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代哲學之一：哲學思想及代表人物2

明代心學約從陳獻章(公元1428-1500 年）時開始。

陳獻章，廣東新會白沙里人，又稱白沙先生。他的詩文，后人輯為《白沙子》。陳獻章一生為學，影響甚大。他雖明中大儒，但其主要觀點，已與程朱理學劃清界線。他主張" 天地我立，萬化我生，宇宙在我" 。在他看來，" 君子一心，萬理盡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 又說：" 大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為之也。一誠所為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則有此物，必有此誠。則誠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 他的這些議論，絕非程朱理學所肯言所能言所欲言者，他以萬物為體，以我為心，從而上承陸學，告別程朱，另外舉起一面旗幟。他的思想方法，本質上不在其理，而在其心。天下有道，亦在吾心；天下無道，亦在吾心。所以讀經不是緊要事，雖然他并不反對讀書，但他認為改求諸心才是真正的求知之路。他說：" 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者茍能明，何必多讀書" 。他教人習學，以靜為主，" 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養(yǎng)出端倪" 。

陳獻章之外又有湛若水。湛若水生于1466年，卒于1560年，是陳獻章的后輩。他與王守仁交好。雖然二人的主張并不十分相同，但在對心學的發(fā)展方面，卻各有貢獻如許。按他的觀點：" 陽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心之說為外。" 湛若水的哲學思想，以張載的氣說為淵源；在許多地方，又與朱熹理學有相通之處。但他雖然與張載氣說有淵源，又不像張載那樣，把"氣" 作為認識論的基礎；雖然與朱熹理學有相通之處，又反對朱熹理、心二元化的思維方式。在他看來，" 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為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為心者，心之為心也甚矣。" 他的觀念是心體合一的。所謂天地古今，同此一心；宇宙陰陽，理氣一體。他的這些思想，對當時的思想界，確有很大影響。他是可以和王陽明爭一席之地的明朝大儒。后人評價湛、王，認為" 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 但也因為他的學說終于不能和朱子之學劃清界線，無論當時還是后世，他的影響都不及王陽明來的更大。他是心學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人物。

明代思想的轉變至王陽明為一大高潮。王學之后，又有他的弟子們發(fā)揮爭議，拓展天地，成為明代中葉的最大顯學，尤其他弟子王艮創(chuàng)立的泰州學派，其影響尤為愈深愈大。但認真考慮王艮的泰州學派，又與王陽明的心學發(fā)生差異，特別是從屬于泰州學派的李贄，更是異而不黨，卓爾不群。

王艮生于1483年，卒于1541年，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王艮家貧，世代為灶戶，即出身鹽工家庭。他從小參加勞動，大約勞作時多，讀書時少。所以李贄曾說他" 心齋本一灶丁也，目不識丁。" 但他卻是泰州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而且因為他的特殊經歷，使他的學說見解尖厲，別著鋒芒，或有些西方布魯諾式的學人風格。他雖貧苦出身而不忘國，讀書未多而不厭學。他30多歲時，去江西聽王陽明講學，見面伊始，便有一場關于該不該議論天下大事的爭論。王陽明主張" 君子思不出其位"。他則認為" 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 王陽明據此反駁他說" 舜耕歷山，忻然樂而忘天下。" 他不同意這批評，簡捷明快地答道：" 當時有堯在" 。其氣勢氛圍，頗有些唇槍舌劍的味道。以后人的眼光看，這是王艮的觀點更合民情民意。但王艮推崇陽明心學，他的言行鋒芒雖露，終不若王陽明心學氣象遠大，體例完備，他拜王陽明為師，成為王陽明弟子中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因為他對王學不但能身體力行，而且創(chuàng)立了明代一大學派。

泰州學派最重視" 百姓日用" 之說，認為" 人人皆可為君子"。所謂" 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與凡人沒有本質區(qū)別。泰州之學以平民文化為其特色，特色即本色，到了李贄、何心隱、羅妝芳時代，更顯示出其異端風采。而這異端風采，便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富時代氣息的一種哲學精神。

與王陽明心學相抗拒亦相依托的明代思想人物，主要是羅舜初、王廷相。羅、王二人的哲學思想，皆以" 氣" 為先，在大范疇上，可與張載哲學歸于一脈。

羅舜初(1465-1547 年），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大約與王陽明同時，但其思想是與王學對立的。他的哲學，以" 氣" 為本，不務旁雜。他說：" 蓋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辟，一升一降，循環(huán)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而行也。"

王廷相(1474-1544 年）字子衡，號浚川，原籍山西潞州，父輩時遷居河南儀封。可謂晉、豫人也。他一生經歷，與羅舜初多有相似處。對于民間疾苦，十分同情；對改革弊政，有勇有膽；反對貪官污吏，不畏權臣暴吏；除惡盡善，不顧身家性命。他的哲學觀點，同樣以氣為本，他認為，" 氣雖無形可見，卻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冥無所索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為無，厥睹誤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后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難與辯其余矣。" 羅、王哲學，更近儒學舊體。但其影響，則不及王陽明心學遠矣。此無他，因為王學更具開發(fā)潛質，也更適應明代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市民風格。

羅、王之學，雖亦反對理學，痛恨弊政，論其本意，不過一傳統(tǒng)儒生而已。其淵源遠追漢儒，近逼宋儒，不及王陽明心學更富首創(chuàng)精神。

王陽明心學向著泰州學派轉化，可謂明代思想一大轉變。

明代后期，東林黨人起來，復興理學，再尊程朱，但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其時，國家已到動亂邊緣、宮廷腐敗更是變本加厲，外患已到日生日長之時，內亂又是一觸即發(fā)之勢。唯這一般士人，耿直為性，忠孝為本，"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東林一派，前赴后繼，雖與明朝共存亡，但那" 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 的精神與氣派，是足以為后來儒生效法的。

自東林崛起而至明末，思想界人物如顧憲成(1550-1612 年）、高攀龍(1562-1626年）、劉宗周(1578-1645 年）、黃道周(1585-1646 年）皆為儒學重鎮(zhèn)。道周、宗周二先生更是明代末期宗師級人物，但他們多以學品人品為先，論其哲學思想，則少有新意。直到明末清初三位中國式的啟蒙思想家出來，明代舊學舊說才又為之一變。

此變未果，而明亡矣。那么，為什么西方文藝復興哲學與明代哲學走相似的道路，但其結果卻大有不同。不是說你變我也變，而且明代初期的國家實力并不遜于當時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嗎？

不錯，確實是你變我也變，但是變與變也真的不一樣。

一點不同，雖然雙方都在變化，但是一方變化快，一方變化慢，加上馬太效應又在作怪，相比之下，距離越拉越大。形象點說，鄭和的船隊固然比哥倫布的船隊更強大，但北洋水師的兵艦就遠不如英國的艦隊更其船堅炮利了。

一點不同，西方中世紀末期，教皇權力對各地工商城市的控制，時緊時松，或緊或松。在意大利，就在各種勢力的夾縫之間產生了佛羅倫薩這樣的近代型工商城市文化。中國明代政權，對外雖然沒有多少威力，對內卻是控制森嚴，不但缺乏產生佛羅倫薩這樣的工商都市的客觀條件，甚至沒有產生這樣城市的可能性。

一點不同，西方自1350年文藝復興興起以來，已經出現(xiàn)和形成一個具有相當獨立的工商階層，比如佛羅倫薩的管理者，就是當時的大商人代表。而在明代，則沒有一個商人可以取得這樣高的政治地位，也沒有一個地區(qū)形成這種以工商階層為主導的社會局面。

一點不同，西方近代文化最重視科學的應用和傳播。哥白尼的地日說成為西方近代思想文明的中心議題。但明代政府依然堅持以農立國的傳統(tǒng)國策，明代思想家包括那些異端思想家，頂多與民生日近，而與科學無涉。所以" 四大發(fā)明"固然出自中國，但彼時的中國人對它們卻沒有恰當評價，倒是英國的培根對它們的作用有更充分的認識。

因為上述種種原因，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文化類型，已經屬于近代資本主義文明這個范疇，而中國文化雖有資本主義萌芽，但其主體，依然不脫封建文化的舊模式，打破這個模式，還需要幾代人的長期努力。而在當時，主張學習西方科技的人物確實少而又少，縱有鳳毛麟角似的幾個先賢，也不具備托馬斯.莫爾、布魯諾、埃拉斯謨、馬丁.路德、蒙田一樣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品格。

此所以王陽明終于不過是王陽明，而哥白尼卻引發(fā)了西方世界的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