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祥刺馬案”，作為清朝末年的四大奇案之首，其背后的真相至今眾說紛紜，沒有定論。

刺殺案發(fā)生在1870年7月26日，當天兩江總督馬新貽剛參加完閱兵式，返回的路上，在兩邊的人群里突然躥出一個刺客，一刀命中馬新貽的要害部位。當場重傷的馬新貽，第二天便不治身亡咽了氣。

這可是清朝建國以來，被刺殺的最高級別封疆大吏！馬新貽的死，無疑是給晚清的政壇，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

而這場發(fā)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刺殺行動，之所以會被列為“奇案”，主要原因還在于后續(xù)的審案過程，歷時長久一波三折，居然審成了“馬新貽早年殺人奪妻，張文祥為兄報仇”的桃色案件。

這樣充滿了戲劇色彩的結案陳詞，說出去誰信？

換句話說，就是清政府的兩江總督馬新貽，白死了！

偶爾有些不知來歷的野史紀聞，倒像是能給這樁刺殺案提供些蛛絲馬跡。

據(jù)說馬新貽到兩江總督的崗位上任前，慈禧曾專門單獨召見，特意點明派他此去南京的兩項重任：一是查訪太平天國巨額財寶的去向；二是暗中設法遏制并削弱湘軍勢力在江南的蔓延。

這可是個燙手的山芋，宦海沉浮的馬新貽，自然曉得當中的利害關系，他的處境是夾在朝廷和湘軍中間兩頭受氣，哪一方都不是他敢得罪的主。

1864年當太平天國滅亡后，曾國藩坐擁湘軍精銳之師30萬，勢力達到了鼎盛。部下親信將領紛紛勸他自立為帝，取清廷而代之。江南地區(qū)其余的幾股勢力，左宗棠是曾國藩的湖南同鄉(xiāng)，李鴻章與曾國藩有師生之情，就連被俘的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也表示愿意招降分散在各地抵抗的太平軍，供曾國藩驅使。

如此雄厚的實力，若是曾國藩狠下心來放手一搏，推翻清廷建立新朝也并非是毫無勝算。雖然后來曾國藩沒有反叛，但這樣強勁的軍事力量不在清政府的直接控制下，終歸是慈禧的一塊心病。

延續(xù)十多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再加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英法聯(lián)軍燒毀圓明園的一把大火，將原本腐朽不堪的清政府，給徹底捅了個千瘡百孔。

清廷要恢復元氣，首先需要的是錢，而錢從哪里來？慈禧首先盯上的就是洪秀全十多年來，在南京城內堆積的金銀財寶。

太平天國經濟上實行“圣庫制度”，規(guī)定所有的財富集中于圣庫統(tǒng)一管理調配。太平軍極盛時期，勢力范圍涵蓋長江中下游的皖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尤其李秀成經營的江蘇、浙江一帶，是清帝國最為富庶的膏腴之地，是國家最重要的糧食產地和賦稅來源。

由此可見，南京城內的圣庫，不消說肯定是一筆數(shù)量驚人的財富。

可攻破南京城的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報中，卻說絲毫沒有繳獲過任何財物，這顯然不能令慈禧相信。她派馬新貽追查太平軍財物的去向，骨子里應當是認定曾國藩私吞了這筆巨款。

但是，比起錢來，估計慈禧更擔心的是曾國藩龐大的湘軍勢力，成為清政府尾大不掉的隱患。

太平天國起義初期，毫無戰(zhàn)斗力的八旗軍和綠營，在太平軍摧枯拉朽般的攻勢下瓦解潰散。咸豐帝只得轉而下放軍權，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到家鄉(xiāng)組織團練武裝，用來遲滯、剿滅太平軍。

隨后英法聯(lián)軍與清政府在通州八里橋的那場決戰(zhàn)，又將僧格林沁手里那點最后的滿蒙騎兵家底，也給折騰了個精光。

太平天國覆滅后，直接掌握在清政府手里的正規(guī)軍力量已經十分薄弱，反倒是曾國藩的湘軍團練武裝氣勢如虹。

盡管戰(zhàn)后曾國藩主動迎合朝廷的心思，大規(guī)模裁撤湘軍，只留下幾萬人的規(guī)模，但這只是曾國藩由“實力派軍閥”向“湘軍系官僚團體”的轉型。因為此前的曾國藩，利用節(jié)制安徽、江蘇、浙江、江西4省軍政大權的職務之便，早已將湘軍核心人物布置到這四個省的重要位置，控制和壟斷了大半個江南的官場。

經過這么一番梳理就能發(fā)現(xiàn)，馬新貽被刺案的背后，其實是以慈禧為代表的清政府中央，與以曾國藩為領頭人物的湘軍軍政集團之間暗地里的激烈博弈。

馬新貽被刺案經過幾波官員的審理，始終含糊不清得不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真相，最后審案的差事兜兜轉轉落在了曾國藩身上。曾國藩給出的結論，依然還是張文祥為同伙報仇刺殺馬新貽的初審供詞。

顯然，曾國藩擺出的是一副“愛要不要”的姿態(tài)。而面對湘軍的勢力，慈禧也不敢貿然撕破臉繼續(xù)追查到底，只得接受曾國藩的審案結論，等于是承認了湘軍將江南官場劃為私家地盤的既成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