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研究現(xiàn)代文學與方言的關系已經(jīng)多年，現(xiàn)在終于看到她的專著《方言與20世紀中國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問世，真替她高興。認真拜讀，獲益匪淺。這是一部專論現(xiàn)代文學的方言資源運用及其得失的著作，扎實、大氣、有創(chuàng)見。

      該書討論的是方言，卻牽涉到諸多理論問題，是“大題目”，要求能深掘到文學“本體”的深處。文學本來就是語言的藝術，研究文學語言是題中應有之義，只不過多年來專注于此者不多，即使以此為題，也往往停留于運動思潮的梳理，即所謂文學的“外部問題”。像王中的研究這樣、真正切入到語言“內部”的，顯得稀罕而且珍貴。

      現(xiàn)代文學從古代文學的框架中掙脫出來，是為了適應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這個轉型真艱難，到現(xiàn)在還不能說已經(jīng)完成。要形成適合表現(xiàn)現(xiàn)代人思想情感的文學語言形式與規(guī)范，離不開漢語自古以來的源流，又要借助外力適度的歐化，還要對民間語言資源有所吸收。這幾方面的吸納整合難免磕磕碰碰，經(jīng)過上百年的歷練，終于初步形成了以白話文為基礎的現(xiàn)代文學語言。這種語言影響和輻射到整個社會的語言生活之中?？墒俏覀兿碛弥F(xiàn)代文學的語言成果，卻習焉不察，很少會關注其中的甘苦得失。我們也不見得意識到，和有幾千年積累的古典文學比較，現(xiàn)代文學仍然顯得不夠成熟，而這種不成熟，相當程度就還是體現(xiàn)在語言上。因為現(xiàn)代文學仍然面臨難于繞過的壁障——語言的困擾。

      現(xiàn)代文學在“獲得”語言的公共性、流通性的同時，又可能犧牲了方言所特有的本真、自然和豐韻，以及那種能讓特定地域讀者享受到的親切、甜蜜與傳神（對于身處外地特別是在都市生活的讀者來說，方言的氣息、韻味也可能帶來陌生化的閱讀驚喜）。

      這真是兩難。

      文學創(chuàng)作到底應當如何平衡好這個矛盾，在使用普通話創(chuàng)作時盡量珍惜方言的特質，適度保留這一“大地的饋贈”？“普遍的民族共同語”所帶來方言文學的式微和地域文化的衰落，是否也是民族文化之痛？

      王中的書對這些問題是警惕的。

      有一個觀點在始終支持她全書論述，即認為受意識形態(tài)制約的普通話，無形中會使人的語言生活納入標準秩序嚴格編碼，具有某種抽象性和一般性。而方言與人類日常感性的或經(jīng)驗的生活形態(tài)緊密相連，具有表達的多種可能性和豐富性，也更具體、自然和個體化。方言對于普遍語言規(guī)范往往起到破壞作用，它以此彰顯人的本真自由，恢復人的生存常態(tài)。王中這個論斷有點“過”，可能不夠準確。語言規(guī)律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方言和地域文化的衰落是無奈的，幾乎不可阻擋的。但王中從文學與人文立場出發(fā)，是在強調文學中方言存在的重要性，甚至延伸開去，警惕所謂“現(xiàn)代生存狀態(tài)”問題。這本書有它的深度，多少觸及到語言哲學，意義遠超出一般的文學研究。

      當然，讀王中的書，我們最關心的可能還不是這些理論問題，而是文學史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的問題，是現(xiàn)代文學中的方言現(xiàn)象。

      王中花費很多篇幅梳理不同時期作家、評論家有關方言的種種爭議和討論。比如顧頡剛就曾說過：“我們的精神用在修飾文字的功夫上的既多，我們的言語自然日趨鈍拙、日趨平淡無奇，遠不及一般不識字的民眾滑稽而多風趣。我每回到家鄉(xiāng)，到茶館里聽說書，覺得這班評話家在說話中真能移轉聽者的思慮，操縱聽者的感情，他們的說話的技術真是高到了絕頂。所以然者何？只因他們說的是方言，是最道地的方言，所以座上的客人也就因所操方言之相同而感到最親切的刺激?！?/span>

      這段話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現(xiàn)代文學中出現(xiàn)過的“新文藝腔”。其實，在當代文壇，乃至普通的文化生活中，這種令人厭惡的“文藝腔”現(xiàn)象一直大量存在。甚至中小學生作文，也充斥著生硬的“文藝腔”。這就難怪為什么粗糙的網(wǎng)絡語言有時反而顯得鮮活，受到許多青年的歡迎，而摻雜有大量東北方言的趙本山小品又為何能大面積流行。王中對此有她的解釋：這證實了方言能表達地域和人物的神韻，甚至能在文化商業(yè)大潮中悄悄變成一種噱頭，使之因為陌生化、鄉(xiāng)土化而成為都市文化的參照物，并由于這兩種文化間潛在的互相嘲諷而增添了某種喜劇化效果，方言因為“奇貨可居”而成為賣點。的確，方言的氣息、韻味對于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來說，往往是一個“陌生的帶著泥漿的夢”。

      論評方言創(chuàng)作，是這本書的主要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王中從方言角度的重新觀察，有她的不少發(fā)現(xiàn)。

      比如彭家煌，是文學史家注意不夠的小說家，王中評價很高。她看出彭的作品有一種“特別的力”，那是文字的力，來自于他獨有的表達方式，以及對于方言的運用。王中說彭家煌小說像民謠一般充滿鄉(xiāng)間的諧趣、泥土的風味、自然的情調，又刪去了歌謠形式上的簡單、直白與粗俗。他擷取了方言中的有效詞匯，延用了當?shù)乜谡Z中的部分語法，又在篇章結構上顯示了一個受過新文化運動熏陶的現(xiàn)代小說家的匠心。

      相對于彭家煌，臺靜農(nóng)受到文學史家的關注是較多的，通常都把他當做是鄉(xiāng)土小說的代表，會格外注意他如何師法魯迅。王中卻有些不同的看法。她認為臺靜農(nóng)的小說題材和寫作模式接近魯迅，但在語言上卻擺脫了“魯迅風”，因為他有一種雜糅口語、書面語并吸納文言文法的簡練緊湊的文風。

      王中不只是討論語言運用的藝術，她很重視語言背后的思維問題，提出了“方言思維”這個概念。這是她的創(chuàng)造。比如討論沙汀為代表的川味小說，就指出只有體會其“方言思維”，才能進入作品特殊的藝術世界。認為四川人性格中似乎天生有一種調侃，以及調侃之中的狡猾氣息，而這種思維習慣和四川方言是互為表里，密切相關。書中注意到川人交談時就多用“調笑”的方式，而沙汀等作家干脆就把四川人的“調笑”搬進小說，結果就強化了川語“調笑”的場面，甚至呈現(xiàn)出“爭吵”的效果。讀沙汀小說，的確有這種陰暗而吵雜的感覺。類似這樣的從“方言思維”角度的評說，的確是有新見的。

      更值得注意的還有對老舍的評論。以往論者都關注老舍語言的功力和創(chuàng)造，而王中的著眼點在其北京土話的運用。她不厭其煩地統(tǒng)計分析《駱駝祥子》中的兒化音，以及遍布全篇的北京土話，看這些語言運用所產(chǎn)生的的特別效果。認為《駱駝祥子》是老舍方言寫作的集大成者，老舍第一次在小說中放開手腳運用北京方言。對一些有音無字的方言詞匯，老舍還做了首次“命名，如“出溜”“念道”（有的作家用“念叨”）等。王中對老舍的語言成就，特別是方言創(chuàng)作的貢獻，評價是很高的。

      王中對現(xiàn)代作家方言寫作的評析，并不止于藝術判斷，而且還會引發(fā)更深度的思考。比如，在討論老舍創(chuàng)作之后，王中就指出一種傾向——北京話已向四面擴展而逐漸向普通話靠攏。老舍當年奉將令提出的兩點，其中保障語言的純潔性，不能讓方言泛濫成災如今是做到了，但另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希望作家洗練出方言土語中最富有表現(xiàn)力的詞匯，豐富我們的語言，恐怕是很難達成了。

      讀王中的書會隱約感受到某些“憂患意識”，她透過創(chuàng)作現(xiàn)象，看到現(xiàn)代文學語言變革所面對的某些“危機”。她對現(xiàn)代漢語的狀態(tài)有點憂心忡忡，因為她看到現(xiàn)代漢語已經(jīng)一定程度上被歐化、被“馴服”了，面對鮮活的社會生活，漢語的表達（起碼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有了障礙，它的想象力和表現(xiàn)力日益被“沙化”，活力在衰減，想用語言表達某種微妙的狀況，有時就捉襟見肘，非常不夠用。象人們說方言時的那種痛快淋漓，已經(jīng)是某種奢侈。這恐怕不只是作家的困厄，普通人亦有類似的感受。

      在方言和地域文化日益式微的當今，我們的作家還能在多大程度上讓“大地的語言”繼續(xù)發(fā)聲？人們還能在語言的疆土上盡情馳騁嗎？

      讀王中這本有意思的書，我們不得不要直面這些問題。

  （文載《中華讀書報》2015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