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時候，常常告訴他的學生：“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有三個心愿希望能夠達成，那就是要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歐洲最偉大的騎士與維也納最偉大的情人?！?/span>

從熊彼特人生軌跡可以看出他為這三個希望的努力。熊彼特23歲博士畢業(yè)，26歲就成為奧地利歷史上最年輕的副教授，2年后又出版了成為經濟學經典的《經濟發(fā)展理論》，移師美國后更是開創(chuàng)了哈佛大學經濟系“熊彼特時代”；熊彼特做過奧地利財政部長，也算是權傾一時，頗有騎士風采；熊彼特還有著奇怪的愛情生活，第一次婚姻的對象是一位比他大12歲的英國女人，隨后又發(fā)生了一系列的婚外戀，而后他的感情又放在了一位比他小20歲的12歲女孩安妮的身上，結婚次年安妮去世后，熊彼特每天早上在安妮墳墓上放一支玫瑰，并堅持每天模仿安妮筆跡抄寫她留下的日記，直至后來與另一位女經濟學家伊麗莎白的結合。

本世紀初先后去世的兩位大師———管理學大師德魯克以及另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對熊彼特都曾贊賞有加。德魯克曾預言，熊彼特如果不是在下一個30年或50年內，便將在本世紀末剩下的時間內，決定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思想框架。而加爾布雷斯評價熊彼特是“這個世紀最老練的保守派”。

兩位大師恰如其分地點出了作為熊彼特在經濟學上的兩個最重要的偉大之處，而從這兩個角度出發(fā)，也更容易理解熊彼特許多看似矛盾的地方。

對于經濟學的思想框架，熊彼特認為經濟學應該分四個部門：經濟史、統(tǒng)計學、經濟理論與經濟社會學。這種認識似乎更接近于經濟學的古典時代的定義即所謂政治經濟學，但熊彼特又堅決將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劃清界限，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純粹的科學，不應冠以政治而牽扯到意識形態(tài)。熊彼特也并沒有因為他對經濟學框架理解的不同而不重視經濟理論本身的發(fā)展，他最早在哈佛大學鼓吹經濟學的數(shù)學方法并親自講授有關的課程，從而培養(yǎng)出在經濟學中使用數(shù)學方法的里程碑人物薩繆爾森。

熊彼特堅持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同時倡導經濟學要和從集體入手的社會學保持合作，但又并不主張兩者“合二為一”，認為“雜交”將使兩門學問都枯萎。

熊彼特評價靜態(tài)的一般均衡之父瓦爾拉斯是“所有經濟學家中最偉大的”，但又不滿足經濟學的靜態(tài)模型，從而構建了自己的動態(tài)經濟學理論，將企業(yè)家及其創(chuàng)新作為動態(tài)經濟的動力，并將信用、利息、利潤、經濟周期完整地納入這個邏輯。

熊彼特給予企業(yè)家以最重要的地位，但又認為“資本主義企業(yè)由于它自己的成功使進步自動化，這就是使它自己成為無用的累贅”，最終企業(yè)家功能會趨于廢棄。熊彼特對馬克思極其欽佩，認為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動態(tài)的經濟理論，但又認為他的勞動價值論完全不能成立。

在《偉大的經濟學家熊彼特》一書中，熊彼特的弟子施建生先生將其對經濟學的貢獻歸納為三點：一是對經濟學性質的認識，二是對經濟發(fā)展理論的探討，三是對社會演化理論的闡釋。熊彼特在“經濟學性質”上的保守和在理論發(fā)展上的激進可以如此神奇地結合在一起，讓人嘆為觀止。

也許正因為如此，對與之同年出生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熊彼特顯得不以為然，他認為凱恩斯沒有區(qū)分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指責凱恩斯力求資本主義經濟的短期復蘇，卻種下了最終滅亡的根源，構成了對凱恩斯最激烈的批判。雖然，這既不能阻止凱恩斯主義在學術界和政策上大行其道，也不能阻攔他優(yōu)秀的學生薩繆爾森等成為凱恩斯主義的領袖。

對于凱恩斯和熊彼特這兩位上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德魯克的評論實在高超巧妙：“在兩個世界大戰(zhàn)之間沒有一個人比凱恩斯更有才華，更為聰明。相反，熊彼特則平淡無奇，枯燥無味，可是他有智慧。聰明可風光一時，智慧則可顯耀千秋?！?/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