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大夫景清確有其人，是歷史上唯一的被“誅十族”的人物，后以“忠烈”名留青史?！睹魇贰ぞ扒鍌鳌罚骸俺勺媾?，磔死，族之。籍其鄉(xiāng)，轉(zhuǎn)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弊鳛槊鞔怨俚囊粏T，景清集中了監(jiān)察體系官員優(yōu)秀品質(zhì)：氣節(jié)剛直，為官正派，有骨氣，有原則，追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然，作為明初官僚，他依然有著時代的局限性。但編劇的文學創(chuàng)作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歷史真相：剛烈正直、維護正義、愛國愛民的官員深入人心，他們克服人性弱點名留青史而更富有傳奇色彩?！洞竺黠L華》將力挽狂瀾駕馭“土木之變”和“奪門之變”的孫皇后設置成景清的后人，無疑是為孫皇后的人物設定中大公無私、遵守原則、大局為重等高尚的品行提供了一種與生俱來的血統(tǒng)背景，一定程度上景清的人物設定給觀眾拉開一場對明代監(jiān)察體系的回憶。

中國監(jiān)察制度在世界文化史上獨具特色，而其中明代監(jiān)察體系中的言官更是獨具群體特色，不論在明代政治領域，還是在整個古代中國監(jiān)察官員體系中也是別具一格。公權力與腐蝕力從來是并行的。自私是人的天性，腐敗更是人類社會共同且固有的難題，濫用公權力占有公共利益，甚至不惜傷害他人私有利益，以滿足一己之私或者小團體利益是腐敗的共同特征。古今中外，公共利益的受損勢必會影響國家的有序管理，為此國家政權一經(jīng)產(chǎn)生，不論哪個時代、哪種體制都一定會從制度化的角度來規(guī)范政府官員的政治行為，以此完善政權自身的建設，緩和社會矛盾，強化管理效能。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法治觀念、監(jiān)察思想及制度歷史十分久遠，為了鞏固王朝統(tǒng)治和國家的安定，自商周起，古代中國廉政監(jiān)察制度就已萌發(fā)，后形成于秦漢，唐宋趨于成熟，到明清進一步的強化完備，并形成沿革清晰、機構完備、職能多樣、特點鮮明的監(jiān)察體系。

        “直言者，國之良藥；直言之臣，國之良醫(yī)也?！眰鹘y(tǒng)監(jiān)察制度包括諫官言諫和御史糾彈兩個系統(tǒng)，即是通過諫官對皇帝的諫諍和御史對百官的糾弾，從而達到糾偏糾錯克服腐敗的作用。不論是諫官還是御史都屬于言官，是官僚集團中負有“言責”的特殊群體，擔負著以“從道不從君”理念來匡正君失的責任，以言為職，盡職直言。與從貴族手中嘩變而建立的宋朝不同，起于民間的朱明政權是沒有大門閥的支持，為此鞏固統(tǒng)治基礎，充分吸取借鑒了歷代經(jīng)驗，從自身需求出發(fā)加以損益，形成特色的建制，特別是言官，在組織、職權、委寄等方面的完備達到歷代監(jiān)察制度之最。

       明代言官群體有別于歷代在其人數(shù)眾多，居歷代之冠，清代修《明史》，嘆：“諫臣之設，明世最多?！饼嫶笱怨偃后w保證了言官能夠滲透到國家政治生活的各個層面，廣泛而細致，達到了無所不問的地步，例如：巡歷的言官兼監(jiān)察、行政、司法權于一身，給事中還被賦予封駁的權力，以匡正君主之失。在明一代，言官的廣泛性和重要性都大超過前朝，直言在明前期甚至成為一種禮法制度和道德規(guī)范。

      言官是明代官僚群體中最優(yōu)秀的官員，是士大夫群體中的精英。《明史·選舉志》：“考選之例，優(yōu)者授給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布曹用。”人選上選任精粹，極清華之選，是明代言官有別于歷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司馬光曾言：“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jié)，次則曉知志體。”明代言官的選拔在此基礎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言官是治官之官，正己自律之人才能勝任，“必廉、必勤”“必身、言、書、判皆善”，有忠君愛國、賢良方正之德，氣節(jié)剛直、為官清正，具備“國而忘家，忠而忘身”倫理道德修養(yǎng)的人才能夠擔任給事中、御史大夫，而那些“愛身固祿”之流皆不能充任。同時，明代對言官的出身和任職經(jīng)歷都有著很高的要求，比如吏胥者不能選用為言官，認為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突出的學識才干是成為言官的先決條件，不僅要“識達治體知恤民”，也要熟知律令，同時也要通曉地方政務，若不通政務就難以實現(xiàn)監(jiān)督和糾察；也就是這個緣故，明代基層的知縣推官是言官的重要來源。通過薦舉、初授、改授、考選等方式，明政府有效地保證了言官的素質(zhì)和整體質(zhì)量，非“舉端雅敏博之才”“學識兼?zhèn)洹敝瞬豢伞Ｃ鞔怨俚倪x拔對年齡是有所限制的，明成化、弘治時開始將言官的年齡限制在30到50歲之間，以此保證隊伍的干練。一方面避免了言官因為年輕的經(jīng)驗不足，另一方面也規(guī)避了因年老衰頹而在糾察工作上的遲鈍保守。

       位卑權重是明代言官最為獨特的特征之一。言官獨持風憲，上批逆鱗，下糾奸佞，不論是規(guī)諫君主還是糾劾百官，都讓言官的履職過程充滿了風險，但由于有特擢、勞升、功升這樣的“不拘常例超遷”獨特的激勵和保障機制，讓御史、給事中的仕途廣闊，“臺諫之選，尤為華要，往往明卿碩輔由此為出。”明代有超七成的言官升遷至四品以上，根據(jù)《明代言官人物表》統(tǒng)計的557名言官中，官至二品以上就191人；由正、從七品直接升入秩高權重的京堂六部的人大有所在，眾多的升遷機會不僅激勵言官恪盡職守，同時讓言官在官僚群體中有著崇高的位置。作為近侍，言官不僅有監(jiān)察權同時還有參政的機會，以正、從七品的低品秩參與廷議、廷推，對高級官員的監(jiān)督和制衡。明代言官對藏否官員、判別善惡上也有發(fā)言權，普通官員“一玷清議，終身不出”，這對整頓吏治有著具體而有力的監(jiān)督職能，產(chǎn)生平衡不同政治力量的作用。給事中的封駁甚至能夠?qū)Τ⒑突实垡庵炯右愿深A，行使職權時只對皇帝負責，不受干擾。言官的權重雖然一定程度上激勵和保障了明前期政治清明和統(tǒng)治的穩(wěn)定，到了明中晚期，過大的權勢就對統(tǒng)治產(chǎn)生了負面的影響，如藏否官員職權就被利用為攻擊異己的最佳工具。

      對應著言官崇高的社會地位和權力，為了保障監(jiān)察隊伍的質(zhì)量，明政府對言官進行嚴格的考核、考察，并制定相應的規(guī)制。嘉靖十三年，制定了二十八條《滿日造報冊式》作為巡按御史滿日回道考察的標準，具有量化求實的特點；嘉靖二十一年，左都御史王廷相奏請以六條考察回道御史；此后張居正行考成法，溫純申明憲綱，也都是在強調(diào)用憲綱來對言官形成制約，如“代天子狩”而深負重權的巡歷言官的紀律約束，包括處事待人、舉止言談、吃喝住宿都有具體的要求。對不稱職、不合格的言官進行降黜懲戒，“老病者致士；浮躁、不及者降調(diào)；罷軟、不謹者閑住；貪酷者貶為民?！泵鞔鷮ρ怨俚奶幜P種類繁多，盡管也對言官產(chǎn)生了一定的約束作用，但由于皇權統(tǒng)治必然的任意性和無序性，言官中逐漸形成了“以敢言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的官場風氣，由此給明后期言官群體中帶來明哲保身、趨利避害等緘默之風負面影響。

      封建時代言官的悲劇根源就在于對皇權的依賴，缺乏獨立性，這也是明代監(jiān)察制度最大的缺陷。言官的諫言或彈劾的方式十分簡單，言論和輿論對決策者的影響總是有限，缺乏強而有力的監(jiān)督措施和制度督促決策者，最高權力和監(jiān)督力量之間沒有仲裁力量，被監(jiān)督對象卻掌握著監(jiān)督的裁決權，皇帝本人的能力和理性是言官命運所系，諫言、彈劾的正確性、合理性和可行性都以皇帝個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然而，明代皇帝多為素質(zhì)低下、率性而為的昏暴之君，以皇帝個人的好惡打壓言官的結果，加上權宦、權臣的打擊報復，使得明代中晚期言官在政治活動的制衡作用逐步喪失，由此明代言官群體也走向分化和蛻變。

     明代言官是士大夫政治的代表，言官群體是士大夫中的精英，他們的政治命運與明朝國運的盛衰息息相關?！把月氛?，國之命也。”研究明代言官的言路習氣變遷，可以發(fā)現(xiàn)：當言官群體氣節(jié)充盈、持正為公時，朝堂風氣充滿活力；當言官群體分化蛻變，明朝就由盛轉(zhuǎn)衰、因循腐?。划斞怨偃后w氣節(jié)喪失、營私牟利時，明朝便大勢已去。專制統(tǒng)治的政治生活所固有的無序管理，讓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所發(fā)揮的作用有限，但明代的監(jiān)察制度在人才選擇、考核以及管理上仍有其積極的一面。

       “天下之治亂在于吏治，吏治隆污在于巡方。”盡管明代的監(jiān)察制度已十分完備，但因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隨著明代言官制度的崩壞，言官整體素質(zhì)的降低，言官群體權高而缺乏有效監(jiān)督，自萬歷以后“士風漸糜，吏治轉(zhuǎn)污”，澄清吏治的言官群體的價值觀發(fā)生了巨大的轉(zhuǎn)變，言官的政治行為從前期的直言敢諫到后期的蛻變腐化，甚至為謀私利而結朋黨，“建言者分曹為朋”以取寵爭名形成黨爭，對晚明的政局產(chǎn)生巨大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