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上古史：黃帝在紅山為夏族，炎帝在仰韶為華族

where5 2022-09-19 發(fā)布于布基納法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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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逯宏

《周禮注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可見古人也很清楚：三皇五帝之時是沒有文字的，所謂“三墳五典”，不過是有了文字之后對上古史事的追記。既然是追記，可能會有些偏差，但全盤否定又肯定是不科學的態(tài)度。

與遠古歷史“神話化”的同時，一門全新學科—考古學，在華夏大地悄然興起。考古學(Archaeology)，是根據(jù)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歷史的學科。按此定義，中國考古學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春秋末期，孔子周游列國，調查夏、商文化，認識“墳羊”與“楛矢”；西漢時，司馬遷“探禹穴”“窺九嶷”，考察各地的古代文化遺跡，為寫《史記》積累素材……不過，晚清以前的“考古學”通稱“金石學”或“古器物學”，而中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田野考古是伴隨著西學東漸出現(xiàn)的。

考古學是文化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晚清時，隨著國門向列強打開，部分學者初步具備了文化人類學的視野。例如，章炳麟在《訄書.序種姓上》中，借用西方的圖騰主義來解釋原始社會母系制度，剖析了中國古代的“感孕神話”：

野人天性闊誕，其語言又簡寡。凡虛墓間穴宅動物，則眩以死者所化。故埃及人信蝙蝠，亞拉伯人信海麻。海麻者，梟一種也。皆因其翔舞墓地，以為祖父神靈所托。其有稱號名謚，各從其性行者。若加倫民族，常舉鷺、虎、狼、麢自名。……植物亦然。……其近而鄰中夏者，蒙古、滿洲，推本其祖，一自以為狼、鹿，一自以為朱果，藉其寵神久矣。中國雖文明，古者母系未廢，契之子姓自玄鳦名，禹之似[姒]姓自薏苡名，知其母吞食而不為祖，亦猶草昧之緒風也。

章氏未提“神話”一詞，但已經自覺地使用原始泛神論分析問題了；將不同祖先起源神話加以比較的方法，更表明他初步具備了文化人類學或民族學的知識。當然，章氏追本溯源是為分清種族間界限以達到排滿革命之目的，動機與結論都是非科學的。

與西方思想觀念向東方滲透的同時，經濟與文化掠奪亦接踵而至。這種掠奪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大批外國人到中國的“尋寶”活動。他們往往組成探險隊，以各種名義到中國各地“考察”。其中，歐美國家主要在我國新疆、甘肅、內蒙古等西北內陸活動，而日本主要在我國東北、臺灣地區(qū)掠奪。這一時期，“殷墟甲骨”“漢晉簡牘”“敦煌文書”等資料的被發(fā)現(xiàn)與研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學術由傳統(tǒng)走向近代。

1928年，為應對殷墟甲骨被大量盜掘并流失，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安陽殷墟進行了正式考古發(fā)掘。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學術機構負責并由中國學者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也是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誕生的標志。

中國是人類文明的最早發(fā)生地之一，但西方學者或中國“疑古學派”卻不大相信正史以“三皇五帝”為代表的古史記載。所以，中國田野考古學誕生之初即肩負著追尋中華文明源頭的使命。

最早在《周易》里即有“天下文明”之說，而現(xiàn)代的“文明”概念卻是20世紀初從西方引進的，相當于英文的“Civilization”。1877年，美國學者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發(fā)表《古代社會》，全面闡述了人類社會進化的學說。1884年，恩格斯就摩爾根成果而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出版后被譯成多種語言。1930年，郭沫若以恩格斯著作續(xù)篇自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被認為是“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先導”。

安陽殷墟考古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重大事件，曾多次主持發(fā)掘的李濟于1957年在美國出版《中國文明的開始》，認為殷墟考古表明殷商文化具有成熟的鑄銅技術、獨立的文字系統(tǒng)和復雜有效的社會組織，因而殷墟商文化是中國文明的開始階段。這種觀點或許很容易被西方學者接受，但與文獻記載相比，中國文明史縮短了近兩千年。李濟的認識主要基于當時的考古資料，經過其后若干年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考古大發(fā)現(xiàn)，這些觀點理應得到修正。

殷商顯然不是中國文明史的開端，對中華文明源頭的追尋沒有就此停止。1939年，在第六屆太平洋學術會議上，梁思永提交論文《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認為龍山文化與殷文化在十個方面存在著共同點，“后岡二層”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驅。徐旭生綜合整理盤庚以前的古史，撰寫《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并于1959年首先提出探索夏文化問題。1973年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fā)掘出一座面積約1萬平方米的宮殿建筑基址，同時出土一批銅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這批資料發(fā)表后，二里頭文化成為夏文化探索的主體內容。1978年唐蘭先生發(fā)表《中國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認為大汶口文化時期已經出現(xiàn)文字，中國的文明史應該從黃帝開始。唐蘭的觀點引發(fā)熱烈討論，在史學界播下了“開展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種子，催發(fā)了研究者對中國文明起源時間與地域的深思”。1985年，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出版，可視為對此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階段性總結。他認為，中國文明是獨自發(fā)生、發(fā)展，而并非外來的，而“小屯殷墟文化是一個高度發(fā)達的文明。如果這是中國文明的誕生，這未免有點像傳說中老子，生下來便有了白胡子”。這一論斷，不僅否定李濟先生關于殷墟商文化是中國文明開始的觀點，也否定了早年頗為流行的中國文明“西來說”，從而指明了文明起源的探索對象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末期或銅石并用時代。1986年，蘇秉琦提出遼西新發(fā)掘的紅山文化晚期的“壇、廟、冢”等遺存是中華文明新曙光的觀點，在學界引起熱烈討論，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展開。據(jù)統(tǒng)計，1986年以來的相關論文約有2600篇，專著近30部。成果遍地開花，足見這一領域學術思想之活躍。

伴隨新材料的不斷出土，還有學術理念的更新。1925年，王國維講演時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fā)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后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fā)現(xiàn)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fā)現(xiàn)之金石書籍，于學術之大有關系者，尚不與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fā)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他不僅批評了當時學術界過分懷疑古書的思潮，還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證“紙上之材料”的“二重證據(jù)法”。值得注意的是，王氏所謂的“新材料”主要指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而新石器時代晚期或銅石并用時代尚處于無文字或文字草創(chuàng)歷史階段，所以重構上古史觀就不能不面對地下發(fā)掘出來的無文字遺物或遺跡。

當下，提倡“二重證據(jù)法”“三重證據(jù)”甚至“多重證據(jù)”的學者多得是，但大多數(shù)講述中國早期歷史的著作通常都使用兩套話語系統(tǒng)，一套是神話傳說的，一套是考古學的。同一段歷史不得不用兩種話語敘述，足以表明新知識與舊知識沒有完全融合。

神話傳說與考古學新發(fā)現(xiàn)，并不僅是學科不同那么簡單，兩者在描述中國上古史的時候基本架構完全不同：按照文獻記載的古史系統(tǒng)，炎黃以后的古帝王大部分都是黃帝的子孫，甚至草原部落都是，如匈奴是“夏后氏苗裔”，東胡是“高辛氏少子”之后，也就是中國早期歷史基本是一元的?？脊艑W的發(fā)現(xiàn)卻不是這樣，蘇秉琦將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分為六大區(qū)系，它們分別是：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huán)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huán)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傲髤^(qū)并不是簡單的地理劃分，主要著眼于其間各有自己的文化淵源、特征和發(fā)展道路?！备叛灾腥A大地的文明火花仿佛是“滿天星斗”。

“滿天星斗”說照顧到中國史前文化遺址星羅棋布的現(xiàn)實，卻沒有講清楚史前的多元文化是如何走向一體的，更沒有講清楚中國能夠保持“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所以要重構中國上古史，就需要將古史傳說與考古發(fā)現(xiàn)整合為一，這既是對古史傳說研究的深入，也是對考古發(fā)現(xiàn)研究的深入，并不是將兩者簡單地對應起來。

20世紀中國杰出的考古學家李濟說過：

治中國古代史的學者，同研究中國現(xiàn)代政治的學者一樣，大概都已感覺到，中國人應該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歷史的北方，我們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沒在“漆黑一團”的混沌境界。2000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這是一件大大的錯誤，我們應該覺悟了！我們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國本土以外，并在滿洲、內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一帶；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棲息坐臥的地方。

據(jù)此，有遠見的學者早就意識到北方草原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發(fā)現(xiàn)后，蘇秉琦說：“五帝時代以五千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后兩大階段，以黃帝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動中心在燕山南北，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可以與之對應”。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將古史傳說與考古發(fā)現(xiàn)彼此整合，互相印證?；蛟S是因為蘇老先生未及深入論證就駕鶴西歸，其觀點沒有被學界所接受。人們在講起中華文明的起源時通常還是從仰韶文化講起，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眾多史前文化都講完，才說“還有北方的紅山文化”。

若認同紅山文化與傳說中的黃帝有關，勢必應當先從紅山文化講起，為什么多數(shù)人都不愿意改變“先中原”的敘事順序呢？其原因大概是：紅山文化發(fā)生于長城以外的北方草原上，而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才是中國粟作農業(yè)和稻作農業(yè)的起源中心，是農業(yè)而不是漁獵或牧業(yè)奠定了“中國古代文明的發(fā)展基礎”。此說強調經濟因素對文明發(fā)展的基礎性作用，卻忽視了戰(zhàn)爭對歷史更為直接的推動：僅從經濟實力上對比，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無疑遠優(yōu)于北方草原；但在冷兵器時代尤其是原始社會條件下，經濟優(yōu)勢真的可以直接轉化為戰(zhàn)斗力嗎？實際可能恰恰相反，那些靠采集草籽或早期糧食充饑的原始農民，身體素質和戰(zhàn)斗意志都遠不如北方草原上的獵人。如果北方氣溫驟降或降水急劇減少，北方紅山先民大舉南下，那創(chuàng)造仰韶文化的原始農民注定無法阻擋。事實上，華夏文明史的第一頁也正是這樣掀開的：只要大致將紅山文化與黃帝族、仰韶文化與炎帝族對應起來，那古史傳說與考古發(fā)現(xiàn)就是基本吻合的。

中國早期文明是多元的，但華夏族不是散沙而是有機整體；考古學劃分的“六大區(qū)系”分量不等，更不是同時加入華夏聯(lián)盟的。紅山先民為龍族(夏族)，仰韶先民為花族(華族)，經歷阪泉、涿鹿大戰(zhàn)之后，兩者結為華夏聯(lián)盟，這是中華民族的核心部分，也是中國成為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民族基礎。北方的“匈奴系”“東胡系”族群，都是原“龍族”傳人或屬其族團，南方的“三苗系”“九黎系”族群，都是原“華族”傳人或屬其族團。中國歷史上每次大規(guī)模民族沖突之后，差不多都以華夏版圖擴大而告終，就是因為后加入者與既有聯(lián)盟在文化基因上是完全相容的。

重構中國上古史，實質是在考古新發(fā)現(xiàn)的基礎上對民族身份的自覺認同?；蛟S是因為地域原因，讓中原人接受“我們是仰韶先民的后裔”很容易，可是要接受“我們是紅山先民的后裔”就很難，因為那意味著其遠祖長眠于北方草原，而中原人早已習慣于帶有優(yōu)越感的“中原敘事”視角。盡管紅山文化區(qū)是中國龍文化的發(fā)祥地，讓草原人接受“我們是紅山先民的后裔”也很難，因為很多人覺得，龍是中華文化的圖騰，也就是漢族的圖騰。由此可見，重構中國上古史的主要癥結就在于接受“我們是紅山先民后裔”，而接受這個認知就需要確立草原敘事視角，要擁抱草原而不是從情感上抵觸之。

中原人只要不抵觸草原，就會發(fā)現(xiàn)“我們來自草原”的證據(jù)比比皆是。大量文獻記載都表明，“幽都”在北方。何謂“都”呢？《說文》云：“都，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薄蹲髠?莊公二十八年》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孔穎達注疏：“小邑有宗廟，則雖小曰都，無乃為邑?！绷硗?，《墨子.明鬼下》載：“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叢位?！笨梢姡岸肌本褪怯邢染f宗廟之邑。地名“幽都”至少在帝堯時就有，是否表明帝堯先君舊宗廟在北方呢？答案是肯定的。據(jù)《史記.五帝本紀》所載的譜系，帝堯是黃帝后裔，而同書又載“黃帝邑于涿鹿之阿”。涿鹿在今河北北部，已屬北方草原了?！妒酚?周本紀》載：“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薄抖Y記.樂記》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后于薊，封帝堯之后于祝?！彼E，其地在今京津地區(qū)，離涿鹿很近，離北方草原及紅山文化分布區(qū)也很近。眾所周知，古人分封很大程度上是為祭祖方便，所以這些分封透露出黃帝族源自北方草原。

草原人只要敞開胸襟，也會發(fā)現(xiàn)“我們是紅山先民后裔”的證據(jù)同樣很多。匈奴人每年五月要舉行的“龍城大會”是眾所周知的歷史常識，契丹人的“龍崇拜”歷史上也有明文記載，有學者對此曾經深入研究，而且整合了眾多草原族群的蒙古族也崇拜龍神。

《蒙古黃金史》載：“在帖木真的誕辰，龍王獻出玉璽，奇異的灰黑色的鳥兒立在屋頂上不停鳴唱：'成吉思！成吉思！’遵照那只靈鳥鳴唱所發(fā)出的聲韻尊帖木真為成吉思汗?！敝灰f玉璽是龍給的，人們便認可成吉思汗權力的合法性，可見“龍”在蒙古族信仰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睹身^備錄》記載：“成吉思之儀衛(wèi)，建大純白旗以為識認，外此并無他旌。幢惟傘，亦用紅、黃為之。所坐乃金裹龍頭胡床，國王者間有用銀處，以此為別。其鞍馬帶上，亦以黃金盤龍為飾，國王亦然?！背杉己沟暮病榜R帶上飾以金龍，借龍的形象提升自身地位，也就說明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龍”具有崇高地位。另外，人們在紀念成吉思汗時，也往往強調龍元素，如舉行“黑纛”(成吉思汗旗徽)的威猛祭時，總是選在龍年祭祀；蒙古族每月、每季、每年都會祭祀成吉思汗，但只有每13年一次的“龍年大祭”才是最隆重的—平時只用九只綿羊祭祀，龍年大祭就要用九九八十一只綿羊。另外，敖包儀式中的鄂博贊，也常常會提到龍神：“向你，完全實現(xiàn)了我們祝愿的神，向所有守護神，從騰格里天神到龍神，我們表示崇拜并以祭禮而贊頌！”可見，龍與騰格里天神有相近的崇高地位。當然，在蒙古崛起的過程中，很多林中百姓或氈帳部落都被整合進蒙古族，各個小部落的信仰是有很大差別的；蒙古汗國建立后，伊斯蘭、佛、道教均傳入汗國，這使得北方草原民族的信仰更加復雜。盡管如此，即使外來宗教占優(yōu)勢時，北方草原“原有的神靈也不會消失……事實上，地神和龍始終是對新參加者開放的”。據(jù)此，龍是蒙古族固有信仰之一，也是蒙古族與紅山先民存在歷史淵源的痕跡之一。

結語

“古史辨派”的觀點將“疑古”推向極致，而從中華民族自身發(fā)展的邏輯看，重建上古史也是經學觀念崩塌之后傳統(tǒng)文化不可或缺的自我修復。這種修復不是重走過去的“信古”老路，需要在考古資料基礎上重新建構。許多國內學者傾向于考釋古代文獻，提倡走出“疑古”時代，但多數(shù)西方漢學家并不認同用考古材料去比附神話傳說的做法。其實從摩爾根開始，具有西學傾向的文化人類學學者往往把論斷建立在人類文明存在共性的假設上，即文明程度不同的族群會經歷相似的發(fā)展階段。但是，普遍性或共性總是與特殊性并行不悖的，而對自身歷史特別尊重與呵護向來是中華民族的一貫追求，因此古史傳說或神話中所包含的真實歷史素地不應該被否認。重構中國上古史，需要接受“我們來自紅山先民”的認知，其關鍵是確立草原敘事視角，真正以民族平等、文化平等的態(tài)度合理建構更科學的上古史框架。（注：本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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