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墻（城池）是城市的標志性建筑；構筑城池是城市建設的重中之重；城池是一座古老城市發(fā)展進程中遺留下來的重要歷史文化印記；一座城市若歷史上沒有過城池的存在，就不能稱為古城。

　　今日的阜陽從西周時期的胡子國肇始，一路走來，筑就了三千余年的建城史，經(jīng)歷了胡子國（胡國）、汝陰、潁州、順昌、阜陽等城市名稱的反復與變化。在古代，城池與城市是同義語?！墩f文》曰：“城，以盛民也”，“市，買賣之所也?！币?，城市即是以非農(nóng)業(yè)活動和非農(nóng)業(yè)人口為主的人類聚居地，商品經(jīng)貿(mào)的集中地，同時也是當?shù)卣?、文化的中心。阜陽城市（城池）的形成和變遷，大略經(jīng)歷了夯土版筑、磚石甃砌、歷代修葺、城墻平毀和城市南拓等5個發(fā)展時期。

　　一、夯土版筑時期

　　古語曰：“筑城以衛(wèi)君，造郭以守民”。夯土版（板）筑，也稱夯筑或夯土技術，是我國古代修建墻體的一種傳統(tǒng)技術。它是把土夾在兩塊木板中間，用杵搗堅實，就成為墻體。古代城墻最早采用夯土板筑技術，主要是受制于當時的物力財力，及燒磚技術尚不成熟等因素。而夯土版筑城墻有其優(yōu)勢：一可就近取土，二可在筑城同時掘出深溝，形成護城壕，可謂一舉兩得。

　　阜陽最早的、有文字記載的城市（城池），是始于周代的“胡國”。明正德《潁州志》記載：“胡子國城，即今南城。按《春秋》本陳地，周康王封陳滿之裔國于胡，爵為子，其后入春秋，見于經(jīng)傳。”而自2022年3月以來，考古工作者對位于潁河與泉河故道之間的“順河古城遺址”進行了考古發(fā)掘，發(fā)現(xiàn)的夯土層、城壕及高等級祭祀車馬坑、甲字形大墓等遺跡表明，“順河古城”位置，與文獻記載的胡國都城——胡城遺址基本吻合。

　　宋金元時期，潁州城池仍是夯土板筑為主，僅在雉碟（城垛）、城門等重要部位磚甃。夯土版筑的建筑容易受到外力因素的影響而損毀，需適時修葺。如南宋紹興九年（1139），軍事技術家、守城專家、順昌知府陳規(guī)修繕城池；翌年（1140）五月，東京副留守劉锜添筑臨戰(zhàn)屏障，合力取得了“順昌大捷”。蒙元定宗二年（1247），“保定行唐人邸澤（字潤之），移戍潁州任管軍總押，修葺隍塹、樓堞?！保?/span>清乾隆《阜陽縣志》）。

　　二、磚石甃砌時期

　　按照形制，阜陽古城分為“子城”（小城）與“羅城”（大城）。子城即北城，官府衙門、行政管理機構和駐軍等所在地；羅城即南城，主要是居住區(qū)和商業(yè)、手工業(yè)區(qū)所在地。

　　進入明代，皇太祖朱元璋遵循“高筑墻”的立國之策，詔全國各地大規(guī)模進行青磚建城或包砌土城活動。明洪武九年（1376），潁州軍事機關潁州衛(wèi)（潁川衛(wèi)）指揮僉事李勝將軍，循潁州北城墻“元舊基址”用大號青磚、長條青石包砌城墻，至此潁州北城始為磚甃，南城仍為夯土城墻。

　　到了明正德九至十一年（1514－1516），河南按察提刑司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僉事孫磐、曾大顯，先后磚甃“不堪備御”的南城夯土之城，使南城與北城磚垣一體，城高均為一丈八尺（約今6米），城周方圓總計九里四十四步（約今11華里）。城垣上設有14座城樓（包括4座主城門樓、4座月城樓、1座譙樓、5座角樓）為城市防御時的軍事指揮、瞭望和守衛(wèi)之所。北城門外以潁河（即泉河）為護城河，東南西三面護城河連為一體，并建有三座跨隍橋梁。

　　從軍事防御角度看，潁州城池先后經(jīng)過潁州衛(wèi)指揮僉事李勝，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僉事孫磐、曾大顯的大力修繕，至此已經(jīng)構成了一個較為完備的防御體系，這是潁州城市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并永留史冊的兩次重大事件，從此奠定了潁州古城四至清晰、城周穩(wěn)定，500余年未變的形制與規(guī)模。坊間所謂“明萬歷二年（1574），潁州知州趙世相擴建南城”純屬史誤，或曰無稽之談。謹“望郡之執(zhí)筆諸君，莫再傳訛矣?！?/span>

　　三、歷代修葺時期

　　“城以保民也，古王者之制，歲有修繕”（清乾隆知府王斂?！缎薷潜洝?/span>）。城隍修繕是古代的一項制度性規(guī)定，也是對官員任職期間責任感和憂患意識的重要考績內容。由于明代以后城墻墻體多是外層甃以磚石的夯土墻芯，經(jīng)年累月、風化侵蝕、洪水沖圮和戰(zhàn)爭破壞等原因，仍然會造成城墻的坍塌損毀。因此，每隔若干年就要對城墻進行一次修繕，對淤積的護城河進行疏浚。

　　歷史上潁州城垣隍池屢次修繕疏浚，并一直延續(xù)到民國十九年（1930）。舊志史料記載的修葺活動有30余次。如明嘉靖五年（1526），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僉事史道，“浚壕塹，蒐卒伍，備不虞之計周焉”。明嘉靖十九年（1540），潁州按察分司兵備僉事蘇志皋修城浚池，筑堤防，拓建里外馬路，復開塹河，引泉河水為隍，并繞堤植柳。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潁州按察分司兵備僉事許天倫，修繕城池，“筑頹振壤，樓垣險固，表表然雄據(jù)一方矣”。明萬歷二年（1574），知州趙世相將北城小西門稍西移鑿拓設門，上建“望湖樓”，故近西湖而名。清順治三年（1646），潁州同知張可賡獨任重修中衢譙樓（鼓樓），并葺治東北四城門樓，頗增壯麗。清乾隆十五年至十七年（1750－1752），王斂福回任潁州知府，與知縣王鐄等連年修治城池，至十七年（1752）五月，城池修繕竣工，“共修城二百四十丈，垛一千五百”。

　　四、城墻平毀時期

　　民國28年（1939），抗戰(zhàn)局勢日趨嚴重，5月上旬安徽省政府委派時任省保安處中將處長的賴剛來阜視察慰問。此時，恰逢國民政府根據(jù)戰(zhàn)爭局勢需要，通令全國“開展拆城運動”。阜陽的地方紳士名流懇請僅拆去城垛，保留城體城基，以符合上方的命令，又可備以防御洪水之用。時任阜陽行政督察專員郭造勛、阜陽縣縣長王和表示贊成并積極爭取，惟賴剛態(tài)度堅硬不許變通。此時，阜陽縣縣長王和調任，廣西人李健文繼任縣長。在賴剛督辦下，與李健文征募民工兩萬余人，環(huán)城全線動工，從5月22日至6月15日，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綿延千年的潁州古城墻遭受到毀滅性的破壞。真是筑城艱難毀城易。綿延數(shù)千年的巍巍古城，瞬間灰飛煙滅，毀于一旦，令人扼腕。

　　五、城市南拓時期

　　1948年8月阜陽全境解放后，阜陽政治文化的中心集中在老城區(qū)。阜陽地委在南城光華街辦公，阜陽行政專員公署在北城府前街辦公。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阜陽城市建設迅速發(fā)展的需要，阜陽的政治中心，突破了原有的古老“圍城”，跨出老“南關”（南門），邁出了向南拓展的重要一步。古代阜陽的老南門雅稱“迎薰門”，有“迎納南方和薰之風，以解除萬民愁苦”的意思。阜陽政治中心的南移，是阜陽城市繼往開來，薰風南至，向南延展的前奏曲，帶動和促進了阜陽城市的有序擴張和城南新區(qū)的全面發(fā)展。

　　建國75年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經(jīng)過幾代阜陽人民的不懈努力，阜陽市作為區(qū)域的經(jīng)濟、政治、文教中心，目前阜陽面積10118平方千米，戶籍人口1081萬，是全國為數(shù)不多的人口超千萬地級市之一，也是第六屆全國文明城市。

　?。劬幒螅?/span>阜陽城市（城池），歷經(jīng)數(shù)千年的風風雨雨和發(fā)展變化，文化積淀十分厚重，是彌足珍貴的城市文化資源，是阜陽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如人們至今津津樂道的“老北關”、“老城墻”、“魁星樓”（三棚塔）、“城隍廟”、“鼓樓文化”；有著保存較好的建筑實體，如城垣建筑“劉公祠”、敵樓建筑“魁星樓”，東南西三條護城河，城市的保護神“城隍廟”，及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的長度約438米的“潁州古城墻”遺址等。這些豐富的城市文化遺存是阜陽悠久歷史的見證。加大這方面研究宣傳，對于賡續(xù)阜陽城市文脈，加速城市現(xiàn)代化建設步伐，促進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提升居民文化素養(yǎng)、文明程度等，都有重要價值和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