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在反對古人、古文、古語的基礎上，性靈文人們建立了一種比較進步的“詩文遞進”觀。屠隆認為，“天地有劫，滄桑有改”，既然這些先于人類的物質(zhì)性存在都不可能一成不變，那么“詩之變隨世遞遷”就是自然的事情。所以“政不必區(qū)區(qū)以古繩今，各求其至可也。論漢、魏者，當就漢、魏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三百篇》；論六朝者，當就六朝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漢、魏……宋詩河漢不入品裁，非謂其不如唐，謂其不至也。如必相襲而后為佳，詩止《三百篇》，而刪后果無詩矣？至我明之詩，則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襲；不患其無辭采，而患其鮮自得也。夫鮮自得，而不至也。即文章亦然，操觚者不可不慮也”（《論詩文》，蔡景康編《明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270-271頁）。相較于屠隆的溫和，袁宏道的詩文進化觀就顯得更為激勵：“世道既變，文亦因之”“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與丘長孺》，《袁宏道集箋?！肪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85 頁）甚至“世人喜唐，仆則曰:‘唐無詩’。世人喜秦漢，仆則曰‘秦漢無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家’”（《與張幼于》，《袁宏道集箋?！肪硪灰唬?501頁）。由于一味地強調(diào)不依傍古人，見從己出，袁宏道出現(xiàn)了矯枉過正的失誤。其實，對于他的這種“矯枉過正”，我們應該抱以歷史的理解。在歷史中，不管是社會改革還是文學改革，都是一個先“破”后“立”的過程。破得越粉碎、越徹底，才能重建得越迅速、越干脆。袁宏道擔當起了這個“徹底的粉碎者”的角色，不管是偏激的文學進化觀，還是作為武器的性靈，他的最終目的都在于還詩壇一個朗朗晴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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