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前后的沖突與談判

第一次反共高潮結束以后，國民黨將軍事反共的重點南移，把反共目標指向敵后抗戰(zhàn)的新四軍，同時加緊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進行反共活動，兩黨關系更加緊張。1940年6月初，周恩來會見蔣介石，表明中共合作抗戰(zhàn)誠意，譴責了國民黨在抗戰(zhàn)中“溶共”、“剿共”的反共行徑。接著，周恩來又與何應欽、白崇禧就劃分作戰(zhàn)區(qū)域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但都無果而終。一場新的更大規(guī)模的反共高潮正在加緊醞釀。山雨欲來風滿樓。在重慶的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即將面臨第二次國共合作以來的最大危機和挑戰(zhàn)。

“皓電”與“佳電”

1940年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以參謀總長何應欽與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名義，簽署致第十八集團軍正、副總司令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的“皓電”，要求江南新四軍“限于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指定地區(qū)。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由此揭開。

為了探明國民黨當局的政治動向，了解各界人士對時局變化的反應，給中共中央作出正確對策提供依據，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南方局領導人頻繁接觸馮玉祥、孫科、覃振、于右任、章伯鈞、沈鈞儒、黃炎培、左舜生等各方面人士，征求他們對“皓電”和時局的看法。

10月24日，周恩來連續(xù)兩次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反共高潮正在著著上升”，提議不能同意“皓電”，但不能置之不理，軍事上一要將新四軍主力開至江北，便于集結應戰(zhàn);二要將主力立即分散，江北部隊需作應戰(zhàn)準備。為了使中共中央獲得更充足的決策依據，11月1日，周恩來又兩次致電中共中央，建議以朱、彭、葉、項名義通電答復“皓電”，表示皖南新四軍在有充分保障條件下可移至江北。中共中央最終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11月9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以朱、彭、葉、項名義致何、白的“佳電”，經葉劍英轉給國民黨當局?！凹央姟眲側岵嘏g了“皓電”中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誣蔑，既顧全大局，又堅持原則，發(fā)布后得到了國統(tǒng)區(qū)廣大中間派的理解和同情，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

與此同時，為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危局，南方局除要求《新華日報》將“佳電”廣泛印送給各階層人士外，還加強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力度，特意向英、美、蘇、法等駐華使團及在華國際團體提供了整理的國共關系資料。12月下旬，周恩來約見美國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向她說明國共兩黨分歧的實質及發(fā)生重大反共事件的危險性。周恩來向其說明：我們不想過早地暴露這些沖突以加劇摩擦，不過我們愿意把這些材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外國人士手中，以便在蔣介石展開更加瘋狂的進攻時予以揭露。

12月25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稱新四軍都是他的部下，只要“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但“如果你們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沖突絕難避免”。次日，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發(fā)電指出：蔣的承諾“靠不住”，這次不過是“嚇壓之余，又加上哄之一著”罷了，而事實上，國民黨“局部'剿共仍在加緊布置中”。

堅守與反攻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9000余人，行至安徽省涇縣茂林地區(qū)，突遭國民黨軍8萬余人包圍襲擊，“皖南事變”發(fā)生。大部分將士英勇犧牲，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等遇害。1月7日，周恩來得到皖南新四軍遭襲消息，當即向國民黨聯(lián)絡代表張沖提出強烈抗議。1月11日，周恩來在參加《新華日報》創(chuàng)刊3周年慶祝晚會時，再一次收到有關事變的急電，他當即向與會各界人士宣布電文，強烈譴責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罪行。他指出：“黑暗只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1月17日，周恩來在獲悉蔣介石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后，即在曾家?guī)r50號給何應欽打電話，義正詞嚴地指出：“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笔侨胀?，周恩來在紅巖辦事處二樓走道召集南方局、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人員開會，通報事變發(fā)生經過。他指出：目前時局發(fā)展有兩種可能，一是國共完全決裂;二是國民黨不敢全面反共，經過斗爭兩黨還可繼續(xù)合作抗日。而我們則應從最壞的可能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次日凌晨，周恩來奮筆寫下“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與挽詩?！缎氯A日報》連夜刊印，在天亮前發(fā)往全城，使事變真相大白于天下。

時局驟變后，中共中央基于對南方局領導人和國統(tǒng)區(qū)黨組織安全上的考慮，在1941年1月18日至2月1日的十多天時間內，連續(xù)數次發(fā)電，緊急指示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人撤回延安，并將其他黨內外人員轉移到安全地區(qū)。中共中央的指示非常迫切，僅在1月25日一天內即兩次來電要周恩來等“迅即回延”。南方局收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召開緊急會議分析形勢。周恩來認為，國共關系尚未到最后決裂之時，斷然決定要堅持到最后，爭取時局好轉。與會人員亦表示要留下堅持戰(zhàn)斗。南方局反復向中共中央陳述理由，最終得到中共中央同意。1月27日，重慶八辦全體工作人員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朱德發(fā)出電報說：“處在政治環(huán)境極端嚴重的重慶辦事處同志向你們保證：無論在任何惡劣的情況下，我們仍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堅守我們的崗位，為黨的任務奮斗到最后一口氣?！眱商旌?，重慶八辦收到毛澤東、朱德的回電：“甚慰，望努力奮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總會滅亡。全國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們的?！?/span>

這期間，周恩來和南方局其他領導人一起，一方面及時給國民黨頑固派以有力反擊，另一方面又細致周密地進行了南方局、重慶八辦和《新華日報》館的干部轉移和撤退工作。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滯留于重慶、桂林等地的進步文化界人士也進行了轉移和疏散。2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葉劍英率領蔣南翔、李濤、邊章五等飛返延安，并向中共中央匯報南方局在重慶堅持斗爭的情形。毛澤東聽后給周恩來去電，對南方局工作表達了“欣慰之至”的高度贊許。隨即，中共中央決定對第二次反共高潮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并指示南方局“堅決反攻，跟蹤追擊，絕不游移，絕不妥協(xié)”，開始對國民黨頑固派發(fā)動猛烈的政治攻勢。

擊退反共高潮

1941年1月19日，南方局印制了《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傳單，并廣為散發(fā)。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fā)布重建新四軍軍部命令。同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fā)言人的名義發(fā)表談話，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周恩來通過國民黨聯(lián)絡代表張沖，及時將上述“命令”和“談話”轉交國民黨中央。隨即，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陳友仁等在香港發(fā)出抗議，并致函蔣介石。國統(tǒng)區(qū)中間黨派也憤然抗議，章伯鈞等與周恩來會面，表示準備成立民主聯(lián)合會，團結各中間黨派、無黨派人士，與中共加強合作，共同推進民主改革和反對內戰(zhàn)的意愿。

國民黨內也不乏反對內戰(zhàn)者，張治中向蔣介石呈萬言書，痛陳國民黨當局對中共問題處理失策，認為皖南事變是招致兩黨破裂的開始，關系至大。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當面向蔣介石請求慎重處置新四軍問題，以免造成內戰(zhàn)危險及國際間的不良觀感。國共談判聯(lián)絡代表張沖，在事變發(fā)生后“感到沒臉見人”。他對周恩來說：一朝中總有秦檜、岳飛，我們是忠，他們（指親日派）是奸。不僅如此，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曾充當過急先鋒的閻錫山，此時也對當局表示失望，認為重慶政府中有一部分不受歡迎的人，他們直接危害抗戰(zhàn)，間接幫助日本。時任國民黨軍委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在軍委會政治部第二次國際問題座談會所作的演講中，以波蘭與法國不和而導致亡國的教訓，呼吁國共兩黨珍視民族團結，且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分裂提出警告。針對頑固派挑起反共分裂活動的事實，馮玉祥曾大罵何應欽搞陰謀，且對蔣介石表達了憤慨。綜上可以說明，國民黨內不少人主張國共合作抗戰(zhàn)，破壞抗戰(zhàn)的只是一股逆流。

與此同時，經過南方局外事組的工作，美、英、蘇等駐華使館以及國際機構也了解了事變真相，逐漸對中共傾于同情和支持。蘇聯(lián)駐華大使潘友新指出：中國內戰(zhàn)意味著滅亡。1941年1月下旬，英國駐華大使卡爾與周恩來會晤后，將事件真相報告本國政府，英國政府即電告蔣介石，指出內戰(zhàn)只會加強日軍的攻擊。2月中旬，美國總統(tǒng)特使居里與周恩來秘密會見不久后，便向蔣介石聲明：“美國政府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币粫r間，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

1941年2月初，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召開在即。為抗議國民黨制造的系列反共事件，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這次會議。是月10日，周恩來約見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張申府、左舜生等民主人士，告知中共拒絕出席參政會的理由，并獲得他們諒解。3月2日，中共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致函國民參政會，提出承認中共和中間黨派以及陜甘寧邊區(qū)合法地位、釋放皖南事變被捕人員等十二條作為出席會議條件。中共的堅決態(tài)度，贏得中間勢力的擁護和支持，最終迫使蔣介石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作出“以后決無剿共之軍事”的承諾。3月8日，國民參政會仍選舉董必武為駐會參政員。3月14日，蔣介石約請周恩來面談，詢問中共中央有何意見，做出緩和兩黨關系的姿態(tài)，表現出部分讓步和謀求妥協(xié)之意。至此，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經過與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復較量，達到了以斗爭求團結，維系合作抗戰(zhàn)大局的目的。

國民黨頑固派發(fā)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軍事反共開始，雖然新四軍受到嚴重損失，但這一反共行徑卻使國民黨頑固派在政治上陷入被動，在道義上失去人心，使中間勢力拋棄了對他們的幻想，進一步拉近了中間勢力與中共的合作關系。從此，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國民黨的地位日益下降，中國共產黨的地位日益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