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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在公共決策中，應急管理者的感知行為如何影響管理者所作的選擇。我們的管理者是否存在歸因偏差、結果偏差以及處理數(shù)字信息困難的跡象。這些都是容易被忽略但非常重要的風險治理領域科學問題。最近，兩位美國學者Patrick S. Roberts和 Kris Wernstedt合作，對此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本研究通過對美國縣級應急管理者進行調查發(fā)現(xiàn)，當行動結果帶來的收益大于虧損時，管理者更傾向于規(guī)避風險，這與前景理論相一致。本文作者們最后建議通過重構問題、提供結構化決策過程培訓以及采用不同的選擇架構使行為朝有益的方向發(fā)展，從而改進決策制定。這項研究對于我國如何進行有效應急管理頗有啟發(fā)意義。 （文獻來源：Roberts, P. S. , & Wernstedt, K. . (2018). Decision biases and heuristics among emergency managers: just like the public they manage for?.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49, No. 3, pp. 292–408. DOI:10.1177/0275074018799490）. 研究問題 行為經(jīng)濟學和認知心理學對決策過程中人類理性的局限性產生了深刻的見解。公眾對決策偏差和啟發(fā)式的普遍認識產生了“助推”這個概念，官僚可以通過對選擇架構進行細微的改變，來改善人們的行為。有關公眾使用偏差和啟發(fā)式方法推動目標糾正的研究較多，但對使用這種“助推”的官僚們的相關研究較少，對他們的偏差以及思維捷徑的記錄也不完整。因此，本文探討了以下研究問題：即一組公共管理者應急管理者之間是否存在決策偏差和啟發(fā)性，以及了解決策偏差和啟發(fā)式方法是否能更廣泛地改善應急管理和公共管理？ 在心理學和經(jīng)濟學中，有關偏差和啟發(fā)式的研究緊密相關。二者都通過記錄個人和群體認知的特征，使人們做出決策。從新古典主義經(jīng)濟學角度，其背離了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模型，從心理學角度，其背離了生產低于平均水平的產出。決策偏差并不像種族歧視，它只是背離了經(jīng)濟學家和心理學家有關人們做出決策的傳統(tǒng)假設模型。 在公共管理相關研究中，識別管理者的偏差和決策捷徑有助提高對決策過程的認識。從微觀層面運用心理學理論解釋個體的行政行為已成為行為公共管理的新興研究方向。但是，有關公共行政人員個體層面的偏差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本文通過對縣級應急管理人員進行調查，來確定公共管理人員的決策偏差和啟發(fā)式方法是否與其他相關研究的研究結果一致。將特殊的官僚們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在風險和不確定性條件下應急管理者具有豐富決策經(jīng)驗，可以解釋個人決策。縣級應急管理人員作為災害管理系統(tǒng)中的一個重要支點，為觀察偏差和啟發(fā)提供了的經(jīng)驗依據(jù)。一般情況下，他們與州和地方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公民團體一起進行規(guī)劃和緩解工作，以減少災害造成的損失。在此過程中偏差和啟發(fā)法可能會影響這些決策。 為什么要記錄官僚們的偏差與啟發(fā)法 研究者們預期公共管理人員與其他人群的偏差和啟發(fā)法相同。這并不代表本研究無意義，記錄這些偏差與啟發(fā)法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其原因有三個。 證據(jù)的重要性。即使公共部門管理者與公眾表現(xiàn)的偏差和啟發(fā)通常被認為是相同的，但缺乏實證研究來解釋這一假設。一些學者認為，行為經(jīng)濟學所確定的偏差和啟發(fā)法并不像其提出的那樣強烈，也不是研究設計的薄弱。還有學者認為，在沒有實證支持的情況下，政客們表現(xiàn)的偏差與啟發(fā)與公眾相同。還有學者斷言，官僚們并沒有擺脫認知偏差，這一論斷或許是正確的，但卻缺乏實證支持。因此，本文的貢獻在于，通過應急管理者在專業(yè)領域中存在的偏差與啟發(fā)這一實證研究，解釋這一假設。 相信我們，我們是專家？許多研究表明，專家相對于非專業(yè)人員將以更戰(zhàn)略性或更理性的方式做出決策，因此，框架和偏差的影響較小。應急管理者有資格成為專家，因為他們在應對洪水方面受過培訓，有豐富的經(jīng)驗，而且他們所在的縣也承認他們是專家。盡管對于專業(yè)知識的性質存在爭議，但大多數(shù)定義都包括領域特定的能力和長時間的重復操作。官僚的專業(yè)知識還意味著對權威的公認要求，這雖與技能和業(yè)績不同，但往往與之相關。 公共管理者也可能被“助推”。有關“助推”的文獻旨在糾正決策偏差，但其卻忽略了一個事實：規(guī)定“助推”的官僚們自己也可能會收到?jīng)Q策偏差的影響。因此，研究者們通過向應急管理者呈現(xiàn)一系列假設性決策情境，并要求管理者選擇最優(yōu)，來確定同一類型的公共管理者是否會受到?jīng)Q策偏差的影響。這些假設情境雖不能完全獲取實際決策中的壓力、責任以及其他現(xiàn)實世界的細微差別，甚至自然主義決策研究可能考察的特征。但是，其他情境能夠使我們與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一組決策者一起研究他們專業(yè)領域中的問題，并通過即將描述的一系列啟發(fā)式方法來檢驗理性的局限性。 研究假設 1，前景理論假設：應急管理者更傾向于在損失領域承擔風險，而不是行動帶來收益地情況下承擔風險。 2，后悔假設：急管理者對由于疏忽或未能采取行動而導致的消極結果的后悔程度小于采取行動后產生的消極結果的后悔程度(Baron &Ritov,1994)。 3，歸因偏差假設：應急管理者對他人決策的評估不同于自己的決策(Heider, 1958;Kelley, 1967; Ross, 1977)。 4，計算能力假設：應急管理者根據(jù)提供相同信息的格式表現(xiàn)出不同的風險偏好。 5，鄰近效應假設：應急管理者所采取的行動受鄰近行政管轄區(qū)同行所采取行動的影響，即使決策問題的其他因素沒有改變(Chen, 2008; Shiller,1995; Thaler & Sunstein, 2008, pp. 53-73)。 6，結果偏差假設：我們預測應急管理者在結果更有利時對決策的評價更好。 研究方法與樣本特征 本文研究對象為應急管理專業(yè)人員，通過美國每個州的公共在線資源，編制了一份縣級應急管理人員的清單，然后對其進行分層，以便在抽樣框架中農村管理者的比例過高，以彌補預期較低的答復率。按照美國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MB，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定義，農村地區(qū)代表的是非核心縣。在進行預測試后對問卷進行了修改。調查問卷最終共46個封閉式問題，包括個人基本信息。本文使用比例檢驗和非參數(shù)檢驗來研究六個假設。在線調查平臺(Qualtrics)允許我們在每個實驗中將受訪者隨機分到四組中的一個；也就是說，將受訪者分為實驗1的四組，實驗2的四組，以此類推。每組的組成因實驗的不同而不同，而且每個實驗都有多個問題。最后的19個問題集中在一般的偏好和關注上首先向抽樣范圍內的1600多個人發(fā)送了電子郵件邀請，共1349名美國縣級應急管理人員完成了在線問卷調查。第二輪郵件提醒后，共有316名回應者，其中231名完成所有問題。18.7%的答復率超過了聯(lián)邦應急管理局2011年至2012年的年度調查報告(9%-13%)。在地理多樣性方面，受訪者來自美國29個州和人口普查的四個地區(qū)（東北、中西部、南部和西部）。 研究結果 前景理論假設：研究者們將樣本分為四組，每組設置不同的情境。此情景中受訪者被視為縣級應急管理者，并收到了洪災預報，他們需要選擇一個災難應急計劃。結果顯示，在收益框架中應急管理者更傾向于風險規(guī)避，在虧損框架中應急管理者更傾向于風險偏好。盡管應急管理者比普通公眾對不確定洪水預報更具經(jīng)驗，但對前景理論的框架效應似乎很敏感，這使預測信息的框架就變得至關重要。 后悔假設：通過洪災預測實驗來檢驗管理者如何解決疏忽和責任錯誤。其中假設一組66名受訪者決定采取行動來減少潛在洪災的風險，但洪災并沒有發(fā)生(責任錯誤)。假設另一組67名受訪者決定不采取行動來減少潛在洪災的風險，但洪災卻發(fā)生了(疏忽錯誤)。之后詢問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安全有多擔心。這一發(fā)現(xiàn)與之前的研究不同，這說明在不同背景下決策偏差與啟發(fā)式是不同的。許多研究中有疏忽造成的錯誤反而不會讓人們感到后悔，但由于應急管理者工作的特殊性，會使他們更愿意犯責任錯誤。 此外，鄰近效應表明，一些決策偏差和啟發(fā)式方法可能被用于正向效應。結果偏差假設結果表明，洪災的最終結果——最小或最大的損失——會影響人們對決策過程質量的看法，以及決策過程對決策者職業(yè)聲譽的影響。即使是專業(yè)的應急管理人員，也不應依賴結果偏差來制定下一場風暴的規(guī)劃，而需要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來撰寫一份行動后報告，并將具體行動與威脅聯(lián)系起來，意識到下一場風暴不一定與上一場相同。 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不僅對應急管理者的前景理論、決策偏差和啟發(fā)式方法的初次檢驗，也是公共管理者在其專業(yè)領域有關偏差和啟發(fā)式方法的少數(shù)研究之一。研究發(fā)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6個假設，即應急管理者的偏差和啟發(fā)與普通公眾和大學生的一致，甚至在他們的專業(yè)領域也是如此。本研究建立在行為公共管理的新興傳統(tǒng)上，即使用心理學理論解釋個人層面的行政行為的子領域。本研究的貢獻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發(fā)現(xiàn)了改進管理實踐是減少災害損失的一種方法。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雖僅為應急管理人員，但預測所有的公共管理人員都受到偏差和框架效應的影響。未來的研究應該明確框架效應是如何具體影響官僚決策的，而不僅僅是公民或政客的決策，以及框架效應的影響在各個領域是如何變化的。 本研究通過向專業(yè)的應急管理人員提出有關其專業(yè)領域的問題，部分地解決了有關外部有效性的問題。為了解決內部有效性，研究采用了隨機分配到不同試驗組的個體的調查實驗。研究不足在于，研究設計中將樣本量分為四組，很難有力而自信地檢驗年齡、性別、經(jīng)驗以及其他人口統(tǒng)計學和職業(yè)特征對偏差的影響。希望在未來的研究中將其作為論據(jù)檢驗這些差異對決策的重要性。對于研究結果不適用于公共管理其他領域的說法，本研究從前景理論和對偏差和啟發(fā)的心理學研究中得出的假設展開的，這些假設在公共管理之外的其他領域也得到了支持。應急管理人員可能比其他管理人員更容易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決策，因此就像礦井里的金絲雀。 附參考文獻附參考文獻附參考文獻 Risk, Hazards and Crisis in Public Policy. 9 (4): 39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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