的那樣的長篇巨制里的呢？只有做人執(zhí)著，做詩也執(zhí)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人才會有如此驚人的成績。杜甫不但毫無躲避地承受這些“艱難”，他還專心一意地尋找“艱難”?！盎蚩呆浯涮m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掣鯨魚于碧海，是艱難的工作，他卻執(zhí)著地要這樣做。因此動物界里的馬與鷹，自然界里的大江與落日，在他的詩里都得到適當?shù)牡匚唬蝗碎g的悲壯感與崇高感在他的詩里也得到充實的表現(xiàn)。另一方面，他并不缺乏翡翠蘭苕的優(yōu)美感，他寫過“細雨魚兒出，微風(fēng)燕子斜”，他寫過“鵝兒黃似酒，對酒愛鵝兒”，但這只是他暫時的休息，正如他走入某寺院，游某山莊，精神上感到一時的舒快一般，走出來他面前仍然是艱難的現(xiàn)實。這類的詩，以他在長安任左拾遺與初至成都時寫得最多，（這兩個短期也誠然是他生命里兩段暫時的休息）——就是這一部分詩也足足抵得住一個整個的王維!杜甫由于這種執(zhí)著的精神才能那樣有力地寫出他所經(jīng)歷過的山川，那樣廣泛地描繪出他時代的圖像，使我們讀了他的詩，覺得他比他同時代的任何一個詩人都親切。我們所處的時代也許比杜甫的時代更艱難，對待艱難，敷衍蒙混固然沒有用，超然與灑脫也是一樣沒有用，只有執(zhí)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這種精神，正是我們目前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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