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有一片富饒的土地，這里有中國面積最大的平原，全世界最優(yōu)質的黑色土壤中，生長著優(yōu)質的大豆、玉米、高粱和稻米，埋藏著儲量豐富的煤、鐵、石油等礦藏。此外，廣袤森林資源，讓它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天然林區(qū)。這里就是中國東北。

中國東北包括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內蒙古東部，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漢、滿、蒙古、朝鮮、鄂倫春等12個民族，世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間，漁獵耕種、繁衍生息、和睦相處。

努爾哈赤從這里發(fā)祥，又將這里封禁，他要將自己的寶藏分封給自己的子孫后代，以圖萬事無憂。但他沒有想到，域外倭寇貪婪的目光早已覬覦著這片富饒的土地。

如今，日本大阪市的大阪城公園中，有一座豐國神社，它是用來供奉16世紀日本的統(tǒng)治者——豐臣秀吉。

豐國神社的豐臣秀吉塑像

1592年，完成統(tǒng)一日本后的豐臣秀吉就帶領19萬日本的海陸軍侵入朝鮮，并將兵鋒直指大明王朝。

豐臣秀吉在致朝鮮國王的國書中狂言“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關直入于明，使四百周盡化我俗，以施王政于億萬斯年。”

豐臣秀吉發(fā)動的這場史稱“壬辰倭亂”的侵略戰(zhàn)爭，最終在中國大明王朝和朝鮮兩國軍民的聯(lián)合抗擊下歸于失敗。

1868年，剛剛繼位的明治天皇下令重新修建破敗的豐國神社，可見，蟄伏于日本統(tǒng)治者內心深處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并沒有在將近三個世紀的風雨交替中泯滅。

明治天皇效仿英美法等列強，在國內掀起了明治維新運動。這場日本歷史上最重要的變革，使日本從封建帝國轉向資本主義國家。

面對貧瘠的土地和封閉的市場，不甘處島國之境的明治天皇，追尋豐臣秀吉的侵略軌跡，重燃對外領土擴張的野心。

19世紀60年代，明治天皇宣布了他的“經營四方，安撫億兆，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的對外侵略擴張總方針，一條明確的吞并朝鮮，侵占“滿蒙”，征服中國，稱霸亞洲的基本侵略路線應運而生，拉開了野心驅使下對外侵略的序幕。

16世紀90年代末，豐臣秀吉就開始邁出了海外擴張的步伐，妄圖征服朝鮮后，再占領“滿洲”，吞并臺灣、菲律賓群島，其后遷都于北京，自己“居守寧波府”，以便“尊圣意，占領天竺印度”，最終建立“大亞細亞日本帝國”。 明治天皇的這番狂想，正是三百年前豐臣秀吉尚未得逞的陰謀。

1880年，明治天皇第二次下令重建豐國神社，并且在每年豐臣秀吉的忌日9月18日，舉行參拜豐國神社的活動——太閣祭。從此，這一天對于日本人來說便有了特殊含義。

日本“大陸政策”也稱“大陸經略政策”，是日本明治維新后，用戰(zhàn)爭手段侵略吞并中國和周邊大陸國家的對外擴張政策，是近代日本帝國主義夢想稱霸亞洲，征服世界的侵略總方針。

而中國東北因其特殊的地域與豐厚的資源，成為日本實現(xiàn)主義夢想的重要條件。

1890年3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論略》，內稱“國家獨立自衛(wèi)之道有二：一曰守衛(wèi)主權線，不容他人侵犯；二曰防護利益線，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薄拔野罾婢€之焦點，即通往東亞大陸之道路”。

1890年12月，山縣有朋在帝國議會上發(fā)表施政方針，反復強調主權先和利益線“二線說”及其對外擴張構想，大肆鼓吹日本侵略東亞的擴軍備戰(zhàn)。以此為標志，日本的“大陸政策”正式形成。

日本在“大陸政策”的指引下，明治天皇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30萬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以趕超中國的奮斗目標，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zhàn)爭。

明治天皇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十年擴軍計劃，建成了一支擁有32艘艦艇的日本海軍，和擁有63000人的常備軍，23萬人的預備軍的日本陸軍。

1894年9月25日，日本聯(lián)合艦隊在朝鮮豐島海域炮擊清軍運兵船，不宣而戰(zhàn)，由此挑起中日甲午戰(zhàn)爭。

清王朝不惜巨資打造的北洋水師，先后于黃海海戰(zhàn)、威海海戰(zhàn)中全軍覆沒。日本軍隊陸續(xù)占領中國丹東、大連、旅順等地。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原本偏于一隅的島國日本不僅獲得了兩億兩白銀的巨額賠款，還攫取了在中國開埠通商免除關稅等特權，而且一舉鯨吞了包括臺灣全島、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在內的廣大地域。

19世紀50年代，沙皇為了侵占中國東北，乘英法聯(lián)軍發(fā)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機，迫使清政府與之簽訂了《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將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的144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歸為己有。

日本在中國甲午戰(zhàn)爭中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觸碰了沙皇俄國在東北的利益。

1895年4月，在俄、德、法三國的共同干涉下，日本被迫放棄了已經割占的遼東半島，但清政府卻為此支付了3000萬兩白銀的“贖遼費”。

1895年5月，明治天皇就“三國干涉還遼”一事發(fā)表敕語，號召國民“臥薪嘗膽”。隨后通過了十年擴軍計劃，決心伺機同俄國展開對中國東北的爭奪。

1896年，俄國誘迫清政府同其簽訂《中俄密約》和《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隨后，開始修筑中東鐵路。

1898年，俄國迫使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割取位于中國東北的旅順和大連，同年，開始修筑哈爾濱至旅順的中東鐵路支線，將遼東半島變成自己的勢力范圍。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時期，俄國借助鎮(zhèn)壓義和團運動，出兵中國東北。

1900年，中國爆發(fā)義和團運動，波及的地域非常廣，在東北也有，這個時候，清政府來不及考慮太多，沙俄就利用這剿滅義和團的機會占領了東北。

俄國把東北占領，觸犯到了日本的利益，于是就日本與俄國就此展開了對中國東北的爭奪。

1904年2月8日午夜，在中國旅順口，日本不宣而戰(zhàn)，日艦盯住俄國艦隊近距離發(fā)射了16枚魚雷，其中3枚命中目標，重創(chuàng)俄國最好的三艘艦船，揭開了日俄戰(zhàn)爭的序幕。

1905年1月2日，旅順被日軍占領。

1905年3月1日，日俄兩軍又在奉天進行日俄戰(zhàn)爭開戰(zhàn)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陸軍會戰(zhàn)。戰(zhàn)線長達200公里，雙方投入的兵力達60余萬人。3月10日，日軍占領奉天。

日俄戰(zhàn)爭期間，中國東北是雙方陸上交鋒的戰(zhàn)場，東北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軟弱無能的清政府，竟然無視帝國主義對自身主權的踐踏和侮辱，宣布“局外中立”，任戰(zhàn)火在東北的土地上燃燒。

日俄戰(zhàn)爭時期的中國平民

日本憑借在對馬海戰(zhàn)的勝利，最終打敗了強大的沙皇俄國。

1905年9月5日，通過《樸茨茅斯和約》日本從俄國手中攫取了旅順、大連租借地和長春至大連的南滿鐵路等權益。至此，日本便以南滿為勢力范圍，沙俄則退居北部，形成日俄在中國東北的南北對峙的局面。

早在日俄戰(zhàn)爭鏖戰(zhàn)正酣之時，日本“滿洲軍”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就在思考，如何經營戰(zhàn)后“滿洲”。

兒玉源太郎早已清楚地認識到，日本即便獲得日俄戰(zhàn)爭的勝利，但也在戰(zhàn)爭中耗資巨大，將會面臨財政、經濟的極度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將無法單獨稱霸東北，因此，在各國列強環(huán)伺之下，必須以一種更為隱蔽而形式有效的方式，擴大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范圍。

在兒玉源太郎的授意下，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后藤新平被招至中國東北，并起草了《滿洲經營梗概》，提出“戰(zhàn)后滿洲的唯一要訣在于，表面上經營鐵路，背地里白班設施”。

后藤新平在被任命為滿鐵總裁之前，有統(tǒng)治臺灣殖民地的經驗。他改變了以往直接進行武力鎮(zhèn)壓，采取警察統(tǒng)治的手段，他將滿鐵經營以企業(yè)的形式進行運行，避免當?shù)氐姆磳?，運用根植于當?shù)氐氖侄蝸黹_展政策。

后藤新平的政策簡單地說就是以鐵路為中心、基礎、骨干，對東北進行包括政治在內的各個方面的侵略活動。

1906年11月26日，日本推行“大陸政策”的殖民機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在東北宣告成立，簡稱滿鐵，后藤新平出任第一人總裁。

4個月后，滿鐵本社前往中國大連，日本以鐵路附屬地之名，排斥中國主權，實行殖民統(tǒng)治，一個獨立于中國主權之外的“滿鐵王國”正悄然形成。

1921年5月17日，日本內閣作出決議，決定“援助掌握滿蒙實權的張作霖，以此來確保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地位”。

1927年6月27日，陸軍大將田中義一組閣擔任首相后，在東京召集一些列會議討論對華政策，史稱“東方會議”，會議討論的核心內容正是“滿蒙問題”。

根據“東方會議”精神，田中義一寫成《對滿蒙之積極政策》的奏折，上奏日本天皇，奏折中更加明確了“大陸政策”的實行步驟，那就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田中義一

“東方會議”還有另一項秘密的部分，其侵略步驟和方法更為毒辣，即對張作霖施加壓力，迫使他成為與日本“肝膽相照”的傀儡，從而把整個東北從中國的版圖上分離出來，竊為己有。

“東方會議”后，趁張作霖還掌握北京政權之機，田中內閣加緊向其索取權益，展開所謂“滿蒙交涉”。

面對日本在“滿蒙”筑路、開礦、租地等種種勒索，張作霖表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抵制，未能滿足日本人的要求。日本關東軍認為，張作霖已經成了日本在“滿洲”建立“新國家”的障礙。

就在這時，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逼近京津，奉軍節(jié)節(jié)敗退之下，張作霖決定撤回東北。

然而，張作霖全然不知他已經踏上了不歸的列車。

1928年6月4日凌晨，就在張作霖的專列經過南滿鐵路與京奉鐵路交匯處的皇姑屯時，被日軍炸死。

張作霖

1928年12月29日，背負著家仇國恨的張學良繼任東三省報案司令，出于民族大義的考慮，張學良毅然通電全國，宣布東北易幟，服從蔣介石國民政府。東北易幟促成了當時中國在形式上的統(tǒng)一，摧毀了日本企圖將東北從中國本土分離出來的陰謀。

日本在中國東北掠取的經濟利益急劇減少，直接威脅到“滿蒙權益”的得失，加上此時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波及日本，導致日本國內階級矛盾加劇社會嚴重動蕩。越來越多的國內勢力，支持武力奪取中國東北。

曾任滿鐵總裁的松岡洋右在議會發(fā)表演說，聲稱“滿蒙問題是關系到我國生死存亡的問題，是我國的生命線，要牢牢確保死守”。

日本關東軍，一支臭名昭著的海外駐軍，以守衛(wèi)“關東州”和南滿鐵路之名，行陰謀顛覆與武力侵略之實，扮演者侵略中國東北急先鋒的角色。

1906年，日本將旅順租借地改稱為“關東州”，設置了關東都督府，下設軍政、民政兩部，就是后來的關東軍司令部和關東廳。

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設在旅順，司令官由日本天皇任命，下轄1個師團和6個獨立守備隊，總兵力1萬多人。分別部署于旅順、大連租借地和南滿鐵路沿線。

日本關東軍，這支野蠻、殘暴富有侵略性和冒險性的日本法西斯軍隊，后來不僅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制造偽滿洲國，而且還把持操縱偽滿傀儡和推行殖民統(tǒng)治與掠奪方面，成了日本帝國主義與日本天皇的總代表。

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在年輕時就已經立志“把一生賭在中國”。

板垣征四郎

早在日俄戰(zhàn)爭時期，板垣征四郎就開始在中國各地搜集情報，為日后的侵略戰(zhàn)爭做詳盡的準備。

日本關東軍作戰(zhàn)參謀石原莞爾認為，日本若想在戰(zhàn)略地位上處于有利地位，就一定要建立一個后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蒙”。

1929年7月，日本關東軍作戰(zhàn)參謀石原莞爾提出《回轉國運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強調“滿蒙問題的解決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徑，問題的解決在于日本對滿蒙地區(qū)的完全領有”。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陸軍步兵學校發(fā)表題為《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的演講，宣稱“滿蒙為日本國防的第一線”，大肆鼓吹日本侵占中國東北。

1931年5月，石原莞爾提出《滿蒙問題私見》，指出滿蒙為題解決的唯一方法是“將中國東北劃歸我方領土”。為此，需要營造正當性和擁有實行這一目標的實力為前提。

1931年5月29日，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關東軍部隊長會議上，發(fā)表題為《關于滿蒙問題》的演講。進一步鼓吹出兵侵略中國東北和蒙古地區(qū)，是日本“當前的急務”。

就是這樣的兩個戰(zhàn)爭狂人，在1929到1931年間，先后策劃了4次名義上的“參謀旅行”，但實際上則是進行實地軍事偵察，他們用各種形式完成了對東北地形、軍事設施和部隊配置的詳細偵察，制定出武裝占領東北的作戰(zhàn)方案。

1931年6月，日本軍部以參謀本部與陸軍省為中心，制定了武力侵占東北的方案《解決滿洲問題方策的大綱》，大綱預定以1932年春季為期，以東北的“排日行動”為口實，對東北采取軍事行動，要求各方面對此做好準備。

日本關東軍作為侵略東北的急先鋒，不贊成中央部“坐等良機到來”的方針，主張“以謀略制造機會”，將占領中國東北的的侵略戰(zhàn)爭提前到1931年9月下旬。

1931年4月，在日本駐長春領事館的唆使下，一些朝鮮人在長春以北的萬寶山村，私自承租荒地，開溝挖渠，引水灌溉。中國農民因擔心汛期農田被淹，耕地被損，與一些朝鮮人發(fā)證糾紛。

7月2日，日本領事館派軍警前往鎮(zhèn)壓，中國農民死傷數(shù)十人，遭毒刑拷打十余人，而日本呢竟顛倒黑白制造謠言，煽動仇華情緒，這就是“萬寶山事件”。

1931年6月間，日本參謀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4人偽裝成農業(yè)專家，潛入大興安嶺索倫山一帶刺探軍事情報，被當?shù)貣|北軍逮捕槍斃，這就是“中村事件”。 日本人以此為借口，發(fā)出戰(zhàn)爭叫囂。

中村震太郎（圖左一)

作為武裝侵略“滿洲”的借口，日本利用接連制造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大做文章。一方面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一方面在國內歇斯底里地煽動戰(zhàn)爭，叫嚷“利用這個機會訴諸武力”。

1931年7月，兩門被稱之為日本陸軍珍寶的240毫米榴彈炮，被秘密運往東北，配備到了關東軍駐奉天獨立守備隊，并分別對準了東北軍駐地大營和奉天飛機場，戰(zhàn)爭的陰云在東北的上空悄然翻滾。

此時，蔣介石鄭愛對中央蘇區(qū)實施大規(guī)模“圍剿”。

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在南昌發(fā)表《告全國同胞書》，再次強調“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為配合蔣介石度蘇區(qū)的“圍剿”，張學良已將東北軍精銳調入關內，自己則長期滯留北平。

1931年8月1日，曾擔任過張作霖軍事顧問對東北軍了如指掌的本莊繁，被昭和天皇特任為關東軍司令官。

剛剛上任他就向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部署了《滿洲時局對策的根本方針》，并審查石原莞爾等人制定的作戰(zhàn)計劃。

石原莞爾

9月7日開始，本莊繁對南滿路和安奉路沿線的海城、鞍山、本溪、連山關、公主嶺、長春、奉天等地的日軍進行巡視檢閱，并組織多次演習，把東北軍兵營作為攻擊目標，平均每隔一天就有一次，從白天到深夜，槍炮聲不斷，氣焰囂張至極。

1931年6月份，日本關東軍就制定了一個《昭和六年度形勢判斷》，他們認為坐等良機不如采取謀略，來制造機會，他們就急不可耐地要提前發(fā)動事變。

1931年9月18日，夜幕降臨，關東軍鐵道守備隊的中尉河本末守率領7名工兵，悄悄潛入了位于沈陽城北2.5公里的柳條湖，將42包小型黃色炸藥，放在距離北大營800的鐵軌接頭處。當晚10點20分，炸藥點燃。

在爆炸后的硝煙中，河本末守中尉立即用隨身攜帶的電話機，向奉天特務機關謊稱“北大營中國士兵炸毀鐵路，正在激戰(zhàn)中”。

而此時，守候在特務機關的板垣征四郎，以關東軍司令官的名義，連續(xù)發(fā)出攻擊命令，以爆炸聲為信號，早已全副武裝的日軍便向預定目標發(fā)起攻擊。

9月18日22點20分，日軍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開始猛烈進攻。

9月19日0點50分，日軍第二師團第29聯(lián)隊向沈陽城區(qū)發(fā)起進攻。

3點30分，本莊繁乘火車至沈陽坐鎮(zhèn)指揮。

4點45分，日軍駐遼陽第2師團主力趕到沈陽加入戰(zhàn)斗。

6點30分，日軍占領全部沈陽城。

與此同時，日本關東軍在南滿鐵路和安奉鐵路沿線展開全面攻勢，迅速占領了安東、鳳城、本溪、遼陽、海城、營口、撫順、鐵嶺、四平、公主嶺、長春等地。

隨后，日軍席卷了遼、吉兩省，30余座城市陷落于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9月19日，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發(fā)表了《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據滿洲的宣言》。

9月21日，中共滿洲省委召開會議，作出了《中共滿洲省委關于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據滿洲與目前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

9月22日，中共中央發(fā)表了《中國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痛斥了蔣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案內的方針和不抵抗政策，號召民眾一致行動起來，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北平、上海、南京、廣州、武漢等地的工人、學生及群眾，紛紛走上街頭舉行游行示威，譴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

1931年11月4日，馬占山將軍率領的東北邊防軍在嫩江橋頭和三間房一帶，對進攻的日軍進行了殊死抵抗，日軍被迫不斷增兵，投入大量精銳部隊，戰(zhàn)斗極為慘烈。

江橋抗戰(zhàn)期間，中共滿洲省委和北滿特委發(fā)動工人、農民、學生組成抗日援馬代表團，冒著槍林彈雨為馬占山部隊提供支援。

全國各地的抗日組織，海外的華僑和港澳同胞慷慨解囊，捐款捐物，甚至捐獻飛機，掀起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日的洶涌浪潮。

報紙宣揚馬占山將軍

1931年9月19日深夜，九一八事變剛剛過去24小時，日本關東軍參謀片倉衷大尉，陪同日本參謀本部作戰(zhàn)部長建川美次少將，來到奉天大和飯店背后的一家名叫沈陽館的日式旅館內，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花谷正等人秘密會談。

這場密謀的核心議題，是如何在東北現(xiàn)政權崩潰后，對中國東北實行永久占領，以根本解決“滿蒙問題”。

根據建川美次的主張，密謀最終在9月22日達成一致意見，建立一個由日本支持的，以溥儀為元首的偽政權，國防、外交、交通和通信等主要部門均由日本控制。

日本關東軍參謀部隨即發(fā)出一封代號為關參411號的電報，呈送給陸軍大臣和參謀總長。

雖然關東軍入侵了中國東北，但是關東軍入侵之后缺乏詳細的規(guī)劃，許多關東軍將領認為應該建立新的殖民地，就像朝鮮半島或者臺灣一樣，用軍隊統(tǒng)治這些地方。但是日本政府否決了這一提議。

因為世界大環(huán)境已經改變，自從他們吞并了朝鮮半島，特別是一戰(zhàn)之后，世界范圍內的人民，對建立殖民地產生了恐懼和厭惡，使建立殖民地變得不可能，人們知道這一做法是不可取的，應該在第一時間作出自己的決定，然后建立偽政府。

無論日本侵略者籌劃出怎樣的“滿蒙新政權”，都離不開對東北原有漢奸勢力的利用。

因此，日本關東軍網羅漢奸投降派的陰謀活動從未松懈，作為正式建立偽滿政權的一種準備，過渡性的漢奸偽機構紛紛成立。

10月21日，日本關東軍又制定了《滿蒙共和國統(tǒng)治大綱草案》。

就在日本關東軍加緊策劃“新政權”的同時，日本奉天特務機關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按照日本關東軍密謀的計劃，前往天津，去見曾經的宣統(tǒng)皇帝、清朝廢帝——愛新覺羅.溥儀。

愛新覺羅.溥儀

從溥儀離開紫禁城，日本人就開始盯上他了，后來把他送到天津的日租界里，先安排住在張園，后來又搬到靜園。為的是要利用溥儀在侵華的某一時期，讓他出面辦事。日本明確的對溥儀表示，對他的安全負有保護義務。

1929年7月，溥儀一行從張園搬到了乾園，后來溥儀將乾園更名為靜園，意在放下乾坤，心靜如水。

自從被趕出紫禁城以來，溥儀雖身處靜園卻從不曾靜心而居。他正在靜觀變化，靜待時機，實現(xiàn)復國還宮的迷夢。

而這一點對于物色“新政權”代理人日本來說，東北是清室的發(fā)祥地，舊清宮貴族和封建勢力對廢帝溥儀仍抱有遺存之恩。推出溥儀還可以利用“大清帝尊”之名，來平息中華民族抗日的怒火。

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賢二走進天津租界里的靜園。帶著早已謀劃好的講稿，用三寸不爛之舌，土肥原賢二向溥儀勾畫了一個滿足其夢想的藍圖。他希望溥儀回到祖先的發(fā)祥地，領導這個由溥儀完全自主的“新國家”。

對于溥儀的疑惑，土肥原賢二總是順著溥儀說，比如，你放心日本人對東北沒有領土野心，日本想真心地幫助“滿洲”人民，建立一個“新國家”，希望你到那去主持大計。

土肥原賢二

對于這個“新國家”，溥儀最關心的莫過于它是不是“帝制”，土肥原賢二給出了肯定的答復：“當然是帝制，這是沒有問題的?！?/p>

對溥儀來說，只要是“帝制”他重登皇帝寶座，恢復祖業(yè)的愿望也就可以實現(xiàn)了。

1931年11月12日，在駛向遼東灣的日本商船淡路丸號上，日本大連汽船株式會社的船員為溥儀拍攝了一張合影。端坐在中間的溥儀臉上洋溢著就為的自信和從容，在他看來，龍袍加身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洋溢著自信和從容的溥儀

當溥儀被逮到鞍山附近的湯崗子溫泉，住進對翠閣旅館后，日本人就切斷了他與外界的一切聯(lián)系。

溥儀隱約地感到，這里哪里像土肥原賢二在靜園時承諾的那樣，是一切可以自己做主的一國之君，此時的他，已經成為關東軍的籠中之鳥。

1931年9月19日，國際聯(lián)盟代表施肇基受命在國聯(lián)理事會上，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真相，要求國聯(lián)立即采取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

9月22日，由英法操縱的國聯(lián)理事會，通過了要求中日雙方撤軍的決議，這種不區(qū)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決議，實際上是壓制中國，袒護日本。

日本一面口頭聲明執(zhí)行撤軍決議，一面卻大舉進攻吉林。

9月30日至10月23日，國聯(lián)先后兩次作出決議，限定日軍撤軍時間，但日本置若罔聞，繼續(xù)把戰(zhàn)火擴大到整個東北。

在中國代表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國聯(lián)終于做出決定，派一個調查團前往中國東北，現(xiàn)場調查九一八事變的情況。

國聯(lián)調查團的成立并沒有阻止日軍侵華的步伐。

1932年1月3日，日軍占領錦州。就在錦州淪陷的第二天，板垣征四郎被日本政府和軍部招至東京。

他們告訴板垣征四郎，偽滿新政權成立的具體時間確定為2月中旬，最遲至2月末3月初，在國聯(lián)調查團到達之前，必須把偽滿洲國建立起來。

1932年1月4日，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在奉天召集各部緊急討論“滿蒙獨立”的計劃，由板垣征四郎直送東京。

1月6日，日本陸軍、海軍、外務三省根據板垣征四郎的報告，制定了《中國問題處理方針綱要》，決定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脫離中國的偽政權。

1932年2月3日，國聯(lián)調查團從歐洲啟程，前往中國。

2月10日，日本關東軍緊急召開幕僚會議，商討“滿蒙新國家”建國的步驟。

2月16日，偽東北行政委員會成立。

2月18日，發(fā)布《滿蒙新國家獨立宣言》，“滿蒙”地區(qū)同中國中央政府脫離關系。

2月24日，偽行政委員會作出決議通過：“國號”——“滿洲國”，“國旗”——五色旗，“年號”——大同。

2月29日，國聯(lián)調查團抵達東京。

1932年3月1日，《滿洲國建國宣言》在沈陽發(fā)布，這一天正是日本政府和軍部建立偽滿洲國的最后期限。

1932年3月8日早晨8時20分，載有溥儀一行的特別列車，從湯崗子車站熱熱鬧鬧地出發(fā)了。

下午3時，專列開到長春車站，當溥儀看到混雜在人群里的黃袍馬褂，幾乎熱淚盈眶。

破舊不堪的長春道尹衙門在清掃一番后，作為溥儀的“執(zhí)政府”。3月9日下午3時，溥儀的“就職典禮”在這里舉行，藏式毅和張景惠向溥儀獻上用黃綾包裹的“執(zhí)政印”。

溥儀和他的“執(zhí)政印”

一心幻想復辟的溥儀，最終走向了背叛民族和國家的深淵。

以“日滿一體”作為立國基石的所謂“新國家”，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策劃、組織、實施的一個巨大陰謀。

陰謀之下，交織著奴役與鎮(zhèn)壓，掠奪與暴力，血腥與殺戮的歷史就此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