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具的起源和發(fā)展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其中，馬鐙的起源和影響尤為重要。馬鐙的出現(xiàn)使得騎馬更為便捷和穩(wěn)定，讓人和馬的結合更為緊密，從而影響到戰(zhàn)爭形態(tài)并可能間接引發(fā)了一系列的社會變革，這方面以林恩·懷特（Lynn White）所提出的馬鐙催生歐洲封建社會的觀點最具代表性[1]。馬鐙如此之重要，相關討論也非常多。研究者們對于馬鐙起源的看法并不一致，除了從單鐙到雙鐙、從中國傳播到世界的主流觀點外，“皮腳扣起源說”和“趾鐙起源說”也比較有影響力[2]。不過，這兩種觀點誕生較早，而早期的馬具考古材料比較匱乏和零散。隨著資料的積累和認識的深入，有必要重新對其加以審視。本文從材料本身、田野調查、馬具構造等多個角度入手，對馬鐙起源問題開展研究，重點對皮腳扣起源說和趾鐙起源說進行再討論。

　　一、皮腳扣起源說的再討論

　　在馬鐙起源諸說當中，皮腳扣起源說的影響力較大，即在木材、金屬質地的硬馬鐙出現(xiàn)之前，人們曾用“皮腳扣”來輔助上馬或者騎乘，這是馬鐙的源頭，或直接被視為原始馬鐙。皮腳扣的發(fā)明者被認為是斯基泰人，如格魯塞（René Grousset）在《草原帝國》中提到，“斯基泰人和匈奴馬上弓箭手們都是穿褲子和靴子……還有他們都使用馬鐙”[3]。這一認識最早來自于阿倫特（W.W.Arent）早在1934年時提出的猜想[4]，后來也為我國部分研究者所沿用[5]。

　　不過，也有一些研究者對皮腳扣起源說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王鐵英認可腳扣這種馬具的存在，但是指出腳扣并非真正意義上的馬鐙，因為它懸掛在馬鞍的一側，只能起幫助上馬的作用[6]。此外，以阿茲別列夫（АзбелевП.П.）為代表的部分俄羅斯學者則認為皮質馬鐙可能就沒有存在過[7]。顯然，他們質疑皮腳扣起源說的核心出發(fā)點并不一致。只有當皮腳扣這種馬具的真實性獲得可靠的證據(jù)支持時，才能進一步討論它是否可以視為馬鐙的源頭。因此，皮腳扣本身是否真實存在過就成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以斯基泰人為代表的草原民族擅長騎馬，留下了不少馬具實物或表現(xiàn)騎馬場景的藝術品。但是由于時代久遠，能保存至今的有機質馬具比較少，給判斷皮腳扣的存在造成了困難。追溯皮腳扣起源說的源頭，會發(fā)現(xiàn)被援引最多的證據(jù)是來自烏克蘭切爾托姆雷克大墓（Chertomlyk　Barrow）的一件銀瓶（圖一，1、2）。此瓶的時代被推定為公元前4世紀，造型和紋飾特征具有明顯的希臘化風格。銀瓶的肩部有連續(xù)的淺浮雕圖案，表現(xiàn)斯基泰人馴馬場景。其中一幅表現(xiàn)縶馬的畫面中恰有一匹備好鞍的馬，馬鞍靠前的位置垂下一根帶狀物，在其上端還有結狀物，類似馬鐙和鐙革的連接點，正是此物被判定為皮腳扣或原始馬鐙[8]。有些研究者認為這種腳扣只裝在馬鞍的一側，可以輔助上馬，如前述王鐵英的觀點。還有人直接將其復原為雙鐙的樣式（圖一，3）[9]。

　　不過，通過分析銀瓶上這匹馬的整套鞍具并結合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會發(fā)現(xiàn)皮腳扣的觀點尚有討論余地。首先，從照片中可以看出，馬鞍前部垂下的部分更像是一根單股的帶子，而非能夠用于踏腳的環(huán)狀帶圈。其次，這匹馬背上裝配的鞍雖然具有一定厚度，但兩頭低平沒有鞍橋，可以判斷其屬于典型的斯基泰式“軟馬鞍”，而固定軟馬鞍時必須借助腹帶。已有研究指出，軟馬鞍在戰(zhàn)國秦漢時期曾經廣泛流行于歐亞草原及我國中原、北方以及新疆地區(qū)，是原始階段的馬鞍[10]。類似的鞍具目前仍在部分地區(qū)使用，例如，青海都蘭的藏族牧民在野外放牧時為了上下馬匹更為便捷，有意不用高橋馬鞍，而是以一種軟墊馬鞍來代替，且不用馬鐙（圖二）。具體裝備方法為：先在馬背上鋪一塊薄毯，即韉；而后在其上放置專門制作的軟墊；最后用一根腹帶將軟墊牢牢地綁住。這種軟墊比古代的軟馬鞍還要簡陋很多，不過它們在裝配方法上是相似的，都需要一根腹帶，否則無法固定。

　　無論是早期的軟馬鞍還是后來的有硬骨架的高橋鞍，最重要的附屬帶具就是腹帶。現(xiàn)代牧民即便使用高橋鞍，也只需通過腹帶固定，在翻山越嶺時才專門加上攀胸和后鞧。有了這一認識再來重新審視銀瓶上的圖像。如果我們將馬鞍下方的帶子視為皮腳扣，則圖像中缺失了更為重要的腹帶。然而受希臘化藝術的影響，這件銀瓶上的淺浮雕圖像被刻畫得細致入微，連馬鑣、絡頭及人物的衣褶都表現(xiàn)出來，應不會粗心到缺失腹帶。另一個可作為佐證的例子是艾米塔什博物館藏的斯基泰金牌飾（圖三，1），這枚牌飾尺寸很小，人和馬的形象都較為簡略，但仍然能夠清楚地看到馬鞍下部的腹帶，卻沒有皮腳扣的蹤跡。因此可以判斷，銀瓶上曾被當作“皮腳扣”的部位更可能是腹帶固定后多出的一截。

　　至于圖中貌似連接點的部位（見圖一，2），應當是腹帶上的繩結或者帶扣，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出于實際需要，馬鞍腹帶往往通過帶扣來扣結，以便于調節(jié)松緊程度。在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備鞍陶馬上也有這樣的部件，系模仿金屬質的帶扣（圖三，2）。銀瓶上所表現(xiàn)的是馬的左側剪影式圖像，而人們在備鞍以及上馬時最常用的站位方式正是在馬的身體左側，捆扎腹帶后繩結或帶扣自然也會在左側，秦俑坑出土陶馬如此，現(xiàn)代牧民所用的軟墊馬鞍亦如此，與銀瓶上所表現(xiàn)的很相似?？梢韵胂?，如果把這樣的馬具繪制成線圖或做成浮雕等藝術形象，那么腹帶也極易被誤認為腳扣。因此，將切爾托姆雷克銀瓶上的圖像判斷為皮腳扣尚缺乏充足證據(jù)。

　　另外，在考古發(fā)掘出土的這一時期的馬具實物遺存當中同樣沒有發(fā)現(xiàn)皮腳扣的蹤跡。如在南西伯利亞巴澤雷克墓地與新疆蘇貝希墓地出土有整套的軟馬鞍，其中有機質的鞍墊、帶具、飾物都保存了下來，但沒有皮腳扣或以其他材料制作的類似部件。所以，根據(jù)現(xiàn)有的圖像和實物資料均不能證實皮腳扣的存在，自然也就不能將皮腳扣視為馬鐙的源頭或認為它對馬鐙的出現(xiàn)具有啟發(fā)作用了。

　　二、趾鐙起源說的再討論

　　所謂趾鐙，就是套在腳趾上的輔助性馬具，體量很小。而我們一般所說的馬鐙，無論是單鐙還是雙鐙，均套在整只腳上，這是二者在尺寸和使用方式上的最大差別。根據(jù)材料所屬區(qū)域的不同，趾鐙起源說還可細分為“印度說”、“云南說”?！坝《日f”由國外學者提出，但目前尚未發(fā)現(xiàn)印度趾鐙的實物，戈德（P.K.Gode）和林恩·懷特等研究者根據(jù)印度桑奇大塔（The Great Stupa at Sanchi）和馬圖拉地區(qū)（Mathura）的浮雕材料以及其他的圖像資料，判斷印度在公元1世紀左右已經出現(xiàn)馬鐙，他們認為這種套在腳趾上的鐙以繩子或皮革制成，能起到一定的支撐作用[11]。關于趾鐙的源流，戈德推測趾鐙可能由塞人在公元前1世紀左右引入[12]，林恩·懷特認為中國最早的馬鐙可能從印度趾鐙中獲得過啟發(fā)[13]?！霸颇险f”最早由張增祺提出，在《滇國的戰(zhàn)馬、馬具及馬鐙》一文當中，他對戰(zhàn)國秦漢時期滇文化的青銅貯貝器、牌飾等遺物上所見的馬具形象進行了梳理，認為在西漢中期滇國已經普遍使用了套在腳趾上的馬鐙，即趾鐙[14]；后來又在《再論滇國的馬具、馬鐙與馬鎧》一文中進一步闡發(fā)這個觀點，并結合文獻對云南地區(qū)的這一特殊習俗的延續(xù)加以說明[15]。不過，他沒有論及云南趾鐙與印度之間是否存在交流。

　　對于趾鐙起源說，有些學者持肯定態(tài)度，如孫機在《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中引用了滇國趾鐙的材料，認為它們對中原地區(qū)馬具的改進具有啟發(fā)性，但同時指出了趾鐙功能的局限性[16]。亦有肯定趾鐙的存在但認為它不屬于馬鐙的，如王鐵英同時提到了印度和云南的材料，從馬鐙的概念界定上對趾鐙起源說提出否定，其主要依據(jù)也是趾鐙的局限性[17]。另外，前述阿茲別列夫在質疑皮腳扣的存在的同時，對趾鐙的存在以及是否普遍應用提出質疑，他認為“沒有在印度、貴霜帝國、滇國存在的馬鐙原型（包括皮腳扣和趾鐙）廣泛流行的證據(jù)”[18]。不難看出，與皮腳扣起源說類似，趾鐙說雖影響較廣但也存在爭議。我們仍有必要先回溯到原始材料，重新探究這一假說的產生過程，再來探討趾鐙是否可以視為馬鐙的源頭。

　　首先來看印度的材料。過去被戈德等人引用的浮雕材料包括桑奇大塔石牌坊上的高浮雕（圖四，1），以及馬圖拉地區(qū)出土的石刻淺浮雕（圖四，2）。在這兩件作品上均有一根繩索從馬背連到騎馬人的足部，與鐙革較為相似。另一件重要的材料是出土于印度庫魯（Kulu）地區(qū)的銅瓶，其腹部鏨刻出密集的紋飾以表現(xiàn)貴族出行場景，其中有兩人騎馬作為隊伍的導騎，他們足部也有類似的繩索形象（圖四，3、4）。

　　這兩類材料所表現(xiàn)出來的“趾鐙”外觀相似，時代也接近，均為公元前1世紀左右。但是相比較而言，銅瓶上的圖像過于平面化，而且限于畫面的尺寸而無法表現(xiàn)更多的細節(jié)，因此重點關注石刻浮雕。在過去材料不多的情況下，這些與騎馬人足部連接的繩子的確很容易被解讀為馬鐙或具備同樣功能的原始馬鐙。不過，在結構和受力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人們使用馬鐙時由于踩踏施力，鐙革會繃直且位于腿的內側。但在桑奇大塔的高浮雕上，繩索卻明顯位于腿的外側且呈現(xiàn)一定的弧度，顯得非常突兀，在結構上存在不合理之處。

　　通過調查更多的考古材料就會發(fā)現(xiàn)，所謂的印度“趾鐙”跟真正的馬鐙在結構和功能兩方面都有很大區(qū)別，很可能與“皮腳扣”一樣，也屬于對材料的誤判。桑奇大塔周圍的石牌坊上塑造的騎馬形象有很多例，人和馬的姿態(tài)不盡相同，能夠觀察到很多細節(jié)。比如，在桑奇北門石牌坊上的一處雕塑里，騎馬人的小腿部位也有一根繩索，同樣位于腿的外側，但并沒有套在腳趾或者整只腳上，而是繼續(xù)向下延伸，直接繞過了馬腹（圖五，1）。顯然，這和過去研究對趾鐙形態(tài)、功能的描述都不相符。無獨有偶，在桑奇東門石牌坊上雕刻出一匹已經備好全套馬具但未騎乘的馬，更加清晰地展示出這一時代的馬具全貌——馬背鋪有一大塊毯子，類似于后世的韉，在靠前的部位上恰好綁著一圈繩索，將毯子固定在馬背上，或起到類似腹帶的作用（圖五，2）。

　　由此可知，過去被判定為趾鐙的繩索狀馬具其實是馬背上的繩圈，人在騎行的時候可以將足部和小腿插進繩圈兩側，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輔助平衡或緩解疲勞，但其功效難以跟真正的馬鐙相比，也無法用于上馬。庫魯出土銅壺上的圖案所表現(xiàn)出來的也應是這種繩圈。不過，這樣的騎馬方式在同時期可能并未普及，在桑奇的雕塑中，更多的騎行者雙腿呈自然下垂的姿態(tài)，即使有繩圈也未使用，如桑奇西門石牌坊上雕刻的騎者（圖五，3）?？梢妼τ诋敃r的騎馬者來說，是否利用這個繩圈作為騎行的輔助是可以選擇的。總而言之，以目前的材料尚不能證明印度古代趾鐙的存在。

　　再來看云南的材料。所謂云南“趾鐙”的證據(jù)來自于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滇文化青銅貯貝器。石寨山M13出土的一件銅貯貝器蓋上表現(xiàn)出戰(zhàn)爭場景，中心為通體鎏金的騎士，可能為首領級別的人物。戰(zhàn)馬鞍轡俱全，騎士左腳大拇趾連接一根繩子，通向馬背（圖六，1）。李家山M69出土有一件表現(xiàn)播種祭祀場面的銅貯貝器，蓋頂部邊緣有兩名騎馬人物，他們的左腳大拇趾也套著類似的繩圈（圖六，2）。

　　與印度的繩圈相比，這種套在腳趾上的輔助設施更接近后世的馬鐙，可以稱為“趾鐙”，其結構可能是簡單在繩子末端打結形成的小繩圈，也可能是用藤條、木材等制作的小環(huán)。但是，趾鐙的數(shù)量應當重新思考，它們并非像成熟的馬鐙那樣在馬鞍左右各裝配一枚。在過去的描述和復原圖當中都指明馬鞍兩側各懸掛有一件趾鐙，如研究者描述李家山銅貯貝器時稱“兩腳的大拇指同樣伸在馬鞍兩側的繩圈式馬鐙中”[19]，再如研究者繪制的石寨山銅貯貝器騎士線圖，騎士右腳上明顯也有趾鐙（圖六，3）?？墒菑膶嵨镎掌峡梢钥吹?，這些騎士的右腳上并不存在繩圈或者趾鐙的痕跡（圖六，4、5），兩件銅貯貝器上的三名騎士均如此，基本可以排除后期損壞導致殘缺的可能。也就是說，這種趾鐙只套在騎馬人的左腳大拇趾上。由于目前所能看到的趾鐙材料只有這些，所以尚不能十分肯定地將其判斷為“單鐙”，但無論如何，把這種趾鐙復原為“雙鐙”都缺乏有力的證據(jù)支持。

　　當然不難想到，即便只在馬鞍左側裝配趾鐙也能夠給騎馬人一定的支撐，輔助其保持平衡。若右側不裝趾鐙，可能是為了在下馬時更為便捷一些。同時還需要指出，在滇文化遺物中大多數(shù)表現(xiàn)騎馬場景的雕塑、牌飾上都沒有趾鐙，如石寨山M10出土四牛鎏金騎士銅貯貝器（圖六，6）上的騎士雙腿自然下垂，與同時代中原地區(qū)出土陶騎俑所表現(xiàn)的騎馬姿態(tài)相同。這表明當時趾鐙的運用遠未達到流行的程度，還處于嘗試的階段。

　　既然云南滇文化的趾鐙可以確認存在，那么是否能夠判定它和馬鐙的出現(xiàn)有某種內在關系呢？或者說趾鐙可否視為馬鐙的起源呢？我們認為，趾鐙與真正的馬鐙在使用方法和產生機理上都有很大不同，相互之間的關聯(lián)性還需要再討論。首先，在使用方法上，正如前人已經指出的，趾鐙結構特殊，無法輔助上馬，而且只適用于習慣跣足的民族，故而難以推廣[20]。對于同時代廣大中原、北方地區(qū)的人群來說，跣足不能成為常態(tài)，這種馬具的實用性確實不高。其次，在產生機理方面，盡管趾鐙有可能與最初的單馬鐙都只在馬鞍左側裝配，但趾鐙的出現(xiàn)是為了在騎馬時輔助平衡，上馬時不用；而單馬鐙則是為了便于上馬，騎行過程中不用，二者的基本設計思路完全不同。另外，在出現(xiàn)的時間方面，滇文化趾鐙材料均為西漢中期左右的，而目前公認的最早的單鐙材料來自于長沙西晉永寧二年墓出土的騎俑[21]，二者之間有著四百多年的時間差。假若我們認為趾鐙對中原、北方地區(qū)馬鐙的產生有過影響，那么這中間的證據(jù)缺環(huán)就顯得大了些。在探索趾鐙和中原、北方地區(qū)馬鐙的關系時，不可忽略這些問題。

　　三、馬鞍結構與馬鐙的內在關系

　　關于馬鐙的出現(xiàn)契機和動力，有研究者認為發(fā)明單馬鐙的初衷是為了適應馬鞍的改變，即高橋鞍的出現(xiàn)[22]。也有與之意見相左的，如阿茲別列夫認為“馬鐙的發(fā)明與硬馬鞍的出現(xiàn)沒有必然因果關系”[23]。對這一問題，可以從馬鐙的出現(xiàn)時間和馬具的功能結構兩方面來進行考察。

　　目前所見的時代最早的雙鐙證據(jù)來自于南京象山7號東晉墓出土的陶馬，馬鞍兩側各塑造出一枚三角形馬鐙，該墓時代被推測為公元322年或稍后，略晚于長沙西晉墓出土的單鐙騎俑[24]。研究者已經指出，單鐙與雙鐙的基本形制一致，由單鐙到雙鐙的演變脈絡也較為清晰，而且這一變化是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發(fā)生的[25]。馬鐙從無到有、從單到雙的發(fā)展過程恰好和馬鞍的改良基本同步——戰(zhàn)國秦漢時期一直流行低平的軟馬鞍，到了魏晉時被具有木質骨架的高橋鞍所替代[26]。這種同步并非只是巧合，而是有著功能與結構方面的深層原因。

　　一方面，在使用軟馬鞍時，經過騎術訓練的人只需要按住馬背即可躍上，長期如此已經習慣。而高橋鞍出現(xiàn)之后上馬的難度驟增，需要借助一些輔助的設備。采用墊腳石之類的物品或者讓其他人攙扶，雖然可以起到作用，但輔助設備不便隨身攜帶，特別是對于戰(zhàn)場上的騎兵而言，這些方法的實用性不強。自然而然地，人們會設法把輔助上馬的設備固定在馬身上，能夠懸掛在馬鞍一側、供上馬時踩踏的單鐙便應運而生。因此在功能上，馬鞍的變化催生了對于馬鐙的需求，新式馬鞍是馬鐙產生的契機。

　　另一方面，只有出現(xiàn)了具備硬質骨架的高橋鞍，才使得馬鐙的出現(xiàn)成為可能，它是馬鐙得以使用的結構保障，過去的討論很少涉及這一角度。軟馬鞍與高橋鞍相比，最大的區(qū)別除了外觀上的差異，還在于由于沒有鞍橋的約束，兩塊軟鞍墊之間的角度無法固定。這就導致軟馬鞍不如高橋鞍那么穩(wěn)固。假設給軟馬鞍也裝配馬鐙，那么在上馬踩踏的時候很容易引發(fā)鞍的側滑，十分危險。只有當馬鞍能夠穩(wěn)定地固定，才能夠承受馬鐙和鐙革所施加的力。

　　如此，當我們將鞍和鐙作為一個系統(tǒng)來考量時，馬具的發(fā)展演變就更容易理解了。在軟馬鞍流行的時代，既沒有對鐙的強烈需求，鞍的結構也不適用于馬鐙或具有類似功能的馬具，所以無論是在歐亞草原還是我國中原地區(qū)均長期有鞍而無鐙，連“皮腳扣”這種輔助上馬的設施很可能都未曾存在。至于云南地區(qū)，在當?shù)厣形窗l(fā)現(xiàn)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馬鞍實物，但是從滇文化銅器上的雕塑形象來看，當時所用的鞍較為低平且前端明顯分為兩半（圖七），與中原、北方地區(qū)的軟馬鞍外觀十分相似，可以初步判斷亦屬于軟馬鞍體系。實際上，滇文化在馬具領域與廣大中原、北方地區(qū)存在過相當密切的交流，滇國的當盧、馬珂等馬具實物在中原甚至樂浪都出土過相同樣式的[27]。由于馬鞍結構不夠牢固，導致當?shù)鬲毺氐闹虹嬕仓荒茉谝欢ǔ潭壬陷o助平衡，而不能用于上馬。到了魏晉時期，能夠給騎者提供穩(wěn)固依托的高橋鞍替代了軟馬鞍，對馬鐙的需求、能夠裝配馬鐙的穩(wěn)定結構同時出現(xiàn)，隨即引發(fā)了整套馬具的改良，并促生了其他的一系列軍事和社會變革。

　　四、余論

　　過去的研究之所以存在諸多問題，不僅因為對材料有誤判，而且由于未能將多種馬具作為一個系統(tǒng)來考察。若只關注馬鐙本身而忽略其與馬鞍在功能、結構方面的內在聯(lián)系，就可能會根據(jù)一些不甚可靠的證據(jù)而將馬鐙的出現(xiàn)時間提前，如前述“皮腳扣”的假說，再如根據(jù)漢代壁畫中騎者的姿態(tài)和足底隱約的筆畫紋路來推測當時已經使用了馬鐙[28]，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此外，有研究者還援引了蒙古國考古學者公布的出土于都勒嗄烏拉（Duulga uul）匈奴時代墓葬的“馬鐙腳踏部模型殘片”，認為這是馬鐙起源于蒙古高原的實證，時代為公元前3～2世紀（圖八）。若真為匈奴時代的馬鐙遺存，則其遠早于長沙西晉墓出土的騎俑?？墒侵匦掠^察這件“馬鐙模型”就能看出，真正殘存的只有一小段鐵制品，原器的形態(tài)已經不易判斷，但復原者根據(jù)設想的馬鐙形態(tài)對其進行了鏡像式的翻轉復制，并想像補充了其他的大部分缺失部位。這樣的復原方案顯然不夠科學，殘鐵片是不是馬鐙也值得商榷。在缺乏墓葬確切年代以及“鐵馬鐙”具體層位關系的情況下，不宜將其視為最早的馬鐙證據(jù)。

　　總之，通過前面追本溯源的分析可知，在關于馬鐙起源的幾種舊說當中，曾被視為馬鐙源頭的斯基泰“皮腳扣”和印度“趾鐙”很可能并未存在過；云南地區(qū)在西漢中期左右曾經出現(xiàn)過單側裝配的趾鐙，能夠起到一定的輔助平衡的作用，但在功能和使用方法上的局限性較強，與魏晉時期出現(xiàn)并發(fā)展成熟的馬鐙之間或無關聯(lián)。馬鐙的起源與馬鞍結構的改良密切相關，最有可能的發(fā)展脈絡仍然是從輔助上馬的單鐙演變?yōu)槟軌蛟谏像R和騎行過程中同時發(fā)揮作用的雙鐙。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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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ynn?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pp.10-38,?Oxford?University?Press,?1962.

[2] ??a.王鐵英：《馬鐙的起源》，見《歐亞學刊》第三輯，中華書局，2002年。

b.陳凌：《馬鐙起源及其在中古時期的傳播新論》，見《歐亞學刊》第九輯，中華書局， 2009年。

[3] ?[法]勒內·格魯塞著，藍琪譯：《草原帝國》第27頁，商務印書館，1998年。

[4] ??W.?W.?Arent,?Sur l’apparition del’etrier chez

les Scythes,?pp.207-209,?Eurusia?Septentrinalis?Antiqua,?IX,?1934.

[ 5 ] ??a.孫機：《唐代的馬具與馬飾》，《文物》1981年第10期；增改后載入氏著《中國古輿服論叢》（增訂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b.?齊東方：《中國早期馬鐙的有關問題》，《文物》1993年第4期。

[ 6 ] ??同[ 2 ]a。

[ 7 ] ??a.瑪麗婭（Maria?Kudinova）：《歐亞草原的馬鐙—蘇聯(lián)和俄羅斯學者有關馬鐙起源與早期馬鐙研究的概述》，《文博》2019年第2期。b.?Азбелев?П.?П.,?Еще?раз?о?ранних?cтременах,?Российский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4. С.?297-322,?2014.

[ 8 ] ??Andrey? Alexeyev,? The Gold of the Scythian Kings in the Hermitage Collection,?p.198,?The?state?Hermitage?Publishers,?2012.?

[ 9 ] ??查爾斯·辛格、E·J·霍姆亞德等編著，潛偉譯：《技術史》（第2卷）第396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  ?李云河：《中國古代“軟馬鞍”及相關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年第8期。

[11]  ?Nazer?Aziz?Anjum,Horse Sculpture in India,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72,? PART-II, pp.1247-1253,?2011.

[12]?P.K.?Gode,? History of Stirrup and Foreign Horsemanship-Between B.C.852 and 1948,?Studies in?Indian?Cultural?History,?Ⅱ,?p.75,?Poona,?1960.?

[13]??采自林恩·懷特1974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轉引自羅宗真：《馬鐙與煉丹術─紀念李約瑟博士援華50周年》，《東南文化》1994年第4期。

[14]  ?張增祺：《滇國的戰(zhàn)馬、馬具及馬鐙》，《考古》 1997年第5期。

[15]  ?張增祺：《再論滇國的馬具、馬鐙與馬鎧》，見《古滇國文化研究論文選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16]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第13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此書中稱趾鐙為“腳扣”，實為一物。

[17]??同[2]a。

[18]??同[7]a。

[19]??同[15]。

[20]  ?孫機：《滇文物小記》，見《云南文明之光—滇王國文物精品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

[21]  ?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

[22]  ?田立坤：《高橋鞍的復原及有關問題》，見《東北亞考古學論叢》，科學出版社，2010年。

[23]??同[7]。

[24]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1期。林梅村對7號墓的時代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其時代為劉宋時期，參見氏著《南京象山7?號墓出土西方舶來品考—兼論公元5世紀中國與東羅馬帝國之間的絲綢之路》，見《絲路文明》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但筆者認為從墓葬的整體結構和隨葬品組合、型式來看，其時代判斷仍以東晉為宜。

[25]??同[2]b。

[26]??同[10]。

[27]??同[20]。

[28]  ?陳巍：《馬鐙起源與傳播新探》，《自然科學史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