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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進了浙江大學物理系 下決心要考大學了，到底要學什么？好不容易得來的學習機會（犧牲了當革命干部的機會），我一定要學我最想知道的自然界的秘密。 高中三年里，我最喜歡的課程是語文與物理。 我幼稚地認為：語文是不需要老師教的，只要自己多看書就行，剩下的就是物理。我忘了是一個什么機會，我們曾經去參觀一個“天體物理圖片展”。從最近的天體月球開始，然后是銀河、星云、整個宇宙，看得我入了迷。我覺得宇宙中有那么多秘密，而物理學就是追求這些秘密的科學，為人在世，不去追求這些秘密，那太可惜了。其實當時我并不知道，二十世紀，物理學正處在一個蓬勃發(fā)展的時期，很需要年青一代投身到物理學的研究中去。 那時，我的大哥（大堂哥哥）與大嫂住在杭州，他們的大兒子鍾德煌是鐵路醫(yī)院的主治醫(yī)生，與他們住在一起。我的大侄子聽說我想考物理系很吃驚，語重心長地勸我：“女孩子學醫(yī)非常好，應該學醫(yī)，醫(yī)院里女醫(yī)生很缺，要么學藥科也很好，浙江大學就有很好的醫(yī)學院，有醫(yī)科也有藥科。”他的弟弟與我的六哥都是藥學系畢業(yè)的大學生，工作很吃香。 我的七哥鍾道錬是我小叔（五叔）的次子，我母親嫁到鍾家時，他還不到三歲。我母親因多年沒有孩子，很喜歡他，他也像對自己親娘一樣依在我母親身邊。他把我當親妹妹一樣看待，常常給我寫信并寄零花錢給我。他是學航空機械的，在上海鋼絲布廠工作。他知道我要報考物理系也很不贊成。他勸我：“你文章寫得不錯，可以報考復旦大學的新聞系，這可是全國聞名的系。畢業(yè)了做記者或編報紙，多好！喜歡數理化，那也學工科，不要學理科，世上有幾個能成為科學家？非要學理，女孩也應該學化學，不應該學物理?！?/SPAN> 我從小在父母的寵愛下，很有些不管不顧的任性脾氣。要我去學醫(yī)？整天與病人打交道，那還行？整天去弄藥，跟整天要我去拔草差不多，煩死人啦！做記者？整天要去和人打交道，那不如別考大學與同學們革命去呢！學工？到工廠去干活？整天“隆隆隆”的機器聲，耳朵也要震聾了?；瘜W？數理化中我就最不喜歡化學，不講道理，死記！ 我不管親友的勸告，自顧自地考取了浙江大學物理系。 浙江大學的物理系是全國聞名的，擁有很多優(yōu)秀的教師。有意思的是全系的教職員工的人數比全系的學生還要多。全系學生不滿五十人，女生只有七人，四年級2人，三年級2人，二年級0人（后來轉來1人，不久又走了），一年級（我們班）3人。系里要開全系大會，歡迎或歡送什么人，教職員工出錢買很多好吃的糖果花生之類的，學生只顧一面吃，一面聽老師們的高談闊論，會后學生們還可以收拾很多余下的食品回宿舍享受。 七個女生住在同一間宿舍里。高年級同學最喜歡談論的是向新來的同學介紹老師的趣聞，這些趣聞可能是她們（或他們）親身感受的，或是從歷屆的老同學那兒傳下來的，越積越多，蔚為大觀。 浙江大學物理系的教師中有兩個全國聞名（或世界聞名）的科學家，一個是王淦昌，一個是束星北。  王淦昌先生王淦昌， 1907年5月28日出生于江蘇常熟。是我國兩彈一星元勛，中國實驗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線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激光打靶受控熱核反應的首先提出人，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被譽為“中國核武器之父”、“中國原子彈之父”。從1936年開始，一直在浙江大學任教。1950年4月，王淦昌應錢三強的邀請，到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
 束星北先生束星北， 1907年出生于江蘇省江都縣。1926年4月，他自費赴美留學。先是到堪薩斯州拜克大學念物理系。這時，他就醉心于相對論。他決心走勤工儉學自我奮斗之路， 1927年2月，他來到舊金山．住在舊金山市同鄉(xiāng)會館內．和鐵路、碼頭工人一起參加重體力勞動，一邊在伯克利加州大學念書。1927年7月，經日本、朝鮮、莫斯科、華沙，到柏林去拜訪愛因斯坦，并在愛因斯坦的幫助下，在柏林大學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愛出斯坦研究室，作為愛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工作過一段時間。（參閱附錄：《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里》）在愛丁堡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 1930年2月，束星北到劍橋大學師從著名天文學家和理論物理家學愛丁頓。（愛丁頓是英國最早研究和積極宣傳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科學家之一，于1919年首次從日蝕觀測證實了愛因斯坦預言的光線在引力場中的偏折。）為進一步深造，束星北于1930年8月再次來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當研究生兼研究助教，師從著名數學家斯持羅伊克(D．J．struik)教授。1931年5月完成碩士論文。并于1931年8月再獲理學碩士學位。 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時，束星北剛回國不久。他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義憤填膺，毅然放下了他正在追求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研究，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軍官學校任物理教官。中央軍官學校給束星北留下了很壞的印象。他原來滿腔熱情想投身抗日．沒想到堂堂軍官學校居然不提倡抗日，空氣十分沉悶．令人窒息。1932年4月，兼任校長蔣介石到?？赐⑻匾庹僖娗嗄杲處?。交談中，心直口快的束星北當面責問有關“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的情況，使蔣介石非常尷尬。親友設法轉告束星北，建議他迅速離去，免遭不測。這樣束星北就離開了軍官學校，受聘于浙江大學。這件事情成為束星北歷史上的一個“污點”，在1951年秋開始的思想改造運動中， 從1932年9月到1952年9月，束星北在浙江大學執(zhí)教20年。 1950年我進浙江大學物理系學習時，王淦昌先生已經到中國科學院去工作，束星北先生還在浙大。高年級談論的最多的就是這位束星北先生。 “你們聽了 “你們聽了 “高年級選修課中，一定要選修 物理系的所有基礎課， 我們班是 “數學推導自己下課去推吧！” 因而 我們的《電磁學》學完，時間已經到了1952年的暑假，全國進行了院系調整，全面學習蘇聯。有著豐富的教學經驗、擁有一支優(yōu)秀教師隊伍的浙江大學物理系被四分五裂地解體了。學生和部分教師調到上海復旦大學， 我作為二年級的學生，與一年級一起，被調到復旦大學去了。遺憾地失去了選修 這本書是在 眾所周知，1957年整風運動中， 1966年3月，他曾讓他的大兒子到北京找王淦昌，請求他幫助調到中園科學院，希望有機會發(fā)揮自己的作用。1972年，他給浙大前校長竺可楨寫信，希望有機會到科學院工作。但這愿望始終沒有實現。 1978年，中國的大地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春風也吹進了束星北先生的住所——青島醫(yī)學院老校門的傳達室。大約在1978年初夏，束星北還戴著“右派”、“歷史反革命”兩頂帽子在勞動。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曾榮所長三次到這個傳達室拜訪束星北，請他到海洋所工作，他為這位所長的誠心所動，于1978年盛夏，正式到該所工作。在他古稀之年，又抱病投身于我國海洋科學事業(yè)。 1979年7月，束星北先生的冤案得到徹底乎反，并完全恢復名譽。正當他為我國海洋物理研究和培養(yǎng)人才盡心盡力刻苦工作的時候，不幸于1983年10月病逝。  王淦昌 ……“狹義相對論”和“電磁學”是他的兩門拿手好戲。這次印行的《狹義相對論》就是他幾十年教授這門課程的結晶。書中有些內容屬于他自己的獨創(chuàng)，是一般同名的教科書所見不到的。至于“電磁學”，他也曾寫過一部講義，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原稿幾經輾轉，已下落不明。 這部《狹義相對論》遺稿，大概是 …… 唉！造化弄人！ 俱往矣！ [附錄] 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里 束星北 一九二八年，我在美國干薩斯大學畢業(yè)了。想跟愛因斯坦學點東西的念頭促使我來到柏林。這個時候，愛因斯坦正擔任威廉大帝物理研究所所長兼柏  愛閱斯坦當時已是很有名氣的大教授了，而我不過是二十出頭的毛孩子。說實話，在沒見他之前，我對愛因斯坦懷有一種神秘感。但見面后的第一個印象，就和我想象的不一樣。愛因斯坦的個子比較矮小，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樣高大，穿著很隨便，領結打的也不夠工整。假若不知道他就是愛因斯坦的話，那在我面前的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見到愛因斯坦后，我先把自己的兩篇論文送給他。他翻看了一下，放在桌子上，間道： “你是哪國人?” “中國入?！蔽一卮鹫f。 “噢！中國人?！睈垡蛩固狗浅崆榈卮蛄恐摇?/SPAN> 接著，我就向愛因斯坦談起了自己正在研究的四維空時中的一些具體問題。那時我很幼稚．滔滔不絕地講著，愛因斯坦靜靜地聽著。等我把話說的差不多了，愛因斯坦開始說話了。他對我說．這個問題，到現在為止，他也還沒有搞清楚。目前的成果只是個開端．要真正解決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愛因斯坦還對我談到，關于四維空時的一些觀點，也并不是他的發(fā)明，而是屬 愛因斯坦的英語講得不很好，我的德語講得也挺糟糕，所以這次談話是英語加著德語進行的。在談完學術問題后，我就向愛因斯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他這里學習。愛因斯坦表示，這里也沒什么好學的。但他還是熱情地幫我弄到了一個研究助手的職務，每月一百二十馬克的薪水，由柏林大學發(fā)給。就這樣，我開始了在愛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 在這以后的時間里，我主要是繼續(xù)研究我所感興趣的問題，向愛因斯坦請教。當時，我對四維空時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就這個問題，我同愛因斯坦討論了好幾次。每一次，他都進行耐心而詳細的解釋。愛因斯坦叫我確認，因果律不能顛倒，時間不能倒回去，將來不能影響到現在?；叵肫疬@些教誨，我的心情是十分激動的。因為這些教誨對我以后的思想發(fā)展起了很大灼作用。我在這以后寫的一些論文，實際上也是受之于愛因斯坦的這些教誨。愛因斯坦是不善于言辭的，也不太愛講話。但討論問題時，他那謙虛熱情的態(tài)度，卻使我永運難以忘懷。有的時候，我也幫愛因斯坦做些事情。我?guī)退檫^資料，進行過計算，也幫他改過學生的卷子。在需要要我?guī)椭鍪虑榈臅r候，受因斯坦總是根客氣地對我說： “你有沒有時間幫我做一做這個工作．”對他的要求我當然是答應的，因為這是我的責任。好在我的數學和物理基礎還可以，能夠勝任他交給我的工作。 在我到愛圍斯坦身邊工作后不久，有一次，他請我到他家里去吃飯。愛因斯坦的家里很儉樸，只有三、四間房子，那次吃的也是便飯。他還把我介紹給他的夫人和女兒。吃過飯后，愛因斯坦拉起了小捏琴。他的小提琴拉得不壞，從琴聲中我似手聽出，他的心情是憂郁的。 的確，在那個時候，法西斯納粹還沒有上臺，但種族歧視是存在的。愛因斯坦當時是相對論的發(fā)明者，獲得過諾貝爾獎金，但作為一個猶太人，一些德國同事表面上對他尊敬，實際上卻在底下孤立和排擠他。愛因斯坦基本上是一個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幫助他做點事俏。而那個時代，中國人民也處在苦難之中。正因為命運相同，所以愛因助坦對中國人民富予極大的同情和支持。當時，在柏林還有一些中國留學生，他們不是學物理的，但出于對愛因斯坦的敬仰，總希望朗見他一面。每當我?guī)麄兊窖芯渴胰サ臅r候，愛因斯坦總是非常熱情地接待他們。我想，愛因斯坦所以對我們那樣熱情和關心，是與他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分不開的。 到了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愛因斯坦對我說，現在有些困難，你下半年的薪水我無法維持了。于是，我就離開工作了一年的柏林，到了英國。 一九三O年，我又來到了英國，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這時，我把自己新發(fā)表的兩篇論文的原文先后寄給了愛因斯坦。愛國斯坦很快就給我寫了兩封回倍，對我的論文發(fā)表了意見。達兩封珍貴的回信我一直收藏著。后來，我回國在浙江大學任教時，因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學校撤退，這兩封回信和我收藏的愛因斯坦的一些照片一起遺失在建德了。達件事現在想起來，我還是象當時那樣感到痛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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