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代學者葉德輝曾著《書林清話》一書，以筆記體裁記述古代版刻、藏書情況，資料豐富，深為讀書、愛書、淘書、藏書人以及廣大書業(yè)工作者所喜愛。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書林清話文庫》叢書，續(xù)寫了《書林清話》新篇，很好地傳承了書籍文化并加以光大，甫一問世即獲

書中行走
――淺說《書林清話文庫》
中國圖書評論學會會長　伍杰

　　愛書者，讀書人，徜徉書海，自是其樂無窮。劉尚恒先生在他的《〈二馀齋說書〉自序》中說得很有韻味，也頗有哲理：“以書為伴，相守一生，亦人生之幸事、美事……”是的，以喜悅之情，讀書讀得手舞足蹈，像白居易“狂吟驚林壑，猿鳥皆窺覷”，應是人生快事，是一種崇高的精神享受。書是通向知識的橋梁，是人的知心朋友，能補充生活之不足，能極大地豐富人的精神世界，充實人的生存價值。它的魅力是無窮的。要不，你看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多少人終生與書為伍，為書而狂，而癡，而愛，而恨，而樂，而愁，而富，而貴，而窮，而苦，而死。書是一曲奇妙的奏鳴曲，奏出無窮無盡的心聲，是人們很懂，是人們很不懂的神秘之歌。這歌人們唱了幾千年，還將永遠唱下去。

　　傅璇琮、徐雁先生主編，韋力、曹培根、孟昭晉、劉尚恒、謝灼華、周巖諸先生撰寫的這套《書林清話文庫》，就是這首神秘之歌的音符，它以書為中心，圍繞著書轉，領著讀者在書林中行走，穿越書域，走到書城、書樓、書齋、書話、書人、書事、書味、書目、書評、書鄉(xiāng)，與書有涉的領域，都沒有放過，在行走中，幫助讀者解讀書山之秘。懂得書的來龍去脈，懂得其歸宿，讀完全書，對其用心之苦，著意之高，使筆之巧，述釋之實，令人悅服。因此，毫無疑問，這套書使有心人愛，使有心人喜，使人受益無窮。這也是我在一讀之下愛不釋手的原因。

　　寧波我是去過的，天一閣也是看過的，讀韋力先生的《天一閣》，回想在寧波的情景，站在天一閣上，腳下是無數(shù)珍貴秘笈，想這明代范欽造樓，藏書達七千萬冊，四百年來，雖歷經(jīng)苦難，仍藏書一萬三千冊，仍為全國私家藏書樓之最，多少文人學子，從這里吸取了營養(yǎng)，如今仍是讀者如云，它為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作出了多大貢獻。從天一閣想到韋力先生描敘的其他藏書之地。舉目望神州，大有天下好書盡收眼底之慨。這豈不是《書樓尋蹤》的功績？神思所及，深感可愛而偉大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多么重視文化，喜愛文化的民族。于是，我也和韋力先生一樣，產(chǎn)生了心靈上的滿足。當然，看到書樓的破敗，珍藏的消損，古書店的敗落，也使人產(chǎn)生幾許悲愴。

　　一顆紅豆，一段紅豆姻緣，引發(fā)了陳寅恪先生撰成《柳如是別傳》，這是劉尚恒先生在《二馀齋說書》中講的學人寫書的故事。柳如是是清樓女子，后來成了錢牧齋的夫人，她才藝雙絕，在民族災難面前，比錢牧齋有氣節(jié)，不愧是一位好女子，可謂女勝于男，巾幗可贊，讀來意味盎然。陳寅恪先生通過《柳如是別傳》不僅寫出了柳女的才情、特質(zhì)，還闡述分析了明清之際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狀況，頗為深入難得，劉尚恒的挖掘也很用心。讀來使人耳目一新，讀后大有所得。

　　其實，《書鄉(xiāng)漫錄》、《藍村讀書錄》、《書目與書評》、《我與中國書店》，都是各有自己的特色，或獨說一題。盡情舒懷說己，盡說書緣，使人讀來產(chǎn)生無限遐想，流出無限情思?？勺x，可喜，可賀，可贊：好書啊！

清話娓娓說舊書
《書林清話文庫》叢書主編 傅璇琮

　　按20世紀初葉德輝曾著有《書林清話》一書，以筆記體裁記述古代版刻、藏書情況，多有專門知識性的掌故。但他未說及何以名為“清話”。按陶淵明有詩云：“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保ā杜c殷晉安別》）他與摯友臨別，可以連續(xù)兩夜（信宿）談話，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談，故更為親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劉楨有“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贈五官中郎將》之二，《文選》卷二十三）；東晉時名士殷浩因事離開京都，宰相王導特約其共敘：“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世說新語?9?9文學》）?？梢娗逶?、清談、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細敘之意。我想，讀者披覽這套文庫，也必有此感。我讀韋力先生之《書樓尋蹤》、周巖先生之《我與中國書店》，既有一種滄桑之感，更有對書林的緬懷之情?，F(xiàn)在在鄧子平先生的傾力支持下，經(jīng)過兩年多的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來自各地的作者們的書稿，盡管各自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他們鐘愛書籍文化、探究古今圖書的學術趣味卻是共同的，想讀者必會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淵明《扇上畫贊》）之趣。

書籍的歷史與文化
中國版協(xié)學術委員會主任　吳道弘

　　見到傅璇琮、徐雁教授主編的《書林清話文庫》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消息，不由心里產(chǎn)生一種親切的感覺。首先聯(lián)想到近代學者葉德輝寫過一本《書林清話》，資料豐富，為愛書、藏書人所喜愛。同時近年來由于“書話”出版物的增多，談書，品書、藏書在廣大讀者中蔚然成風，也就想到書林清話，就是對出版和出版物的議談漫話了。及見璇琮先生在文庫代序中引述陶淵明詩“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和《世說新語》中東晉名士殷浩與宰相王導的敘讀雅事，“既共清言，遂達三更?！边@就更加接近了這套文庫與讀者之間的距離，有一種與友會文，促膝談心的意境與情趣。

　　《書林清話文庫》第一批的書目六種。我讀韋力先生著《書樓尋蹤》一書的目錄，仿佛給我展示了一副藏書訪古旅程的地圖，大江南北、蘇杭金陵、南至粵海、北訪齊魯，尋蹤所至遍及南北的藏書名樓，實在為之振奮。書中附有作者尋訪時攝下的照片，不免古今滄桑，發(fā)人遐想。我生長在江南，念中學時就知道鄉(xiāng)賢朱竹?的曝出亭，南潯劉氏的嘉業(yè)堂等。去年海寧友人贈我一冊《海寧藏書家印鑒》，獲之欣喜，摩挲良久?？上У搅撕贾荨⒑?，又失去尋訪書樓的機會?，F(xiàn)在讀到這位藏書家的尋夢記錄，不但彌補了我的遺憾，實在引發(fā)起我的舊游之夢，也滿足了我的神游之樂。

　　江蘇常熟人杰地靈，名家輩出，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被譽為“中國藏書之鄉(xiāng)”。一般人比較熟知的只有瞿氏鐵琴銅劍樓和翁同?的藏書等等。而曹培根先生所著《書鄉(xiāng)漫錄》，則以常熟的學問家、著作家、藏書家為中心，集中全面的研究和闡述了常熟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這類圍繞書人書事展開研究地域文化的選題，是很有啟發(fā)意義的。

　　書業(yè)前輩周巖先生的《我與中國書店》，不妨說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古舊書業(yè)的變遷史，書中記述了書業(yè)人員們的敬業(yè)服務精神，從孫殿起、雷夢水到張問松、郭紀森，默默地為傳播傳統(tǒng)文化立功，令人起敬。連同第二批書目中的《笑我販書續(xù)編》（我早就讀過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販書》一書，為家鄉(xiāng)嘉興秀州書局的通訊結集。）確實是圖書發(fā)行業(yè)的新風。

　　我國自漢唐以來就有研究版本目錄學問的歷史傳統(tǒng)，近代報紙、刊物傳媒興起，又從西方傳入書評之學。研究現(xiàn)代書評應該重視我國版本目錄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使之得到應有的養(yǎng)料。從書籍文化的視角來看，它們之間是在歷史的發(fā)展中發(fā)生著影響的。因此，我以為孟昭晉的《書目與書評》、謝灼華的《藍村讀書錄》和劉尚恒的《二馀齋說書》三本書，在內(nèi)容上是互有關聯(lián)的。這三位先生提供了書籍文化的歷史知識，有作者的研究心得，值得一讀。

　　這套《書林清話文庫》是我今年讀到的一部好書。盡管有報道近年國民閱讀率持續(xù)下降，大量出版物中低俗泛濫，良莠不齊，甚至出現(xiàn)制造偽書，但是有文化含量的好書還是不少的走進西單圖書大廈和王府井書店如入知識文化寶庫，圖書品種空前豐富，從青年到老人在這里專心致志披覽閱讀，從書林中尋覓自己的文化糧食。書籍畢竟是會永遠存在下去的，讀書、愛書、藏書的人是幸福的。

雅閱《書樓尋蹤》
南開大學教授　來新夏

　　近些年來，藏書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研究領域中，日趨繁興。隨之而為人注意到的，有為數(shù)不多的一部分人，大多是人在中年，略具財力，但又不奔競時尚，而甘于默默無聞地在做應該做而又沒有多少人甘愿去做的事。他們竭盡全力在搶救祖國瀕臨散失的文化資財，保存和延續(xù)祖國的悠久文化傳統(tǒng)，從而他們也自我鑄造成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守衛(wèi)者。他們是接過歷代藏書家手中火炬的新興藏書家。在我仄陋的視野中，這些新時代崛起的新藏書家，從他們的起步看，大抵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祖遺的基礎上繼續(xù)搜求、入藏、充實、發(fā)展，并加以維護；另一類是從本身開始，白手起家，歷二三十年的艱辛，多方搜求，各有所專，逐漸形成規(guī)模者。若從藏書內(nèi)容看，一類是專門搜求近當代書刊，另一類則是專注于古舊珍善。韋力君則屬于后一類。他在收藏珍善古籍方面，從我接觸看，應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和韋力君的認識很偶然。前幾年，一份以收藏為重點的報紙的一位編輯來家采訪，向我介紹韋力君的藏書，由于一則我很愛書，尤其對珍善古籍，亟想一睹為快，而在當今之世竟然有這種“傻子”，更希望能有一面之緣；再則我有位老友是天津一所名校的老校長，就名韋力，但我從不知他收藏古籍，是否垂暮之年又有了新的癖好？出于好奇，我打電話詢問，方知是重名。據(jù)告這是一位中年企業(yè)家，常有信或電話錯寄到韋校長處。于是我又向那份收藏報紙的編輯打聽到韋力的電話號碼，急忙與其通話，所幸韋力君早知我的賤名。我從電話交談中，約略知道他的藏書情況，所藏竟有元明刊本，愈加引動我走訪的興趣。終于在幾個月后，我借去京之便，與忘年交、女作家韓小蕙偕往，得到韋力君的熱誠接待。他向我們展示多件精品，同時又向我們談到他正在實施一項行動計劃，在搜集了解藏書樓的文獻資料基礎上，親自走訪各地藏書樓及其遺址，并當場出示他的走訪記錄和部分照片。韋力君還向我們談到他之有此行動，一是鑒于歷代藏書家對藏書的貢獻，不可泯沒；二則他在查閱文獻中常常發(fā)現(xiàn)所記多有雷同和不盡之處，所以決心親加訪查核對，以求真務實。我知道韋力君沒有受過嚴格的文史基礎訓練，但他的設想完全符合文史研究的正式規(guī)范，真令人欽佩。我看了他的走訪記，只要稍加整理，就能成文。小蕙是從不隨便約稿的編輯，但當她略加涉獵藏書樓走訪記錄后，立即向韋力君約稿，希望他整理后在小蕙主編的“文薈周刊”上連續(xù)發(fā)表。果然不到兩個月，“文薈”上就連續(xù)出現(xiàn)韋力君所寫藏書樓的走訪記，并配有插圖，這也許就是后來韋力君所寫那本《書樓尋蹤》的原刊片斷吧！

　　時隔二年，我從徐雁君處聽到，他和傅璇琮先生合編一套《書林清話文庫》，收有韋力君所寫的《書樓尋蹤》一書。韋力君沒有讓我白白地期待，終于拂去征塵，拭干汗水，用他的心血寫成一部獨具特色的書。這部書只有韋力君才能寫，因為一則他對書的執(zhí)著癡迷，幾乎把自己完全融入于書山；再則，我雖從未探尋過他的家底，但從接觸中了解，可能家道比較殷實，才有可能出私囊到各地尋訪；三則他在較長聚書過程中養(yǎng)成一種謹嚴勤奮的學風。因此他能五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做著一般人視為“傻事”的事，探尋知名或不甚知名的藏書樓的遺存或遺跡，總達百余座。這雖與文獻記錄的藏書樓總數(shù)尚有不少的距離，但韋力君確實開了一個好頭。萬里之行，起于足下。韋力君在書樓尋蹤的大事業(yè)中，已經(jīng)起步，而且是大踏步的起步。

　　《書樓尋蹤》是韋力君自1997年立意以來，歷經(jīng)五年，尋訪記錄的匯集，涉及浙江、江蘇、湖南、廣東、山東等五省，共百二十余座藏書樓，所記有比較聞名的名樓，如明代的脈望館，天一閣，清代的南四閣，晚清四大藏書樓，清末的嘉業(yè)堂以及池北書庫、愛日精廬等等，也有并不知名而被登錄的，如鎮(zhèn)江的紹宗藏書樓，我在二十年前曾為訪查清人丁晏事跡在此訪問過丁氏后人。當時樓中凌亂，我一直未將其視作藏書樓，而韋力君不僅詳記其遺址，并敘其建樓始末以及藏書來源。即使某些遺跡已經(jīng)蕩然無存，亦必攝其現(xiàn)狀存照，如揚州文匯閣毀于太平天國時期，現(xiàn)已建為西園大酒店。雖了無舊物痕跡，但就故地而臨風憑吊，亦足令人感慨萬千矣！《書樓尋蹤》的每一篇尋訪記錄，都包含著書樓的始建與現(xiàn)狀，主人的生平與著述，文獻記載與現(xiàn)實考察的比對以及作者即景生情的情感發(fā)抒，語語都堅實有據(jù)。各篇都附有插圖，體現(xiàn)了著作圖文并茂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書樓尋蹤》的最大特點是文獻與實際相結合的寫作方法，這是韋力君在開始尋訪之旅時就已自覺確立的主旨。于是他在文獻充分準備的基礎上，于1999年11月開始了作者的尋訪之旅。由此可見韋力君不是一般游山玩水，偶有所遇，信筆寫下的隨意之作，而是有文獻準備，有行動規(guī)劃，有尋訪目標的一次藏書樓研究的田野工作，是一項對專項地面文物的考古工作，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于此，不僅引起我想起清初學者顧炎武的訪古方法。清初的另外一位學者全祖望曾論顧炎武的治學方法說：“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詢其曲折，或于平日所聞不合，則即訪肆中，發(fā)書而對勘之。”韋力君在尋訪書樓過程中，不恥下問，求教于老民家人，歸而核對于文獻，方著之于文的做法，豈不師承乎先賢之余緒耶？

　　《書樓尋蹤》既問世，不僅為后來求訪者授一指南，又為藏書文化研究增若干可靠資料，征文考獻更為今之浮躁學風給以棒喝。學如積薪，后來者居上。我雖癡長于韋力君，而心折其所為。八旬老叟，不打誑語，不做虛諛，讀《書樓尋蹤》當知我非信口而言也。惟書樓遍布中華大地，韋力君既有其善始，要當傾其精力、財力，成《全國藏書樓綜錄》以顯示我華夏文明之燦爛，而善終其事。我于韋力君，寄厚望焉！

書文化的盛宴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周少川

　　愛書人、讀書人幾乎沒有不喜歡書話的。隨著全社會讀書熱潮的興起，出版界也適時推出了一批批書話系列作品。去年底有傅璇琮、徐雁主編的《書林清話文庫》問世，便是河北教育出版社為書話作品的繁榮做出的新奉獻。首批讀到的《書林清話文庫》包括謝灼華、劉尚恒、曹培根、韋力、孟昭晉、周巖等六位作者的著作。披覽一過，誠如主編傅先生在序言中所提到的，頗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之趣，深深感觸到作者鐘愛圖書文化，探究古今圖書精義的意蘊。

　　書話要談求書的因緣、讀書的樂趣，這往往是此類作品的點睛之筆和動人之處。古代學者和藏書家就常在讀書隨筆、藏書題跋中抒發(fā)他們的讀書之樂，明代學者高濂說開卷沉潛，可以跨越時空，“恍對圣賢，面談千古，悅心快目，何樂可勝”。清代藏書家黃丕烈則常常在他的藏書題跋中記得好書、異書時，歡呼雀躍，招朋置酒，賦詩吟詠的快樂情緒。鄭振鐸先生認為這樣的書話，“最親切動人，不作學究態(tài)”，“最富人性，最近人情，皆從至性中流露出來之至文也”?！段膸臁分芯筒环@種“至性至文”。謝灼華教授在《藍村讀書錄》中就記載了他年輕時的夢想：“要是我有錢，我要買許多許多的書！”可是這樣的夢，讓他做了三十多年才得以慢慢實現(xiàn)。其間，他經(jīng)歷了無錢買書，只能在書攤前久久翻閱的無奈；飽嘗了為購買兩冊必備圖書，而節(jié)約一星期餐票的艱辛；最后，又經(jīng)過不斷積累、細心補配，才有了形成系統(tǒng)藏書的歡欣。天津的劉尚恒先生在書中也抒發(fā)了他“獨坐書房小天下”的樂趣。他的書齋號“二馀”，非出自古人的“讀書三馀”，而另指讀書治學都在公務之馀、家務之馀。這個齋名既有獨辟蹊徑之功，又得符合實際之妙，實在是一個難得的雅號。至于“二馀齋”中有何雅趣，讀者諸君只要看看他的《二馀齋說書》，便可心領神會，與其同樂了。此外，又如周巖的《我與中國書店》，卷首收錄北京師大啟功先生、許嘉璐先生兩位師長的文章，談舊書鋪的掌故，談在中國書店中“淘書”的經(jīng)過，讀來讓人親切而向往。而書中的其他內(nèi)容，則是作者以親身經(jīng)歷或親聞親見，記錄中國書店五十年的發(fā)展史，書中所記中國書店對珍稀古籍的收購和搶救，也是一段段值得頌揚的書林佳話。

　　談讀書心得與讀書方法是書話作品的要義，《文庫》內(nèi)容也以此為精要。其中如《藍村讀書錄》的“書話絮語”、“典籍經(jīng)緯”各篇，《二馀齋說書》的“書話”各篇，孟昭晉《書目與書評》的“書人與書目”、曹培根的《書鄉(xiāng)漫錄》中的“琴川書事”等等。各書在側重點上又不盡相同，謝書多為品味古今書話的心得，評說所及有唐?、鄭振鐸、謝國楨、曹聚仁、葉靈風、魯迅、阿英、茅盾、李一氓，以及明人楊慎，清人王士?、李慈銘等古今名人的書話、序跋集，可稱書話之書話。劉書所及范圍比較廣，兼涉書目、題跋、小說、方志、學術史論種種。孟昭晉教授治目錄學多年，書中闡發(fā)則多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之學。曹培根是常熟文獻學史專家，因而他的研究對象自然是鄉(xiāng)邦文獻及藏書史料。總之，作者們在如此多的專題內(nèi)闡幽發(fā)微，各抒所長，為讀者提供了書林采英、各取所需的方便。值得一提的是，謝灼華教授還在書中傳授了他的讀書經(jīng)驗，論述了系統(tǒng)性、選擇性、瀏覽性、實踐性的讀書方法。雖說讀書之道，千人千門，然而其中畢竟還是存在可互相借鑒的共性規(guī)律的。比如謝教授在“選擇性讀書”中所談到的“三要”：“一是經(jīng)典性著作要熟讀，二是專業(yè)性著作要常讀，三是重點文章要精讀?！北闶欠e數(shù)十年讀書感悟而摸索出來的經(jīng)驗，字字珠璣，我以為確是度人金針的真知灼見。

　　《文庫》最突出的特點是充分利用了筆記體裁自由馳騁的優(yōu)勢，進一步拓寬了書話寫作的范圍，增加了許多書文化研究的內(nèi)容。其中如孟昭晉的目錄學研究，謝灼華、劉尚恒的藏書文化研究，曹培根的常熟藏書史研究，周巖的中國書店發(fā)展史與古舊書業(yè)研究，以及各書關于前輩學者的研究等等。從而使《文庫》的內(nèi)容在書話散文原有的事實、掌故、抒情之外，增添了一份學術理論的厚重。在有關藏書史的研究中，京華藏書家韋力的《書樓尋蹤》引人矚目。此書為作者歷五年時間，數(shù)十次考察國內(nèi)古藏書樓遺存現(xiàn)狀的真實記錄，所記江浙、湖南、廣東、山東的古藏書樓或遺址達一百二十二處。各篇訪記雖篇幅短小、文字清麗，但學術含金量很高，我想藏書史的研究者今后是會常常用到它的，書中不僅記載各藏書樓的情況，同時也反映出作者尋訪的艱辛。順著作者在江浙大地探訪的足跡，也勾起我十幾年前借開會之機，在蘇州、昆山、常熟訪問書樓的美好回憶。當年我有幸由菰里鎮(zhèn)中學吳雍安老師的指引，登鐵琴銅劍樓拜謁，記得樓上已辟為藏書樓紀念室，還展出鐵琴、銅劍及舊楹聯(lián)的復制品。其中翁同?為書樓所題的兩副楹聯(lián)至今仍可吟誦，一曰：“獨鶴窺朝講，鄰雞聽夜琴?！庇衷唬骸叭胛沂医远巳苏?，升此堂多古畫奇書?！卑错f書所記，如今的鐵琴銅劍樓舊跡又每況愈下了，不禁徒生滄桑之感。自然，我的尋訪乃興之所至，完全不能與韋先生的持久、堅韌同日而語。記得我當年為尋訪黃丕烈的士禮居也曾輾轉到了懸橋巷，聽巷中老人往大致位置一指，也搞不清究竟是哪一間，便悻悻作罷了。如今看書中《百宋一里?9?9士禮居》一篇介紹，才知原來還有曲徑通幽之處，于是讀來備感親切，也算了卻我尋訪士禮居的一番心愿了。

　　要言之，《文庫》的佳文，言書話、記書人、敘書事、品書味，琳瑯滿目，為讀書人呈送了書文化的盛宴，實屬難得。讓愛書人、讀書人都來品一品各自喜好的佳肴，享受這精神的美餐吧。

喜見“清話”續(xù)新篇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　顧志興

　　我原來在學校教古典文學，中年以后興趣轉向藏書和版刻研究，這多少受了已故文獻學家胡道靜老師的影響。老先生對中國藏書家有極高的評價，他認為中國燦爛、悠久、豐富的典籍文化能得以保存，藏書家作出重要的貢獻，是靠他們進行永恒的接力長跑，一代代的護藏，這就是我們先人的著作得以大量保存下來的惟一“秘密”。這方面浙江藏書家功績尤其突出。所以當我的那本《浙江藏書家藏書樓》完稿時，他欣然命筆為作序，著重闡述了這層意思。正因為此，在研究藏書、版刻過程中，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就常置案頭，不時翻閱，以至封皮脫落，書葉幾爛。今次讀到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書林清話文庫》，喜見“清話”有續(xù)篇，按捺不住，有話要說。

　　《書樓尋蹤》的作者韋力實在有點“傻”勁，年輕人不是想著法兒去掙錢，而是花錢去跑拍賣會，淘古書，實在有點如劉承干之“傻”。尤“傻”者，他發(fā)下宏愿“編訪國內(nèi)可找到的藏書樓，哪怕僅存遺址，也要目睹其況”。他是言者，更是行者，耗五年時間、數(shù)十次的南下北上，尋尋覓覓，終于寫成了這部日記體的《書樓尋蹤》，為我們留下了八十余座代表中國文化的藏書樓的過去和現(xiàn)在，保存了極為可貴的材料。我敢斷言這部書百年、千年后仍有保存價值，因為讀書種子不斷、研究中國藏書史自有后來人，是少不了這本書的。我對韋力懷有深深的敬意。

　　可以告訴韋力，令他高興的是，湖州?宋樓至今仍在，且已修復，這得歸功于前湖州市委書記楊仁爭先生。他也是一位有心人。他讀到我發(fā)表在《天一閣論叢》上的一篇有關?宋樓文章，一次來杭州開會，利用會間空隙，約我見面，咨詢了若干問題。不久?宋樓修復。更進一步的計劃是從靜嘉堂文庫復制?宋樓原藏宋元珍本，以大體恢復?宋樓藏書原貌。為此我曾托朋友乘訪日之便，與日方接觸過，對方也表示了積極的態(tài)度。我還想告訴韋力，杭州的文瀾閣正在斥巨資重修，力圖恢復當年風貌。文瀾閣《四庫全書》咸豐時遭兵燹，后經(jīng)丁丙及民國初錢恂、張宗祥補抄，具有獨特文獻價值，現(xiàn)正由杭州出版社與浙圖合作重印。聽到這些消息，定是興奮莫名吧！他日若再重游，感覺定是別樣。

　　《書鄉(xiāng)漫錄》的作者曹培根是常熟人。他身居書鄉(xiāng)，致力于鄉(xiāng)邦藏書文化研究，同時放眼吳中（寧、滬、杭太湖流域）的藏書文化比較研究，他編著《常熟藏書家藏書樓研究》曾約我撰稿，我們有文字之交。這部《書鄉(xiāng)漫錄》雖云“漫錄”，在我看來《虞山書人》、《藏書盈室》不啻是部常熟藏書史。其中《翁同?藏書的風貌》一文，述翁氏世家藏書，言其藏書數(shù)量質(zhì)量、探索翁氏藏書來源、特點及其藏書思想等，皆考證有當，條分縷析，是本書中最有分量的一篇。由于常熟藏書在明清時期的重要地位，愛好和研究藏書史的讀書人，定會喜歡這本書。

　　《書目與書評》，孟昭晉著。書中《有趣的〈行人司書目〉》令我耳目一新。當年參與《中國藏書通史》撰述，我負責明代部分。由于對此不堪了了，結果漏了此內(nèi)容，想起來甚是汗顏。若是早讀此文，再下點功夫，當為明代部分增色。

　　“文庫”中尚有劉尚恒的《二馀齋說書》、謝灼華的《藍村讀書錄》、周巖的《我與中國書店》三書，亦各有千秋。限于篇幅不能細談，容后詳段。

　　遵循“讀書必先讀序”這條不成文的規(guī)矩，翻閱這六部書之前，先拜讀了傅璇琮先生的《從〈學林漫錄〉叢刊到〈書林清話文庫〉》這篇代序。傅先生是我所尊敬的浙江當代鄉(xiāng)賢，他的道德文章素所欽慕。1996年以來，因為共同撰著《中國藏書通史》的關系（他是主編），多次同處一樓，切磋商討，近年聯(lián)系更多。曾有“對床夜話”之約。然終未實現(xiàn)。讀了“代序”，似聽他坦露心跡，娓娓而談，言治學，談編輯，從中獲益良多。他以為一生所編的書，真能“愜意的”，則是《學林漫錄》，于中可看出他對《書林清話文庫》的重視了。

　　感謝河北教育出版社做了件有意義的事，主持出版了“文庫”，這對推進讀書和研究藏書文化是件大好事，對傳錄文化將起到積極的作用。書也編的不錯，樸素大方。讀這幾部書時，我當了義務校對，效古人朱筆校字。我可斷言錯字率決不到萬分之一，是合格的放心產(chǎn)品。

　　《書林清話文庫》叢書包括十二冊，即《書樓尋蹤》（韋力著）、《書鄉(xiāng)漫錄》（曹培根著）、《書目與書評》（孟昭晉著）、《二馀齋說書》（劉尚恒著）、《藍村讀書錄》（謝灼華著）、《我與中國書店》（周巖著）、《蒼茫書城》（徐雁著）、《邃谷書緣》（來新夏著）、《舊書鬼閑話》（虎闈著）、《夜趣齋讀書錄》（林公武著）、《舊書業(yè)的郁悶》（胡應麟等）、《笑我販書續(xù)編》（范笑我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