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唐宋以來設館修史之始末

隋唐以后，私家修史之風日殺，而設館官修之史，代之而興，其因有二，已具述于上章。然尚有未及盡詳者，一為遠因，如后魏崔浩之以修史受禍；一為近因，如隋文帝之詔禁私家修史是也。后魏于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而條例未成。太武時，詔崔浩等重撰國書，又命浩總監(jiān)史任，務從實錄，敘述國事，無隱所惡。及修史成，浩遂刊石以示行路，后為人所訐，坐夷三族，同坐死者，百五十有八人，是時并為之廢史官 。后人鑒于崔浩受禍之慘，遂相戒不輕作史，如韓愈即其一例，一也。自漢獻帝建安中曹操執(zhí)政，始禁士大夫刊石樹碑，以戒矜榜，晉宋皆因之(《宋書 禮志》)。迨隋文帝開皇十三年，遂下詔曰，民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 。又詔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時有文表華艷者，至付有司治罪，沿至唐代，寢以成俗。南宋高宗時，秦檜主和，有私史之禁，李燾嘗以作史得罪，檜死，禁始弛。寧宗嘉泰二年，韓侂胄執(zhí)政，復有私史之禁，凡事干國體，悉令毀棄(《建炎朝野雜記》甲六)。明季私史頗盛，而清初文士，每因修史受禍，私家作史之風，為之益替，二也。然唐宋以來，私家修史之難，雖有多因，不盡由于畏禍，自斯以后，遂分兩途：一則紀傳體之正史，多由官修；一則編年體以下之別史、雜史，多出私撰。蓋有志修史之士，于紀傳體之正史，既由形格勢禁，艱于執(zhí)筆，不得不轉出他途，以展其偉抱宏才，故近世私史之多，亦無慚于古人，第多非紀傳體之正史耳。茲于本章綜述官修諸史，以明本末，而私修諸史，則于下章述之。

吾國官修之史，應始班固等之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記》，次則劉珍等本之，以撰《東觀漢記》，皆奉時君之命，鳩集多人，共修一書。三國、晉、南北朝之世，尤不乏斯例，然其中如《東觀記》，隨修隨續(xù)，本非一時可成，自難出于一手，可以勿論。其他諸史，可分為二：一則肇自多人，成于一手，如王沈之《魏書》、韋曜之《吳書》是也；一則眾手分纂，一人裁定，如魏收之于《魏書》是也，是則名為官修，實同私史。迨唐修《晉書》、《五代史》，始開設史館，以宰相大臣監(jiān)修，別調他官兼任纂修，又置修撰司直，號曰史官，如唐令狐德棻、吳兢、劉知幾、徐堅、韓愈之倫皆是。此時所修諸史，皆派定一人為主修，如姚思廉之主修《梁》、《陳》二書，李百藥之主修《北齊書》，魏徵之主修《隋書》是；亦有派二人同主修一書，如令狐德棻、岑文本之同修《周書》是。所謂主修，略如后世之總纂，吾意是時必有同修之史官，而史未著其名，所謂同修史官，略如后世之纂修官，宋代重修《唐書》，以歐陽修、宋祁二氏為刊修官，刊修猶主修也。是時史館之制，有所謂修國史，同修國史，更于其上置監(jiān)修國史，以宰相領之，即襲唐制。然是時之監(jiān)修官，多徒擁虛號，無所裁定，劉知幾所謂監(jiān)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是其弊也。歐、宋同修《唐書》，一則任本紀、志、表，一則專任列傳，故以分任而無所抵牾，其后修史，于纂修官外，更立總纂，任其事者，又不限于一二人，于是設館修史之制，歷代相沿無改。然溯其始，實由唐代開其先聲，蓋與后漢、三國、晉、南北朝官修諸史，有不能相提并論者。

本期設館官修之史，可分四類：一曰編年體之實錄，皆近于記注者也；二曰紀傳體之正史，皆屬于撰述者也；三曰典禮，四曰方志，皆撰述記注兼而有之者也。官修之史，以此四類為多，其他屬于乙部之籍，亦有出于官修者，以其可以隨事附見，故不煩專述焉。

(一)編年體之實錄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自漢以來，更修起居注，以舉記言記事之職?！端逯尽分?a target="_blank">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三卷，記武帝事，謝吳(《唐志》作昊)《梁皇帝實錄》五卷，記元帝事，皆為官撰之書，原出于記注，而所取材則不以記注為限。迨唐以后，則每帝崩殂后，必由繼嗣之君，敕修實錄，沿為定例，茲就可考者，表之于左：

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實錄表

各代  各帝卷  數(shù)撰者附考

高祖二○敬播

太宗四○敬播、許敬宗等《太宗實錄》凡修數(shù)次，初修本僅二○卷。

高宗三○韋述又武后重修本一○○卷。

唐

則天后二○魏九忠等劉知幾、徐堅、吳兢重修本三○卷。

中宗二○吳兢

睿宗五吳兢又劉知幾撰本一○卷。

玄宗一○○令狐峘凡撰數(shù)次，初有二○卷、四七卷兩種。

肅宗三○元載

代宗四○令狐峘

德宗五○裴洎等

順宗五韓愈今存在《昌黎集》中。

憲宗四○路隋等

穆宗二○同上

敬宗一○李讓夷等

文宗四○魏暮等

武宗三○韋保衡等以上據(jù)兩《唐志》，又宋人宋敏求補撰《武宗實錄》二○卷。

五代附十國后蜀高祖三○李昊

后蜀主四○同上

宋

太祖五○李沆等

太宗八○錢若水、楊億等今存二種：一為八卷，刊入《古學匯刊》；一為二○卷本，刊入《四部叢刊》。

真宗一五○晏殊等

仁宗二○○韓琦等

英宗三○曾公亮等

神宗三○○蔡風翔《王荊公年譜》二十四，有《神宗實錄考》。

哲宗一五○湯思退

徽宗二○○同上又李燾重修本。

欽宗四○洪邁等

高宗五○○傅百壽

孝宗五○○傅百壽、陸游等

光宗一○同上

各代各帝卷數(shù)撰者附考

宋寧宗四九九冊劉光莊等有傳鈔本二卷。

理宗一九○冊

度宗缺  有《時政記》七八冊。

恭帝缺有《事跡日記》四五冊。

元

太祖翰林國史院

太宗同上

定宗同上

睿宗同上睿宗不為帝，出于追謚。

憲宗同上

世祖二一○董文用等  

順宗一程鉅夫等世祖太子真金追謚為順宗。

成宗五六同上

武宗五○同上

仁宗六○元明善等

英宗四○吳澂等

泰宗王結等

明宗歐陽玄等

文宗同上

寧宗同上右據(jù)錢大昕《元史 藝文志》。

順帝缺

明

太祖二五七董倫等初修，解縉、胡廣等重修。萬歷中附建文事。

成祖一三○楊士奇等

仁宗一○蹇義等

宣宗一一五楊士奇等

英宗二六一陳文等附《景帝景泰事跡》八七卷。

憲宗二九三劉吉等

孝宗二二劉健、謝遷等

武宗一九七曹宏等

各代各帝卷數(shù)撰者附考

明

世宗五六六徐階、張居正等又有世宗父《睿宗實錄》五○卷。

穆宗七○張居正等

神宗五九四溫體仁等

光宗八葉向高等

熹宗八四溫體仁等以上據(jù)《明史 藝文志》，今俱有傳鈔本，惟《熹宗實錄》缺天啟四年十二卷，六年六月一卷。

思宗原缺清初萬言纂《崇楨長編》若干卷，可代實錄，今尚存。又南京國學圖書館書目有《崇禎實錄》十七卷，據(jù)嘉業(yè)堂劉氏藏書鈔本傳鈔，當為后人補輯。

清

太祖一○崇德元年初修，康熙二十一年重修，雍正二年校訂?！短鎸嶄洝方洈?shù)次修改，今所見者，有《太祖武皇帝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皆北京故宮本，又有內閣大庫鈔本《太祖實錄》，皆已印行，俱與實錄正本有異同，又有《太祖實錄戰(zhàn)跡圖》八卷，今稱《滿洲實錄》。

太宗六五順治九年初修，康熙十二年重修，雍正十二年校訂。正本與鈔本不同。

世祖一四六康熙六年修，雍正十二年校訂。一作一四四卷，正本與傳鈔本不同，又日本有《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實錄纂要》本。

各代各帝卷數(shù)撰者附考

清圣祖三○○康熙六十一年修此為始修之年，至其成書則在四五年后，下同。

世宗一五九雍正十三年修

高宗一五○○嘉慶四年修

仁宗三四七道光四年修

宣宗四七六咸豐五年修

文宗三五六同治元年修

穆宗三七四光緒五年修

德宗五九七宣統(tǒng)間實錄館修，清亡后成書。清亡后，實錄館尚在，隸于清室，纂成此書，北京、沈陽皆有鈔本。

宣統(tǒng)政紀四三清亡后清室自修同上，有排印本，右據(jù)清代正、續(xù)《文獻通考》、《清史稿 藝文志》、《四庫簡明目錄》及鈔藏各本，匯而記之。

  唐、五代、宋、遼、金、元之實錄皆佚，唐、宋實錄存者，僅韓愈所撰之《順宗實錄》五卷，錢若水所撰之《宋太宗實錄》二十卷，韓錄尚為完作，錢錄則殘帙而已。實錄之體，略如茍悅《漢紀》，為編年史之一種，即于一帝崩殂后，取其起居注、日錄、時政記等記注之作，年經月緯，匯而成編，故自成書之時言之，本為撰述之一種。然編纂實錄，取材至繁，詔令章奏，悉得入錄，并于大臣名人書卒之下，具其事跡，略如列傳，其體實為長編，以備史官之采，故自易代后匯修正史之曰言之，則亦與起居注、日錄、時政記等書，一例視為記注。是則實錄之書，介乎記注、撰述之間，兩《唐志》皆以之入記注，《宋志》以下則以之入編年，前后異趣，蓋以此也。唐及五代之實錄，今雖不可盡見。而《通鑒考異》，稱引最多，唐代諸帝之外，如梁太祖、后唐莊宗、明宗、愍帝、廢帝、晉高祖、少帝、后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南唐烈祖皆是。蓋司馬光撰《通鑒》時，其書具在，故得恣取而博辨之，而《宋志》具載其目，亦可證也。后人病《舊唐書》之煩，而仍不能屏廢者，以本紀采取實錄最多，為可貴也。《冊府元龜》所錄唐代史料，凡為《唐書》及《會要》所不載者，多出于實錄，知《舊書》本紀之可貴，即知實錄之可貴矣。宋時有實錄，有會要，皆為國史之長編，元人滅宋，董文炳入臨安，獨取其國史，輦致北方，其后得據(jù)以修纂《宋史》，然《理宗實錄》為未成之作，度宗、恭帝以下更無實錄，故《宋史》于理、度時，不具首尾，草草成編，實錄之系于修史，豈不大哉。《遼史》之成，由于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而儼即為手撰《遼實錄》之人，今考宋、遼二史，所記兩國間之大事，往往互異，則由史家各據(jù)其實錄而直書之，不暇核其異同也。金亡后，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張萬戶名柔，《元史》有傳，說詳后)，元好問欲資張書以修《金史》，后因有阻而止，乃構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言行，采摭所聞，記錄至百余萬言，元人修纂《金史》，多本其所著，元初王鶚倡修《金史》，亦由得見實錄 ，是遼、金二史皆資實錄以成者也。元之諸帝，皆有實錄，憲宗以上，世祖時詔翰林國史院追撰成書，其后每帝崩殂，必命史臣撰錄，如前代制，惟順帝以國亡無書，明初修《元史》，即據(jù)元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而成者。明太祖迄熹宗之實錄，今尚具在 ，惟闕思宗一朝，可取談遷《國榷》補之。清人修《明史》，凡涉清初祖事皆諱而不言，故近賢考明事者，多舍《明史》而取實錄，《明史》所不詳者，實錄皆能詳之，此其所以可貴也。清太祖迄穆宗十朝實錄，早已成書 ，蔣良驥、王先謙先后輯《東華錄》，皆資于實錄，而所采事有未盡，蔣錄起太祖天命迄世宗雍正凡三十二卷；王先謙重為排纂，而自乾隆以下迄同治五朝稱為續(xù)錄；潘頤福別撰《咸豐東華錄》六十九卷，又在王錄之前而不如其詳。清初三朝實錄屢經改修，漸失本真，人皆棄重修本，而珍視初修本，論者謂王錄詳于蔣錄，而蔣錄又勝于王錄，亦蔣錄多取材于初修本，而王錄則以涉忌諱而刪去之也?！兜伦趯嶄洝?，晚成未出，朱壽朋撰《光緒東華錄》，無實錄可據(jù)，而其詳贍過于實錄。宣統(tǒng)朝無實錄，而有政紀，是則《清實錄》之完備，尤過于明代，近年清十一朝實錄附以《宣統(tǒng)政紀》、《太祖實錄戰(zhàn)跡圖》合為千余冊，已景印行世。蓋實錄之可貴，殊過于正史，試舉一例明之。大凡乙國人敘甲國事，往往據(jù)事直書，無所隱飾，此其所長也；然異國傳聞，往往失實，不可盡據(jù)，此又其所短也。史家考唐代事，或資日本人之紀載，考宋、遼、金、元事，必資于高麗史，以其時日本、高麗與吾國往還之頻繁也。李氏朝鮮，受明冊封，始終無間，故其實錄中紀載明事最多，而于清代初祖之事，為《明實錄》所不及載，清人所諱而不言者，朝鮮實錄往往載之，且極翔實，故近人治清初史者，必取資于是書，而甚寶重之。總之，前代實錄為長編之體，略如史料匯編，修通史專史者，有事于此，可以取用不竭，是蓋可與正史并存不廢，與其謂之撰述，無寧屬之記注，。凡撰述之為長編體者，皆入古記注之林而遠于撰述者也。

 (二)紀傳體之正史

設館修史，始于唐貞觀三年之詔修梁、陳、北齊、周、隋五代史，十八年，又重修《晉書》，后則相沿為例，茲取自唐以來官修諸正史，列表明之：

史  名卷  數(shù)撰者附考

晉書一三○唐房玄齡等

梁書五六唐姚思廉

陳書三六同上

北齊書五○唐李百藥

周書五○唐令狐德棻等

隋書八五唐魏徵等

舊唐書二○○晉趙瑩、劉昫等

新唐書二二五宋歐陽修、宋祁宰相曾公亮監(jiān)修。

舊五代史一五○宋薛居正等

史  名卷  數(shù)撰者附考

宋史四九六元脫脫等

遼史一一六同上

金史一三五同上

元史二一○明宋濂等

明史三三六清張廷玉等內有目錄四卷

清史稿五三六趙爾巽等

“正史”之名，始見《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宋》、《南齊》、《梁》、《陳》、《魏》、《北齊》、《周》、《隋》八書，以及《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是也。明刊監(jiān)版，合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有一。清乾隆中，詔增《舊唐書》、《舊五代史》及《明史》，為二十有四，凡未奉有明詔及頒諸學官者，不得濫登，蓋久已懸諸令典矣 。往者北京政府曾頒令以柯劭態(tài)所撰之《新元史》，列入正史，于是有二十五史，其后修清史成，草草付印，謂之《清史稿》，又以禁不得行，不然，則正史之數(shù)有二十六矣。茲以晉、梁、陳、北齊、周、隋六史，已述其概于前章，《新五代史》為私家之作，別述于后，僅取《舊唐書》以下，迄于《明史》，具而論之，而《清史稿》亦以附焉。

其一則為《舊唐書》?？继曝懹^中，曾命姚思廉撰紀傳體之國史，高宗時長孫無忌、許敬宗等續(xù)之；敬宗又撰十志，未就，武后時劉知幾、朱敬則、徐堅、吳兢奉詔同撰《唐書》八十卷，此見于《史通 正史篇》所述者也。《崇文總目》謂吳兢撰《唐史》，自創(chuàng)業(yè)迄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因其本更加筆削，茲檢《新唐書 藝文志》，著錄《唐書》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即吳兢、韋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先后所撰之作也。撰之者既非一人，亦非出于一時，隨撰隨續(xù)，歷時甚久，略如后漢之修《東觀記》，兢本與知幾同撰《唐書》，兢又自行續(xù)撰，故由八十卷，增至百一十卷，其后更由于韋述等續(xù)撰，故由增至百三十卷，而著錄于《唐志》也。然《舊唐書》吳兢、韋述、柳芳等傳又謂兢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其書凡六十余篇，述續(xù)撰為一百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肅宗又命述、芳綴輯吳兢所次國史，述死，芳續(xù)成之，起高祖，迄肅宗乾元，凡一百三十篇，其后于休烈、令狐垣續(xù)增，而未加卷帙，故《唐志》仍以百三十卷著錄也。據(jù)趙翼所考，《舊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唐紹傳》稱玄宗為今上，即用實錄原文之證，《劉仁軌傳》后引韋述論云，即用韋述所修國史原文之證，所論甚諦。然又謂宣宗以后無實錄，故武<帝>[宗] 會昌以后，事多闕略，此又因《五代會要》所紀，五代修《唐書》時，屢詔購訪，有紀傳者，惟代宗以前，德宗只存《實錄》，《武宗實錄》并只存一卷，而言之也 。《四庫提要》則謂，《舊書》于穆宗長慶以前，本紀惟書大事，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贍而不穢，頗能存班、范之舊法，長慶以后，本紀則詩話、書序、婚狀、獄詞，委悉具書，語多支蔓，列傳則多敘官資，曾無事實，或但載寵遇，不具首尾，所謂繁略不均，誠如宋人所譏，是則長慶以來，國史、實錄皆不之具，無可依據(jù)之故?！端问?藝文志》著錄武宗以下六帝實錄一百四十三卷，皆宋敏求補撰 ，今考《通鑒考異》，屢引《唐實錄》，而于武宗后稱引尤多，武宗以上為唐人舊本，武宗以下則敏求補撰本也。歐、宋修《新書》時，遺文間出，又有宋錄可據(jù)，故敘唐末事差為詳贍，其能勝于舊書，時為之也。唐亡之后，梁及后唐皆曾命官修史，未底于成。其可考者，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六年二月，詔張昭遠、賈緯、趙熙、鄭受益、李為光等同修唐史，并以宰臣趙瑩監(jiān)修 ，其后同修唐史者，又有呂琦、尹拙，而瑩為修史事，綜理獨周密，故《舊五代史》瑩傳，謂《唐書》二百卷之成，瑩有力焉，吳縝《新唐書糾謬》亦盛稱趙瑩之徒，綴輯舊聞，次序實錄，草創(chuàng)卷帙，粗興規(guī)模。據(jù)此則瑩之監(jiān)修唐史，非虛領其名而不事事之比，而今本《舊書》署劉昫等撰，而不及瑩者，晉出帝開運二年六月書成時，趙瑩已外任節(jié)鎮(zhèn)，劉昫以宰相繼為監(jiān)修，遂與修史官張昭遠同表上之 ，此所以首昫名而不及瑩也。然薛、歐二史《劉昫傳》，俱不載其監(jiān)修《唐書》，其于《唐書》。亦無瑩綜理周密之功，而獨尸其名，抑何僥幸乃爾，此宜補列瑩名于晌前，以示不沒其勞 。此唐及五代纂修《唐書》之大略也。

其二則為《新唐書》?！杜f書》之缺略，具如上述，其宜重修或訂補，自不待論，至宋仁宗之世，乃以《舊書》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重加刊修，至先提舉其事后為監(jiān)修者，則宰相曾公亮也。修撰本紀、志、表，祁撰列傳，祁稿凡十七年乃成，修稿亦歷六七年，其所修之時。則祁在前而修在后，故列傳成于本紀、表之前 。其后書成，應由官高者一人署名，修曰，宋公于我為前輩，且于此書用力久，何可沒也，祁感其退遜，故于列傳題祁名，本紀、志、表題修名，然此實用《隋志》分題長孫無忌之例，非創(chuàng)之于歐、宋也(據(jù)《書錄解題》及《四庫提要》)。據(jù)曾公亮《進書表》，與歐、宋同修書者，有范鎮(zhèn)、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夏卿熟于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shù)百家，又通譜學，創(chuàng)為世系諸表，于《新書》最有功；敏求亦以熟于唐事，且補修晚唐六朝實錄，為王堯臣所薦，又堯臣亦預修《唐書》 ，是則與修諸氏，皆為一時名選，而歐、宋二氏又為一代文宗，領袖其上，親為筆削，且歷十有七年而成，為時甚久，不同草草，宜《新書》之無可議矣。然同時有吳縝者，欲因范鎮(zhèn)薦，列于史館，為歐陽修所拒，心不能平，乃于《新書》成后，撰《糾謬》一書，吹毛索瘢，大肆抨擊 ，所舉雖不無是處，究無以服歐、宋之心也。平心論之，《舊書》之作，多本國史、實錄，長慶以前之本紀列傳，確較《新書》為詳贍，故司馬光之修《通鑒》，寧棄《新》而取《舊》 。且唐代詔令率用駢儷，《新書》本紀多從刪棄，如陸贄所撰《興元大赦詔》，驕兵悍將，讀之至于感泣，誠千古之至文也，亦以用駢而不取，此歐陽氏主修之失也。唐代詞章，體皆詳贍，而列傳中，必為減其文句，變?yōu)闈w，殊失其真，又喜載韓、柳文，韓愈《平淮西碑》，不詳敘李愬入蔡之功，至于仆碑改撰，而《通鑒》亦不甚取之，《新書 吳元濟傳》，則全就碑文潤色之，于《柳宗元傳》，錄其文至四首 ，而他傳則無此例，此宋氏之失也。公亮《進書表》，稱其事增于前，其文省于舊，而劉安世《元城語錄》，則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吾謂事增則是，文省則非，尋其所謂事增，即指補綴唐末闕遺之事，所謂文省，即指刪削國史、實錄之文。夫《新書》之長，即在將長慶以后《舊書》所不能詳者，悉加輯綴，大體略備，紀傳固然，而志、表尤勝于《舊書》，故《新書》之可貴，不在改撰，而在補綴，向使歐、宋二氏，于舊史之佳者，多用舊文，不為刪并，專就唐末史事，去其煩冗，補其闕遺，則為《新書》之佳本，而無可議矣。清人沈炳震悟得此理，遂輯《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本紀、列傳悉用《舊書》，志、表多用《新書》，而以他一書之異同，及可補闕遺者，分注于下，并為《宰相世系表》作訂誤數(shù)卷，此折衷于《新》、《舊》兩書之間，棄其短而取其長，最為得作史之意者也。自《新書》行，而《舊書》漸微，明代南北兩監(jiān)本二十一史，皆不及《舊唐書》，明嘉靖十七年聞人詮重刻舊本，賴以延綿不墜，清乾隆中，詔以新、舊《唐書》并列正史，復于武英殿刊版印行，遂仍得暢行于世，而今人仍貴聞刻本，揚州岑建功為撰?？庇?，并附以逸文，亦治《舊書》之最勤者矣。蓋《舊唐書》若前無聞人詮為之?？?，后無清廷為之表章，必如薛氏《五代史》，重煩學人加以搜殘補闕之功，可不問而知之也。

其三則為《舊五代史》。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修梁、后唐、晉、漢、周五代史，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監(jiān)修 ，七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為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多據(jù)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 。薛史之體，略仿《三國志》，以梁、唐、晉、漢、周各為一書，稱曰《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而各有紀傳若干卷，合之雖為一書，分之可為五史。晁公武《讀書志》稱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趙翼據(jù)之，遂謂五代史，乃后人總括之名，此殊失考。薛史有從《世襲》、《僭偽》、《外國》諸傳及十志，皆不能分系于某一書，且以十志之跡求之，略如唐修《五代史志》之附于《隋書》，是則五書實有合而難分之勢，亦猶《三國志》之魏、蜀、吳，本可各為一史，然《魏書》書末附有《外夷傳》，而他書無之，正為合而難分之證。薛史之體，蓋仿《三國志》、《南史》、《北史》之例，合而一之，以五代相承，順序遞述，尤近于《南》、《北史》，具有通史之一體者也。其后歐陽修私撰《五代史記》，藏于家，修沒后，神宗詔求其書，為之刊行，于是薛、歐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宋寧宗開禧三年，公元一二○七年)，詔止用歐史(《金史 章宗紀》，泰和七年十一月詔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宋金亡后，南北統(tǒng)一于元，元承金制，薛史日湮。明成祖時，輯《永樂大典》，悉采薛史入錄，惟已割裂淆亂，非其篇第之舊。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求薛史原本，已不可得，館臣邵晉涵就《大典》中甄錄排纂，其闕逸者，則采《冊府元龜》等書之征引薛史者補之，仍厘為一百五十卷，其原書篇目，亦略可尋繹得之，設無《大典》，則薛史亡矣。薛史多據(jù)實錄，故詳贍過于歐史，而歐史后出，亦有可補薛史之闕遺者，故清代以二史不可偏廢，遂并列于正史?；蛑^薛史原本尚未亡，初在皖人汪允中家，繼歸丁乃揚，乃揚珍惜孤本，不肯示人，世遂無有見之者 。允中、乃揚，獨不能效聞人詮覆刊行世，一旦付之劫灰，將奈之何，收藏孤本，秘不示人，等于窖金埋寶，有書亦等于無書矣。

其四則為《宋》、《遼》、《金》三史。宋代國史，最為詳備，有起居注，有時政記，有日歷，有編年體之實錄，有紀傳體之國史，其時所設起居郎、舍人、著作郎、佐郎、國史院、實錄院，分典撰史之務?！端问?汪藻傳》謂，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是為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此皆宋國史之底本也。實錄之外，即為國史：宋代諸帝崩后，嗣君例詔大臣修實錄，而仁宗時，則詔呂夷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神宗時，既詔修《英宗實錄》，又詔修仁宗、英宗史，孝宗以后又修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志及列傳，理宗時又修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所謂國史，具有紀、傳  志、表諸體，一如前代之正史，而易代以后，即據(jù)此以勒定焉 。國史之作，肇于后漢之《東觀漢記》，而大成于唐代吳兢等所撰之《唐書》，其性質異于記注，故亦得為撰述之一種。南宋時，王偁撰《東都事略》，備北宋九朝之事，翦裁得當，實勝于元人所修之《宋史》，亦據(jù)國史勒定者也。南宋理、度二宗，雖亦有實錄、時政記可據(jù)，然至宋亡之日，已多不具，而兩朝國史。更未及修，試觀《宋史》諸志，于寧宗以后事，多闕而不備，而《文苑傳》，南宋僅周邦彥等數(shù)人，《循吏傳》，竟無南宋一人，固由修史諸人草草將事，亦以國史底本缺略不具故耳。迨元兵入臨安，以董文炳主留事，文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又曰，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記注，歸之元都國史院，此即宋國史舊本，元人所據(jù)以修《宋史》者也。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于境內，有傳于鄰境者，罪至死 ，故書籍流傳于后世者絕少，元好問云，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元文類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銘》)。則其時史料之缺乏，亦可于此窺見。然不可因此遂謂遼無國史。其諸帝實錄，已略如上述，又有起居注及日歷，《遼史 百官志》有起居舍人院，又《耶律良傳》，重熙中遷修起居注。又《道宗本紀》，大康二年十一月甲戌，上欲觀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等不進，各杖二百，罷之，此遼有日歷之證也?！哆|史 圣宗紀》，統(tǒng)和二十一年三月壬辰，詔修日歷官，毋書細事，又二十九年五月甲戌朔，詔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歷，此遼有日歷之證也。遼人于實錄外，是否另修紀傳體之國史，今已無考。金滅遼后，遂據(jù)遼人記注實錄以修《遼史》，《金史 熙宗紀》，皇統(tǒng)八年四月甲寅，《遼史》成，又《蕭永祺傳》，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至門下，盡傳其業(yè)，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此謂蕭永祺《遼史》，即第一次修成之本也。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以蕭史未善，乃命官重修，以耶律履、黨懷英、郝俁等為刊修官，移刺履、趙諷等七人為編修官(見《金史》移刺履、黨懷英兩傳，移剌即耶律二字之異書)，后增編修官三人，又因黨懷英致仕，詔陳大任繼成其事(太和六年七月)。《章宗紀》太和七年十二月壬寅朔，《遼史》成，此謂陳大任《遼史》，即第二次修成之本也。陳史費時十有八年，應較蕭史為完善，然而遲至金亡未能刊行者，蓋因德運之說未定故耳。茲據(jù)《大金德運圖說》及宣宗貞祐二年正月集議德運省剖所引章宗敕旨(見《金文最》五十六)，金源諸臣，或主以金繼唐，或主繼遼，或主繼宋，發(fā)言盈庭，莫衷一是。又據(jù)修端辨遼、金、宋正統(tǒng)所說，《金史 章宗紀》“遼史成”一語，正為罷修《遼史》，因而結束之，其未及刊行，亦以此也 。金亡以后，《遼實錄》為耶律楚材所藏，故得不亡(據(jù)蘇天爵《三史質疑》)，后據(jù)以重修《遼史》，殆即耶律儼所修之《皇朝實錄》七十卷?；蛑^蕭永祺所修之《遼史》七十五卷，即就儼書排纂而成(近人馮家昇說)。今就《遼史》所引，儼書有紀有志有傳，一知正史，殊乖實錄之體，且今本《遼史》，絕不稱及蕭史，疑其說不為無因。然元修《遼史》，得陳大任《遼史》甚晚，恐系就蕭史改作，而原本因以放散，元好問嘗謂太和初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銘》)，此即指陳大任重修之《遼史》。然其后陳史復出，為脫脫等所據(jù)，以成今本，脫脫《進遼史表》云，耶律儼語多忌諱，陳大任辭乏精采，二書優(yōu)劣，大概可知。所謂耶律儼《實錄》，所謂陳大任《遼史》，皆元人所據(jù)以修《遼史》者也。金時亦有起居注、日歷、實錄，《金實錄》已詳于前，《金史 百官志》，有記注院修起居注，掌記言動。又秘書監(jiān)所領之著作局，掌修日歷，略如唐宋之制。又《世宗本紀》大定七年九月詔修起居注，《宗敘》、《守貞》兩傳，皆有修起居注之語。元世祖中統(tǒng)二年，王鶚奉詔修《金史》，采及楊云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二十條 ，日錄當如唐宋宰臣之時政記，否則與日歷相類，所謂起居注、日歷、日錄、實錄，皆《金史》所資以成書者也?！督鹗?文藝傳》謂劉祁作《歸潛志》以紀金事，元好問著《中州集》及《壬辰雜編》，為修《金史》時所采用，好問既于順天張萬戶家得見《金實錄》，則《壬辰雜編》所紀載者，必多出于實錄?！对?張柔傳》，載柔攻下金汴京，獨入史館，取《金實錄》，并秘府圖書，世祖中統(tǒng)二年，柔以《金實錄》獻于朝；又《王鶚傳》載鶚在金官左右司郎中，蔡冊陷，鶚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于保州；按金有保州順天軍，元升為順天府，即今保定，張柔以萬戶率兵鎮(zhèn)此，即元好問所見之順天張萬戶也。鶚既主于其家，得盡讀《金實錄》，迨柔獻《實錄》于世祖，而鶚適官翰林學士承旨，兼領國史院，遂建議修《遼》、《金》二史，鶚之言曰，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蓋前代史冊，必代興者與修，是非予奪，待后人而后公故也(與鶚同修《金史》者，尚有李治、徐世隆、高鳴、胡祇遹等，見《元史 商挺傳》)。其后阿魯圖《進金史表》云，張柔歸《金史》于其先，王鶚輯金事于其后，即指此事，而至正所修之《金史》，即據(jù)鶚稿為底本。由是言之，《金史》之修，創(chuàng)于王鶚，考其初稿，即據(jù)實錄，謂悉采自劉、元二氏，尚非衷于情實(孫承澤《春明夢余錄》有“《金史》不亡二人之力”一條，一指王鶚，一指元好問)。以上所述，皆元人未修三史以前，所考得之大略也。元人與宋合兵滅金，時在宋理宗端平元年，元太宗窩闊臺六年(公元一二三四年)，遲至元世祖中統(tǒng)二年(宋理宗景定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始因王鶚奏請，而修《遼》、《金》二史。及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滅宋，又命史臣通修《宋》、《遼》、《金》三史，然遲之甚久，而不能成書，與金修《遼史》同，直至順帝至正三年(公元一三四三年)三月，右丞相脫脫奏請設局，重修三史，中隔以六十四年之歲月，因何停頓，蓋亦有故。考是時元廷諸臣，意見不一，或以宋為正統(tǒng)當立帝紀，遼、金為竊據(jù)當入載記，是以《晉書》為例者也；或以遼自唐末保有北方，與五季、北宋相次而終，當為北史。宋受周禪，至靖康，當為宋史。金破遼克宋，據(jù)有中原，當為北史。建炎以后，中原非宋所有，當為南宋史，是以《南、北史》為例者也 。以元承宋，而擯遼、金，漢人之績學者多主之。第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立國，遠在宋寧宗開禧二年(公元一二○五年)，是時金尚未亡，元人以北方部族，入主中國，不能不袒遼、金而絀宋，因此爭議不決，又復多所顧忌，致修史之議，未果進行，亦猶金人修《遼史》，以德運之議未決，而致停頓也。 迨至脫脫為相，乃斷然曰，三國各與正統(tǒng)，各系其年號(見《權衡庚申外史》)，以此為三史之義例，并為定其凡例云：一、帝紀，各史書法，準《史記》、《漢書》、《新唐書》，各國稱號，準《南、北史》；二、各史所載，取其重者作志；三、表與志同；四、列傳(后妃，宗室，外戚，群臣，雜傳)，人臣有大功者，雖父子各傳，余以類相從，或數(shù)人共一傳，三國所書事，有與本朝相關涉者當稟，金宋死節(jié)之臣，皆合立傳，不須避忌，其余該載不盡，從總裁官，與修史官臨文詳議；五、疑事傳疑，信事傳信，準《春秋》(百衲本《遼史》卷首)。以上五例，即三史義例所據(jù)以畫一者也。先是王祎著《正統(tǒng)論》，謂金雖據(jù)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其事適類于魏、蜀、吳、東晉、后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于是又絕矣。自遼并手金，金并于元，元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后正其統(tǒng)(《王忠文公集》)。此說即為脫脫所本，蓋如王祎所論，則宋與遼金，實同于南北朝時之分據(jù)，而脫脫定議以三史分修，實以《宋史》為“南史”，遼、金二史為“北史”，亦取端修以《南》、《北史》為例之說也。考脫脫修三史時，脫脫自為都總裁，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侯斯、李好文、楊宗瑞、王沂等為總裁官，而纂修官則三史各異。迨至至正四年三月，《遼史》先成，由脫脫表上。同年十一月《金史》繼成，五年十月《宋史》亦成。時脫脫已罷相，由繼任右丞相阿魯圖表上 ，未幾即鏤版行世，得以流傳。至其成書所以如斯之速者，則以三史各有底本在，據(jù)而編次之，則大略可睹矣。或以三史成書太速為病，固由昧于當代之實況，抑知順帝至正八年方國珍起兵浙江，十一年郭子興起兵安徽，十三年張士誠起兵江蘇，漸次以及中原北方，全國成動蕩之勢，時上距書成不及十年，設再荏苒歲月，舊本散亡，三史恐難成書，藉令成于明人之手，亦必為殘闕不完之作矣。后賢又病《宋史》冗雜，《遼史》簡略，而極稱《金史》之詳核老潔者(見《二十二史箚記》二十七)，不悟《宋史》于北宋九朝，據(jù)王偁《東都事略》及李燾《續(xù)通鑒長編》，敘述詳而有體，皆由底本之善，南宋高、孝、光、寧四朝之史亦略備。且《宋史》之佳處，正在詳而不在簡，后來改撰之《宋史》，皆不能滿人意者，非謂其不能剪裁，正以其詳不如舊史耳。至其一人重復立傳，編次前后失當，如錢大昕、趙翼之所糾舉者，悉出元人補訂未善倉卒成書之失，非宋國史舊本之咎也?！哆|史》所紀契丹上世之事，當出于《遼實錄》，由耶律儼、蕭永祺相沿而刪定之者。今考《遼史》本紀、志、傳中，屢稱耶律儼、陳大任，又稱舊史，舊史即指陳氏之作。此外間取材于《魏書》、《周書》、《隋書》、《北史》、《新唐書》、《新、舊五代史》、《通鑒》，而于天祚天慶二年以后事，多采自葉隆禮之《契丹國志》。蓋撰《遼史》時，苦于史料缺乏，雜采諸書，多錄原文，勉強聯(lián)綴，捉襟見肘，隨處可見。然宋人之名著，若江少虞《皇宋事實類苑》，李燾《續(xù)通鑒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及《朝野雜記》，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馬端臨《文獻通考》，乃竟未見采取，豈以有所忌諱而然，抑由時日迫促，無暇以及此乎  元人王惲《玉堂嘉話》，載王鶚所擬《金史大綱》，備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章宗》、《衛(wèi)紹王》(實錄闕)、《宣宗》、《哀宗》(實錄闕) 九帝紀，《天文》、《地理》、《禮樂》、《刑法》、《食貨》、《百官》、《兵衛(wèi)》七志，《諸王》、《后妃》、《開國功臣》、《忠義》、《隱逸》、《儒行》，《文藝》，《列女》、《方技》、《逆臣》諸列傳，惲又謂鶚親筆作史，大略付惲，如帝紀、列傳、志書，卷帙皆有定體，此皆王鶚盡瘁于《金史》之證。當鶚之世，金源文獻，既有實錄可徵，益以劉祁、元好問所紀，既不同《宋史》之冗雜，亦不似《遼史》之簡略，其以詳核老潔見稱，非無故也(施國祁《金史詳校序》：金源一代，年祀不及契丹，輿地不及蒙古，文采風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體，文筆甚簡，非《宋史》之繁蕪，載述稍備，非《遼史》之闕略，敘次得實，非《元史》之訛謬)。再就三史之體例言之，各有紀、傳、志、表，本屬一致，而《宋史》雜世家六卷于列傳，或謂乖于史體，此亦不然?！端问贰芬阅咸评钍?、西蜀孟氏、吳越錢氏、南漢、北漢兩劉氏、荊南周氏、高氏、漳泉留氏、陳氏為世家，序稱仿自歐史，而次于諸匯傳之后者，其意若曰，彼云道學、儒林、文苑，此云世家，等量齊觀，有何不可 然則所謂世家者，乃冠于列傳之一詞耳，非《史記》以世家與本紀、列傳并列之旨也。以此論次三史，亦可以得其大略矣。

其五則為《元史》。元初之國史，以蒙古文字紀載，題曰《脫必赤顏》(譯音)，記太祖成吉思汗以往之史事綦詳，元仁宗時，察罕初譯為漢文，名曰《圣武開天記》(見《元史》本傳)。明太祖洪武十五年有重譯本，稱曰《元朝秘史》 。又有《圣武親征錄》，亦自《脫必赤顏》譯出，記太祖初起及太宗時書。今所傳《秘史》譯本，出于《永樂大典》，清乾隆中，錢大昕鈔得之，而未著錄于《四庫》(外間尚有原刊殘本)。元文宗至順二年，奎章閣學士虞集等，以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必赤顏》(必一作卜)一書，以記太祖以來事跡，翰林學士承旨某言，《脫必赤顏》事關秘禁，非可令外人傳寫，遂止(見《元史》本紀及《虞集傳》)，此是書所以有秘史之名也。此外則太祖以來之事跡，悉具于累朝實錄。明初徐一夔言，元不置日歷，不記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據(jù)所付修實錄 。據(jù)此所說，元代無起居注及日歷，然考《元史 百官志》，以給事中兼修起居注，左右侍儀奉御兼同修起居注，又秘書監(jiān)置著作郎佐郎，如宋、遼、金制。前代著作郎，即掌修日歷，元英宗時，御史孛端，曾有朝廷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之語(見《元史》本紀)。王惲修《世祖實錄》，亦嘗參取起居注(見《秋澗集 進實錄表》)。而徐氏謂元代無起居注及日歷者，豈以元之末世，虛置其官而不事其事之謂歟。故其后可據(jù)者，只有實錄。明太祖洪武元年，徐達率軍入北京，始得元十三朝實錄，據(jù)錢氏《元史 藝文志》所考，元有十五帝之實錄，此稱十三朝者，睿宗、順宗，皆由追謚，身未為帝，故置而不數(shù)也。元英宗時(至治元年)，詔修《仁宗實錄》及《后妃功臣傳》，順帝時(至元元年)，又詔修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傳(見《元史》本紀)。又謝端曾預修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錄及累朝功臣列傳(見本傳)，凡此所謂累朝后妃功臣列傳，必亦為明人所得，故得據(jù)之以修《元史》。元人所撰之《經世大典》、《大一統(tǒng)志》，于一代之典章及輿地，紀載綦詳，明初其書具在，又得據(jù)之以撰諸志，《元史》成功之易，亦由于此。徐一夔謂《元史》自太祖至寧宗十三朝，悉據(jù)實錄修成，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明史》本傳及朱彝尊《徐一夔傳》)，此《元史》依據(jù)實錄、大典之證也。明修《元史》凡二次：第一次，洪武二年二月開局，八月成書；第二次三年二月開局，七月成書，總裁官為宋濂、王祎。據(jù)宋濂序，第一次，凡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未得為完書，復詔有司，徵采史事，以續(xù)成之，故第二次，又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今考《元史》目錄，本紀四十七卷，其卷三十八以下，則續(xù)成之《順帝紀》也；志

表之次第不動，續(xù)成之志五卷，列入志第三下為五行二，第十七下為河渠三，第二十七下為祭祀六，第四十一下為百官八，第四十五下為食貨五；續(xù)成之表二卷，列入第五下為三公二，第六下為宰相二；而卷次之總數(shù)，仍照增，此可考而知者也?；蛑^列傳第三十三，始以開國時之耶律楚材、張柔、史天倪等，次于元末死事諸臣泰不花之后，是為續(xù)修之證(《二十二史箚記》有此說)。然楚材等為開國勛臣，初次不容漏載，蓋列傳次序，以蒙古貴臣及色目人居前，而漢人、南人 次之。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諸傳之后，各插入續(xù)修之傳，而又次于儒學諸合傳之前，故其孰為初修，孰為續(xù)修，不可遽尋。且初修之列傳凡六十三，續(xù)修之列傳凡三十六，合之為九十九卷，而本書列傳凡九十七卷，缺少二卷，若非于合編時有并卷，則《宋序》所記續(xù)修列傳三十六卷，必為三十四卷之誤，是尚有待于刊定者耳。明修《元史》時，亦仿元修三史，定有凡例，本紀準兩漢史，志準《宋史》，表準遼、金史，列傳準歷代史而參酌之，紀、傳、志、表皆不作論、贊，據(jù)事直書，具文見意(見《元史》卷首)。惟以其成書太速，故其蕪雜缺略，視諸史為尤甚，良由修史諸氏，不解蒙古文字，蒙人之參與者，亦復數(shù)典忘祖，以致一人兩傳，訛誤百出，且有于附傳之外，別立專傳者。又如《元朝秘史》、《圣武親征實錄》之貴重史料，亦不知采取，且元時疆域極廣，而所詳者僅于中國境內，未足以饜學者之望。此所以有待于補訂重修也。至其成書之速，蓋亦有故：明太祖馭下至嚴，諸臣之所重憚，成書稍遲，譴責將至，一也；元以蒙族入主，為明人夷視，于其蒙古舊史，亦不之貴，二也。其后王洙撰《宋史質》，于恭帝降元之后，每歲書帝在某地，而削去元之年號。成化中，商輅等奉敕修《續(xù)綱目》，亦不甚留心元事，藉令宋王諸氏尚在，以應采《秘史》、《親征錄》之議，陳于其前，亦必以為無足輕重，一笑置之，蓋以古今之異勢，而議論亦不同焉。此明修《元史》之大略也。

其六則為《明史》。明代諸帝，除惠帝思宗外，皆有實錄(景帝事附入英宗實錄)，實錄中例載諸臣傳，而典章制度，又有會典可據(jù)，此《明史》之基本史料也。惟于實錄之外，曾有官修之國史。萬歷中，閣臣陳于陛疏謂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二百余年來踵襲因循，闕略不講，請力為整輯，勒成鉅編，于是開館分局，集累朝之實錄，采朝野之見聞，紀、傳、書志，頗有成緒，忽毀于火(據(jù)《春明夢余錄》十三及三十二)，后則未聞續(xù)作，誠可惜也。明代中葉以后，士大夫喜談本朝掌故，私家作史之風亦盛，如朱國楨之《明史概》、鄧元錫之《明書》、陳建之《皇明通紀》、王世貞之《貪州史料》、談遷之《國榷》，皆撰于明亡之前，雖未盡滿人意，然亦具體而微。至明末黃宗羲因之，而作《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立例有三：一曰國史取詳年月，二曰野史當取是非，三曰家史備官爵世系 ，清修《明史》之規(guī)模，實基于此。清既滅明，盡得其國史，乃于康熙十八年詔修《明史》，以大學士徐元文為總裁，元文延宗羲之弟子萬斯同，主于其家，委以編纂之事，元文去職，繼之者為張玉書、陳廷敬、王鴻緒，皆以萬氏主其事，萬氏承宗羲之學，熟于明代掌故，能闇誦實錄，既以布衣參史局，史館諸纂修所撰稿，皆由萬氏覆審。時鴻緒任列傳，至康熙五十三年傳稿成，表上之。雍正元年又表上本紀、志、表稿。時萬氏雖前卒(卒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而世人咸謂王氏稿泰半出萬氏手，后乃匯刊為《明史稿》五百卷。雍正中，張廷玉受詔為總裁，遂因鴻緒本以成書。乾隆四年廷玉《進明史表》云：“聚官私之紀載，核新舊之見聞，簽帙雖多，抵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彤闈，頒來秘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在昔《漢書》取裁于馬遷，《唐書》起本于劉昫，茍是非之不謬，詎因襲之為嫌，爰即成編，用為初稿?！笔莿t廷玉等進呈之《明史》，多本于鴻緒之史稿，而鴻緒之史稿，又多出自斯同之手筆，所謂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非謂鴻緒，實暗指斯同，《明史》在諸正史中，稱為佳史，亦以此也?？记】兄睹魇贰?，開列在事諸臣，總裁以張廷玉領銜，而無徐元文、王鴻緒，蓋以當日在史館者為限；萬氏不與纂修之列者，蓋以布衣主于總裁之家，而不受其職名，且已病歿在前故也。迨乾隆四十二年，高宗以《明史》本紀，所載事實，尚多疏略，特派大臣考核添修，并諭以親閱鑒定，重刊頒行。其后乃以改訂之本，刊成本紀二十四卷，顧外間覓者絕少，后自清宮覓得底本，由故宮博物院景印行世，校其所增補者，僅涉文辭之細，于史事殊少出入，受命諸臣，敷衍塞責，于此可見。惟乾隆間又嘗為《明史》撰考證，光緒中長洲王頌蔚直軍機日，于方略館搜得考證正本、稿本、進呈本三種，皆限于列傳，因據(jù)以撰《明史考證搪逸》四十二卷，是當日所擬修改者，原不限于本紀，觀于考證可知也 ?！睹魇贰分?，本非一端，如排纂之得當，附傳之得宜，前人論之已詳(如《二十二史箚記》)。前史有志而無圖，《明史 歷志》則增圖以明歷數(shù)；前史藝文志皆無斷限，而《明史》藝文，惟載當代著述，此皆以古今異宜，而深得體要者。至其不滿人意之處，厥惟易代之際，忌諱太多，有若遼東一隅建州三衛(wèi)故事，明人記載甚多，而《明史》則諱莫如深，不著一字；記南明遺事之書，亦不下數(shù)十種，而《明史》以事涉易代，亦復語焉不詳。近人治清初史者，寧取《明實錄》及朝鮮人之記載，治南明史者盛道清代禁毀諸書，而以《明史》為不足觀，是則于此二事，均有待于補苴，且視清代之重刊本紀為尤要，世有賢者，理而董之，是所望也。

最后則為清史，清初設國史院，以大學士領之，其后改設國史館于禁城內，置總裁、纂修、協(xié)修諸官，皆以翰林院官所謂詞臣者兼之。其所修之國史，體例如前代之正史，有本紀，有列傳，有表，有志，當有清之季，已將太祖迄穆宗之十一朝本紀修竣，其后更續(xù)修德宗本紀(凡一百三十七卷)。清制，內外臣二品以上及特旨宣付、臣僚奏請，乃得立傳，今坊間印行之《清史列傳》八十冊，即用清國史館之底本，為歷朝詞臣所修者也。表、志二類，亦略具梗概。而不如本紀、列傳之有成書，故無考也 。清代有起居注官，例由任其事之翰林官更番撰記，每半月為一番，其如何取材則未詳，亦不同前代之有日歷及時政記，惟每帝崩殂，新君嗣位，則依前代例，設實錄館，纂修先君“實錄”，以為記注之總匯，又別纂“圣訓”。故是時于國史館外，別設實錄館，置總裁、提調、總纂、纂修等官，亦以詞臣兼之，事畢則撤館，而非常設，實錄、圣訓亦修國史者之所取資也。實錄、國史兩館，皆設于禁城東華門內，蔣、王二氏自實錄鈔出之史料，別為《東華錄》，其得名之故以此。清代實錄之例，不以大臣傳附入實錄書卒之下，與前代異，即以國史已別為之立傳也。洎清室退位，北京政府乃設置清史館，以趙爾巽為館長，下設總纂、提調、纂修、協(xié)修等官，任總纂者為柯劭態(tài)、王樹枬、吳廷燮諸氏，皆一時績學知名之士，至一九二八年始成書，計本紀二十五、志一百四十二、表五十三、列傳三百十六，凡五百三十六卷，又目錄五卷。時主其事者，鑒于北京政局動搖，力主付印，以防散佚，并仿王鴻緒《明史稿》之前例，命為《清史稿》，以示未為成書之意?？晌磶?，當政禁止發(fā)行，故流傳甚少。平心論之，是書積十余年之歲月，經數(shù)十學者之用心，又有國史原本可據(jù)，而歷朝所修之實錄、圣訓及《宣統(tǒng)政紀》，并蔣、王、潘、朱四氏之《東華錄》，采摭甚富，史實略備，囊括以成一代之典，差足繼軌前代正史之后，而資覽者取資矣。第其書令人不滿者，亦有多端：其一，則諸志實未備作（如氏族志），列傳多有闕遺（如《麟慶傳》云，子崇實、崇厚自有傳，而崇實無傳，又朱筠亦無傳)；其二，則倉卒付印，錯訛太多，而于原稿亦刊削未當(如本紀、地理志皆經刊削而后付印)；其三，則書中時流露遺臣遺民口吻，與往代修史之例不合。最后一端，即為禁此發(fā)行之理據(jù)。

右述諸史，皆屬設館官修，不出一人之手，然如《新唐書》由歐、宋二氏，殫精而成，《明史》出于萬斯同私修之稿本，名為官修，準于私撰，斯為上選。次如《舊唐書》，《舊五代史》，宋、遼、金、元、清諸史，皆資實錄、起居注、日錄、時政記以成書，雖事有詳略，文有工拙，闕誤尚多，諸待訂補，然亦為一代必備之典，不得以其出于官修，而薄之明矣。

(三)典禮

典禮之書，其別有二：一曰經禮，典章制度屬之，實始于周之《官禮》，后世之通典、通考、會典、會要諸書，皆其流也；一曰曲禮，節(jié)文儀注屬之，實始于周之《儀禮》，后世之通禮、集禮諸書，皆其流也。《禮記》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各有分際，自古已然。往者秦蕙田撰《五禮通考》，以屬典章制度之經禮，雜于嘉禮之中，分際不明，為余杭章氏所譏 ，是則紀典章制度之書，與言節(jié)文儀注者有別，又可知矣。《隋志》史部以職官儀注，分為二類，實合古人以經禮、曲禮分列之法。清代《四庫書目》，職官自為一類，而以儀注合于政書，古人成法，因之而淆。實則職官一類，應入政書，合稱政典；而言禮制之書，別為一類，仍名儀注，是為得耳。茲本此說分別次之。

自唐以來，官撰政典之書，首推唐玄宗時官撰之《唐六典》，蓋以擬《周官經》而作者也。其后與此相類者，有長孫無忌等所撰之《唐律疏義》，而元代之《大元圣政典章附新集》、《至治條例》，亦其比也。然此類之書所以立一代之經制，而非以明其因革損益，猶不得被以史稱。官撰之書，專詳一代典制，而又以明因革損益者，其會要、會典之書乎。唐蘇冕始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為《會要》四十卷。宣宗時，又詔楊紹復次德宗以來事，為《續(xù)會要》四十卷，以崔鉉監(jiān)修。惟宣宗以后，記載尚闕。至宋初王溥，又為續(xù)至唐末，合前所輯為《新編唐會要》一百卷，分目五百十有四，于唐代沿革損益之制，頗能詳核 。溥復取五代之典章制度，撰《五代會要》三十卷。二書所載，略如正史之諸志，與杜佑《通典》之體例相近，然所載史實，往往出正史外，故研史者極重視之。宋代官撰之會要，視唐尤為詳備：有《慶歷國朝會要》、《元豐增修五朝會要》、《政和重修會要》、《乾道續(xù)修四朝會要》、《乾道中興會要》、《淳熙會要》、《嘉泰孝宗會要》、《慶元光宗會要》、《嘉泰寧宗會要》、《嘉定國朝會要》，其間重修續(xù)修，無慮十余次。明時其書尚存，曾以分隸《永樂大典》之各韻。清嘉慶十四年，徐松入全唐文館，始自《大典》中錄出約得五百卷，雖非完璧，而大略可睹矣。徐氏卒后。書歸繆荃孫，欲由廣雅書局刊行，未果，乃為提調王秉恩所竊，王氏卒后，遺書散出，為吳興劉承干所得，凡四百七十余冊，整理數(shù)年未就，最后乃由北京圖書館以原稿印行，共訂二百冊，不分卷。又有劉氏編訂之本，凡四百六十卷雖與原稿重復，而較有條理可尋，尚未及付印。茲考其分類凡十六：一帝系、二禮、三樂、四輿服、五儀制、六崇儒、七運歷、八瑞異、九職官、十選舉、十一道釋、十二食貨 、十三刑法、十四兵、十五方域、十六蕃夷。其所載者，不限典章制度，一代之要政，往往隨文附見，固《宋史》諸志所資以成書，而《宋史》所不能悉舉者，又約十之七八，此嚴可均所以嘆為天壤間絕無僅有之書也 。元人無會要，而有《經世大典》，文宗天歷二年九月，敕翰林國史院與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典故，仿唐宋會要，纂為一編，及其書成，賜名《皇朝經世大典》，蓋即“大元會要”之異名也。時纂書之總裁為趙世延、虞集，纂修為馬祖常、楊宗瑞、謝端、蘇天爵、李好文、陳祚、宋襞、王士點，皆一時知名之士(見《元史 虞集傳》)。其后歐陽玄繼為總裁，李泂、揭徯斯、王守誠繼為編纂，至順二年五月書成，三年三月進呈，書凡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又附《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其目凡十：為帝號、帝訓、帝制、帝系、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六典略仿《周官》及《唐六典》。今原書已亡，僅《永樂大典》殘本中，窺見厓略，近人自其中輯得數(shù)種刊行之。而《元史》各志，多依據(jù)《經世大典》而成，如《食貨志》，已有明文無論矣，而《兵志》之言站赤一節(jié)，更與《永樂大典》所載之《經世大典》相同，亦其證也 。今讀《元文類》卷四十至四十二三卷所載《經世大典序錄》全文，更可考見其厓略，蓋其美富，應與《宋會要》等，惜其亡也。元代之“圣政典章”，專詳章制，為會要之別一體，蓋近于明清二代之會典。明清二代皆無會要，乃改纂“會典”，以詳?shù)湔轮贫?。《明會典》初纂成于孝宗弘治十五年，凡一百八十卷，刊印行世。其后武宗正德四年，續(xù)有增輯，未及印行。神宗萬歷四年，再事增纂，十五年成書，厘為二百二十八卷，亦付刊印，故今傳有簡繁兩本，皆明刊也 。書中以文職、武職兩衙門分列，文職六部、都察院、九卿及諸司，武職五軍都督府、錦衣衛(wèi)，皆附以南京之官，典禮章制，皆以類相從。《清會典》一仿明體，始以內閣、軍機處，繼以六部、都察院、九卿、翰詹，而八旗內務府亦具載焉。初修于康熙，續(xù)修于雍正，至乾隆二十九年，厘為一百卷，附則例一百八十卷。嘉慶十八年重纂《會典》八十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圖》四十六卷。光緒二十五年又增纂成書，《會典》仍為一百卷，事例則增為一千二百二十卷，圖二百七十卷，故以最后勒定之本為詳博。其與《明會典》異者，明以事例，并載書中，清則以事例，別于《會典》之外也(清初修本亦如明例)?？肌皶洹敝w，以六部分敘，上仿《周禮》，次仿《唐六典》，下亦如《元典章》，所重在章制法令，與唐宋之《會要》、元之《經世大典》之兼詳故事者微異，故近人有欲為明清二代別撰會要者。要而言之，二者同源異流，必兼覽之而后備也。宋人徐天麟撰西漢、東漢兩《會要》，遼人有《契丹會要》，(書亡，見尤袤《遂初堂書目》)。元人孟夢恂有《漢唐會要》(書亡，見《補元史藝文志》)。清人楊晨更撰《三國會要》(二十二卷)，

孫楷撰《秦會要》(二十六卷)，龍文彬撰《明會要》(八十卷)，金、元、清三代會要亦有待于補撰。往者錢儀吉撰《三國會要》(五冊)，稿成未刊，又撰《晉會要》，《南北朝會要》，皆未成書。泰興朱銘盤(曼君)纂《兩晉會要》八十卷、《宋會要》五十卷、《齊會要》四十卷、、《梁會要》四十卷、《陳會要》三十卷，稿具而未能付刊(《清史稿 文苑傳》載銘盤《晉會要》一百卷，尚語焉未詳)，又擬纂北朝魏、齊、周、隋四朝會要，合稱《兩晉南北朝會要》，未竟厥功，亦可惜也。(見朱氏桂之《萼軒遺集》所載《曼君先生記年錄》)。自徐氏而下，皆為私家之作，本無與于官修之史，以其不可無述，故連類及之。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皆為私修，別詳于后；宋人宋白《續(xù)通典》二百卷，則于真宗咸平四年奉詔撰成，惜原書久亡，略有逸文可考；清代之《續(xù)通典》、《皇朝通典》、《續(xù)通考》、《皇朝通考》，皆奉敕纂修，為官書之一，理宜并述。此唐宋以來官修政典之大略也。

唐開元中，始命學士蕭嵩、王仲邱等撰《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其中卷一至卷三為序例、卷四至七十八為吉禮、卷七十九至八十為賓禮、卷八十一至九十為軍禮、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十為嘉禮、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為兇禮，于是唐之五禮略備，新舊《唐書》禮志皆取材是書。而杜佑《通典》于禮典中，節(jié)載《開元禮》為三十五卷，大體略備，而原書尚有傳本，清代以之著錄于《四庫》，而外間復有新刊本。此《儀禮》、《禮記》以后，唯一言禮之書也。宋徽宗曾命鄭居中等撰《政和五禮新儀》，凡序例二十四卷、吉禮一百十一卷、賓禮二十一卷、軍禮八卷、嘉禮四十二卷、兇禮十四卷，總為二百二十卷，又目錄六卷、格式十卷，宋代言禮之書，莫備于此，今著錄于《四庫》，略有殘闕。其后淳熙中，禮部、太常寺合撰《中興禮書》行世，而《政和禮》遂格不行。金有《大金集禮》四十卷，張瑋等撰，為《金史禮志》所本。明有《明集禮》五十三卷，清有《清通禮》五十卷，皆由敕撰，為兩代禮制之所本 。凡儀注之書，猶政典中之有法令，故亦得備史之一體。抑吾謂典禮之有關于史，以其能明因革損益也’欲考歷代之節(jié)文儀注，應取《儀禮》、《曲禮》、《開元禮》、《政和五禮》、《金明集禮》、《清通禮》合而觀之，而因革損益之跡乃得以大明。昔賢之當此而無愧者，首推杜氏《通典》之《禮典》，次則秦氏之《五禮通考》，而徐乾學之《讀禮通考》專詳兇禮者，亦備其一體，蓋此二書，實合歷代之言節(jié)文儀注者，次為一編，以觀其會通，蓋必如是，始足以當史稱。此又因唐宋官修儀注之書而附論及之也。

(四)方志

章學誠謂后世之方志，專詳一方之事，如古之列國史，應無所不載，與專詳疆域山川之圖經異，其說允矣。然撢究前代記地之書，二者漫無經畫，區(qū)分甚難：方志為一方之史，世人已無異議，而圖經亦詳建置沿革人物古跡，以備史之一體，且為宋以后郡縣志書所本，故述方志，不能置圖經而不數(shù)。隋煬帝大業(yè)五年，始命崔廓與諸儒撰《區(qū)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為六百卷，或又曰八百卷，曰《圖志》，而《隋志》著錄為一百二十九卷，《唐志》少一卷，而題曰《虞茂區(qū)宇圖》，此為官撰方志圖經之所始，亦古

今之鉅制也 。唐太宗之子魏王泰，命其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勗，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略如呂不韋之廣集門客，以撰《呂覽》，亦為官撰地紀之一，其內容亦極美備，惜與《區(qū)宇圖志》，同歸散亡，今可見者，逸文而已。唐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圖志》、宋樂史之《太平寰宇記》、王象之之《輿地紀勝》，皆屬私撰，別于下章述之，而是數(shù)書所引之《隋圖經》，多為《區(qū)宇圖志》之逸文，正自可寶。宋神宗熙寧八年，詔王存等修《元豐九域志》，元豐三年書成，凡得十卷，所載為路二十三、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三十七、監(jiān)四、縣一千二百三十五，專詳宋代所治之方域，其陷于遼之燕云十六州，及平、灤、遼東，以及西夏邊陲之區(qū)，皆所不詳，不如《太平寰宇記》之美備，然考有宋一代方輿者，必以是書為依據(jù)焉。遼、金人自撰記地之書，史所不詳。迨至元代遂有《大一統(tǒng)志》之輯。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始命集賢大學士行秘書監(jiān)事札馬刺丁、祕書少監(jiān)虞應龍等，搜輯為志，以明一統(tǒng)，初未有名，至元三十一年十月書成，凡得七百五十五卷，命名《大一統(tǒng)志》。成宗元貞二年三月得《云南圖志》，大德二年二月又得《甘肅圖志》，三年七月又得《遼陽圖志》，復命秘書監(jiān)增修，至大德七年二次成書，凡得一千三百卷，由集賢大學士同知宣徽院事孛蘭盻上進，存于秘府，至順帝至正二年始付出刊行之，定名為《大元大一統(tǒng)志》。錢大昕《元史 藝文志》，據(jù)焦竑《國史 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大元大一統(tǒng)志》一千卷，實則為一千三百卷，元人所撰秘書監(jiān)志言之詳矣。是書大別為一中書省，十行中書省，每省分路或府，路府下有屬州，大抵以一州為一卷，其事跡多者，或分為二卷、三卷。每州之分目凡十：曰建置沿革、曰坊郭鄉(xiāng)鎮(zhèn)、曰里至、曰山川、曰土產，曰風俗形勢、曰古跡、曰宦跡、曰人物、曰仙釋，亦不必各目皆備。所紀各事，較后來之明、清兩一統(tǒng)志，詳至數(shù)倍，故分卷至干三百之多，蓋為隋《區(qū)宇圖志》以后，方志圖經之總匯。惜已亡于明代，僅存殘本若干卷，而佚文之見于《永樂大典》殘本、《明一統(tǒng)志》、《滿洲源流考》、《熱河志》等書，近有輯本，可供考證，而明初人所撰《大明清類分野書》，幾全鈔《大一統(tǒng)志》以成書，其內蘊宏博可知。至其所用資料，多出《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紀勝》及宋元所修地方志乘，而明初修《元史 地理志》，多依據(jù)是書，其后修一統(tǒng)志，更以是書為藍本，翦裁原文，舊痕猶在，而不及其美富遠矣 。明初洪武三年，曾敕修《大明志書》，今已無考。其后景泰中，始敕修《寰宇通志》，凡得一百十九卷，至英宗復辟，惡其書成于景帝，乃命李賢等改修《大明一統(tǒng)志》，至天順八年成書，凡得九十卷，而萬歷中尚有增修?？计潴w例，以京師南京及各布政使司所統(tǒng)之府，為分卷之標準，每府之分目，略如《元一統(tǒng)志》，而增郡名、公署、學校、書院、宮室、關梁、寺觀、陵墓、祠廟諸目，而無坊郭鄉(xiāng)鎮(zhèn)及里至，蓋有所分合省并，而小有異同者也?！洞竺饕唤y(tǒng)志》，今頗易得，而《寰宇通志》亦未亡 。清代更因之，以修《大清一統(tǒng)志》。是書凡修三次：初成于乾隆八年，凡三百四十二卷，次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凡四百二十四卷(并子卷計之則為五百卷)，最后成于道光二十二年，凡五百六十卷。最后之本經始于嘉慶十六年，而所增輯之事跡，亦迄于嘉慶二十五年，故命名曰《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其書之例，于京師后次以盛京、各直省、蒙古藩部及朝貢各國，每省先冠圖表，次以統(tǒng)部，總敘一省大要，次以各府、廳、直隸州，為分卷之標準，凡所屬之州縣入焉。蒙古各藩部，統(tǒng)部分卷，悉照各省體例，其各府、廳、直隸州之分目，視《明統(tǒng)志》為詳，計分表圖、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勢、風俗、城池、學校、戶口、田賦、稅課、職官、山川、古跡、關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廟、寺觀、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釋、土產二十七目。所謂《明統(tǒng)志》、《清統(tǒng)志》，皆衍“大一統(tǒng)志”之余緒以成書，而仍不及其宏博者也。然方志、圖經之書，以近世編纂者，為最有用，故元、明、清三代之一統(tǒng)志，足供治史地學者之采伐，遠非元和、元豐諸志可比，且其中兼敘人物風土，一方之要刪略具，蓋以圖經而兼方志之體矣。

州郡之有志書，以括舉一方之事，蓋防于《吳越春秋》，《華陽國志》，隋唐五代以前，撰者蓋鮮。宋人宋敏求始撰《長安志》二十卷，附圖三卷，《河南志》二十卷?！逗幽现尽芬沿堕L安志》有傳本。其次則為朱長文之《吳郡圖經續(xù)記》，成書于神宗元豐七年，分門二十有八，中有封域、城邑、山水、戶口、物產、風俗、學校、牧守、人物、碑碣、雜錄，備有后來之志書之各目。其后則徐淙、潛說友之乾道、咸淳兩《臨安志》，范成大之《吳郡志》、施宿、張溴之《嘉泰會稽志》、《寶慶續(xù)志》、陳耆卿之《嘉定赤城志》，羅濬之《寶慶四明志》、《開慶續(xù)志》，周應合之《景定建康志》，鄭瑤、方仁榮之《景定嚴州續(xù)志》，皆宋代所修，尚有存本，而著錄于《四庫》者。至如著錄《宋史 藝文志》之各州郡志，多就亡佚，驟數(shù)之而不能終其物，亦非本編所能盡舉也?？即酥T志之撰者，或以官于是郡，如周淙、施宿、周應合、鄭瑤、方仁榮、潛說友是；或以生于是鄉(xiāng)，如朱長文、范成大、陳耆卿是；或以游于是地，如張溴、羅濬是；官于是郡者、倡修志書，手創(chuàng)條例，授之幕友，或延鄉(xiāng)紳為之，而不必手自鈔纂，正可與唐宋以來之官修諸史，等量齊觀，故今曰所流傳之州郡志書，十九皆出于官撰也。元人所修之志書，見今存者，如徐碩之《至元嘉禾志》，馮復京、郭薦等之《大德昌國州圖志》，張鉉之《至大金陵新志》，皆為官于其地時所纂，纂者亦非一人。明代則所纂益多，省、府、州、縣無不有志。明代于南北兩直隸外設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以代元代之行中書省。地方之稱，本無省名，然若稱為布政使司，實嫌辭費，故其時之官私文字，仍沿元代而稱省 ，其總一省而為志書，多名“通志”。通志濫觴于宋人所撰之《閩中記》  (程世程撰)及廣東、廣西兩《會要》(王靖撰，俱見《宋[史] 藝文志》)， 是皆合數(shù)州郡而為一書者。元人因修《大一統(tǒng)志》，而先由各行省撰送圖志，尤為省志之先例。惟此體之書，至明始盛，其名為通志者，如《弘治八閩通志》，《嘉靖江西、廣西、山東、貴州通志》，《萬歷廣東通志》是也；亦名總志，如《萬歷湖廣、四川總志》是也；或只名志，如《成化陜西志》是也；或又易稱為書，如何喬遠之《閩書》是也；更有名圖經者，如《嘉靖貴州圖經新志》是也。蓋創(chuàng)始于弘治，而大盛于嘉靖以后。洎乎清代，以迄今茲，各直、省、藩部，無不有志，而皆名為通志。蓋通志者，合全省之府、廳、州、縣而通志之，非貫通古今之謂也。然明清二代不名為省志者，蓋亦有故，明以南北兩京之地，直隸中央，稱為直隸，其他地方，則稱布政使司；清代亦以畿輔之地為直隸，又未嘗明定其他地方為省。清代詔旨奏牘中嘗概稱曰各直省，直指直隸之畿輔，省指其他各地方，其后亦稱畿輔曰直隸省，此實不辭之甚，然亦莫由正之，是則此后所修各省之總志，宜摒通志之稱不用，正其名曰省志，乃使人易曉耳。考近代所修之通志，其體例大別為二：一沿用舊日圖經統(tǒng)志之體，分一地方為若干目，如清雍正中所修之《河南通志》，分為四十二目，是也；一用章學誠之說，視方志如列國史，立紀、志、表、傳、略、錄，以王言為紀，人物為傳，官績?yōu)殇洠浀厮囄臑橹?，輔之以略，其他細碎之事，以表明之，始于謝啟昆之《廣西通志》，而光緒中李鴻章主修之《畿輔通志》，亦其類也。是類之書，悉由官修，其與正史典禮異者，一則主之中央，一則發(fā)動于地方耳。清代之方志，不惟府、廳、州、縣有之，而著名之鄉(xiāng)鎮(zhèn)亦有之，如吳興縣所屬之南潯鎮(zhèn)，有劉承幹所修之《南潯志》，是也。又近代人喜作志，于名山、名水、名寺觀，莫不有志，多至不可勝數(shù)，然半屬私撰，且已有人撰專書以綜考之，可以勿論。惟唐宋以來，各官署亦皆有志，如唐代之《翰林志》(李肇撰)、宋代之《續(xù)翰林志》(蘇易簡、蘇耆編)、元代之《秘書監(jiān)志》(王士點、商企翁同撰)即其顯例。明代所撰尤多，今可考者，有《禮部志稿》、《太仆寺志》、《南京吏部、工部、都察院、鴻臚寺、太常寺、太仆寺諸志》，及《南雍志》，而清代亦有《國子監(jiān)志》、《宮史》、《續(xù)宮史》，以其為官撰志書之一類，故附述之。此又唐宋以來官修方志之大略也。

總括上述四類，已將本期設館官修之史，擷舉大略，容有未盡，姑付闕如。或謂本章所述，悉為史籍，而作者是否為史家，且其史學何若，亦應一為衡量，否則仍不能使讀者躊躇滿志也。則應之曰，官修之史，與私家作史異，私史之作者，多為著名之史家，如上章所述魏晉南北朝諸史之作者是也。若乃唐宋以來官修之史，胥成于眾人之手，其中即有史家，亦無由自見，子玄不樂，即其一例。矧歷代撰實錄者，多由總領其事者，署名上進，且其書屬于記注一體，不足以言史學。正史作者如宋代之歐陽修、宋祁，元代之王鶚、歐陽玄，明代之宋濂，清代之萬斯同，誠卓卓可稱矣。然歐、宋《新唐書》，已不盡滿人意；《金史》僅由王鶚創(chuàng)作，而未成于其手；歐陽玄則因成繼前，絕少改作，《元史》之蕪雜缺略，重為后人所譏；宋濂徒長辭翰，疏于史學，雖領其事，未嘗究心；萬斯同有功于《明史》，既未肯居館職，實同于私家作史，又不得與歐、宋、王、宋四人同論。至官修之典禮方志，作者不名一家，校其成績，又下于實錄一等，更不得與正史比倫。惟私家所作之《通典》，竭一人精力所撰之《通鑒》，乃能博大精深，高視百代，取校官修諸作，無有能及之者。是則本期之史家，及其史學之何若，正有待于更端論次，而非本章之所能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