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年

■《上書房行走》

作者：韋力

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朱航滿

黃裳作為藏書家，生前為很多自藏的古籍寫過書跋，并先后以《來燕榭讀書記》《來燕謝書跋》《前塵夢影新錄》《夢雨齋讀書記》《劫余古艷》等名結集出版，在讀者中享有聲譽。近來翻讀藏書家韋力的新書《上書房行走》，其中談到因黃裳所寫的“書跋”而引起的一段爭議。雖是別開新枝，卻也頗有意味。

表面上批評倪墨炎，矛頭顯然針對黃裳

關于黃裳書跋所引起的爭議，韋力是參與者之一。在這冊《上書房行走》中，韋力借談齊魯出版社老編輯周晶先生的書房從而引出了這段往事。原來韋力曾熱心操持過一段時間的《藏書家》雜志，并聘周晶擔任編輯。這位周先生交際甚廣，不但與陜西師范大學任教的藏書家黃永年熟悉，而且與上海藏書家黃裳更為熟悉，故而均曾向兩位作者約稿。

《藏書家》在韋力的主持下，幾乎每期都會刊發(fā)黃裳的文章，這引起了黃永年的不滿，特別是看到倪墨炎談黃裳題跋的《藏書家題跋中的風格》一文，尤令其反感，于是作文《讀<藏書家>第一輯后跟著說幾句》。收到黃永年的這篇批駁文章后，這位周晶先生認為刊發(fā)在《藏書家》上不太合適，于是就轉(zhuǎn)給了《中國典籍與文化》雜志。雖然黃永年對于這個做法很不滿意，但也只能如此。

略感遺憾的是，韋力在書中重點談周晶作為編輯的敬業(yè)和機智，對于兩位黃先生的爭論卻未細談。手邊恰有一冊中華書局出版的《黃永年先生編年輯事》，由黃永年先生的弟子曹旅寧編撰。此書收錄資料較為豐富，頗可觀，故而可窺得事情原委。

1999年9月17日，黃永年在讀了倪墨炎談黃裳題跋的文章后，寫了《讀<藏書家>第一輯后跟著說幾句》，文中有如此一段：“倪墨炎先生的《藏書家題跋中的風格》中說黃裳的題跋學界稱之為'黃跋’。這是我前所未聞的。因為舊書業(yè)和藏書家所稱的'黃跋’，是指清代大名人黃丕烈給舊書業(yè)所寫題跋而言。也許這另一個'黃跋’是這位黃裳先生周圍友好所奉上的雅稱？至少很難說在學界已經(jīng)通行，而且舊書店也未因書上有黃裳題跋而增特價?！?/span>

這篇文章言辭可謂很不客氣，表面上只能說是在批評倪墨炎，但矛頭顯然是針對黃裳的。黃裳自己在《夢雨齋讀書記》的序言中有一段答復，雖然很客氣，但也頗有底氣：“三十年后，有朋友說起拙文，戲稱之為'黃跋’，不料竟引起了一位'藏書家’的'義憤’，認為比擬不論。其實用不著'義憤’，論藏書時代、藏書品質(zhì)、藏書趣味，二者相去，何止霄壤，以時代風習而論，黃蕘圃重視的是宋板元鈔，對明代浙東天一閣幾乎就不著一字。”

其實，黃永年對于黃裳的評議，還不只這一例。早在此前的1997年6月15日，黃永年便曾寫過一篇《記傳薪書店》，開篇如此寫到：“在1993年《書城》雜志第2期上看過黃裳的《記徐紹樵》，認為寫得很好，希望能寫下去?！边@明顯就是長輩鼓勵晚輩的口氣，以黃裳的個性，未必會領情。在文末又寫到：“此外有件可說的事情，即我在傳薪以及別的書店里始終未和黃裳先生碰上過，這也可說是無緣吧！當然我更不會去妄攀同宗，因為我知道'黃裳’只是他的筆名，他尊姓容，應稱容先生而不能曰黃先生也。”

這段話大有意味，其一說明黃裳作為藏書家的名氣已經(jīng)很大了，雖然與黃永年未曾交際，但已引起了后者的特別關注；其二則是黃永年特別強調(diào)黃裳原姓容，藏書界應該稱其為容先生才對。倪墨炎稱黃裳所作書跋為“黃跋”，在黃永年看來，這既是對前輩黃丕烈的不恭，也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不敬。由此也可見，黃永年最初對于黃裳的態(tài)度，也是比較復雜的。

在批評“黃跋”后愈見不客氣

曹旅寧的《黃永年先生編年輯事》還錄有兩件資料，可見黃永年對于黃裳的態(tài)度，乃是在批評“黃跋”之后，愈見不客氣。

2002年10月出版的《藏書家》第6輯，刊有黃永年的一篇《我怎樣學會了鑒別古籍版本》，其中又一次以權威專家的口吻批評了黃裳的題跋。黃永年在此文中強調(diào)說，題跋不一定要寫在書上，“一定要寫在書上，也只能寫在前后空白頁即所謂的看葉、護頁上。有位藏書的也略有名氣，可老是喜歡寫在正文或目錄之后，文詞書法也未必能登大雅，他把書賣出后，人家買了要去掉都沒有辦法，除非忍痛把書頁割掉一塊。此君還有個毛病，即為了收藏名人的藏書印記，在賣出前用刀片將書上的名人藏書印割下來，我當年在上海就見到好些白棉紙明版書慘遭此劫，這就更為正派的人所不取”。需要說明的是，黃永年的這篇文章雖沒有點出名姓，但曹旅寧以資料錄之，足可見矛頭所向了。

另一件事情，則是黃永年的兒子黃壽成在《父親黃永年的書緣》中寫到的一件事情。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黃永年在上海古籍書店購得《三家詩》，系清人卓爾堪編的曹魏曹子建、晉陶淵明、宋代謝靈運三人的合集，乃康熙年間刻本，屬于稀見的古籍，《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共有十部，分藏于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十家圖書館。黃永年看到此書后，立即買下，工作人員則對他們父子說，滬上一位著名的老藏書家曾來看過這部書。

過了一周之后，他們因故又去書店，此位工作人員則說，那位老藏家在黃永年買走《三家詩》后不久要來買這部書，工作人員說已賣掉了，老藏家忙問：“誰買走的？”工作人員說：“黃永年先生買走的?！秉S永壽接著寫到：“那位老藏家一聲不響地走了。父親說到這里頗為得意地哈哈笑了，對我說：'他知道這部《三家詩》到了我手里他是搞不到手的了?！边@段訪書細節(jié)寫得可謂惟妙惟肖。

黃裳文名很大，古籍收藏頗豐，精于明清版本。此公火氣甚大，曾與數(shù)位文人學者打過筆仗，即使晚年也“戰(zhàn)火”紛飛。黃裳在晚年所作的文章中就曾以筆頭“仍不失少年凌厲之氣”而得意。按說以黃裳的性情，對于這位在陜西師范大學任教的古籍版本目錄學家的嬉笑怒罵該是盡力反擊才對，然而依照現(xiàn)有的資料來看，黃裳除了在一篇序言中不點名的回應之外，基本對其言論保持了沉默與克制。其中原因，不好猜測。但有一點可以得知，黃永年雖多次刊文，皆是不點名批評，不能說是含沙射影，但若奮起反擊，也是自討沒趣的事情。以黃裳的精明，這應是其唯一一次沒有窮追到底的筆戰(zhàn)。

文人與學者之間的“互相看不起”

這樣看來，這件學界公案之所以少人所知，最終也只不過是小圈子內(nèi)的一種茶杯里的風波罷了。有趣的是，《黃永年先生編年輯事》中還寫到了這樣一件事情，2008年此書的編撰者曹旅寧訪問他的學長辛德勇，舊事重提，談到了作為藏書家的黃裳。辛德勇明確告訴同出一門的學弟曹旅寧，“黃裳對于明清史事還是在行的。文人(自學成才者)與教授(科班正途)之間總有些互相看不起，不獨黃裳，巴金也如此”。

辛德勇的這段評論，首先承認了黃裳的成績，乃是在明清方面的功力，這個黃裳自己在答復中也提及黃丕烈不曾涉獵明清；其次則是指出了他認為的問題根源，乃便是自學成才的文人與科班正途的教授之間“互相看不起”。筆者甚至由此進一步猜測，對于黃裳在學界和文壇上享有的文名，黃永年則是多少有些“義憤”的，但又不好直接來表達。

走筆至此，大體寫清了黃永年對于黃裳的態(tài)度，而相比其師，作為弟子的辛德勇則還是比較通達的。但有一個問題還需要強調(diào)的是，對于自己的定位，黃裳也還是比較清醒的，他始終首先把自己看作是散文家，算是文苑中人，而并非專門研究藏書版本的學問家。

在《夢雨齋讀書記》的序言中，黃裳就針對黃永年的批評，在引用了兩段所作書跋之后，寫及了這樣的一段鄭重其事的自辯：“跋中所記得書經(jīng)過、書坊情狀、板刻紙墨、個人感慨，有如日記，與舊時藏書家的著作，頗異其趣，其實只不過是另一種散文而已?！弊鳛槲娜说狞S裳，甚至包括談黃裳題跋的倪墨炎，雖都喜好學問之事，但難免都是會有一些文人的趣味和性情，這其中的情趣，則不好以學術的眼光來予以審視。

相比黃永年，作為弟子的辛德勇則是很能體會黃裳的文章風情的。雖然辛德勇并未就黃裳專門作出文章或者發(fā)表過意見，但就筆者所讀過他的日記長文《大東購書漫記》，也是可以探察一二的。此文系辛德勇2002年年底到2003年年初赴日本進行學術交流所作的購書日記，后來稍加整理便發(fā)表了，故而多有性情流露之處。

與辛德勇的態(tài)度有所相似的，則要算是藏書家韋力了。在《上書房行走》一書中，韋力寫到黃永年曾打電話責備韋力為何要每期刊發(fā)黃裳的書跋文章，后者委婉地回答說，因為黃裳有大批的粉絲，只要有他的文章在，刊物就能暢銷。對此，黃永年的意見是《藏書家》那期若刊出黃裳的文章，就不要刊登他的文章。

即使如此，韋力對于兩位老先生還是一視同仁，且有他很是獨到的見識：“當代藏書界，論資歷水平，'二黃’都是最高端。這'二黃’指的就是以下兩位老先生，一位是黃永年先生，一位是黃裳先生，他們兩人代表了兩種藏書情趣。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學者，他的藏書著眼點主要是傳統(tǒng)的正經(jīng)正史，強調(diào)學術的正統(tǒng)性；而黃裳先生則是文人，他的藏書講究的是情趣，看重的是紙白墨黑。另外，這兩位大佬的氣質(zhì)完全不同，依我的看法，他們兩人就如同戴震和姚鼐，雖然這么形容兩位老先生并不恰當，但我覺得這么說會比較形象，兩位黃先生的確很難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