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關于“始作俑者”這個說法，最大眾的表面理解可能是“某些事物或行為的開創(chuàng)者”。僅從這個理解來講，這四個字，似并無褒貶傾向。

說“最大眾”，其實，“始作俑者”這四個字，在今時快餐文化語境中，已很鮮見，鮮見到怎么都像是跟“大眾”二字扯不上關系；只不過在有些推文中還偶爾會被引用；其中有些引用，后面還跟了四個字——其無后乎；合起來是“始作俑者，其無后乎”。

能引用出4+4一共八個字的筆者，引用的意圖，大概是想表達對于壞人壞事的“開先河”和“底線再降”的憎惡、咒罵。將這個意圖“反接”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對這八個字的解讀，應該是：最開始作俑的人，斷子絕孫（無后）。

這個解讀，或許是公共層面上最權威或說最為大多數(shù)人所認同的。基于這個解讀，“始作俑者”所指代的，可以說成是“第一個做某種壞事的人或惡風劣俗的創(chuàng)始者、首倡者”。反正，搜索引擎查到的，基本就是這意思。

但是，真的是這個意思嗎？有沒有可能，還有其他說法？

雖然，“始作俑者”作為幾乎可以認為是“古文”的詞匯，現(xiàn)今已近乎絕跡；說起來，非要究竟出到底幾種意思，沒大的意義。可問題是，一旦被引用，就可能還挺“要勁兒”。所以，稍許搞搞清楚，還是有那么一點點必要。

（孟子）

（一）出處和三種不同的釋義

能在文字中運用“始作俑者”的，尤其是能引用“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八個字的，如果被問到這話從哪兒來的，十有八九會脫口而出答道：“孔子曰?！钡牵蟾琵R，在我們今天能找到的可基本確信是“孔子曰”的那些話里，并找不到。這個其實是孟子說的。不是“孟子曰”，而是孟子說的這話是“孔子曰”。

有點兒繞哈。

直說——這話，出自孟子的著述。具體講，是《孟子·梁惠王【上】》有言——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翻譯成今天的語言，意思大致是：孔子說過，首先開始用俑的人，他是斷子絕孫、沒有后代！用人形的土偶來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讓老百姓活活餓死呢？

這話，不客氣地講，有那么點兒沒邏輯——“用俑”跟“斷子絕孫、沒有后代”怎么扯的先不說，跟“讓老百姓活活餓死”，有什么必然聯(lián)系么？

這樣子的疑問，在我們這個充滿“權威崇拜”的民族而言，可能顯得大逆不道了——孟子都那么說了，你算老幾啊，敢說沒邏輯？！你以為你是誰呀？邏輯么？

甚或，放在當下，弄不好還會有充沛的愛國者說：邏輯這個破玩意，是西方來的，是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是錯謬和反動的。所以，你的“邏輯”，不可以拿來忖度我們民族偉大思想家孟夫子的話。

好吧，那就先把邏輯及其相關疑問暫放一邊兒，回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這八個字。上面講的“首先開始用俑的人，他是斷子絕孫、沒有后代”可能算“最權威”的釋義；但的確，在網(wǎng)上隨便可以查到的，就還有另兩種釋義，中國字的，八成可勉強算是我們民族的吧。

另兩種釋義中第一種的大意是——最開始用俑（人形俑）作殉葬品的人，將古老的“人殉”做了“模擬化”的“改造”，即以人形俑像代替真人；這與周朝以來崇尚的“人主”道德精神相沖突，是對舊時代（商代）的壞事情、不合理制度的“變通式繼承”。照這樣下去，后人怎會不效仿！照這樣下去，未來，在別的許許多多事情上，難道就不會也發(fā)生這樣實質上是倒退歷史的情形嗎？！

在這種釋義中，“無后”二字的意思，更該是“后面沒有”、“以后不會”；因而“其無后乎”也會寫做“豈無后乎”。不管怎么寫，都是類似意思，跟“斷子絕孫”挨不上。

還有一種“另類”釋義，跟“權威”的理解剛好相反，不是譴責、批評，而是褒揚、肯定——最開始作俑的那個人哪，后面沒有什么能比得上你啦。

這種釋義的理據(jù)是：在孔子所處的周朝后半期（東周）之前數(shù)百年及至近千年前的奴隸制的商朝，盛行用人殉葬的“人殉”制度，即將人殺死，以其尸體作為死者的殉葬品，或干脆將活人與逝者同葬，將其活埋致死。

周朝立國之初（西周），廢止了這種按今天話講是“反人類”的殘暴制度，改用草木制作的人形物件替代真正的人，用作殉葬，并將這種做法以“禮”的形式確立下來（這里說的“禮”，很大程度上，意思跟今天的“法律法規(guī)”差不多。周朝初建時，“法”字的含義，跟今天的“法律法規(guī)”基本不沾邊兒）。這種替代方案，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是非常偉大的進步！偉大到未來恐怕沒什么別的“禮”能超越它了！

（二）很可能是與“權威”反義的褒揚肯定之語

筆者認為，上述三種或權威或不夠權威的釋義中，最后一種也就是認為“始作俑者，其無后乎”這話是褒揚、肯定之意的釋義，或許更“通”。

這個認為的基礎，是那八個字真的是孔子說的，而不是孟子借孔子名義說的。

前面提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出現(xiàn)在《孟子·梁惠王【上】》，至少今人更認定的出處，是這個；而《梁惠王【上】》，跟收入《孟子》的一些篇章類似，是我們今天叫做“訪談錄”或“語錄”的東東，而不是“著述”?？鬃拥摹墩撜Z》，也屬此類。

相比包括孟子在內的諸子百家，孔子更是“教育家”?；蛘咭部梢哉f，孔子首先是教育家，其次才是思想家。是以，孔子的學術軌跡，更是沿著“誨人”線路，其思想，傾向于對于“后生”和“淺知者”的啟蒙與意識引導，表現(xiàn)形式，更會偏重口頭而非文字著作?；蛟S，在某個時候、某種場合下，他說過“始作俑者，其無后乎”這話；但無論什么時候，都肯定是他在生的時段內，也就是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這個期間；保守推想，更可能是在他的“后半生”也就是公元前520亦或再晚到公元前479年他去世期間。

孔子出生四十年前（公元前591年），“春秋五霸”最后一位的楚莊王病逝；歷史地看，“霸主”時代結束了；可對當世的“現(xiàn)實”而言，“接力”般歷時百來年的“五霸”時代，致使“正統(tǒng)”的周王朝名存實亡，如史籍所言“王室衰微，令出于伯”（“伯”通“霸”），大小諸侯，有“五霸”做“榜樣”，紛起“僭越”之心，肆意膨脹，全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相互征伐不休，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更使廣大民眾陷入貧苦、災難和愈發(fā)的蒙昧。

孔子就是在這樣一種大環(huán)境下出生、成長的。在他的認識里，欲解救貧苦與災難，最為關鍵的，是要讓更多的人“有知”，繼而覺醒，繼而形成合力，構建和諧的社會秩序。而就他的時代所決定的“眼界”而言，那個和諧的社會秩序，可以以傳說中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及緊隨的“成康之治”時代（約為公元前1046～公元前996年）為楷模，也就是孔子所言“吾從周”的“周”。在那個孔子認為算是“理想國”的時代，一個很重要、很凸顯、很顯“人文光輝”的標志，便是“廢人殉”，即以“國家法令”形式廢除以真人殉葬的制度。

或許，“廢人殉”，并沒有誰規(guī)定以“俑”代替真人，但為圓“往生”的理念，有人聰明地想到用人形物件“模擬”真人，用作給尊貴的逝者殉葬。這份聰明，在今天的我們甚至比孔子只晚了百多年的孟子那個時代的“智者”看來，是對舊的壞習俗的妥協(xié)，是不積極的，甚至愚昧的、冥頑的；可相比于用真人殉葬的商代，那是對于人的生命價值的提升，是對于生命權的尊重和珍愛，具有劃時代般的意義！

然而，這個了不起的“進步”及其所標志的“理想國”，卻隨著周王室的衰微和“五霸”的崛起而崩摧，而慘遭踐踏。簡直可以說，相比“始作俑”的“周”，后來的幾百年，是歷史的倒退！一心執(zhí)念“復禮”、“從周”的孔夫子，應該會想：早幾百年前就有“作俑”這樣天才而仁慈的舉措，后面卻越來越抽抽，再沒有那樣的積極事件，實在悲哀。這么想著，他可能就跟聽他教誨的年輕人慨嘆——第一個想到用俑替代真人殉葬的人，是何等聰明、仁慈、勇敢，后世恐怕再沒那樣的人啦……

（三）孟子的“借喻”

如前所及，《孟子》一書中有不少篇章都類似《論語》，并非潛心的“著述”，而只是對口頭言論的記錄，其中《梁惠王》（包括“上篇”和“下篇”），可謂典型，主要是對孟子與“梁惠王”談話的記錄。

梁惠王名叫“魏罌”，是戰(zhàn)國時代新興諸侯國“魏”的第三代君主，也是魏國的第一位“王”（前兩代沒稱王，是為“文侯”、“武侯”），在位五十多年，死后謚為“惠”，正式史籍上稱之為“魏惠王”?！傲夯萃酢笔瞧洹皠e稱”，由來是他在位期間，將國家（魏國）的都城由“安邑”（大約在今山西省夏縣一代，據(jù)傳是古代“夏”的故都）遷到了黃河沿岸的“大梁”（大約在今河南省開封市一代），并在有生之年，把大梁建設成了當時最繁華的城市；將其稱為“梁惠王”，大概是有紀念他與“大梁”之間關系的意思。

魏惠王或稱“梁惠王”魏罌，可以說有一些治國治軍才能，但并不屬于開創(chuàng)型領導者，生性又有點兒好大喜功。他在位前期，魏國是眾多諸侯國中最強大、最富庶的；新都大梁，沿黃河，不設過于嚴謹?shù)某欠?，是空前開放、繁榮的大都會；魏罌本人，很喜歡八方來客、諸侯仰視的感覺，也樂得擺出禮賢下士、招攬英才的樣子。齊國“鴻儒”孟軻（孟子）的造訪，據(jù)說就是應他本人的誠摯邀請。

如果說孔子首先是“教育家”，那么孟子最主要的“定位”，就應該是“政治活動家”。雖說是秉承了孔子的儒學衣缽，但孟子的思想，隨著時代變遷，跟孔子很是不同——孔子主張“啟蒙”，而孟子卻強調統(tǒng)治者的“自謹”、“自律”；孔子倡導“有教無類”，孟子立意“民貴君輕”（原話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孔子信念“克己復禮”、“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則說“舍生取義”、“縱千萬人，吾往矣”；孔子祈盼“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孟子開出的“救世良方”卻是“定于一”（大一統(tǒng)）……

這樣看去，后世叨咕兩千多年的“孔孟之道”的說法，恐怕有點兒毛病——是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合并”還是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共同脈絡”？要說“脈絡”，孔、孟，恐怕除了“入仕以濟世”，沒多少趨同性；要說“合并”，卻又是以誰為主？或說以誰為“世界觀”的核心，又以誰為“方法論”的指導？

應該說，作為“政治活動家”，孟子對如日中天的魏國及其至少在早期很顯“英主”風范的王者魏罌，很是看好。但是，一見之下，恐怕就多少有點兒打折扣。再多些相處下來，很可能就會感到失望了——魏王罌，不僅好大喜功，而且剛愎自用。本文最前曾引用《孟子·梁惠王【上】》——

提到餓死“斯民”，以當時魏國的富庶，人民雖肯定仍很疾苦，但“饑而死”的情況，還真未必有多普遍，多頻仍；拿“饑而死”說事兒，恐怕是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思想的體現(xiàn)——別瞧你今天蹦得歡，當心秋后拉清單?，F(xiàn)在你的魏國看上去滿不錯，但有些問題不覺醒、不提早預防和解決，累計下去，會是餓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慘景。這就好比“仲尼”說的“始作俑者”，別瞧好像當時有那么點兒積極意義，可時代變遷下來，那就成為了消極，成為了阻礙進步的絆腳石，結果就是“后來就沒有后來了”……

語境上講，若求“解通”，“其無后乎”好像也不應該是斷子絕孫一類的意思。照筆者看，肯定不是那意思。因為，那時候，斷子絕孫這檔子事兒，是要說“無嗣”、“絕嗣”的；“無后”的說法，后來才有。

這么一倒騰，也可以推想：孟子跟梁惠王提“始作俑者”，該是對他認為是出自孔子的言論的“與時俱進”的“借喻”。

如是，可否認為，孟夫子在他那個時代，就懂得“活學活用”和“批判地吸收”了呢？

如是，該不該惕省，今天的我們，實在不應在“辨證”這回事上輸給兩千多年前的孟夫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