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旭

說到唐詩的繁榮，有一點可以提請注意，就是唐代自開國的武德元年(618)至唐亡的天祐四年(907)這290年中，詩歌并不是一開始就進入繁榮狀態(tài)的。我們不能籠統(tǒng)地談唐詩的繁榮。唐詩的繁榮，主要集中在8世紀至9世紀中葉近一個半世紀的時期內(nèi)，文學史上稱為盛唐和中唐。王維、李白、杜甫等大詩人并立于盛唐，嗣后白居易、韓愈、李賀、李商隱、杜牧等人復(fù)繼起于中唐、晚唐，從而形成群峰環(huán)立、如日中天的唐詩繁榮局面。在這之前的唐詩，文學史上稱為初唐，說繁榮似乎就不夠格。人們或許有個錯覺，以為初唐作為唐詩繁榮的序幕，想來為時是相當短暫的。其實，初唐自7世紀初至8世紀初，有著長達百年之久的時間，幾乎占了整個唐代的三分之一。這近百年間的初唐詩歌，前五十年是南朝形式主義文學的延續(xù)，中經(jīng)變革后轉(zhuǎn)入唐詩的初步繁榮，也是個緩慢的過程。當“皆以文詞知名海內(nèi)”(劉肅《大唐新語》)的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舊唐書》卷190云：“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nèi)稱為王楊盧駱，亦號以四杰”)等相繼步入詩壇時，上距唐初已經(jīng)過了半個世紀。至于陳子昂從軍薊北唱出“純是唐音”的《登幽州臺歌》，則已在唐代建國80年之后了。因此，唐詩的繁榮并不是與唐代相終始的，而且是起步較晚，來潮較遲的。初唐詩歌固然是唐詩繁榮的序幕，然而卻是個因故延誤，遲遲才被揭開的序幕。

    文學史上講的初唐與盛唐，與歷史的分期也并不一致，兩者不宜混同。這一點常被忽視，不能不予以指出。唐詩分初、盛、中，晚四個時期。這種分期方法，宋時已見端倪，而在明代高檬的《唐詩品匯》得到確立。高棅以唐初（618）到玄宗開元初(713)為初唐，開元初（713）到代宗大歷(766）為盛唐，大歷（766）到文宗大和(836)為中唐，大和到唐末為晚唐（836-907）。唐詩這四個時期中，以初唐歷時最長。但從歷史上來說，唐代前期包括太宗、高宗、武后三個統(tǒng)治時期在內(nèi)的這一百年，決不能統(tǒng)稱為初唐。唐太宗創(chuàng)立了繁榮強盛的大唐帝國，雄踞東亞，實現(xiàn)了他的“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宏圖。之后的高宗、武后兩朝，也始終保持著遼闊的疆域和強大的國力。因此，這個時期的文學，固然理應(yīng)屬于初唐，但從唐太宗的“貞觀之治”(627—649)起，唐代的政治經(jīng)濟就已進入了鼎盛時期，與后來唐玄宗的“開元之治”(713—741)前后輝映，這就與文學的狀況不同，無疑不能同樣使用初唐這個概念。唐太宗時期的唐帝國已臻于極盛，稱之為盛唐，倒是名副其實，毫無愧色。唐太宗不失為一代雄豪的英主，可是在文學上實在說不上有什么建樹。與同一時期政治經(jīng)濟的昌盛富庶相比，初唐詩壇顯然遠為遜色。因此唐詩的分期，與唐史的分期是不一致的。在唐帝國的國勢鼎盛之際，唐詩的繁榮則未免過于姍姍來遲，兩者之間脫了節(jié)，呈現(xiàn)出明顯的不平衡。這或許就是通常說的政治經(jīng)濟與文學發(fā)展不平衡規(guī)律的一種表現(xiàn)吧。請注意：1、四唐時間分法、時間轉(zhuǎn)換，不是突變而是漸進的；2、每個時期的文學現(xiàn)象并不是絕對純的，每個時期都有溢出常軌的現(xiàn)象。3、各期間的邊緣是很模糊的，兩期間常有大量交叉、過渡現(xiàn)象。最明顯的是盛、中唐之間(755—770)的過渡期，橫垮了盛唐晚期和中唐前期，是兩期的重迭。也就是杜甫的時代。

初唐詩歌總的成就，當然不及盛唐與中唐，甚至或許還不及晚唐。但不能因此對它有所輕視或估價不足。在整個唐詩發(fā)展中，初唐詩歌實處于重要地位?？梢哉f，初唐是唐詩的開創(chuàng)期，是唐詩繁榮的準備階段或先行階段。初唐詩歌有—個發(fā)展的主軸——反對綺艷的文風，在批判的繼承前代文學成就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詩歌的革新，為詩歌的繁榮開辟道路，這是唐初詩歌發(fā)展的一條主餞。

這里先介紹—下唐初五十年間詩歌的—般情況。詩壇中心在宮廷里，不在民間。因此詩歌多為應(yīng)詔奉和之作，內(nèi)容不外是艷情、詠物之類。這也同詩人的構(gòu)成有關(guān)，主要人物都是宮廷詩人，不少是由陳、隋入唐的，故仍“陳隋風流，浮靡相矜”。在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和虞世南、魏征等君臣，雖在理論上反對綺靡文風，但他們的創(chuàng)作仍在齊梁的宮體詩范圍之內(nèi)。宮廷詩人上官儀影響最大，他的詩就內(nèi)容而言都是點綴升平之作，沒什么可取的，但在形式上好“以綺錯婉媚為本”，“綺錯”，縱橫交錯；“婉媚”，有追求華麗的傾向。他的詩多縱橫交錯而華美。故后人多有效仿者，時為“上官體”。他還寫出一些詩歌理論，如“六對”“八對”等對仗技巧，他既有創(chuàng)作又有理論，對律詩的成熟做出了貢獻。

還應(yīng)提及先于“四杰”的王績，他的生活經(jīng)歷不同于宮廷詩人，他以道家思想對抗封建禮教，鄙棄功名富貴。他的主要貢獻是在藝術(shù)上。詩風平易純樸，語言樸素自然，從詩的意境上看或很淡遠，或表現(xiàn)情緒很頹放，但卻真切地表現(xiàn)出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卓然于宮廷詩風之外，在初唐詩壇上十分難得。代表作有《野望》等。由于他遠離政壇又遠離詩壇，盡管有其獨特性，但從唐詩發(fā)展來看沒有產(chǎn)生重大影響。

下面重點談一下初唐詩歌對日后唐詩的發(fā)展和貢獻，有三點特別重要：一是擴大題材，二是轉(zhuǎn)變詩風，三是改進詩體。

一、擴大題材，明確文學革新方向

    王、楊、盧、駱等初唐四杰及稍晚的陳子昂，他們都是才高位卑，政治上不得意，一生屈沉下僚，壯志未伸，生活上遭遇坎坷，生命短促而閱歷比較豐富，這使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獲得了多方面的題材，同時他們對當時詩壇沿襲齊梁詩風的習氣深為不滿，努力想擺脫它，故在題材上進行了開拓，從宮廷走向社會，表現(xiàn)積極進取的精神和抑郁不平的憤慨，代表了文學革新的方向。他們的創(chuàng)作基本傾向是，生活視野開闊，基調(diào)高昂，高唱“貧窮無有種，富貴不選人”(王勃《感興奉送王少府序》)，把對生活的憧憬、對功業(yè)的追求和奮發(fā)的精神帶進詩壇。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將宮體詩由宮廷帶入市井，其思想內(nèi)容更接近左思的《詠史》其四，標志著宮體詩的轉(zhuǎn)變。駱賓王的《帝京篇》當時以為絕唱。這二人的歌行是宮體詩的新發(fā)展。其詩鋪張富麗，意態(tài)縱橫，均為七言歌行的上乘之作。再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其樂觀開朗的情調(diào)與唐朝前期經(jīng)濟文化走向繁榮、封建社會上升發(fā)展相一致。楊炯的五律《從軍行》是—首很有氣魄的邊塞詩。這些都是清新可喜之作。可以說“四杰”是唐初負起唐詩發(fā)展使命的作家，是對唐詩的繁榮做出了特殊貢獻的。

二、改變詩風，開拓詩歌新境界

唐初詩風，猶步齊梁后塵。與開國氣象并不相稱的“梁陳宮掖之風”，居然延續(xù)了30—40年，未能及早加以改變。王、楊、盧、駱一面并不廢棄齊梁，他們作詩也著意排偶，點染詞藻，但一面又擺脫故態(tài)，有所超越。他們的筆觸從狹小的宮廷臺閣，轉(zhuǎn)移到了喧鬧的市井和遼闊的江山塞漠，并為貧弱沉寂的詩壇注入了活躍的生命和時代的節(jié)奏，實現(xiàn)了詩風的初步轉(zhuǎn)變。詩歌在他們手中已不是點綴升平的裝飾，而是紀事詠懷、抒情言志的工具。舉例來說，王勃的五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就與六朝同類的送別之作迥不相侔?！昂?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一聯(lián)，把這次離別置于包舉海內(nèi)，遍及天涯，實現(xiàn)了唐帝國大一統(tǒng)的廣袤背景之下，因而間關(guān)萬里的入蜀之行，也不覺其遙遠，這個氣度就是不平常的。而且地域之廣，彌見友情之篤，歲月之久，益證相知之深，雙方襟懷都是遠大而又深沉的。最后以“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為臨別時的互慰互勉，意氣高昂，表現(xiàn)了承平時代志在四海的男兒氣概。鐘嶸在《詩品》里評別人詩說：“又恨其兒女情多，風云氣少。”這是說張華的詩兒女情太多了(纏綿迷戀)，“風云氣”，奮發(fā)之氣。而王勃這首詩恰好是摒棄了兒女情態(tài)，而表現(xiàn)出峻爽的風云氣度。王勃此詩的氣度與格調(diào)，反映了積極開朗的初唐詩壇的新風氣，也可謂開盛唐氣象之先聲。浮艷空虛的六朝詩風，在這些詩篇中是被汰洗和超越了。

盧照鄰、駱賓王的《長安古意》、《帝京篇》寫的都很鋪張富麗，意態(tài)縱橫，都是七言歌行中的優(yōu)秀作品。但從表現(xiàn)的思想來看，表面好像有消極情感，但具體分析又不盡言，不能一概而論。如《長安古意》在鋪張地描繪了長安繁華景象之后，“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jié)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放，飛來飛去襲人裙?！?/strong>這里講了一段人是要變化的，富貴并不會為某些人所獨有，而暫時寂寞的讀書人，看起來是孤獨寂寞的，受冷落的，但他們的意義是長存的?？瘩樫e王的《帝京篇》里也有類似的思想，“莫矜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strong>在對桑田、人生無常的永恒變易的嘆息中，蘊藏著對青春常在、功名不朽的強烈向往。王勃《春思賦序》中說：“撫貧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表現(xiàn)的也是不甘寂寞的思想。駱賓王《宴請代郭氏贈盧照鄰》“莫言外之意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yīng)須種”，反映的也是一種朝氣蓬勃的進取心理。在這些長詩中，這種不甘寂寞、朝氣蓬勃的進取心理，表現(xiàn)的很充分。這種脫離宮廷詩歌狹窄輕薄的感情，卻是從人生的高度來展現(xiàn)闊大胸襟的。這是四杰對詩歌境界的開拓，顯現(xiàn)了詩歌創(chuàng)作中審美意識的變化，是唐朝詩風變革的前奏。

楊炯《王勃集序》說“嘗以龍朔(唐高宗年號，661—663)初載，文場變體，爭構(gòu)纖微，竟為雕刻?！币灾痢肮菤舛急M，剛健不聞。”王勃就“思革其弊，用光志業(yè)”，以期“積年綺碎，一朝清廓”。其改革的內(nèi)容，主要是排除“纖微”與“雕刻”，而代之以“骨氣”與“剛健”。前者是六朝頹波，后者則為方興未艾的李唐新風。初唐四杰的一些優(yōu)秀篇什，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新舊詩風的過渡。

四杰是有意改變詩風，這應(yīng)予肯定。不過他們在理論上全盤否定六朝文學，并將楚辭、建安文學與六朝詩不加區(qū)別地一概視“綺靡”并不可取。另外，楊炯說經(jīng)過王勃等的致力改革，“翰苑豁如，詞林增峻?！眲t又言過其實，把他們的作用估計過高。數(shù)百年來相沿不衰的“綺碎”之風，是難于“一朝清廓”的。何況初唐四杰本身，也仍然積習未除，何嘗一一“清廓”呢？四杰的理論主張不但自身存在著矛盾，同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也有相當?shù)木嚯x。完成這個歷史性變革，尚須有待于四杰之后崛起的陳子昂。

三、改進詩體，完善和發(fā)展了五言律詩和七言歌行

初唐繼承前代成就的突出表現(xiàn)之一，是完成了律詩的定型。而這一活動又是同因襲六朝的綺靡文風糾集在一起的。

以齊代永明體為基礎(chǔ)發(fā)展起來的唐代五七言律詩，在當時稱為“今體詩”或“近體詩”，是唐代形成的律詩和絕句的通稱，是與古體詩(也叫古詩、古風。指產(chǎn)生于唐之前的較少格律限制的詩)相對而言的。句數(shù)、字數(shù)和平仄、用韻都有嚴格規(guī)定。此外，長篇七言歌行也是唐代的新創(chuàng)造，其作用或許不在五七言律詩之下，兩者同是唐詩的主要形式。唐詩中許多傳誦不絕的名篇佳作，大都是用這兩種新詩體寫成的。初唐四杰就對完善和發(fā)展這兩種新詩體做出了各自的貢獻。“雖未能驟革六朝余習，而詩律精嚴，文辭雄放，滔滔混混，橫絕無前”(胡應(yīng)鱗《補唐書駱侍御傳》)，開創(chuàng)了唐代獨特的詩風。

就改革詩風來說，初唐四杰是一致的。但就改進詩體來說，他們四人卻有所不同。王勃、楊炯專工五律，盧照鄰、駱賓王則擅長七言歌行。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楊炯的《從軍行》，無論從平仄聲律，文字對偶以及起結(jié)作法等各方面來說，都是完整的成熟的五律。因此不妨說，承四聲八病的永州體而來的五律，到王勃、楊炯正式成為定型。七律則在此王、楊稍遲的沈佺期、宋之問詩中正式成為定型。

盧照鄰、駱賓王的主要貢獻在于七言歌行。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們用鋪張楊厲、大開大闔的作賦的方法，來寫作樂府新曲，聲調(diào)流利，情辭宛轉(zhuǎn)，而無堆垛平板之失。此后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相繼而作，在藝術(shù)上又提高了一步，是典型的“初唐體”。盧、駱的歌行猶有草率之處，到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初唐的歌行就更為完善和精美了。

因此，聞一多先生論初唐四杰，就把王、楊、盧、駱復(fù)分為兩組。盧、駱為一組，是“前二杰”；王、楊為一組，是“后二杰”。這種區(qū)分，就是為了說明他們在改進詩體上的不同貢獻，

最后順便說一下王、楊、盧、駱四家的排列次序問題。傳說楊炯對自己列于第二頗感不滿，曾說過“愧在盧前，恥居王后”的話。其實四家的排列次序，并不意味著品評他們成就的高下。王、楊二字為疊韻，盧、駱二字為雙聲，以雙聲疊韻組合，正符合傳統(tǒng)的四字成語的音序。同樣，南宋四大詩人是“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以成就論，陸游成就最高，卻排在末尾，尤袤的成就不及其他三人，反而列在首位，其實這也是個傳統(tǒng)的成語音序問題，尤、楊為雙聲，遂列于前，陸與范都是入聲字，故用以殿后。如果認為這樣排列是代表他們成就高低，那就大錯特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