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的受優(yōu)遇，在西漢已見端倪。漢代社會中，無論在朝的“大夫”或在野的“士”都享有崇高的身份。但儒士的地位，并非一成不變。自東漢季年以迄唐代，儒士的地位大不如前。一方面，佛、道日盛，儒家思想的普遍性和影響力都大為削減；南北各朝，或崇僧伽，或尚玄門，儒士的政治與社會地位乃大受威脅。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政府為門閥所控制。當時，“士庶之分”的“士”，是指累世簪纓的膏粱華族而言。膏粱華族，固多屢世經(jīng)術，但其政治與社會地位之取得，主要是以門第為憑藉；儒士所專擅的學術既不是月旦人物的評準，更不是攖朱奪紫的主要工具。

儒士地位的真正奠定在于兩宋。若干史家認為中國近世型的士大夫即出現(xiàn)于宋代。儒士在宋代地位上升乃由下列幾點原因所促成：

一、思想上，儒家復興運動肇始于中唐，至北宋中期而達于波瀾壯闊、包羅萬象的地步；相反地，佛、道二家已呈再衰三竭之勢。這時儒家的聲勢，乃是空前所未有。此后，學問與儒家的古典教育幾乎成為可以互換的名詞，所有的讀書人也都自命為儒士。

二、政治上，由于宋室的提倡，宋代帝王為提高君權計，極力壓抑武人、閥閱，提倡文治，獎勵教育，擴大科學，以為牢籠士人之具，給予種種優(yōu)待，以致當時人有“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的說法。

三、八世紀初，均田制即已衰敗不行，加以二稅制度以畝定稅，政府對土地兼并已不予干涉，至宋代而形成散布各地廣袤的莊園，尤以江南最為普遍。另一方面，宋代城市繁榮，商業(yè)發(fā)達，形成一個有余資可以教育子弟的中產(chǎn)階級。這些新興的地主及都市中產(chǎn)階級之家，是士大夫的溫床，也是他們的經(jīng)濟保障。宋代進士多數(shù)來自這些擁有堅實經(jīng)濟基礎的新興家庭。

宋代士人成為最受優(yōu)遇的身份集團，可由下列事實看出：

一、在政治前途上，由于科舉的擴張，讀書人的出路有了保障，儒家的經(jīng)術文學與仕進發(fā)生制度性的連鎖。進士的上升，雖在中唐已發(fā)其濫觴，但科舉在宋代始成為最主要的登仕途徑。

二、在經(jīng)濟上，士大夫享有種種優(yōu)免。不僅官員之家，列為官戶，可以免除徭役及身丁錢，而太學、州學生及得解舉人也可免除徭役身丁，在學學生又享有廩給膳食；宋代正是學田及貢士莊的擴張時代。

三、在刑罰上，宋代繼承古來“刑不上大夫”的傳統(tǒng)，除去品官及其家人犯法，可以免杖，又可免官贖罪外，曾與省試的舉人犯罪，徒杖也可聽贖。

四、在榮譽上，士人成為萬民羨慕的對象。高門貴族，早成過去；僧、道二門，經(jīng)過屢行屢禁，聲勢遠不如前，而讀書一途，前程既大，又享受種種優(yōu)遇，儒士遂成為欽慕的對象?！叭f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一諺正反映了這一事實。

在明、清兩代，隨著科舉制度的改革，經(jīng)政府認可而享優(yōu)待的儒士數(shù)目大為增加，他們的特權也有了更明確的規(guī)定。秀才、舉人，以及品官，皆成為政府認可的“紳衿”或“紳士”，在政治、經(jīng)濟和司法上享有許多優(yōu)待。紳士地位的取得，固有一部份是靠財力捐納而來，但大多數(shù)是憑賴個人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