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學術界和教育界，束星北可以說是大名鼎鼎，不僅專業(yè)純粹，更是性格耿直不受委屈。作為一名學人、他有著老頑童式的認真和隨性，而他向世人展現(xiàn)自己個性的方式很直接、很天真可愛也很“幼稚”：辭職。

論教育影響，他學問精深，桃李滿天下，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 “兩彈一星”功勛程開甲、中國高能物理學會常務理事李文鑄、著名科學家許良英、原國家海洋局局長孫志輝等人都出自他的門下；論科學貢獻，他在留學期間曾做過愛因斯坦的助教、他領導研制成功中國首部雷達，被稱為中國雷達之父；論社會影響力，蔣介石曾親授“抗戰(zhàn)英雄”稱號；論家世，他出身豪富，又是名門之后，弟媳是宋美齡的秘書，連襟是國民黨藍衣社社長；論作學術，晚年因在物理學領域的卓越貢獻被稱作“中國的愛因斯坦”、“自然科學界的陳寅恪”，曾出任中國海洋物理學會名譽理事長；他是世界級的物理學領軍人物，一生致力于廣義相對論的研究，至于他在世界物理學界的地位，可以用丹麥皇家科學院院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尼爾斯·玻爾對中國學生的一段對話來說明。玻爾經(jīng)常收到中國中國師生咨詢出國學習的信件，他在每一份信中都如此回答：中國有束星北、王淦昌這么好的物理學家，為什么還要跑到國外去學習物理呢？

如此名震華宇的精英人物，卻因為他剛直不阿的性格和不計后果的行事方式，得罪了很多人，也搞僵了與很多關系，甚至闖過不少禍，再加上他天生傲胃，絲毫受不得委屈，一生中多次辭職，引為業(yè)界的一段傳奇談資。

一、怒懟蔣介石

24歲的束星北已經(jīng)拿到了英國愛丁堡大學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兩個含金量極高的碩士學位，他謝絕了校方的優(yōu)惠條件，回國出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任物理教官。但是在軍校任職剛剛一年多，他就遭遇了人生第一個滑鐵盧。

有一次校長蔣介石到學校視察，點名見幾名重量級教官，束星北是其中之一。蔣介石本想以時局緊張作作為開場白敦促各位努力本職，多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束星北卻搶過話頭，對時局大批特批，并厲聲質問蔣校長，“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這等屈辱賣國之條例該是何人負責？”一陣搶白讓蔣委員長張口結舌，原來談笑風生的會見也草草收場，蔣介石只說了句“你太年輕，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回到總統(tǒng)官邸還在跺腳痛罵，從此，束星北贏得了一個響亮的綽號：“束大炮”。

此事最終在身為宋美齡的秘書的弟媳及時任國民黨藍衣社社長的連襟斡旋之下不了了之，學校方面也寧愿息事寧人，但脾氣倔強的束星北卻一紙辭呈收拾鋪蓋走人了。

如此剛烈的性格，注定了這位科學家未來之路不僅坎坷，更充滿了恩怨江湖式的傳奇和火藥味。

離開軍校兩個月之后的1932年9月，應浙大文理學院副院長兼物理系主任張紹忠的邀請，束星北來浙大擔任物理系副教授，這時的他還不滿26歲。當時的浙大物理系以王淦昌的實驗物理最為搶眼，以理論物理見長的束星北的到來，與王淦昌相得益彰，浙大物理系的理論與實驗得以完美結合，學術科研突飛猛進。此外，束星北還兼力學、理論物理、相對論及熱力學、無線電和高等電磁學等課程，并在來浙大后的次年開設了廣義相對論研習班，在國外物理刊物上發(fā)表多篇論文將浙大物理系的知名度推向了世界。

但是束星北生性不是個安分的人，接下來的一二九運動中，束大炮又開炮了，不僅開炮，他又要辭職。

二、驅郭運動主力軍

1935年12月9日，北京學生6000余人舉行反日游行，在全國引起轟動，一二九運動的余潮迅速漫延到全國范圍，浙大位于江南名城杭州，是一省學府之馬首，當然也隨即響應。兩天后的12月11日，浙大的學生們冒雪上街游行，并決定10天后赴南京請愿。

束星北從游行的隊伍里擠出來，抽身上了一家飯店的二樓——浙大的現(xiàn)任校長郭任遠正在這里陪客人吃飯。

沖進包廂，果然郭校長正和幾個商人模樣的人推杯換盞。束星北怒不可遏，一把掀翻了桌子，杯碟碗筷滾落一地，幾個人的身上也汁水淋漓。束星北沖著滿臉驚詫的郭校長大怒道：“說，你憑什么把中華基金會撥給學校物理系的實驗設備專款，挪作了他用？誰給你的權力？”

作為一校之長，郭任遠宴請一些客人本也無可厚非。讓束星北狂怒的理由是國難當頭，學校里的學生們就用他們單薄的身軀抵抗軍警們的警棍和步槍，而學校的主官卻不僅視而不見，置學生的安危于不顧，更挪用物理系的經(jīng)費在這里大吃大喝，束星北剛直的性格又忍不住要放炮。

掀了郭校長的餐桌之后，純粹于學術研究的束星北徹底“與學閥郭任遠決裂” 。

和胡適一樣，郭任遠是始終相信學生就該做學生的本分事，有書桌可以安靜地把書讀下去，雖然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學生畢竟年輕，學業(yè)為先。而所有與政治有染的事件都是利益煽情，滿腔熱血活力四射的學生很容易成為沖鋒軍和馬前卒，國民政府也畢竟是一國首腦，無論何事，都有全局利弊的考慮，更何況北京城里已經(jīng)有學生被捕了。

無論如何，學生都不應該成為監(jiān)牢里的一員，無論是為國家民族還是僅僅出于政治因素。

杭州政府也已經(jīng)進入浙江大學并于20日夜里逮捕了十二名學生代表。雖然他據(jù)禮力爭，但是面對拿著國民政府手令的軍警們他手無縛雞之力，也無力與一國之政府做下面對抗，除了喊幾句口號，還能做些什么真正有意義的事情呢？

學生們卻變得愈發(fā)亢奮了。為了向南京方面表明自己對待本次學潮的態(tài)度，也為了打壓一下學生們沖動的情緒，郭校長在臨行之前發(fā)布了一紙通告，開除本次學潮活動中兩名骨干分子。由此學生們更是斗志昂揚，更大規(guī)模的驅郭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很多人甚至翻出了郭任遠的陳年舊賬，不僅列出了郭任遠在浙大的“十大罪狀“，更是洋洋灑灑文采飛揚地搞出一個《驅郭宣言》，一些望風而動的政府要員、激進分子也趁火打劫，郭校長一夜之間就從德高望重的學術權威變成了乏走狗。

束星北對此次驅郭運動是鼓掌歡迎的，那天在餐桌上郭校長的樣子讓他極其厭惡，何況坊間瘋傳，執(zhí)掌浙大期間，郭校長“強力推行軍事化管理，隨意開除學生、解聘教授”，“先后受到開除、勒令退學和其他處分的學生竟達近百人之多，而當時全校學生總數(shù)也僅有幾百人”。于是，驅郭運動剛剛開始，束星北第一個交上辭呈，受其帶動和影響，一大批著名教授，包括束星北的主管領導、物理系主任張紹忠也紛紛辭去教職，對郭任遠的最終下臺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如此浩大的聲勢之下，“郭任遠則倉皇溜走，躲在里西湖的深宅中不敢再來學校”。

這一次蔣介石沒有讓束星北失望，他于1936年的1月22日親來學校安撫師生， 1936年2月的行政院第257次例會上，郭任遠被免去了浙江大學校長的職務，束星北等人的辭呈被教育局退回。

郭任遠是學者，純粹在學術領域他完全是領袖群雄的，但做校長和做學問完全是兩回事，出任浙江大學校長時郭任遠年僅35歲，與不滿三十歲的束星北，都有的是時間摔打撞墻，也有的是時間攻于學問，在專業(yè)領域做出更專業(yè)的事業(yè)來，若干年后的郭任遠，也成為了中國心理學的一代宗師。

三、打人事件

郭任遠離職后，浙江大學迎接了最輝煌的竺可楨時代，新校長為人和藹寬容，處事婉轉柔和，深得浙大師生的愛戴，束星北雖然脾氣倔強，但是也對竺校長極是敬佩，不過以其爆烈剛直的性格，還是給竺校長惹了不少禍，更因為在學潮事件中的辭職手法讓束星北嘗到了甜頭，故爾日后難免重新上演辭職一幕。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浙江大學為了躲避戰(zhàn)火，歷盡艱辛輾轉西遷，竺可楨率師生歷時兩年多的時間，途經(jīng)浙、贛、湘、粵、桂、黔六省，行程2500多公里，被譽為“文軍長征”。西遷后學校本部設在遵義，另在湄潭縣和永興鎮(zhèn)設分校，前后七年之久。

束星北所在的理學院設在湄潭縣。1942年10月24日，束星北讓學生程開甲去總務處領取科研實驗材料，但是總務處長杜樂道故意刁難，程開甲無奈，只好將此事向束星北匯報?；鸨獾氖潜绷⒓慈ヵ呖倓仗幍拈T，與杜樂道大吵，激動之下對其飽以老拳，將杜樂道的嘴唇打開長長一道口子。知情人告訴束星北，杜樂道是校長竺可楨的親戚。

這下禍闖大了，杜樂道揚言要去教育總局告狀。“教授打人，還有資格做教授嗎？”杜樂道咄咄逼人，甚至致信省政府，發(fā)誓要把不可一勢的束星北從浙大開除。

束星北聞言也不示弱，“我只向竺校長交辭呈，你逼我走 ，還不夠資格！”他與杜樂道每每拍桌子對峙，都先把已經(jīng)寫好的辭呈往桌上一拍，才正襟危坐據(jù)理力爭，大有一副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壯感和底氣。

兩天后竺可楨從70公里以外的遵義總校趕到湄潭，立即著手處理善后。他先去慰問傷者，“至福音堂樓上慰問杜樂道，見其尚臥床上，唇上破處已縫好?！?span style="font-family:仿宋;">竺可楨多方調查，摸清了來龍去脈，雖然大多數(shù)師生認為束星北動手打人是不對，但杜樂道人品欠佳，且故意刁難，很多人倒是覺得束星北“打得好，該打。”

竺可楨對束星北的粗暴感到忍無可忍，但是道理在杜樂道那一方，且是一直揚言要告上法庭的。杜堅持要求束星北必須有書面道歉，而束星北則只同意口頭道歉，雙方各據(jù)一詞互不相讓，幾成僵局。

這下難辦了，竺可楨欣賞束星北的才華，并不想不愿放走這個人才，他知道杜樂道已經(jīng)在校內(nèi)串連，要聯(lián)名向教育總署狀告束星北的種種劣行。在全校大會上他為束辯護：“我們用人是用他的學問，又不是用他的脾氣，脾氣不好還可以督促他改嘛！”力排眾議把束星北給留下了。竺可楨先是代束星北向杜樂道道歉，再反過來代杜樂道給束星北賠不是，煞費苦心，盡量照顧雙方的面子，化解矛盾。期間他撕了束星北遞交的三份辭呈，也沒有同意杜樂道要求束星北在報上刊登道歉書的要求，只是答應由束星北請一桌酒席，向杜口頭道歉，最終化解了彼此的爭端。

但是束星北三遞辭呈的事，卻成了浙大在湄潭辦學期間一件津津樂道的故事。

四、與蔣素卿有關

時間到了1946年8月，束星北又一次遞交了辭呈，這一次是與一個叫蔣素卿的浙江女學生有關。

蔣素卿，1943年畢業(yè)于浙大物理系，是束星北的學生，因其性格開朗活潑聰明，深得束星北喜愛，二人交往甚密，于是便有傳言說束星北與蔣素卿有染，以致于流傳一種二人已經(jīng)姘居的說法。

1944年10月，由法國賣給中國的軍用雷達故障，法國技術顧問團修了兩個月也沒有修好，恰好顧問團的一位專家曾是束星北的學生，于是建議請束星北來攻關。束星北拆開雷達后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無法維修，便建議組成技術團隊研發(fā)中國自己的雷達。這個建議被政府采納，于是束星北被借聘到重慶軍令部二廳技術室任技術顧問，主攻方向是研發(fā)軍用雷達。

1945年春，在束星北的帶領下，謝立惠，陳維昆，束慰曾等浙大物理系的教授和學生合力研制成功中國首部實用型雷達，雖然性能與體積、精確度上與其他國家相比還稍嫌不足，但在工業(yè)底子薄弱的中國，這已經(jīng)是稱得上舉國歡慶的大事件了，因此蔣介石還親自授予其“抗戰(zhàn)英雄”稱號。

但就是在國民政府軍令部技術室任職期間，陳維昆的的述職報告中，稱束星北在技術室工作時，“偕往一位與束姘居的蔣素卿”。

竺可楨當時正在杭州忙于浙大復員工作，得知消息吃驚不小。束星北1931年9月與葛楚華結婚，兒女雙全，身為一位大學教授，著名的物理學家，居然如此不檢點。他當即向束星北質詢，束星北于是相繼給竺校長寫了幾封信述說原委。

束星北是極力推薦蔣素卿畢業(yè)后留任浙大助教的，但是當時的物理系主任張紹忠則認為蔣素卿成績并非十分突出，不同意束星北的決定，于是二人漸起摩擦，最后鬧到超出了蔣素卿是否勝任助教一職的范圍，轉成了人身攻擊，束星北甚至給教育總署寫信，建議罷免其系主任的職務，并力薦何增祿接任。但是這封信被竺可楨中途截下，束星北的目的并沒有達到，于是再一次故伎重演，一紙辭呈交到了竺校長的辦公桌上。

在竺可楨的日記里有這樣的記載。（1946年）8月20日，“中午束星北去滬，因蔣素卿，藎謀（張紹忠）不用作助教，渠（代指束星北）大不高興，欲辭職。余以星北與藎謀二十年友誼，何至以助教事而鬧翻。詢之（何）增祿，知蔣（素卿）系星北南通同鄉(xiāng)，但藎謀以其成績太壞，畢業(yè)平均不到70分，故不用為助教。”9月16日，“束星北來辭職，欲去山東大學，原因由于蔣素卿未能得助教名額而降為助理之故?！?/span>

而這一次，束星北倔強的脾氣一硬到底，最終還是離開了浙大去山東大學任教。

且不論他與蔣素卿是否真有茍且之事，僅從這件事的經(jīng)過來看，束星北的確是有些不計后果的任性。張紹忠是浙大物理系的創(chuàng)建者，身為物理系教務長，更是束星北的直屬上級，而且對束星北有知遇之恩，束星北與此次事件中牽扯到的何增祿教授都是由他物色并高薪聘請來的，張紹忠本人在學校中也是德高望重威信極高，束星北為了蔣素卿一事，竟與自己的老領導張紹忠絕情斷交，且又一再以辭職要脅學校，實在是有些過火。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束大炮”的性格是很難改變的，束星北離開浙大后依然我行我素不知收斂。在任職山東大學時也多次與校長華崗爭論學術及人事任免學校管理等事，常是面紅耳赤不歡而散，最終與華校長鬧到水火不容。

五、曲終人散

做為特殊時代的學人，束星北沒有一去生花妙筆，學不會魯迅那般筆做投槍，也不會黃興那樣一身孔武槍桿子里鬧革命，除了滿腹公式幾乎一無所有，于是他抵抗世界保持正義的方式也只能是現(xiàn)在看來有些滑稽的辭職一途。

有個性有脾氣的人也都是恃才方可傲物的，束星北雖然個性太強，得罪了不少人，也做過很多糊涂事，但其學問精粹，在浙大時，物理系是全國高校中最有名望的；在剛到山東大學時就聲稱要使山東大學物理系辦成全國一流，在不長的時間里就將山東大學物理系打造成與黃昆所在的北京大學物理系比肩的國內(nèi)最著名物理系之一。隨后又在山東大學物理系增設了一所理論氣象研究室，幫助中科院攻克了不少在理論氣象學上的難題，培養(yǎng)了一批新的理論氣象學家。

他愛國、愛學生（甚至不惜為了學生與自己20多年的老上級鬧翻），體格健碩精力旺盛，是天生的工作狂和較真狂，并且從生到死一直帶著火熱的樂觀主義精神：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他被安排去洗廁所，也是每天樂呵呵，他對女兒束美新說：“我發(fā)現(xiàn)，刷廁所是一個好活。刷完廁所后，躲在里面看書，沒有任何人會來打擾你！”

晚年時他病魔纏身依然樂觀自信地為著他終生為之奮斗的物理事業(yè)做貢獻，當時中國正在進行核試驗，曾經(jīng)遇到一個難題：試驗核彈頭回收時會落到指定海域，打撈船離得近，可能會被砸個正著，離遠了，彈頭隨著海水飄，沒準就漂國外去。更嚴重的是，彈頭上裝有自毀裝置，超過四小時就自爆。那么，船應該在多遠的距離候著才既安全又能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打撈起彈頭？當時科研經(jīng)費實在緊張，做不起模擬實驗了，于是就想到了在正住院治療的束星北，他可是中國的雷達之父啊。

問明來意之后，束星北讓人拿過紙筆，演算了十幾分鐘，然后說給出一個距離和時間計算公式。海洋局的領導把這個公式交給錢學森，“這個東西束老只花了十幾分鐘就弄出來了，靠譜嗎？要不還是找點錢做模擬實驗吧畢竟出了問題誰也擔待不起。”

錢學森眼睛一立：“束教授算出來的東西，肯定沒錯，有錯我兜著！”

幾天之后，中國第一顆試驗核彈頭成功回收。

1979年，身體每況愈下的束星北寫詩感慨：

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態(tài)龍鐘始遇春。

愿得中華民族振，敢辭羸病臥黃昏。

那時候他已73歲高齡，在詩中，他對自己當年的隨性而為的性格隱有懺悔之意，但又不失激昂熱情。他曾對人說，“我這輩子交過多少次辭職信，已經(jīng)數(shù)不過來了，但是幸虧遇到了太多的貴人、老師、和同仁，他們包容我信任我支持我，我才沒有四面碰壁心灰意冷到向我一生鐘愛的物理學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