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終結》深刻探究了中華帝國制度形成和滅亡的原因，是易中天迄今為止最為用力也最為看重的一部著作。如該書副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批判”所昭示的，作者意在揭露和批判中國古代帝制的乖舛和荒謬。透過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細節(jié)，作者對有著數(shù)千年歷史的帝國體制，給予抽絲剝繭式的剖析。該書承續(xù)了易氏著作生動、風趣、見解獨到的一貫風格，討論的是帝國體制命運這樣的大問題。

秦始皇稱“帝”，并非心血來潮

帝國是權力社會的典型形式，皇帝是帝國的核心。我們知道，大秦帝國建立之初的御前會議主要作出了兩個決定，一是帝國的元首從此稱為“皇帝”，二是廢除“封建制”，實行“郡縣制”。許多人認為，改稱“皇帝”，不過是為了滿足秦始皇的虛榮心，柏楊甚至稱之為“嬴政意淫”，并認為這說明他“智商平平”（《柏楊曰——讀通鑒?論歷史》）。依我說，這未免小看了秦始皇。不可否認，這里面確有虛榮心的成分。所謂“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帝與王原本就不可同日而語。王，是部落時代的稱號。大一點的部落首領都可以稱王，是為部落王。后來，大一點的諸侯國君也都稱王，是為諸侯王。比如楚的國君，就不管周天子只給他封了個子爵，早就自說自話稱王了。帝，卻不是隨便什么人都敢亂稱的（戰(zhàn)國末年，秦、齊均曾稱帝，但不久即恢復稱王），皇帝的稱號則更是聞所未聞。人人得而稱之的“人稱”（王），豈如獨一無二的“天號”（帝）?然而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

實際上，秦始皇的更改名號，并非心血來潮。他并未將“秦”改為“周”或別的什么，就是證明。但不將“王”改為“皇帝”（或別的什么），卻萬萬不行。因為就政權而言，秦還是秦，并沒有變;但就國家而言，則“此秦”已非“彼秦”。過去那個“秦”是王國，現(xiàn)在這個“秦”是帝國。如果沿用“王”的稱號，不但無以與已滅諸國相區(qū)別（六國國君均稱“王”），也無法與周王室相區(qū)別（周天子也稱“王”）。周天子是名義上的“天下之主”，秦皇帝則是實質上的“天下之主”，豈能混為一談，統(tǒng)稱為“王”?

其實，周天子自稱為王，和秦始皇自稱為皇帝一樣，也是有特殊政治意義的，那就是要把事實上的國家變成法理上的國家?，F(xiàn)在，秦同樣有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從事實上的帝國變成法理上的帝國。如不稱帝，嬴政又怎么能給自己的帝國加冕?我們必須清楚，秦發(fā)動的這場“革命”，并不只是要換個“朝代”，而是要用一種新的制度（帝國制度）取代舊的制度（邦國制度）。秦始皇完全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他才自稱“始皇帝”，即“新制度的第一人”。而且，正因為皇帝這一稱號是帝國制度的象征，所以始皇之后歷朝歷代的君主，也都自稱皇帝，沒人再改稱王。如此看來，柏楊先生的批評倒是顯得“智商平平”。

不要以為稱王或者稱帝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要知道，“皇帝”與“郡縣”共舉，而“王制”則與“封建”并存。依舊稱“王”，就意味著還要實行封建制。此為始皇所斷然不能同意（李斯的建議不過“正合君心”而已）。因為封建制是“天下共享”，郡縣制才是“一人獨裁”。按照封建制（即邦國制），從王（天子）開始，到公、侯、伯、子、男，甚至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領地和特權。就連最低一級的貴族——士，也有相對獨立的人格，可以在諸侯之間游走，高高在上的“王”則有如被架空的晁蓋。然而在郡縣制這里，天下臣民從黎庶（黔首）到官員無不聽命于皇帝。進退興廢，乾綱獨斷;賞罰臧否，莫測天威;生殺予奪，一言九鼎，而且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對于一個獨裁者來說，兩種制度，孰優(yōu)孰劣，一目了然，一手創(chuàng)建帝國制度的秦始皇豈能稱王而不稱帝?

更何況，在邦國制度下，不但有至尊的“王”，還有至強的“霸”。王至尊，霸至強。至尊與至強，并不是同一個人，而且爭霸還是合法的。這就會引起戰(zhàn)亂，并最終威脅到王。因此，必須將至尊與至強統(tǒng)一起來，而這個統(tǒng)一體，就是皇帝。事實上秦始皇也沒有僅僅滿足于一個皇帝的虛名，更沒有陶醉在春風得意之中，而是同時建立了一系列配套制度，馬不停蹄地開始了他徹底變革社會制度的步伐，而且雷厲風行，不容商榷。他統(tǒng)一了國土，統(tǒng)一了軍隊，統(tǒng)一了法律，統(tǒng)一了稅收，統(tǒng)一了貨幣，統(tǒng)一了度量衡，統(tǒng)一了道路和車軌的寬度，統(tǒng)一了書寫的文字，還試圖統(tǒng)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包括規(guī)定庶民用黑布包頭稱為“黔首”，以及所有的紀數(shù)都從六（天下分為六六三十六郡，車寬六尺，冠高六寸），這就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統(tǒng)一不等于一統(tǒng)；集權也未必專制，未必獨裁

秦始皇的這些變革，多半被視為“統(tǒng)一大業(yè)”而備受推崇。然而人們在贊美其蓋世偉業(yè)時，卻往往忽視了背后的專制與集權。沒錯，統(tǒng)一不等于一統(tǒng)，集權也未必專制，未必獨裁。有著各自憲法和民選政府的十三個State（州），在聯(lián)邦憲法的框架下組成統(tǒng)一國家（美利堅合眾國），就是統(tǒng)一而不一統(tǒng);唐代政事堂制度，就是集權而不獨裁?？梢娊y(tǒng)一可以是多樣，是和諧（多樣統(tǒng)一）;也可以是多元，是共和（多元統(tǒng)一）;一統(tǒng)才是專制，并很容易由專制而獨裁。顯然，這里的關鍵是集權。因為分權必不專制，集權就很難講。有專制的集權，有不專制的集權，還有半專制的集權（開明專制），這是一件麻煩事。

不過在秦始皇那里，這些都不成問題。對于秦始皇來說，統(tǒng)一和集權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專制則正是他夢寐以求的東西。當然，專制與帝制并不能打等號。不是皇帝也可以獨裁（如薩達姆），有皇帝也未必專制（如君主立憲），但沒有皇帝的帝國總歸不像帝國，有一個皇帝的稱號總歸更加便于集權（這其實是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稱帝的原因之一）。因為它不但意味著決策權和審批權，還意味著立法權、司法權、監(jiān)督權和最高裁判權，簡直就是集天下一切權力于一身，豈非集權?那么，皇帝有什么理由擁有這樣一種絕對權力呢?沒有。不但無理，而且有害。事實上，皇帝這種不受監(jiān)督和制約的絕對權力，正是導致許多王朝覆滅的重要原因。何況歷史上的皇帝也五花八門。有漢獻帝那樣的傀儡皇帝，有晉惠帝那樣的白癡皇帝，有明萬歷那樣的罷工皇帝，還有許許多多幾歲就登基的娃娃皇帝。然而，盡管這些皇帝實際上并不起什么作用，卻沒有一個人說不要皇帝，或者可以架空皇帝。這說明什么呢?只能說明人們需要皇帝。有這么一個最高仲裁者在，至少讓人覺得公平和公正還有希望（比如還可以“告御狀”），讓人覺得陽光和雨露總有一天會從天而降，刀兵盜匪之類的無妄之災則可以幸免。

總之，有一個皇帝，我們就可以“做定了奴隸”，并享受太平。至于那些掌握了實權的陰謀家野心家，則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為自己攫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大家都要皇帝。一旦天下大亂，人們盼望“真命天子”的出世，就會如久旱之望云霓;而一旦所謂的“真命天子”君臨天下，人們則不知歡欣雀躍為何如。

秦始皇的稱帝正是順應了這種要求。而且，他還為天下黎民派去了牧守。每郡設守（行政長官）、尉（軍事長官）、監(jiān)（監(jiān)察專員）各一人，縣則有縣令或縣長（大縣叫縣令，小縣叫縣長）。他們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代表皇帝把帝國的陽光和雨露撒滿人間。中樞機關則設立了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總攬百官，相當于帝國的郡守;太尉掌握軍事，相當于帝國的郡尉;御史大夫負責監(jiān)察，相當于帝國的郡監(jiān)。這樣，從中央到地方，行政、軍事、監(jiān)察三權并列的“官員代理制度”，就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來了。事實上，帝國的各種官制，包括司法制度、行政制度、監(jiān)察制度和軍事制度，差不多都是秦草創(chuàng)的。秦，確實是帝國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它首屈一指的著作權人。

重農輕商———使帝國陷入王朝更替輪回

“百代都行秦政治”。而秦王朝政治遺囑的第一執(zhí)行人，就是漢。

漢，是帝國制度成功的實踐者。這個王朝享國達四百多年之久，在公元前后各經歷二百年，全盛時期國內人口約六千萬，勢力范圍和現(xiàn)今中國的疆域面積相當，在世界上唯有同時代的羅馬帝國可以相提并論，在歷史上則只有后期的大唐帝國可以并駕齊驅。這是一個歷來被中國史家和作家極度恭維的朝代，它甚至被視為我們民族的代表和象征（漢人、漢語、漢字、漢學）。它創(chuàng)造的典章制度被多個朝代沿用，它留下的文化遺產至今讓人嘆為觀止。平民執(zhí)政而非貴族世襲，恰是帝國不同于邦國之處。由是之故，我們寧肯把秦看作帝國制度的預備階段和見習階段，而把漢看作真正的“第一帝國”。

奇怪!秦為什么失敗，漢為什么成功?

西漢初年的統(tǒng)治者一定想過這個問題。他們一定會苦苦地思索:秦王朝為什么會如此短命?結論是“仁義不施”。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秦王朝實行的是“暴政”。它甚至因此而被稱作“暴秦”。

正如我們前面指出，大秦王朝的統(tǒng)治者雖然將中國從武力社會導入了權力社會，卻還沒有學會正確和嫻熟地使用權力。權力是一種“非典型暴力”。它并不需要動用暴力就可以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甚至實現(xiàn)依靠暴力無法實現(xiàn)的目的。唯其如此，社會支配資源和分配財富的方式，才終究要從使用武力（典型暴力）走向使用運作成本較低的權力。而且，正因為權力是一種“非典型暴力”，所以，在帝國時代的所謂“承平時期”，就會有一種溫文爾雅的情調和安定祥和的氛圍。同樣，善于使用權力者，也用不著輕易動武，露出殺機。漢王朝統(tǒng)治者的高明，就在于他們把“硬打壓”變成了“軟控制”，成功地實現(xiàn)了從武力社會向權力社會的轉型。

于是，高明的漢高祖劉邦，就做出了兩個聰明的決定。一是將秦代名目繁多的刑律簡約到只有“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樣一句話，即“約法三章”;二是最大限度地減輕人民的負擔，放棄那些暫時可以不要的盤剝，即“與民休息”。說起來那時也真苦，就連皇帝都配不起由四匹純色駿馬駕駛的專車，文武百官甚至只能坐牛車，因此都能艱苦樸素，以身作則，克己奉公。高祖的幾個子孫也表現(xiàn)出極大的克制力。漢初規(guī)定地稅不過十五分之一，景帝時又減到三十分之一，不滿千錢的貧困戶還能得到國家救濟。文帝劉恒和景帝劉啟，輕刑法，減賦稅，親儒臣，求賢良，自己則恭儉無為，不事更張。這樣經過多年努力，就形成了帝國創(chuàng)立以來第一次被史家稱羨不已，號稱“文景之治”的相對安定繁榮局面。現(xiàn)在我們已經無法確知，漢初這幾位皇帝的克制和讓步，究竟有幾分出于自愿，幾分出于無奈。

這里有一系列的歷史事件，比如削藩，比如鑄錢，比如土地私有，比如鹽鐵專賣，比如獨尊儒術。所有這些，都是圍繞中央集權來進行的。事實上，統(tǒng)一和集權從來就沒有停止自己的步伐（比如不動聲色地將某些有錯或無錯的藩國借故削除）。只不過到了漢武帝時，已是全面出擊，左右開弓，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一直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其實這正是帝國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實際上，任何一個集權的社會，一個有可能由集權發(fā)展為專制的社會，都不會允許民間資本形成規(guī)模，因為那會造成一個足以與自己抗衡的財力社會。歐洲的帝國和王國，就是被這樣一些由民間資本形成的財力社會搞垮的。中華帝國的維護者們當然不會有這樣的“先見之明”，預見到資本社會游戲規(guī)則對專制社會王綱道統(tǒng)的顛覆。他們當然也意識不到市場經濟的自由本性是專制和集權的死敵，但卻對工商業(yè)懷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忌恨和敵視。比方說，后來明代江南商人沈萬三出巨資贊助朱元璋修城墻，并表示愿意犒賞軍隊，卻招致殺身之禍（后改為流放），便是證明。

正是出于這種忌恨和敵視，“重農抑商”的呼聲在帝國的歷史上不絕于耳，而且從來就是主流意識。早在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便“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名為充實國都（內實京師），實則進行監(jiān)控（外銷奸滑），后來又將商人發(fā)配去修長城、戍五嶺（《史記?秦始皇本紀》）。漢則甫一建立，便實行抑商政策，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并規(guī)定“市井子孫不得為吏”。至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更確定重農抑商為基本國策。此后歷朝歷代在具體政策方面雖略有變更和松動，但對民間資本和財力社會的忌恨和敵視卻不曾稍減。

事實證明，對民營工商業(yè)的遏制和打壓，確實維護了帝國的生存，卻使我們民族在進入近現(xiàn)代社會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也使帝國陷入王朝更替的輪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