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春，紫竹林天主教堂總管柴天寵聘請英斂之主持開辦報館，并承諾負責“募集股本，甘為賠墊”。自離開《直報》后，英斂之一向有志于創(chuàng)辦一張屬于自己的報紙，他與柴天寵一拍即合。辦報的啟動資金很快得到落實，柴天寵為第一大股東，富商王郅隆為第二大股東，嚴復、張連璧、朱志堯等士紳，以及法國主教樊國梁也紛列股東名單。英斂之絞盡腦汁為這份報紙起了個至今綿延不衰的名稱《大公報》，意寓“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報之命各固己善矣”。

1902年7月17日，《大公報》正式出版。報紙頭版刊登了英斂之撰寫的《大公報序》，序曰：“報之宗旨在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薄胺参彝艘喈斆妥圆邉?，堅善與人同之志，擴大公無我之懷，顧名思義，不負所學，但冀風移俗易，國富民強，物無災苦，人有樂康，則于同人之志嘗焉，鄙人之心慰己。”英斂之親任報館總理、主筆、編輯諸職，總攬經(jīng)營、言論、運籌之全權。

《大公報》的主要政治傾向是擁護維新改良，亦曾為立憲運動大造輿論。該報以敢于直言在社會上較有影響，曾指名道姓地批評直隸總督袁世凱，并刊載了沈藎被杖殺事件。在戊戌黨禁尚未解除之際，就登載梁啟超的文章。該報比較注重社會上的重大事件，“從大處落墨”而不屑于登載“猥邪瑣屑之事”?！洞蠊珗蟆穭倓?chuàng)刊即有三千八百份，三個月后達五千份，在新派知識分子和商界人士中頗有影響，很快成為京津地區(qū)引人注目的一份報紙。

   《大公報》甫一面市，便大膽議論時政，6月2l日，英斂之發(fā)表《論歸政之利》，公開抨擊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主張歸政與光緒皇帝，只有如此，“中外利，滿漢利，民教利，新舊利，宮闈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無不利?！背庳煛皠傄銍\”，禍國殃民。怒罵太后身邊的“謅媚之小人”，“士大夫鑒于戊戌之變，政府壓力過深，倘有指斥時政者，則目為奸佞，不難加之以罪?！庇恐鞔_表示，他既不“如寒蟬之無聲，漠視吾國沉淪而不救”；也不“膠執(zhí)己見，黨同伐異”；更不“意存趨避，拗曲作直，指鹿為馬，信口雌黃，求悅當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顧天下后世之唾罵”。英氏日后文章進而從鼓勵“?；食夂蟆鞭D而呼號“君主立憲”，伸張民權，反對封建專制。

積極倡導洋務、振興實業(yè)、開設學校、傳播西學、啟蒙大眾，也是《大公報》的一大特色。英斂之親自撰寫《中國宜廣設工藝廠說》指出：“居今日而言行新政，第一先從實業(yè)上作起，而其余一切皆后也?！?/span>他認為“民智不開，萬樣事都作不到好處?！?/span>英斂之提倡移風易俗，他發(fā)表《戒纏足說》等文章，稱“中國有兩件壞處，大壞處是纏足，小壞處是蓄辮”。國人應改掉纏足蓄辮、早婚早育、蓄婢納妾、大辦喪事、重男輕女等諸多陋習。

1905年4月13日，適值《大公報》出至1000號。英斂之發(fā)表《千慮一得》一文云：“自從出報到而今，差不多三年的光景，作報的人一番苦心，無非是盼望中國強盛起來，并沒有別的意思。故此每天苦苦的對著各等人，說長道短，講今比古，凡是可以勸善懲惡之事，沒有不按公理論斷的，也不管人愛聽不愛聽，橫豎憑我們的天良，盡愛群的本分，雖然我們沒有什么高才遠見，到底這一片好心，自己是對得起天地鬼神的?！?/span>1906年7月，《大公報》與《北洋日報》聯(lián)名發(fā)表《告天津各報大主筆》書，發(fā)起組織中國近代第一個新聞團體“報館俱樂部”，作為同業(yè)“研究報務、交換知識”的場所。

英斂之還毫不客氣地批評一些傳教士在中國的劣跡和愚民之術。為此也曾遭到教會方面“不合諸短”的責難。清政府殘殺革命黨人徐錫麟和秋瑾，《大公報》發(fā)表文章，大膽批評清政府采用株連黨禍的辦法，大肆搜捕革命黨，以致“風聲鶴唳，舉國騷然”。

梁啟超對《大公報》贊許有加：“天津之大公報，有特色，有新論，實可稱日報進化之一級?！睆埣钧[后來評價道：“近代中國改革之先驅者，為報紙；大公報，其一也。中國之衰，極于甲午，至庚子而瀕于亡。海內志士，用是發(fā)憤呼號，期自強以救國；其工具為日報與叢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報，為大公報。蓋英君斂之，目擊庚子之禍，痛國亡之無日，糾資辦報，名以大公”。

       民國后，英斂之移居北京，不再從事報館經(jīng)營、撰稿、編輯等具體工作。1912年2月23日《大公報》改印“中華民國”年號。同日刊登“告白”：“本館總理英斂之外出，凡賜信者俟歸時再行答復?！贝撕螅恐當y家眷來到北京，隱居香山靜宜園，潛心于宗教、教育、慈善等方面的工作。1916年英將《大公報》轉售予王郅隆，從此告別新聞界。

寓居北京以后，英斂之先后創(chuàng)辦北京培根小學、北京第一所女校靜宜中學，創(chuàng)立“輔仁社”、香山慈幼院等機構。他對當時天主教會不重視發(fā)展教育，憂心忡忡。推行教育、變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華傳播的宗旨所在。晚清開始，把持中國天主教的法國天主教修會，逐漸偏離了這一傳統(tǒng)，其主張“天主教會所應有的首先不是學者，而是宗教信徒”。英國倫敦會、美國美以美教會等新教則十分重視設立教會學校對教會在中國發(fā)展的推動作用。當時在沿海省份新教徒很快超過了天主教徒的數(shù)量。

有鑒于此，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和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名流，1917年，英斂之撰寫了《勸學罪言》上書羅馬教廷，力主在中國開辦天主教高等教育機構，教學內容“以文學為第一要務”，“延聘素負盛譽高明特達之教習，嚴定課程”，培養(yǎng)具有現(xiàn)代科學知識的人才。羅馬教廷特委派美國本篤會來華辦學，英斂之與本篤會代表奧圖爾達成共識：“絕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屬之品，乃為吸收中國有志愛國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經(jīng)過數(shù)年籌備，1925年，北京公教大學成立（1927年更名為輔仁大學）。該校為中國第一所天主教高等學校。

自英斂之以“開風氣，牖民智”為宗旨，在天津租界創(chuàng)辦《大公報》。至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打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旗幟，《大公報》以文人論政、商業(yè)經(jīng)營為雙翼，從一家地方性報紙“變成一個全國性的輿論機關”。《大公報》堪稱中國報業(yè)黃埔軍校，先后培養(yǎng)和涌現(xiàn)出王蕓生、徐鑄成、范長江、蕭乾、楊剛、彭子岡、孟秋江、查良庸、梁厚甫、曹谷冰、金誠夫等蜚聲于兩岸三地和國際新聞界的政論大家、杰出記者、著名作家和報業(yè)經(jīng)營家。

1926年1月，英斂之病逝于北京香山靜宜園，享年60歲。他生前曾將所撰報刊文論匯編為《也是集》、《敝帚千金》，編撰有《萬松野人言善錄》、《安蹇齋叢殘稿》等著作。歷史學家陳垣稱贊道：“斂之以一個忠誠的天主教徒，發(fā)憤著書，提倡愛國，受到外籍教士種種恐嚇、威脅，而無一點懼心，真可謂‘豪杰之士’了!”英斂之后人英千里、英若誠等多從事文化教育工作，事業(yè)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