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五斗米道的發(fā)展，集中表現在向士族階層傳播的成功上。五斗米道之所以能在士族階層傳播，則是因為葛洪對五斗米道進行了改革。

1、葛洪與五斗米道

故須先論葛洪。

按《晉書·葛洪傳》說他的從祖葛仙公于“吳時學道得仙。而吳地所奉的，據葛洪自己說，是孫權時李寬從蜀中傳來的五斗米道。

葛仙公無疑是一個五斗米道的信徒。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葛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后來，葛洪又“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

據《晉書》卷九十五《鮑靚傳》，鮑靚（即鮑玄）“嘗見仙人陰君（陰長生)授道決”，而陰長生是五斗米道的信徒?？梢姼鸷榈牧硪粋€老師信的也是五斗米道。

這兩個師承，都表明了葛洪是一個五斗米道的信仰者。

西晉以前，五斗米道主要是在庶族中傳播，士族信仰五斗米道的極少。

西晉士族相信的是名教與自然“將毋同”的玄學，五斗米道要取得士族的信仰，必須與儒學結合起來。

葛洪的一個重大功績是：用五斗米道和儒家的合一，取代玄儒合一，為五斗米道在士族階層流傳，創(chuàng)造了前提。

葛洪說他的老師鄭隱，“本大儒士也，晚而學道，猶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span>

葛洪接受了鄭隱的影響，所著《抱樸子》內、外篇，據他自己說：

“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yǎng)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p>

葛洪兼修儒學與五斗米道，闡發(fā)了儒學與五斗米道之間的關系。

在《抱樸子·內篇·明本》中，葛洪提出：

“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胺虻勒撸怂^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

葛洪所謂道，即五斗米道。他把五斗米道當作了本源，把儒學仁義當作了五斗米道的產物或體現。

在內篇《對俗》中，葛洪提出：

“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

這把修儒學當作了成仙道的先決條件，而原因即在仙道與儒術“將毋同”。

2、當官與修仙

葛洪就是這樣把道教和儒學緊密結合起來的。他為士族儒門信仰五斗米道拆除了屏障。

但是，士族儒門要做官，不能放棄官不做，到深山去煉丹成仙。葛洪又進一步把成仙之術和做官之道結合起來，排除了成仙就不能做官，做官就不能成仙，仙官二者之間的矛盾。為士族信仰五斗米道解決了難題。

葛洪認為只有既當官佐時，又修道成仙，才是最好的辦法。

能夠這樣“兼而修之”的，才是“上士”多如棄置人間，專門學道煉丹，就不是上士，而是“其次”。為了說明佐時與升騰兼修的重要，他舉黃帝為例，說黃帝就是“先治世而后登仙”的，是“能兼之才”（內篇《辨問》)。

在《對俗篇》中，葛洪還說：

“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虛，以飛騰為勝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

這把止家居官看得比升虛還重要了。在葛洪心目中，最好是止家不死，萬年當官享樂。

怎樣才能“止家不死”呢？葛洪提出了一種“先服草木以救虧缺，后服金丹以定無窮”的辦法。

葛洪在《抱樸子》中，詳盡地記下了服之可以成仙的仙藥（如《仙藥篇》）和煉丹秘方（如《金丹篇》），為止家不死，開辟了“坦途”。《紅樓夢》中寧國府的賈敬，止家煉丹，以求不死，老祖宗便是葛洪。

因為強調服食丹藥，止家不死，五斗米道的其他方術，如符、劍、祝祭之類，便被葛洪視為可有可無了。

在《道意篇》中，他斥責起“唯專祝祭之謬”，甚至說：“謂方術之無益耳”士族和儒學，和當官，結成了不解之緣，修仙而有礙于儒學和做官，是士族所不能接受的。

且修仙原來只存在于士族的頭腦中，如何修法，苦無簡便、具體、可行的途徑。自葛洪提出成仙可與儒學、做官并修，公布很為具體的草木金丹之方，貶斥其他方術，“天仙”也就不是頭腦中的東西，而可轉化為“現實”了。

士族自可一面讀孔、孟之書，做高官，一面采藥，煉丹，既有成仙之望，而又不必放棄祿位，何樂而不為乎？

3、王羲之后人為何都帶“之”字？

從東晉起，士族信仰五斗米道的驟增。

《晉書·王羲之傳》說：“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

又說：王羲之與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

同卷《許邁傳》說：“家世士族”。許邁師事鮑靚，“探其至要”，曾致書王羲之：“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p>

《郗愔傳》說：郗愔“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并有邁世之風”。

《世說新語》卷六《排調》注引《中興書》，說“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卷五《術解》說“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yī)不可療”。郗愔、郗曇是郗鑒之子，高平名族。

《晉書·殷仲堪傳》說：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這些都是士族地主。

瑯邪王氏是五斗米道的世家，至少從王羲之起，已世事五斗米道。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王氏從王羲之那輩起，名字上屢世都帶一個“之”字。

這是名，不是字，王羲之字逸少。

王羲之七子，名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徽之之子又名楨之。

按《顏氏家訓·風操篇》謂“江南至今不諱字”，但“名終則諱之”。

周密《齊東野語》卷四說到王羲之祖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一月，或則以政字代之”?？芍厦M之嚴。

王氏子子孫孫何以在名上都帶著一個“之”字呢？

我以為之字是作為五斗米道的符號而載入名中的，與名諱無關。

因為這種現象與王氏之成為五斗米道世家，是同時發(fā)生的。

“之”字作為五斗米道符號載入名中，尚有一個例證。

《宋書·二兇傳·元出劭傳》說文帝太子劉劭，敬事吳興五斗米道女信徒嚴道育：“號曰天師”。

劉劭把他的四個兒子中的三個，取名為“偉之，迪之，彬之”。連皇家之子亦用“之”為名了，而所以用“之”字，顯然和劉劭信五斗米道有關。果如此，則東晉南北朝時代所有不避名諱，上下輩名字都帶之字的，便都是五斗米道世家。

茲將王羲之一輩起，王氏歷代姓名列之于下，供參正。

王羲之——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徽之子：楨之、獻之子，靖之——靖之子，悅之。

王晏之——昆之——陋之。

王允之——晞之、仲之——稀之子沖之、肇之。

王胡之——茂之、承之、和之——茂之子裕之。

王彪之——越之、臨之——臨之子納之、瓌之——納之子淮之、瓌之子逡之。

王耆之——隨之——鎮(zhèn)之、弘之。

王羨之——偉之——韶之。

以上所舉的王氏、郗氏都是一等士族，殷仲堪是荊州刺史，他們信五斗米道，表明五斗米道既取得了士族、當權者的承認，又取得了他們的信奉。

4、五斗米教何以盛行？

這就為五斗米道在江東的泛濫，創(chuàng)造了條件。到杜子恭、孫泰、孫恩在江東傳道之際，五斗米道在士族與庶族中，取得了普遍的信仰?！端螘ぷ孕颉氛f錢塘杜子恭傳道，“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并事之為弟子，執(zhí)在三之敬”。

所謂“并事之”，就不是多數或少數的問題，而是所有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都拜倒在五斗米道的教主杜子恭腳下。杜子恭在士族中取得的信仰，達到的深度亦非同小可。

《南齊書·孔稚珪傳》說孔稚珪之父孔靈產，事道精進，他東出過錢塘北郭，“輒于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建業(yè)，“東向坐，不敢背、側”對杜子恭墳。接替杜子恭當江東五斗米道教主的是瑯琊孫泰。

到孫泰時，則不僅士族對他“皆敬事之”，而且普通百姓信道更有發(fā)展。

《晉書·孫恩傳》說孫泰“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

百姓信仰五斗米道到達如此程度，倒不是因為孫泰“浮狡有小才”，而是因為淝水戰(zhàn)后，鎮(zhèn)之以靜方針有改變，役調深刻，土地和人身被兼并，他們把“福慶”寄托到了宗教的安慰上。

再者，士庶地主既然普遍信仰了五斗米道，作為地主的奴、客，隨從主人一起信道，就不奇怪。

這里，需要解釋一下，信道為什么要“竭財產，進子女”？

不要忘記“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

《世說新語·排調》說郗愔、郗曇奉道，“皆以財賄”。釋玄光《辯惑論》“禁經止價一逆”說五斗米道連看看道經也要拿錢(“金帛”)，能拿的，“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睹”。百姓信道“皆竭財產”，便不稀奇了。

又，按照“三張偽法”，不信道，不做五斗米道的“種民”，就休想消災滅禍，更不談成仙，而做種民，便要通過“男女合氣之術”。百姓為求福慶，皆進子女入道做種民，也便不稀奇了。這個問題要從五斗米道的本質、教義去看。

5、誰發(fā)動了孫恩起義？

明白了葛洪以來，五斗米道在江東士庶中間的傳播，所獲得的發(fā)展，也就可以明白五斗米道的教主孫泰的繼承者孫恩以及盧循起兵的性質了。

我們先來看孫恩是怎樣起來的。

《晉書》卷六十四《會稽文孝王道子傳》所附《司馬元顯傳》，記司馬元顯：

“又發(fā)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

這是說：先有“發(fā)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當兵，引起東土囂然，后有孫恩的乘釁起兵。

這是說，先有司馬元顯縱暴，即發(fā)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當兵，后有孫恩“因其騷動”，自海上攻上虞，后又有東土諸郡會稽謝鍼等人的殺長吏，俱起響應。

關鍵在司馬元顯的發(fā)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的當兵與東土諸郡謝鍼、陸環(huán)等人的俱起。我們應當判明：司馬元顯發(fā)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當兵，搞得“東土囂然”以至騷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按《晉書》卷七十七《何充傳》說過一個類似的情況。東晉之初，庾翼曾“悉發(fā)江、荊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fā)揚州奴以均其謗，后以中興時已發(fā)三吳，今不宜復發(fā)而止。”

東士囂然，也就是“士庶嗷然”，因為奴為私家所有。

東晉初年已經發(fā)過揚州奴，司馬元顯發(fā)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當兵，雖然發(fā)的是“客”，但“客皆注家籍”（《隋書·食貨志》)，也是私有。

奴尚是“無用之口”，客則為士、庶地主的主要勞動力。司馬元顯發(fā)他們去當兵，大大地影響到了士、庶地主的利益，所謂“東土囂然”與騷動，十分明白，是士、庶地主的不滿，與庾翼發(fā)奴為兵，引起“士、庶嗷然”正同。

孫恩因其騷動，自海上打來，于是東土的露然與騷動，變成了起兵。會稽謝鍼、吳郡陸環(huán)等一時俱起，響應孫恩。我們又應當怎樣判斷他們的俱起響應呢？

其一，謝鍼、陸環(huán)、丘尪、許允之、周胄、張永等人的響應孫恩，是五斗米道的上層人物帶領他們的信徒，起來響應他們的教主。他們都有“長生人”的稱號，而長生早已被用作五斗米道人名（如陰長生，范長生），為五斗米道標識之一。

其二，謝鍼等人的響應孫恩，又是五斗米道上層地主帶領他們的“免奴為客者”，起來響應他們的“救世主”?！端螘ぷ孕颉氛f：“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起先并事杜子恭為弟子，后又并事孫泰、孫恩。

孫恩起兵，起來響應孫恩的豪家貴望，頗為不少?！袄凼朗碌馈钡膮桥d沈警之子沈穆夫，被孫恩用為“前部參軍、振武將軍、余姚令”。吳郡陸瓌之被用為吳郡太守，吳興丘尪被用為吳興太守。

《宋書·自序》提到的東土豪家、被孫恩用為吳興太守的丘尪，即《晉書·孫恩傳》中起來響應孫恩的吳興丘尪。

陸瓌之即陸環(huán)。當時士族都有郡望，沈氏、丘氏并為吳興名族，陸氏為吳那名族，謝氏有北來的陳郡謝氏和南方會稽謝氏。

《孫恩傳》中的謝絨，出于會稽謝氏。從《宋書·自序》之言，完全可以了解，所謂八郡響應，世族階層起來響應孫恩。

如果要把這場由于發(fā)免奴為客者當兵，影響到地主的切身利益，由地主階級發(fā)動的起兵，說成是農民的起義，不是很困難的嗎？人們之所以看不清楚，不過是因為起兵披上了一層宗教的外衣，掩藏了它的階層實質罷了。

那么，同為五斗米道信徒，孫恩為什么要“害內史王凝之”呢？這個問題不難解釋。

我們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五斗米道士、庶地主都跟孫恩走。沈穆夫預亂，其父沈著雖篤事孫恩，并未預亂，而是“逃藏”。有的則站到了孫恩的對立面。

孫恩對于“異己”者十分仇視，《孫恩傳》說到孫恩曾“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

包括對孫恩起兵持不同意見的五斗米道信徒在內。王凝之雖與孫恩同教，在政治上卻是孫恩的反對者，殺王凝之，何奇怪之有？這完全不是把打擊的矛頭，指向“地主”。

孫恩不僅誅殺異己，而且“燒倉康，焚邑屋，刊木，堙井”。這是對生產的破壞，不應該當作“革命行動”來稱贊。

6、孫恩起義的迷信色彩

再說這場起兵的宗教迷信色彩。

《孫恩傳》說：

“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投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后就汝?！?/p>

又說孫恩窮蹙投海，“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以百教”。

五斗米道有尸解（刀、兵、水、火之解）成仙之說，這些純粹是受到五斗米道水解成仙說的麻痹；是“水仙惑物，枉殺老稚”（釋玄光《辯惑論》“俠道作亂四逆”），絕對不能當作革命的積極性、堅定性來歌頌。

在這場起兵中，五斗米道的鴉片作用，表現得是特別清楚。

孫恩投海后，余眾復推孫恩的妹夫盧循為主。

孫恩出自瑯琊五斗米道世家庶族地主孫氏，其妹丈盧循是司空從事中郎盧湛的曾孫，出自士族地主范陽盧氏，“婚宦失類”，孫、盧的結合是宗教的結合，也是地主的結合。

盧循占據廣州，“自攝州事，號平南征軍，遣使獻貢”，東晉“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晉書·孫恩傳》)。

須知這是孫恩起兵的自然發(fā)展，反映了孫恩起兵的性質，而不是改變了孫恩起兵的性質。

至于盧循自廣州復起，原因不過是劉道復所說：“朝廷恒以君為腹心之疾”，如果不乘劉裕伐南燕起兵，“而保一日之安”，南燕亡后，災難就將輪到他自已而已。

盧循失敗投水自殺，也是“水解”。妓妾不肯從死的，都被他所鴆。孫、盧都有妓妾，其根據也是五斗米道的“御女”成仙說。

綜合起來說：五斗米道經葛洪的改革，杜子恭、孫泰的傳播，淝水戰(zhàn)后，在江東獲得了極大的發(fā)展。

由于江東諸郡士、庶地主和農民紛紛信道，他們的奴、客，則幾無不成為五業(yè)米道下層徒眾。

由于東晉大發(fā)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五斗米道下層信徒）當兵，極大地妨礙了東土諸郡士、庶地主（五斗米道上層人物）的利益，于是而有孫恩、盧循、謝緘、陸環(huán)、丘店等人的起兵。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