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guān)聯(lián)。人的個體生活，從來不可能是孤立的，其行為、話語，舉手投足，都潛藏著社會生活、社會政治、社會文化的影響。因此，日記所記錄的個人生活以及關(guān)于社會與時代的感受，往往是探究社會生活的重要線索，是觀看形塑和影響日記主人日常生活、日常話語的文化形態(tài)和社會力量的窗口。如嘉道間的平民知識分子潘道根，雖以教書行醫(yī)為生，布衣以終，其日記卻滿懷家國情懷，載于日記中的數(shù)百首詩歌，充滿對世道人心的同情與理解。這些日記中的話語和詩歌風格反映了儒家“民胞物與”的情懷與“詩教”傳統(tǒng)。又如晚清思想家宋恕一生政見四變，始好無政府之說，繼之變而為共和之說，再變而為立憲之說，再變而為專制改進之說。其思想軌跡在《宋恕日記》中清晰展現(xiàn)。而此四變，絕非個人性格單純使然，其背后潛藏的是社會變遷的脈流與時代思潮的更替。

　　四是階層與階層的互動。社會生活不是抽象的、籠統(tǒng)的，而可以分為不同人群、不同階層的社會生活。日記是文化人、知識人的日記，因此，日記中的日常其實是文化人的日常。筆者粗略統(tǒng)計了一下近現(xiàn)代日記的著者身份，大約可以分為軍政人員、文史學者、文學家、藝術(shù)家、出版家、教育家等幾大類。他們之間的交往，也是日常生活史乃至社會生活史、社會文化史的重要內(nèi)容。如孫寶瑄，其所交往既有當時知名人士，如章炳麟、梁啟超、譚嗣同、宋恕、汪康年、夏曾佑、嚴復、張元濟等，又有文藝及戲曲界人士，如李伯元、譚鑫培、梅雨田、汪笑儂、劉永春、金月梅等。再如鄧之誠，與洪業(yè)、陳寅恪、陳垣、余嘉錫、顧頡剛、陳夢家、范文瀾、周一良、翦伯贊等都有交往。傅彥長結(jié)交的朋友中，既有國民黨背景的張道藩、劉紀文、潘公展、甘乃光，又有共產(chǎn)黨人和進步人士陳望道、楊賢江、李初梨、馮乃超等。他們的日記，是研究其所屬群體的社會網(wǎng)絡(luò)、社會關(guān)系、生活習慣等不可多得的資料淵藪。

　　日記有兩種形態(tài)。一種是記自己生活軌跡與心跡，此為為己而作。一種是具有表演性、展示性，即為人而作。前者可以窺見其時私人生活和社會樣態(tài)，后者則可見主流話語對日常的滲透和支配。日記中雖不排除有一些失實的成分，以及某些特意的曲筆，但兩種日記仍均有研究價值，即使是為人而作，也會在不經(jīng)意之間記錄日常生活細節(jié)。無論如何，日記在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價值和意義極為重要，它是活的日常生活史，是具體化的日常生活史，是以人為中心的日常生活史，是亟待從多方面加以系統(tǒng)整理和開發(fā)運用的日常生活史料寶庫。

（作者系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