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舊唐書》作為二十四史之一，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史書?！杜f唐書》在編撰過程中，由于時間等因素的影響，導(dǎo)致其對唐代官修國史多有承襲。唐代官修國史的修撰過程中，唐代官員的“行狀”是其列傳部分的主要史料來源之一。因此，唐代官員的“行狀”間接地成為《舊唐書》的重要史料來源。

《舊唐書》是后晉時期編撰的一部紀(jì)傳體史書，由于編撰時間短，疏漏較多，內(nèi)容又多承襲國史與實錄，導(dǎo)致《舊唐書》自宋代以來便不被重視。但正因其內(nèi)容多承襲自唐代官修國史與實錄，使得我們可以一窺唐代原始史料的原貌。而行狀作為唐代官修國史的重要史料來源之一，其與《舊唐書》內(nèi)容之間的關(guān)系也較為密切。本文從《舊唐書》的史料來源出發(fā)，以行狀為中心，對《舊唐書》的史料來源問題進行探討。

一、《舊唐書》史料來源探析

《舊唐書》成書于后晉時期，是一部重要的記載唐代歷史的史書。由于五代戰(zhàn)亂頻繁，《舊唐書》編撰較為倉促，并沒有經(jīng)過詳細(xì)編排，體例并不一致，后世史學(xué)界對此書評價不高。下面本文將對《舊唐書》史料的主要來源進行探析。

（一）國史

國史是本朝官修的紀(jì)傳體史書，由本朝組織人員進行修訂。唐之前的國史修撰雖有官方組織，但并沒有唐朝完善，唐朝建立之后，建立史館，由宰相領(lǐng)銜，修撰“八史”，開啟了官方正式控制史書撰寫的先例，與此同時，“史館”制度的確立，開始修撰與記錄本朝“國史”。關(guān)于對唐朝修撰 “國史”制度的討論，清人趙翼在其著作《廿二史札記》一書中有較為詳細(xì)的記載：

其總輯各實錄事跡，勒成一家言，則又別有國史。先是，吳兢……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掅灶I(lǐng)國史，奏遣使就兢取其書，凡六十余篇。此第一次國史也。然尚未完備。天寶間，韋述總撰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此第二次國史也。肅宗又命柳芳與韋述綴集吳兢所次國史。述死，芳緒成之。起高祖訖乾元，凡一百三十篇，……此第三次國史也。后芳謫巫州，……乃仿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然芳所作，止于大歷。宣宗乃詔崔龜從、韋渙、李荀、張彥遠(yuǎn)及蔣偕分年撰次，至元和為《續(xù)唐歷》三十卷。此第四次國史也。

由上可知，唐朝官方一共進行了四次國史的修撰，第一次為唐玄宗開元年間，由蕭嵩主持編撰，有六十卷；第二次為唐玄宗天寶年間，由韋述主持編撰，共一百一十二卷；第三次為唐肅宗命柳芳主持編撰，共一百三十篇；最后一次為唐宣宗時期，在《唐歷》四十卷基礎(chǔ)之上編成《續(xù)唐歷》三十卷。這四次中，前三次均為紀(jì)傳體例，最后一次為編年體例。但在五代劉昫編撰《舊唐書》時，所見的唐國史只有肅宗時韋述、柳芳編撰的國史。

（二）實錄

實錄為編年體史書，主要按照年月日記載一朝皇帝的政治、經(jīng)濟、言行等事。唐前期史館制度完善，使唐前期每一朝均有史館實錄，根據(jù)《新唐書·藝文志》的記載，唐代實錄十六朝，從高祖到武宗。之后唐朝諸帝的實錄均沒能修成，《武宗實錄》最后又散佚，到五代時，史官們只能看到文宗朝之前的實錄。

（三）家傳史料

國史與實錄資料雖然翔實，但是唐后期史館制度較唐前期并不完備，導(dǎo)致唐國史與實錄中對唐后期的記載較少，因此在修撰《舊唐書》時，中書門下曾下令“三京諸道、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學(xué)”廣泛搜集史料， 在修撰過程中，后晉史館針對國史并不完備的情況，對士族家族的族譜、行狀等進行搜集，然后根據(jù)其內(nèi)容編撰為傳記。

由上可知，《舊唐書》編撰過程中，在史料來源方面，主要是唐時官方編撰的唐國史與實錄。

二、從行狀看《舊唐書》的史料來源

行狀是一種由狀主門生、故吏抑或同僚所寫，主要敘述狀主譜系、籍貫、生平與任職情況等，主要作用是作為朝廷給予狀主謚號的依據(jù)和狀主撰寫墓志與傳記的底本。其最早出現(xiàn)于漢代，到南北朝時進一步發(fā)展，開始逐漸用于給予謚號、撰寫墓志等的參考資料。

唐朝行狀撰寫成為定例。行狀撰寫完成后，最后交由中央，中央首先根據(jù)形狀內(nèi)容給狀主定謚，然后將行狀上交史館，史館根據(jù)行狀內(nèi)容，進行適當(dāng)裁剪，形成狀主的傳記，最后根據(jù)狀主本人官職和影響力，決定是否將其載入國史。

我們前文提到了《舊唐書》編撰過程中“多抄實錄、國史原文”，而行狀是國史、實錄傳記部分的主要來源，因此行狀間接地成為《舊唐書》傳記部分的來源。但行狀是如何形成并送至中央，中央又如何對行狀進行管理，史館如何將行狀剪裁成傳記，這是筆者探討的主要問題。

（一）行狀的撰寫

由于行狀有著記錄狀主生平和作為官方給予狀主謚號依據(jù)的功能，使其在古代政治文化中有著較為重要的地位。唐代對行狀的撰寫與成文都有著嚴(yán)格的規(guī)定?！短屏洹肥翘菩跁r編撰的一部典章制度體的史書，由此可見玄宗時期對行狀狀主身份的要求較為嚴(yán)格，只有三品或二品以上的職事官和散官才能作行狀。而撰寫行狀的人員如材料所說是由狀主的“佐吏”來撰寫，但范圍一般較小，主要有與狀主關(guān)系密切的門生、故吏、親屬、雇傭名人等。例如唐代著名詩人杜牧曾撰寫《崔郾行狀》，原因便是崔郾曾為杜牧科舉考試的主考官。

（二）中央“行狀”的來源與管理

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對史學(xué)十分重視，早在先秦時期便有專門記錄史實的官員，秦漢以來私人修史之風(fēng)盛行。同時官方也加強了對史學(xué)的控制與編撰。唐朝建立之后，唐朝中央已經(jīng)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史館制度。這套史館制度包括搜集史料、保存史料與編撰史料三個主要功能。行狀作為國史編撰的史料來源之一，史館也會對行狀進行搜集與保存。

史館作為撰寫國史的主要機構(gòu)，其史料必須得到保證，其史料來源方式有多種，其中諸司送報的史料是其史料的主要來源之一。諸司送報的史料諸多，據(jù)《唐會要》記載：

諸司應(yīng)送史館事例：祥瑞、天文祥異、藩國朝貢、蕃夷入寇及來降、變改音律，及新造曲調(diào)、州縣廢置，及孝義旌表、法令變改，斷獄新議、有年及饑，并水、旱、蟲、霜、風(fēng)、雹及地震、流水泛溢，京諸司長官及刺史、都督護、行軍大總管、副總管除授，刺史、縣令善政異跡、碩學(xué)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jié)婦、京諸司長官薨卒（本司責(zé)由歷狀跡送）、刺史、都督、都護及行軍副大總管已下薨（本州本軍責(zé)由歷狀，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謚（考績錄行狀、謚議同送），諸王來朝、已上事，并依本條，所由有即勘報史館，修入國史。如史官訪知事由，堪入史者，雖不與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處，即依狀勘，并限一月內(nèi)報。

由此可知，行狀是諸司向史館呈報的材料之一。每當(dāng)較為高級的官員去世之后，便要求其所在諸司與州縣將其行狀送至史館，最后由史館進行勘對、剪裁，編入國史。

行狀作為諸司上呈史館的材料之一，最后被史館所保存與利用。因此，史官在得到行狀之后，便會對其進行編輯，最后編入國史。由于目前唐代官修國史已經(jīng)失傳，但《舊唐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唐代國史。因此，我們可根據(jù)《舊唐書》的部分列傳與保存的行狀原文進行對比，以此來考察史官對行狀的編輯方式。

（三）行狀與《舊唐書》列傳的關(guān)系

行狀是唐代官修國史列傳部分的主要來源，黃永年先生也同樣認(rèn)為唐代國史傳記多根據(jù)行狀或者據(jù)行狀撰寫的家傳、碑刻等部分。行狀在經(jīng)由史館剪裁、編撰之后，最終編入官修國史中，但由于唐代官修國史散佚，因此我們只能通過現(xiàn)存行狀與《舊唐書》傳記部分進行對比來考察二者的關(guān)系。

目前現(xiàn)存的唐代行狀主要見于唐人文集、《文苑英華》等書，共有四十余篇。本文以薛元超的行狀為例，進行探討。

《薛元超行狀》主要對其生平進行記載，其中就其仕途履歷部分有十分詳細(xì)的記載：

是歲也，放李義府于邛笮，舊制流人禁乘馬，公為之言，左遷簡州刺史。歲余，上官儀伏誅，坐詞翰往來，徙居越嶲。五十三赦還，拜正諫大夫，五十四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檢校太子左庶子，五十九遷中書令。

我們可以看出，《舊唐書》薛元超傳的內(nèi)容與《薛元超行狀》的內(nèi)容相似，由此可進一步推斷出，《舊唐書》本傳的內(nèi)容是承襲于《薛元超行狀》。這種承襲是在主旨不變的情況下，將“行狀”的內(nèi)容進行了刪略和修改。類似的例子較多，諸如《郭元振行狀》及其《舊唐書》本傳之間也存在著這樣的關(guān)系。因此，我們可以得知，《舊唐書》列傳的內(nèi)容主要是承襲于“行狀”的。

三、結(jié)語

行狀撰寫完成后，交給中央管理，最后送至史館，史館進行保存、編撰，最后由史館進行裁剪與修改，編入國史?！杜f唐書》在撰寫過程中，主要是承襲于唐代官方修撰的國史。行狀是唐代官方在修撰國史列傳部分的主要史料來源，使得它也成為《舊唐書》列傳部分的史料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