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是個極富傳奇色彩的時代，自開國以來，趙匡胤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quán)剝奪了武將的軍權(quán)，以文官治國，它的經(jīng)濟發(fā)展規(guī)模空前，社會物質(zhì)財富極為豐富，尤其是科技文化大發(fā)展，涌現(xiàn)了一大批發(fā)明創(chuàng)造者和文人墨客，成為中國科技文化史上極為光彩奪目的時代，而他的軍事實力卻極其貧弱，常被周邊少數(shù)民族勢力侵略，常年割地求和，歷來被史學家所詬病。

   北宋的“弱”，當時有遠見的仁人志士立志去改變這一局面，這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北宋的改革派領(lǐng)袖人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的文學大家王安石。王安石自小聰慧過人，讀書過目不忘，見解獨到。從政后，王安石從底層一步步走到北宋王朝權(quán)力中心，對北宋一朝的積弊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面對國家的積弱，王安石深知要想拯救國家非變法再無他法。但是，變法就是改變現(xiàn)有的制度和利益分配格局，就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必然會受到頑固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抗。這其中的領(lǐng)袖人物就是司馬光。

司馬光也是從小好學強識，飽讀詩書，自小就比同齡人成熟穩(wěn)重，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家喻戶曉。司馬光也是從小官吏一步步走進北宋王朝的權(quán)力中心，而且他與王安石差兩歲，兩人私交甚好。但是，司馬光與王安石在對待國家治理方面的政見卻完全相反。司馬光在史學上有極深的造詣，他認為祖宗之法就是最好的制度，作為后人應該做的就是好好維護祖宗傳下來的東西，而不要妄圖去改變什么。

王安石生于1021年,21歲中進士。司馬光生于1019年,19歲中進士。他們都蒙受過歐陽修的教誨和舉薦,又同與北宋大詩人梅堯臣結(jié)為忘年之交。王安石文采出眾,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許多文章、詩詞流傳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馬光文采也極高,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但更為著名的是他編纂的《資治通鑒》是據(jù)司馬遷的《史記》之后的又一歷史學巨著。司馬光在談到他與王安石十多年的交往時,認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在《與王介甫書》中寫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余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倍醢彩凇洞鹚抉R諫議書》中說道:“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無由會晤,不任區(qū)區(qū)向往之至”。王安石比司馬光小兩歲,1061年,王安石任知制誥,在為司馬光升職所擬的詔書中,有“操行修潔、博知經(jīng)術(shù)”、　“行義信于朝廷,文學稱于天下”等贊美之語。司馬光比王安石早兩年中進士,但他欽佩王安石的學識,在給王安石的信中寫道“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在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唱和的詩賦。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古代為官的楷模,他們“不愛官職,不殖貨利”,清正廉潔,樸素無華,不好聲色,不喜奢靡。兩人的政見卻是完全不同的，從他們同朝為官時的一件小事上的爭議就可以看出一二。1068年，黃河以北地震，災情嚴重，國庫不足，于是有官員建議當年就不要再賞賜兩府（當時的一文一武兩個執(zhí)政機關(guān)）。在這件事上，王安石與司馬光產(chǎn)生了不同意見。在商討此事時，司馬光認為，不再賞賜兩府省下的錢太少，對足以救災，應該將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的賞賜都減少一半。而王安石認為，只依靠減少對官員應有的賞賜來籌集資金賑災是治標不治本，當務(wù)之急是找到會理財?shù)娜?。司馬光則認為善理財?shù)娜酥徊贿^是善于搜刮民脂民膏，致使民窮而為盜，并認為天下所有的資源是有限的，不是給民就是給官，所以那些善理財?shù)娜酥皇窃O(shè)法奪取了人民的利益。

    兩人就這一件小事爭論不休，而從這件爭論上我們也可以看出兩人的不同來。王安石眼光更長遠一些，能看到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而不是計較表面的得失；司馬光卻更關(guān)心當下百姓的生活疾苦，不愿隨意更改祖制而使百姓受苦。王安石與司馬光兩人都想國家強盛，人民富足，但是對如何實現(xiàn)此目的的方法卻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兩人誰主政，誰就重用符合自己的政見的臣子，而將持對方觀點的臣子外放但并沒有迫害，這與歷史上其他他殘酷的黨派之爭是非常不同的了。兩人之爭，可以完全稱得上是“君子和而不同”了，是我國歷史上少見的君子之爭了。宋英宗駕崩,不滿20歲的宋神宗趙頊繼位。年輕的宋神宗雄心勃勃,想做唐太宗李世民,欲清除積弊,走富國強兵之路。然而,朝中元老、重臣,包括翰林學士司馬光在內(nèi),都勸他遵循祖宗舊制。司馬光指出,大宋王朝之所以出現(xiàn)積貧積弱的現(xiàn)象,是因為“用度太奢,賞賜不節(jié),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宋神宗看著死氣沉沉的滿朝文武,決定起用敢作敢為、銳意改革的王安石。1068年,王安石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和司馬光再次成為同僚。但是,二人在變法一事上,從來沒有過一致的意見,一直是爭執(zhí)不休,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槍舌劍,各人說各人的道理,有時候爭得面紅耳赤。例如在增加稅收上,王安石認為應開源理財,使國庫充盈。而司馬光則認為所謂的開源理財就是盤剝百姓,應當節(jié)流。皇帝還是傾向于王安石變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變法事宜。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面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國力,所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是相同的,正因為此,這對好朋友因執(zhí)政理念的分歧,雖無友誼,但相知甚深。他們的分歧,是為國為民所憂的責任,他們有同僚,但無私黨。王安石曾提攜支持變法的章惇、呂惠卿,但是最終沒有與他們結(jié)成朋黨,并非因為政事意見不統(tǒng)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異。司馬光與復仇他的蔡京終沒有結(jié)成朋黨,也正因為此。王安石變法不久,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其中有歐陽修、蘇軾、蘇轍等人。司馬光作為大臣,堅持自己的觀點,當他發(fā)現(xiàn)改革可能會給國家?guī)頌碾y時,他公開反對王安石變法。而作為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借此“以盡益友之忠”?？墒?王安石變法決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馬光眼見無法改變局面,竟辭去朝廷職務(wù),離開京城隱居洛陽,用了19年的時間編纂《資治通鑒》,以示不問政事。

　　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斗中不能得勝時,選擇了回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和惡意中傷。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王安石沒有任何私利,為什么要這樣做?以直言敢諫、彈劾王安石而聞名的呂誨去世后,司馬光在為其寫的墓志銘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銘的鐫本獻給王安石,想中傷司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氣,還將鐫本掛在墻上,逢人就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标P(guān)于變法之爭,他們沒有個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為國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爭。司馬光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王安石也說:“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shù)多異故也”。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歲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臨朝執(zhí)政。高太后一向反對新政,她一臨朝,就把反對新法最激烈的司馬光召到京城擔任宰相。他一當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廢除新法。司馬光執(zhí)政,王安石也選擇了避讓,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線。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傳到司馬光耳中,深為悲憾。他預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會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yōu)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彼抉R光對王安石的評價甚為恰當,王安石的文章在氣勢上常人所不能及,所發(fā)議論多帶鋒芒,無平庸之氣。朝廷根據(jù)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謚號“文”。

　　司馬光入閣以來,鞠躬盡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體虛弱消瘦,賓友舉諸葛亮食少事繁,被司馬懿語難以持久一事相勸,但司馬光不以為然,說:“死生命也?！辈≈仄陂g,昏迷中的囈語說的都是治國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馬光去世。有遺表呈上,所云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為悲痛,和宋哲宗親臨其喪禮,追贈司馬光為“太師”,封“溫國公”,謚號“文正”。

    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三人生于同一時代（北宋），曾經(jīng)互為朋友，而在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后，王安石和司馬光反目。司馬光，一反常態(tài)，變成激烈的反對派和保守派。而他們共同的好友大文豪蘇軾更是因為其剛直不阿而三起三落，始終不得志。亦或是由此才促成了他北宋第一大文豪的地位。蘇東坡與王安石是一對“政敵”，和司馬光政見相同，兩人竭力反對變法。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貶謫過蘇東坡，也出于道義責任援救過蘇東坡。蘇東坡從生命的谷底黃州屹立成偉大文學家后，到南京拜訪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偉人相會，飄逸瀟灑，友誼超邁，人品風流，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光輝的節(jié)點。最讓人詬病的倒不是王安石強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惡劣，而是他獨斷專行的處事風格，任人唯親的用人原則。王安石趕走司馬光等一班重臣后，給朝廷里補充了一批新鮮血液。他考核干部的標準只有一條：絕對支持變法。除了這一條，什么人品啊、能力啊等標準都可以適當放寬。

“烏臺詩案”爆發(fā)后，蘇軾被逮捕，與他關(guān)系密切的朋友，如司馬光、范鎮(zhèn)、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甚至已經(jīng)去世的歐陽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牽連。當時賦閑在家的王安石聽說此事后，也連夜派人進京上書勸說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蘇軾流放期間曾探訪王安石，兩個人攜手同游鐘山時，儼然一對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們詩酒唱和，談禪說佛，人生至樂，也不過如此罷。接下來王安石被罷相就是順理成章了。

    1076年，55歲的王安石最終徹底退出了政治舞臺，而另外一個人正在后臺躍躍欲試；為了這一天，他已經(jīng)等待得太久了。如你所知，他就是司馬光。司馬光甫一上臺，就宣布所有新法盡數(shù)廢除。當?shù)弥路ūM數(shù)廢除的消息，王安石悲憤不已，引發(fā)了背上的瘡毒，與世長辭。司馬光未曾料到的是，曾經(jīng)忠實的同盟者，文學家蘇軾此刻卻站出來反對他的舉動原來，蘇軾在顛沛流離的外放期間，親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處，從而發(fā)覺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的偏執(zhí)與保守。他在給友人滕達道信中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回向之所執(zhí)，益覺疏矣?！庇纱?，蘇軾改變了對新法的偏頗認識。王安石逝世后沒多久，司馬光也去世了，在這之后，蘇軾在新舊兩黨的夾擊之下，依然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他們?nèi)说奈膶W友情和政治上的君子之爭，為國為民的浩然正氣永遠彪炳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