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遺址1973年因興修水利挖土被發(fā)現，同年11月月至次年一月進行了第一次發(fā)掘，揭露出4個文化層。

1977年10月至次年1月進行了第二次發(fā)掘。

1978年，隨著考古報告的出版，河姆渡文化被正式定名。

兩次發(fā)掘面積共計2600平米，出土各類文物6700多件，我們發(fā)現了當時已知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獨特的陶器造型與紋飾藝術，高超的榫卯木作技術，壯觀的建筑群，豐富的動植物多樣性，最早的家禽，成熟的家畜馴養(yǎng)等，最早的編制品遺存等眾多重要發(fā)現。

今年是河姆渡發(fā)現50周年，經過半個世紀的考古發(fā)掘，已經發(fā)現了20多處河姆渡文化類型遺址。大致確定了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圍和各遺址的存續(xù)時間早期遺址為鲞架山、鯔山、傅家山和田螺山，集中分布于姚江流域一帶。晚期遺址數量增多，向東擴展到海岸線以至舟山群島一帶，名山后、塔山、慈湖等遺址均屬于這一階段。

雖然今天我們對河姆渡的了解遠比不上它對于中國人的家喻戶曉，河姆渡也不再是曾經宣傳的最早的人工水稻發(fā)源地，但這完全不影響河姆渡對于中國，對于中國考古學的重要。如果說仰韶文化是中國考古學的開篇，那河姆渡作為重要轉折也絲毫不為過。

河姆渡遺址最大的意義在于動搖了甚至打破了中華文明起源中原一元論的固定思維，證明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都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

考古界泰斗家蘇秉琦曾指出，“長江流域的考古發(fā)掘對以往固守的觀念來說是一種沖擊，同時也是刷新我們認知的一個絕佳機會，面對諸多考古遺址的發(fā)掘，亟需我們對遠古文化進行重新審視，重新判斷，甚至是對中華文化重新定義。

隨著1982年興隆洼，83年牛河梁等遺址的發(fā)現，蘇秉琦在1986年提出了著名的中華文明“滿天星斗”說，對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影響深遠。河姆渡在其中功不可沒。

又要吐槽了，7日開展，我特地改了行程進京，結果7日一上午，在國博問了一圈，沒有任何工作人員能說清楚展到底開不開。最后等不及去了清華，后來得知果然3點才開幕式，然后只有領導能看，今天才對大眾開放，但這些安排當天完全沒人說的清楚。要不然為了保險起見多約了今天，這趟北京就白來了。

其次展覽規(guī)模也不算很大，昨天我在古代中國看見國博的河姆渡匕形器還在原位時就知道級別也肯定算不上最頂級（當然已經很頂了），展品中還是有些復制品，禁止出境的漆木碗和陶灶也沒來。來的那件奉化博物館釜灶組合我7月已經看過，覺得略可惜。

這個展還是很值得看，河姆渡雖然家喻戶曉，但其實近年來的重視并不夠，浙江省博物館，寧波博物院，余姚博物館，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奉化博物館我都去過，但展中絕大多數文物我仍舊沒見過，一邊看一邊感嘆，河姆渡果然是長江流域絕佳創(chuàng)造力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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