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和水澤利忠的《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是《史記》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的兩座高峰。其中《史記會注考證》在國內(nèi)有若干個版本，而《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僅于1986年附在《史記會注考證》書后出版過一次，當時的書名合稱為《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這個版本確實起到了嘉惠學林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遺憾之處使得這個版本不夠完美。其中一點就是書中沒有對兩部書的版本信息做介紹，使得讀者對書的成書過程完全不了解。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史記會注考證》的出版彌補了這一缺憾，在安平秋教授所寫的《序》以及點校者楊海崢先生所寫的《前言》里對《史記會注考證》的版本信息都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但遺憾的是二位專家在介紹時都不約而同的犯下了一個同樣的錯誤。

我們先來看安教授的《序》，其中說“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在日本共出版了兩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由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陸續(xù)在四年間全部出齊，共十冊，人們習慣稱之為”初版本“。第二次是在瀧川資言去世后的第十年的一九五六年開始至一九六零年，由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在五年內(nèi)陸續(xù)出齊，也是十冊，人們習慣稱之為”改正本“。

楊海崢在《前言》里介紹得更為詳細，其中說”《考證》最初在日本是分批出版的，問世至今已有八十余年。據(jù)《考證》各卷末版權(quán)頁記載，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從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開始發(fā)行《考證》的第一、二、三冊，到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六月《考證》全十冊全部出版發(fā)行。。。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至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零），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陸續(xù)出版了《史記會注考證》的改正本十冊。。。本次點校排印《考證》，以日本《史記會注考證》刊行會出版的改正本為底本，在認真考證的基礎(chǔ)上盡可能提出并改正《考證》中存在的訛誤。這是其與之前大陸及臺灣已出版的各種影印本《考證》的根本不同。

在 《校點凡例》中又提到：一，以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到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零）出版的《史記會注考證》改正本為底本。

二人的錯誤都在于把《史記會注考證》改正本的發(fā)行方說成是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而正確的說法應是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 刊行會。而且點校者在《前言》中介紹底本時更是說成了日本《史記會注考證》刊行會，把“校補”兩字也漏掉了，更是明顯的錯誤。

《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和《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是完全不同的意思，這點毋庸置疑。在《考證》改正本版權(quán)頁上，發(fā)行所署名是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沒有書名號，乍一看肯定是《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因為此版本是《史記會注考證》的改正本，那發(fā)行者也必然應以《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命名才對，這里專家以及出版社應該是疏忽了。

實際上《史記會注考證》改正本是《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從原出版方那里借版覆刻的，這段事的原委在水澤利忠的《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初版本第一冊的《序言》里已經(jīng)說明了。我們來看水澤利忠的原話：

。。。我校讎略畢，我?guī)熤裉飶筒┦繎Z恿上梓之，使與《史記會注考證》并刊，其意益在光照先賢之遺業(yè)而裨補《史記》之研究，即借《史記會注考證》紙型于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又得文部省研究成果刊助成金以付剞劂，而依大石光之助、大河原榮之助兩氏庇蔭不尠。

覆刊《史記會注考證》之業(yè)已過半，今又《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刻成焉，一言以敘成書之原委云爾。

昭和卅二年三月 水澤利忠

這里水澤利忠介紹得很清楚，當時他的《校補》第一冊校對將近完畢，他的老師竹田復博士勸他將《史記會注考證》與《校補》同時出版發(fā)行，原因估計是《考證》一書的初版本印數(shù)太少，同時出版有利于學人。這樣一來水澤利忠聽取了老師的建議從《考證》的原版權(quán)方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借得了《考證》的紙型，重新制版發(fā)行。版權(quán)頁寫得很清楚，書的藏版者，也就是版權(quán)來源方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發(fā)行所是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而在《史記會注考證》的初版版權(quán)發(fā)行所署名則是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正與改正本的藏版方相對。水澤利忠介紹改正本時用的是覆刻，那基本上改動也不會很大。楊海崢在介紹改正本改正情況時也說改正本是通過挖補的方式進行的訂正，這與水澤利忠說的覆刻情況也基本吻合。

改正本的的發(fā)行方是《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而不是《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我們通過對比《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以及《史記會注考證》改正本的版權(quán)頁就可以看出來?！妒酚洉⒖甲C校補》第一卷的發(fā)行者版權(quán)頁署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地址是東京都文京區(qū)大塚窪町二四，東京文理科大學漢文學教室內(nèi)。而《史記會注考證》改正本的版權(quán)頁署名與前者完全一致。甚至連版式字號都完全一致。我們再來看二書的出版時間，《校補》初版本時間是昭和三十二年三月，而《考證》改正本第一冊的時間是昭和三十一年二月，前后相差一年左右，這與水澤利忠的介紹也基本一致。

二書即為同一發(fā)行者幾乎同一時期段出版，在發(fā)行者署名又完全一樣的情況下，不可能存在《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與《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共同存在的情況，這兩個名稱肯定有一個是對的，有一個是錯的。這個刊行會本身就是針對《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一書的，只是在作者老師的建議下才將《考證》借版覆刻，所以刊行會最初只能是以《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來命名，而不可能以《史記會注考證》來命名。

從以上論證可以證明《史記會注考證》改正本的發(fā)行方也就是《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的發(fā)行方——《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而不存在什么《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上海古籍點校本此處的失誤不僅搞錯了改正本發(fā)行者的名稱，而且也將水澤利忠的《校補》與《考證》改正本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完全忽視了，鑒于點校方對二書都進行過深入的研究，犯下如此簡單錯誤且出版社一方也未發(fā)現(xiàn)實屬不可思議。

除了上海古籍，那中華書局修訂本《史記》對此是如何標點的呢，中華版直接稱之為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中間沒有劃書名號，這倒是一個省事的辦法，問題在于中華版對此版本完全不提瀧川資言的名字，這卻顯得有失公允了。

（以上純屬個人愚見，前天剛翻了一次車，如今又在此斗膽放言，真乃不自量力至不可救藥也。歡迎學友拍磚放箭，疫情之下閑得沒事活動活動筋骨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