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臺四首》是李商隱早期創(chuàng)作的一篇組詩，研究者大多以為本事雖然不可考，但是關(guān)涉李商隱一段傷心情事，有的認為“燕臺”兩個字可能是一個女子的名字，而唐人慣以燕臺指使府，所以詩中所寫女子也可能是指燕臺的主人，是那些節(jié)度使、觀察使幕府之中的后房姬妾，即非后房，其人也一定是貴家姬妾或歌姬之流。

但是所有這一類看法應(yīng)該都是錯誤的，我以為詩的題目是燕臺，很可能就是說，這篇組詩是詩人自己在使府幕中時期所作。李商隱后期詩作《梓州罷吟寄同舍》寫到幕府解散，說自己當時的情形是：“長吟遠下燕臺去，惟有衣香染未銷?！?/p>

這樣的話，也就不能說詩中寫的女子是貴家姬妾或歌姬之流。并且，四首詩的題目是“春、夏、秋、冬”，這豈非很可能就是指李商隱自己在使府幕中的時期。一年四季，季節(jié)輪回中，于是他著意構(gòu)思創(chuàng)作了這篇詩歌大作。不然，僅為寫女子之情事而用“春、夏、秋、冬”為題豈不是有點淺俗了？李商隱這樣的優(yōu)秀青年詩人怎么可能在他非常用心創(chuàng)作的詩作中犯這樣比較低級的失誤？

所以我們要問，這篇組詩會不會寫的事情和李商隱自己根本無關(guān)，而是述寫她人情事？會不會帶有虛構(gòu)的成分，究竟帶有多大的虛構(gòu)成分？當然這些似乎也都是現(xiàn)在很難清楚判斷的事情。不過李商隱以“春、夏、秋、冬”為題，也許還是在暗示了我們讀者，這篇作品就是有很大的象征的成分，所以也必然至少有較多虛構(gòu)的成分。詩中的女子并不是現(xiàn)實中的某個具體的女子，而是像“春、夏、秋、冬”一樣，是各自具有象征的意味。詩充滿了詩人的想象，是一篇寫女子愛情的組詩。不然，僅僅因為他這時期是在使府幕中就以“春、夏、秋、冬”為題，這題目也還是顯得單薄了點。所以詩的題目可能是同時兼有這兩方面的意思。而作為青年詩人李商隱選擇這種大致為虛構(gòu)的傳統(tǒng)詩歌題材和范式，也是合于情理的事情，因為他也想要和前人爭勝于此。一個年輕的優(yōu)秀詩人有些好勝心，或者也有點自負和虛榮心，也是人情之常。

葉嘉瑩先生論述李商隱《燕臺四首》之時說到，李商隱的作品“往往不是純粹的寫實，也不是純?nèi)坏幕孟?，更不是出于理性的寓言和托喻”，她相信那些認為在李商隱生平中有特殊的事件可以符合這篇組詩的意見是不可取的。這真是很好的一個看法，我看到后開始相信，至少李商隱前期有一小部分令人難以索解的作品往往多少都正是如此的。

由于缺乏必要的證據(jù)，對李商隱這篇作品的具體含意以慎下判斷為好。

清代詩人錢良擇是云：“語艷意深，人所曉也。以句求之，十得八九，以篇求之，終難了然?！?/p>

我覺得這首詩最主要的可能也不是“語艷”，而是語言形式的新奇俊逸，最主要的也不是“意深”，而是李商隱作為一個聰慧深思的青年詩人的思致的新穎銳麗。從中我們能明顯看到比李商隱年代稍早一點的李賀的影子，李賀也是勤奮于詩歌創(chuàng)作在形式上富于創(chuàng)新的優(yōu)秀青年詩人，李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受到過他的影響。

杜牧和李商隱曾經(jīng)是一個為李賀詩集寫了序，一個為李賀寫了小傳。不過杜牧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李商隱不同的是，從形式上看他基本上不受到李賀的影響。從這之中我們可以看出，相對來說，現(xiàn)實人生中的李商隱沒有杜牧那么自信。較之杜牧，李商隱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更刻苦勤奮，更廣泛地學習前人，更富于全面的創(chuàng)意，卻也是說明了在現(xiàn)實人生中，他不如杜牧自信。也許他們不同的身世經(jīng)歷相當程度決定了這一點。

較之李商隱明顯受到李賀很多影響的《河陽詩》，李商隱本詩在藝術(shù)上已更加成熟、更加流麗，形式風格較之李賀更加工巧繁麗。

由于古今語言文化等方面的變遷以及我們和李商隱不可避免的隔閡，今天的我們已經(jīng)不大可能弄清楚李商隱這篇作品哪怕是一半的原意，清代以來直到當代的學者對它的具體解釋我相信全都是靠不住的。因為解讀這種詩只要你有一兩個地方犯了根本性的錯誤，結(jié)果非常可能就是整首詩的解讀全都不對，而解釋者不犯上這樣一兩處錯誤的可能性又幾乎沒有。我相信，葉嘉瑩和宇文所安對此詩的解讀都有很嚴重的問題。這種詩就是如此，可能你的解釋實際是錯得很厲害了，可看起來卻像是相當能夠自圓其說。這樣的詩就像一處有著非常復雜路線的風景區(qū)，當你以為自己找到了準確路線，欣賞到了它的幾乎全部風景時，實際上卻很可能你根本都沒有走近過它的核心風景地帶。

如果李商隱能夠向我們解說《燕臺四首》，我們就會知道它其實一點都不晦澀，雖然宇文所安認為它是晦澀的。對于李商隱自己，它的形式一定是清晰流暢和明確的。

我們雖然大致上已無法準確理解它的本意，但不妨取前人的態(tài)度：“此等詩不解亦佳”（馮定遠）。雖然不無自欺，卻也聊堪自慰。

葉嘉瑩對《燕臺》的解讀說是作者遭遇酸辛不幸、憂思積郁、追求理想境界的象征，我認為是不對的。我覺得詩中更多的是同情性質(zhì)的旁觀敘述以及幻想虛構(gòu)，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傳統(tǒng)中比較常見的樣式。四首詩應(yīng)該都是各自寫了一個女子的情事，差不多就算是四個女子各自的故事。

劉學鍇、余恕誠、黃世中等人對這篇組詩的看法也多少都是有問題的。

對于《燕臺四首》這樣的作品，或許我們必須承認，詩人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就已經(jīng)向幾乎所有讀者，鎖上了通往它們真正含義的某些門戶。今天的我們能夠做到的很可能只是靜靜地呆在外面默默猜想，而根本不必去奢望自己能夠完全了解里面的真實。因為千年之后的今天，那些大門的鑰匙可能早已湮滅在時光的長河之中。這也許是一位被某些深刻的缺憾一直損傷到了靈魂的青年詩人，他毫不猶疑地在他這篇優(yōu)美新穎的作品上留下這種深刻分明的缺憾。但是他仍然將要成長起來，更廣闊的心靈以及逐漸成熟的責任感將使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漸漸改去這種風格，雖然他可能不會完全徹底的改變。

附記

寫完此文后看到葉嘉瑩先生編輯的《顧隨講壇實錄》，顧隨先生云：

我以為，并非中國文字不適于寫這種詩，而是這種詩一定要作者做些注解，否則后人幾乎沒有可能看懂作者的本意。不過這樣寫詩從藝術(shù)形式上來講確實本來也不能算是很好，所以就是李商隱自己后來大概也不再寫這樣風格的作品了。

李商隱的《河陽詩》應(yīng)該和《燕臺四首》是大致上同一個時期的作品，風格很是近似，河陽一詞的用法我覺得是和燕臺一樣的，是說他寫《河陽詩》的時候是他在河陽的那個時期。宋之問作有《河陽》，李賀則作有《河陽歌》，這兩首作品似乎多少可以和李商隱《河陽詩》參看。

之后再讀錢鍾書先生《談藝錄》，知本詩重語言形式的新奇錢先生實早已言之。

錢先生云：《燕臺》等詩是學習了李賀，而李賀“穿幽入仄，慘淡經(jīng)營，都在修辭設(shè)色，舉凡謀篇命意，均落第二義”，不過李商隱才思綿密，學習杜甫韓愈也極為用功。

《燕臺》確實是學習了李賀，不過和李賀詩歌還是很有些不同之處的。

李賀少年之時就已開始勤奮寫作詩歌，這和泰戈爾倒有些像。作為一個詩人，李賀的想象力和感覺都是很好的，只可惜死得太早了，二十七歲就因病故去。其詩有云“荒溝古水光如刀”，我只是年少看雜書時看到過一次，卻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直不忘。后來看到泰戈爾的《園丁集》中有一句：“當我站在涼臺上傾聽他的足音，樹葉不搖，河水靜止，像熟睡的哨兵膝上的刀劍?！?/p>

言水之光色如刀，明清以前的詩歌中大概僅此一句。人們都會說，刀劍光芒凜冽，如一泓秋水，但是李賀和泰戈爾卻想到人們都沒有能夠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