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近現(xiàn)代曹雪芹、《紅樓夢》研究中的兩個“專有名詞”，“曹學”與“紅學”的具體內(nèi)涵是什么、相互關系如何，近年來，不斷被學界提起并引起爭論?；仡?、總結(jié)“相關學術研究”的研究范疇與方式、分析不同論點及其論證方式的分歧、焦點所在、標準等，有利于團結(jié)學界、共同促進學術的進步。

一、一百年來“相關”學術研究的范疇與內(nèi)容

（一）我們應該研究什么是“紅學”“曹學”，而不是預先設定什么是“紅學”“曹學”

筆者所謂的“相關學術研究”，是指近現(xiàn)代有關曹雪芹、《紅樓夢》的所有相關研究。之所以不用“紅學”或者“曹學”這兩個既有的概念，是因為這兩個概念“到底指什么”并不明確，并引發(fā)了學界激烈的爭議。

通過對近現(xiàn)代相關學術研究的范疇、內(nèi)容、價值的系統(tǒng)清理，總結(jié)“紅學”“曹學”到底是什么、關系如何，是進行“紅學”“曹學”研究的前提，我們要避免預先主觀的定義“紅學”、“曹學”的概念，避免陷入不同學者“自言自語”、各說各話、爭論不休的窘境。

（二）民國時期相關研究的方式

1、紅樓夢的主題研究

關于《紅樓夢》的主題，也就是《紅樓夢》寫的是什么（要表達什么），民國時期的相關研究多有不同。

民國時期“索隱派紅學”的觀點雖然各不相同，但都傾向于認為《紅樓夢》寫得是某家或某時的歷史史實。

1904年，王國維作《紅樓夢評論》，以叔本華的哲學附會于《紅樓夢》的解讀之上，指出《紅樓夢》的主題思想是指出人生實為悲劇、及這種悲劇的拯救方式[1]。

1921年，胡適《紅樓夢考證》指出：“我們只須根據(jù)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范圍。”

胡適為什么將著者家世這一看似與《紅樓夢》關系并不密切的課題列為“《紅樓夢》考證”的對象之一呢？

根據(jù)《紅樓夢》中“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和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四次接駕、《紅樓夢》中鳳姐兒謂“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等，胡適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故而，了解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即可對《紅樓夢》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賞析。胡適甚至指出，通過考證，曹家最后沒落，所以，從“自傳說”的角度而言，《紅樓夢》的最終結(jié)局是賈家必致衰敗、寶玉必致淪落。

2、李玄伯的曹家歷史研究

1930年，時任故宮博物院秘書長的李玄伯在故宮懋欽殿發(fā)現(xiàn)一個涉及曹雪芹家族信息朱批奏折小匣，并據(jù)以為主要依據(jù)，作《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文。

李玄伯據(jù)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曹頫折：“奴才之嫂馬氏，現(xiàn)因懷妊孕已及七月……將來倘幸而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認為曹雪芹是曹颙的遺腹子，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享年47歲。

據(jù)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曹寅折：“今年正月，太監(jiān)梁九功傳旨，著臣妻于八月船上奉女北上”，同年十二月初五折:“前月二十六日，王子已經(jīng)迎姿福金過門”，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初五折: “臣接家信，知鑲紅旗王子已育世子”，知曹寅一女由皇帝指婚嫁與鑲紅旗王子，并誕有世子，“觀此，則賈元春實有其人。曹氏雖無貴妃，然有王子福金矣?！?/span>

文章中唯此二條涉及《紅樓夢》的作者與題材，其他各條都是對曹雪芹祖上的研究（開啟了曹雪芹家族與豐潤曹氏關系探討的序幕），尤其是對曹寅進行了細致的探討，尤其是最后“曹氏之親戚李煦”一節(jié)，對曹雪芹的舅爺李煦進行了考察，這就將曹雪芹家族研究的范疇進一步擴大了。

通過對胡適《紅樓夢》研究內(nèi)容和方式的研究，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被顧頡剛稱為“新紅學”的研究是一種兼具考證與索隱的研究方式，其研究模式（對曹家家世、曹雪芹本人的歷史性考證）與李玄伯相似，而其主導思想?yún)s與“索隱派紅學”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別，只不過胡適把別人所謂的《紅樓夢》寫別人家事?lián)Q成了寫曹雪芹家事而已。

3、《紅樓夢》的小說學研究

除對《紅樓夢》的主題和家世進行研究以上幾家外，民國時期更多的《紅樓夢》研究還包括魯迅從小說史和小說創(chuàng)作經(jīng)驗進行的研究以及吳宓、李辰冬、李長之等從小說學角度和比較文學角度進行的相關學術研究。其中尤以魯迅、李辰冬的研究成績最高、影響最大。

（三）建國后的相關研究

建國后，學界的相關研究基本上是按照民國時期相關研究的路數(shù)進行的，出現(xiàn)了大量研究（政治性的批判文章不計）文章。

《紅樓夢》的小說學研究文章和文集眾多，但從社會影響來看，影響較大的當屬王昆侖的《紅樓夢人物論》、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

此外，曹家資料的大量發(fā)現(xiàn)和《紅樓夢》相關版本的發(fā)現(xiàn)及大地促進了相應的考證，影響較大的當屬兩部資料集、三部巨著：《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李煦奏折》；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王利器《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無一不是研究曹雪芹上世問題的。

除以上主要研究外，研究曹雪芹本人，家世，上世素養(yǎng)、行為、交游等的文章也還不少，不一一列舉。

之所以出現(xiàn)曹雪芹、曹雪芹家世研究大量資料與文章，主要有三個原因：

1、由于曹家上世行為在《紅樓夢》中有所投射，因此學界認為應該將曹雪芹上世的情況與活動搞清楚；

2、曹雪芹的相關資料較少，有限的資料往往也有爭議（一段時間內(nèi)，“曹雪芹文物、佚著”研究也曾成為焦點），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曹家資料，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堅實的資料；

3、僅憑借西方文學理論對《紅樓夢》進行分析和評論，固然言之成理，但是語言生動、結(jié)構(gòu)巧妙、人物生動等“符號性”的結(jié)論與相關分析，給讀者的感覺總是不夠踏實，有“隔靴搔癢”之感；

4、或者認為，不研究作者，無法深入理解超一流的作品。曹雪芹的家世對作品（作家）有文化和素材兩方面的影響。故而，在沒有或者缺乏作者信息的情況下，通過研究家族，為理解超一流作品提供一條可能的道路，既是一種不得已，也是一種可取的途徑。

（四）既有資料和學術使命感推動一百年來的學術研究

通過對相關學術史的回顧，我們發(fā)現(xiàn)，一百年來的曹雪芹、《紅樓夢》的相關研究（尤其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曹學”概念提出以前），研究者從學術研究的客觀條件和自身的使命感去盡力解決能夠解決的問題，并沒有人過分在意相關研究的內(nèi)容到底應該是什么，或者哪些更重要、什么屬于“紅學”、家世研究是否必須或者一定能夠為曹雪芹、《紅樓夢》研究提供什么必然的影響……

在這樣的學術環(huán)境下，當然人們也沒有過多的考慮“紅學”究竟是什么或者應該是什么，這樣的叫法是否合適，曹雪芹家世、生平、社會環(huán)境等諸多關于歷史的研究（相對于專門講《紅樓夢》文學藝術的研究而言）“天然”的屬于已經(jīng)存在了近百年的“紅學”?？梢哉f，客觀的學術條件與學者的學術使命感推動著過去數(shù)十年的曹雪芹、《紅樓夢》研究向前前進。

二、學界對“曹學”“紅學”概念的爭論

目今的學界經(jīng)常談到“曹學”、“學界”等概念，但是，到底什么是“曹學”、什么是“紅學”，學界有很多個人主義的界定，但并沒有取得統(tǒng)一的認識?？偨Y(jié)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

（一）顧獻樑的“曹學”與“紅學”

最早將“曹學”、“紅學”對立起來看待的是臺灣的顧獻樑先生，他在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動時，作《“曹學”創(chuàng)建初議——紀念＜紅樓夢＞》作者逝世二百周年》一文指出：

“紅學”不論新舊，差不多都是以“真”為第一，以歷史為主，根本不重視《石頭記》的文藝價值。因此，我個人乘這大家生不能再逢的“二百周年”愿意提出，以“曹學”取“紅學”而代之。

“曹學”是“研究曹霑和《石頭記》的學問”。意思也就好像研究莎士比亞、歌德、塞爾萬提斯、但丁、紫式部……的意思。[2]

（二）余英時的“紅學”與“曹學”

雖然，顧獻樑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提出“曹學”這一概念的學人，但是，使“曹學”這一概念在學界引發(fā)爭議和巨大影響的卻是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他在《近代“紅學”的發(fā)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寫道：

在《新證》里，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歷史上的曹家和《紅樓夢》小說中的賈家完全地等同起來了……換句話說，考證派“紅學”實質(zhì)上已蛻變?yōu)椤安軐W”了。[3]

又云：

相對于研究題旨而言，材料的價值并不是平等的。其間有主客、輕重之別。就考證派“紅學”而論，對材料的處理就常常有反客為主或輕重倒置的情況。試看《紅樓夢新證》中“史料編年”一章，功力不可謂不深，搜羅也不可謂不富，可是到底有幾條資料直接涉及了《紅樓夢》旨趣的本身呢?這正是我所謂“曹學”代替了“紅學”的顯例。

（三）周汝昌的“紅學”與“曹學”

余英時提出的應當分別“曹學”和“紅學”的觀點傳入國內(nèi)學界，引發(fā)了巨大的爭論，首先撰文進行反駁的就是余文中點名提到的《紅樓夢新證》的作者周汝昌。

1980年6月，在美國威斯康辛第一次國際“紅學”研討會上，周汝昌發(fā)言指出：

“紅學”之所以發(fā)生，正由于《紅樓夢》與其它小說很不相同，要想理解它‘本身’，首先須對許多問題弄個基本清楚，所以搞‘外學’（對歷史背景、作家家世生平、其它有助于理解小說的研究、分析、考證）的并沒有‘離題’，而正是為了‘作品本身’；不通‘外學’的《紅樓夢》論述者是很難想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現(xiàn)在還有大量問題，正賴考證家努力解決，而在此刻出現(xiàn)這種‘考證得差不多了’的論調(diào)，不但在認識上欠正確，也是對“紅學”的發(fā)展非常不利的的言論。

1982年，周汝昌又在《河北師范大學學報》第3期上發(fā)表《什么是“紅學”》一文，指出：

 “紅學”顯然是關于《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又不一定都是“紅學”……“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態(tài)度來研究《紅樓夢》……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

那么，“紅學”的范圍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呢？周汝昌先生認為，第一個方面就是“曹學”，是“紅學”的核心有機組成部分[4]；第二個方面是版本學；第三個方面是探佚學；第四個方面是脂學；另外還有注釋學與翻譯學等。

（四）學界一般的“紅學”與“曹學”

周汝昌對“紅學”的界定，尤其是其將對《紅樓夢》的一般小說學排除在“紅學”研究之外的觀點，引發(fā)了學界廣泛的爭議。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應必誠在1984年第3期《文藝報》上發(fā)表《也談什么是“紅學”》一文，指出：

說《紅樓夢》小說研究只是一般性的研究，并用這個名義，把《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開除出“紅學”，道理上是講不通的?！都t樓夢》本身的研究不僅不應排除在“紅學”研究之外，相反，它應該是“紅學”的最主要的內(nèi)容。

1983年12月，中國曹雪芹研究會會刊《“曹學”論叢》“卷頭語”云：

研究世界文化名人曹雪芹的學問，世稱為“曹學”，研究世界文學名著《紅樓夢》的學問，世稱為“紅學”。

可見，對什么是“紅學”、什么是“曹學”這一最基本的問題，爭論各方并沒有取得統(tǒng)一性的認識?，F(xiàn)在學界對“紅學”、“曹學”的概念使用，基本用的是最后一種界定。

正是因為沒有統(tǒng)一認同的、明確化的概念，學界在討論“紅學”、“曹學”異同和關系問題時，就不免陷入各說各話、爭論愈多、觀點愈異的窘境。

三、學界各種“紅學”、“曹學”概念的辨析

（一）顧獻樑的“曹學”、“紅學”辨析

最早提出“曹學”概念的顧獻樑，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知名的藝術評論家。

在他看來，當時學界（主流、有影響力）的“紅學”研究最基本的歸旨在于求真——這實際上應該是針對胡適、周汝昌等“新紅學”（自傳說）的研究而言的，因此，顧文在文題中就明確點名：“迎以美為第一，文學為主的‘曹學’；送以真為第一，歷史為主的‘紅學’”的觀點。

在顧獻樑看來，與世界各國的文學名著與作者研究一樣，“曹學”應該研究作者和作品，“以美為第一，以文學為主。”

考慮到顧獻樑的文藝評論家的學術身份和學術素養(yǎng)，他如此定義“曹學”、“紅學”是有其“道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實際上，1940年代李辰冬以歐洲文學理論解析《紅樓夢》曾經(jīng)引發(fā)了極大的社會反響，但是其后先后出現(xiàn)的以文學理論和審美解讀《紅樓夢》的作品雖然出了不少，但在學界引發(fā)的持續(xù)影響都遠遜于胡適、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新紅學”（自傳說）。正如余英時指出的：“《紅樓夢》在普通讀者的心目中誠然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小說，然而在百余年來紅學研究的主流里卻從來沒有真正取得小說的地位。相反地，它一直是被當作一個歷史文件來處理的?！盵5]

作為文藝評論家的顧獻樑對這種現(xiàn)象自然無法理解，為強調(diào)《紅樓夢》研究應該回歸文本、回到文學研究，在不能取消自傳說“紅學資質(zhì)”的前提下，顧獻樑遂提出了以研究曹霑與《紅樓夢》研究為主題的“曹學”對抗以研究曹雪芹家族歷史為主題的“紅學”的建議。

（二）余英時的“曹學”、“紅學”辨析

在余英時看來，曹雪芹及其家世研究研究應該涉及《紅樓夢》，如果不涉及《紅樓夢》的旨趣，就不應列入“紅學”，而應以“曹學”名之。

余英時是史學家，他的文學造詣并不能與他的史學造詣相提并論。因此，從一般文學研究來看，尤其是美國學界流行的文學研究方式來看，余英時才認為，“考證派紅學”實質(zhì)上已蛻變?yōu)椤安軐W”。

余英時提出的“考證派紅學”實質(zhì)上已蛻變?yōu)椤安軐W”的觀點在學界影響甚大，但是，在信息的傳播過程中，余英時“要真實要表達的意思”卻被有意無意間湮沒了。

實際上，早在威斯康辛國際“紅學”研討會上余英時就對自己提出的“考證派紅學”實質(zhì)上已蛻變?yōu)椤安軐W”的真實意思進行了辯解。

針對周汝昌“搞‘外學’（對歷史背景、作家家世生平、其它有助于理解小說的研究、分析、考證）的并沒有‘離題’，而正是為了‘作品本身’；不通‘外學’的《紅樓夢》論述者是很難想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的發(fā)言，余英時當場站起來解釋：

“曹學”這名詞也許是因為我說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對“曹學”，我很尊重“曹學”。不過，我個人覺得考證應受材料限制，今天我們所能發(fā)掘到的有關曹家的家世材料，至少關于曹雪芹本身的，還是很有限[6]。

在“對他以往的主張作了解釋”之后，余英時又聲明：“紅學”內(nèi)、外實為相輔相成，每一個紅學家，都應當做到‘內(nèi)圣外王’的境界。”[7]

綜合看來，作為歷史學家的余英時，對歷史學的考證自然甘苦自知，對歷史學考據(jù)的價值自然也不會有任何否定的意思。在余英時看來，“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研究”與“《紅樓夢》研究”并非一個問題。具體而言，曹雪芹家世的研究自有其價值，用不著為“紅學”服務，當然，也沒有必要將本來與《紅樓夢》沒有關系的曹雪芹家世研究（“曹學”研究）非得與《紅樓夢》研究（“紅學研究”：涉及《紅樓夢》主旨的研究）硬性的捆綁在一起，并冠以“紅學”的名目。

后來的研究者在引用引余英時的文字作為闡述對象和論證證據(jù)時，往往強調(diào)他對“曹學”和“紅學”的區(qū)別，卻忽略了他對“曹學”的尊重，造成一種余英時反對和輕視“曹學研究”的印象。

（三）周汝昌的“紅學”、“曹學”辨析

周汝昌《什么是“紅學”》的觀點很明確，對《紅樓夢》進行一般小說學的研究很重要，他自己也不排斥，但是，古代出現(xiàn)過那么多優(yōu)秀小說，各自都有無數(shù)學者研究，只有研究《紅樓夢》的學問被稱為“學”，并被人們接受和認同，這是因為《紅樓夢》存在著與一般小說不同的特點。

雖然，周汝昌明確了他的“紅學”范疇，并將“曹學”定為這個“紅學”的核心，但他并沒有對他的“曹學”進行明確的定義。之所以如此，或許與該文是回應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fā)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一文中“考證曹雪芹的身世”、“考證派紅學”、“曹學”等概念的，從這個角度上說，周汝昌的“曹學”指的應該即是“考證曹雪芹的身世”的研究。

針對應必誠《也說什么是紅學》一文對自己觀點的責難，周汝昌在1984年第6期《文藝報》上發(fā)表《“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良好關系》一文，其中云：

所謂“紅學”者，是產(chǎn)生于《紅樓夢》本身的特殊情況的一種特殊的“學”，它的研究對象和目標，是專門來試行解決讀《紅樓夢》這部與眾各別的小說時、所遇到的特殊困難的一門特殊學問，并不是與一般小說學無所區(qū)別、或全然一樣的。

假如沒有弄清這一點，或者忘記了它……或則責備紅學所討論的，都與“作品本身”無關；教訓紅學研究的：你們應當打開小說，去研究作品――比如人物呀，情節(jié)呀，語言呀，結(jié)構(gòu)呀，以及思想性、藝術性的評論呀等等……這實質(zhì)上，是不承認事物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是主張把“紅學”一般化，亦即取消“紅學”――存其名而廢其實。

與顧獻樑、余英時、應必誠等人對《紅樓夢》的態(tài)度（認為小說，首先要研究作品）相比，周汝昌對“紅學”的界定極其明確：前者從一般小說學的角度，強調(diào)以《紅樓夢》的小說學研究為核心；后者從《紅樓夢》這部小說與眾不同的特殊性出發(fā)，強調(diào)以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為核心。

學界可以指責周汝昌不該把一般小說學理論對《紅樓夢》的解讀排除出“紅學”范疇的做法，但卻不應指責周汝昌強調(diào)“紅學”何以為“學”這一做法沒有道理。

（四）主流學界的“曹學”、“紅學”辨析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學界也好、大眾也好，更多的認同余英時、應必誠為代表的學院派觀點，即“紅學”就是研究《紅樓夢》的學問，“曹學”就是研究曹雪芹的學問。“曹學”為“紅學”服務，或者“曹學”天生就是“紅學”的一部分。

表面來看，這種論調(diào)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實際上什么叫“研究《紅樓夢》的學術”、什么叫“研究曹雪芹的學術”，在這種辨析中仍然沒有被明確化。比如，有些問題，如脂批研究，到底屬于曹雪芹研究，還是《紅樓夢》研究；曹雪芹家世研究中明確涉及到《紅樓夢》的，應該計入曹雪芹研究，還是《紅樓夢》研究等等。

綜上，筆者認為，在“曹學”“紅學”的基本概念和內(nèi)涵沒有“得到明確、統(tǒng)一的界定”時，討論“曹學”與“紅學”的區(qū)別、關系、誰屬于誰、誰為誰服務等問題都不可能得到最后的結(jié)果。

四、學術背景、學養(yǎng)造就的立場決定觀點

學界何以會出現(xiàn)如此多的“曹學”、“紅學”定義、且不能達成統(tǒng)一的意見呢？這就要具體分析各種持論者不同的學術背景、學養(yǎng)以及由此造就的不同立場。

（一）顧獻樑、余英時“曹學”、“紅學”界定的主觀目的

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fā)展與紅學革命》一文與顧獻樑《“曹學”創(chuàng)建初議——紀念＜紅樓夢＞》作者逝世二百周年》的本意并無不同，他們都要求在曹家（或者稱《紅樓夢》原型材料）研究的同時，要更加強調(diào)《紅樓夢》文學藝術性的研究，只不過，顧獻樑稱研究曹雪芹家世的研究為“紅學”，稱《紅樓夢》藝術的研究為“曹學”，而余英時恰好相反。

客觀的說，顧獻樑、余英時等之所以提出他們各自不同的“曹學”、“紅學”定義，是因為他們（以西方文學理論為背景的中文研究者、文學評論家、相關研究者、一般讀者）對“新紅學”（自傳說）考曹氏以證《紅樓夢》的研究方式、繁雜的研究成果、對理解《紅樓夢》有什么楊的價值感到不解與不滿。

在他們西方文學理論的意識中，《紅樓夢》就是一部寫的很好的故事書，沒有過于復雜的東西，所以，就《紅樓夢》的主題和價值研究而言，要回歸《紅樓夢》的“文本”，而不是過多的研究作者的家世、并將這種研究納入“紅學”的范疇。這就是顧獻樑之所以號召用“以美為第一，文學為主”的“曹學”代替“以真為第一、歷史為主”的“紅學”的原因所在。這一點，余英時在《近代紅學的發(fā)展與紅學革命》中也表達的非常清楚：

把“紅學”研究的重心放在《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造意圖和內(nèi)在結(jié)構(gòu)的有機關系上……它強調(diào)《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因此特別重視其中所包涵的理想性與虛構(gòu)性……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上隱藏在小說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之中，而尤其強調(diào)二者之同的有機性……作者的意思必須貫穿全書而求之。

顧獻樑提出以“曹學”取代“紅學”、余英時提出要把曹雪芹家世研究定名為“曹學”，排除在“紅學”范疇之外，包括大陸學界近些年提出的回歸“文本”等，都建立在《紅樓夢》就是一部小說（novel）的基礎定位上。

（二）顧獻樑、余英時“曹學”、“紅學”界定的客觀效果

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fā)展與紅學革命》一文的價值在于，提倡學界關注《紅樓夢》的文本和小說學的研究方法，避免將解讀的注意力過多的放在歷史性的考證上；但是，其“客觀的”“消極作用”也極其明顯，即他對“紅學”的界定“迫使”相關研究者（尤其是進行曹雪芹家世研究或者其他有考據(jù)癖的學人）對自己的“身份”進行辨識，思考他們的家世研究或考據(jù)是否對《紅樓夢》研究有用，他們自己是否能列入“紅學家”的陣營。雖然，這種客觀的、消極后果并不出自余英時的本意；但是這種界定造成的“相關研究”人群內(nèi)部的分裂（或者身份認同）是巨大的，其消極后果也絲毫不亞于幾年后周汝昌對“紅學”的界定（排除《紅樓夢》研究中的一般小說學研究）所造成的學界分裂。

（三）從《紅樓夢》研究看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的價值

在對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的諸多責難中，有一種說法頗有代表性，即我吃一個蘋果，只要知道它好吃就可以了，沒有必要非得知道它是誰種的。

這種說法乍聽上去很有道理。實際上，略作思考，就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說法存在極大的問題。

第一、你不想知道好吃的蘋果是誰種的，是你個人的權(quán)利，但沒有人有權(quán)利要求別人也不能想知道這個好吃的蘋果是誰種的。

第二、一個蘋果好吃，人們當然愿意知道它為什么好吃，它為什么比所有別的蘋果都好吃。

第一種觀點可以代表“紅學就要研究《紅樓夢》本身”這個命題。在這種命題下，曹雪芹或者別人誰寫了《紅樓夢》、曹雪芹為什么要寫《紅樓夢》、曹雪芹何以能夠?qū)憽都t樓夢》、曹雪芹的素養(yǎng)受到哪些影響等問題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可有可無的。后一種研究這個蘋果何以比其他蘋果都好吃的學術，具體到曹雪芹、《紅樓夢》的相關研究，可以代表“超越文本”的、研究（蘋果何以好吃）曹雪芹家世、生活時代、家族文化、創(chuàng)作、動機、表達的、主題等相應課題的研究。

平心而論，研究蘋果如何好吃自然很重要，但研究蘋果如何好吃的價值，未必就高于這個蘋果何以好吃的研究。

（四）周汝昌、馮其庸對家世研究價值的看法

《紅樓夢》是否就是一部單純的講故事的小說，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是否有益于《紅樓夢》的研究，在熟悉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者和熟悉曹雪芹家世、生平、脂批、文本的研究者看來，結(jié)論就會截然不同。

周汝昌指出：“不通‘外學’（家世研究、曹雪芹研究、版本、脂批研究等等）的《紅樓夢》論述者是很難想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內(nèi)學’‘外學’不可存門戶之見、“彼此爭一日之短長”，而應互相協(xié)作?！?/span>

馮其庸先生說的更加明確、到位：

我認為世界上學問之大，無奇不有?！都t樓夢》本身包羅萬象，它所涉及的面實在太廣泛了，《紅樓夢》所描寫的任何一個側(cè)面，都可以使你花費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們切不可抱狹隘的實用主義觀點來對待科學研究事業(yè)。

雖然，周先生與馮先生在“紅學”、“曹學”定義、范疇問題上的看法并不一致，但作為長期從事相關考據(jù)和《紅樓夢》研究的學者，他們對曹家歷史、曹家歷史與《紅樓夢》關系的理解顯然與很多學養(yǎng)、立場不同的研究者的理解不同。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考慮問題自然與純從藝術的角度考慮問題顯得復雜。

比如李煦研究，似乎對《紅樓夢》闡釋沒有價值。但是，曹雪芹在江南生活時，曹寅、曹颙皆已去世，李煦對曹雪芹及《紅樓夢》的影響恐怕比曹寅、曹颙更大，因此，不能因為李煦姓李，與曹雪芹在血統(tǒng)上不如曹寅近，就認為李煦研究沒有價值，進而排斥李煦的研究，認為偏離了主題。這樣的例子很多，這正是周汝昌、馮其庸等人對考據(jù)充滿極大熱情的原因所在。

（五）學術背景、學養(yǎng)造就的立場決定觀點

通過對顧獻樑、余英時、周汝昌、馮其庸、應必誠等人對“紅學”“曹學”定義及其何以如此定義“曹學”“紅學”的學術背景的梳理，我們可以明確的看出，不同學者因其不同的學術背景和學養(yǎng)造就的不同立場，決定了他們各自對“曹學”、“紅學”的看法不同。

比如，對于“曹學”的價值，身為中文教授的應必誠就認為，“研究曹雪芹家世生平的目的是什么呢？……當然，其中有些問題也需要搞清楚，更重要的是要說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與《紅樓夢》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系”；而歷史學出身的余英時教授則認為，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很重要，但不一定非得要為《紅樓夢》闡釋服務，所以他反對將曹家家世研究與《紅樓夢》解讀“硬性”（以他的視角認為的）的捆綁起來；而既致力于曹雪芹家世研究，又致力于《紅樓夢》的研究周汝昌和馮其庸則認為，“曹學”研究非常重要，因為不了解“曹學”就沒法深入理解“紅學”——這種理解（或者說這種理解是否有道理）有時候是可以言說證明的，有的則只是通過個人研究自我感覺、而不可言說的。

研究者不同的學術背景和學養(yǎng)造就了不同的立場，各自強調(diào)自己研究方向和方式的重要與合理，遂使得各家的“曹學”、“紅學”界定與討論不能在同一個平臺上進行，雖然，發(fā)表了很多辯論文章，但基本上是在自己的“立場”上“自說自話”。應該說，這里面沒有絕對的“對不對”的問題，只有“立場”不同的問題。正如1983年12月《“曹學”論叢》“卷頭語”指出的那樣：

“紅學”是研究《紅樓夢》這部作品的學問，因其作者是曹雪芹，“曹學”自然是“紅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曹學”是研究曹雪芹這個作家的學問，因其作品是《紅樓夢》，“紅學”反成為“曹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站在前者的立場，以“紅學”為內(nèi)學，“曹學”就算是外學；站在后者的立場，以“曹學”為內(nèi)學，“紅學”就成了外學。

五、學術研究不需要非得區(qū)分“曹學”、“紅學”

從一百年來曹雪芹、《紅樓夢》相關研究的歷史來看，各種研究方式并存，互相借助、互相促進，終于產(chǎn)生了堪稱“大觀”的“紅學”。

“紅學”的存在不僅為解讀《紅樓夢》提供了各種可以憑藉的、可能的學術“基礎”，同時還推動了清代政治史、經(jīng)濟史、文化史、思想史、方志學、近代學術史等各門學科的發(fā)展。

在長達六、七十年的學術歷史中，沒有人區(qū)分“曹學”和“紅學”，“紅學”到底是什么、包括什么也沒有明確和統(tǒng)一的界定，這種各自從自己擅長的方面推動學術進步的局面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直到顧獻樑、余英時提出“曹學”這一概念。

（一）區(qū)別“曹學”、“紅學”的實質(zhì)

通過對曹雪芹、《紅樓夢》的學術史、解釋模式及持論者的學養(yǎng)的分析，將“紅學”和“曹學”并看（將“曹學”從“紅學”中區(qū)分出來），一定程度上說，是以一種研究模式排斥另一種研究方式，即以西方小說學理論闡釋《紅樓夢》排斥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闡釋《紅樓夢》。

顧獻樑、余英時之所以區(qū)分曹氏家族研究與《紅樓夢》研究（不管他們管研究《紅樓夢》文學價值的學術叫“曹學”、還是“紅學”），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紅樓夢》只是一部與常規(guī)小說并無實質(zhì)區(qū)別的文學作品，所以《紅樓夢》的研究要緊緊圍繞文本的“小說性質(zhì)”進行。

周汝昌、馮其庸等人之所以重視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是基于《紅樓夢》是十八世紀一個天才作家寫給當時人看的作品，作者的語言、審美、思想、選擇現(xiàn)實“原型”（題材）的方式等都屬于他的那個特殊時代，因此，二百年后的我們在解讀《紅樓夢》時要充分考慮這一點。這就需要我們除了要研究曹雪芹、從小說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外，要更多的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曹雪芹家族的家風、曹雪芹的時代等相關因素對曹雪芹、《紅樓夢》的各種“可能”影響。

（二）研究《紅樓夢》應該遷就曹雪芹

西方小說理論是對一般小說作品研究基礎上的規(guī)律總結(jié)和提升，這些所謂“規(guī)律”對超一流文學作品是否適用，或者說能否用以解釋超一流文學作品超越儕輩的原因以及這些作品的審美，都是問號。不應當做“鐵律”來使用。端木蕻良即提出，西方文學理論不適用《紅樓夢》研究，或者不能生搬硬套用于《紅樓夢》研究[8]。

李辰冬在《紅樓夢研究》中指出：

讀《紅樓夢》的，都知道年歲愈增加，則它的欣賞樂趣也愈多，學識愈豐富，則了解它的程度也愈深，知識愈進步、方法愈精密，則在它里的發(fā)現(xiàn)也愈廣博。

想必李辰冬的這個感受，多數(shù)《紅樓夢》的研究者和閱讀者都有過相應的感受。但何以如此呢？

早在1927年初，魯迅先生也指出：

《紅樓夢》……誰是作者和續(xù)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9]

魯迅先生此語眾所周知，但是，為什么個人看《紅樓夢》看到的東西不一樣，而看其他小說則沒有這個問題呢？

這即說明，《紅樓夢》內(nèi)容太廣博了、思想太有深度了、文學藝術太有感染力了……既然如此，相關學術研究是否就應該僅僅集中在《紅樓夢》的藝術上，而不及其他呢？曹雪芹何以有，而他人何以就沒有這樣廣博的知識和塑造能力呢？在以上基礎上，研究曹雪芹、《紅樓夢》的相關內(nèi)容，需要從《紅樓夢》文本出發(fā)，還是從外圍相關內(nèi)容出發(fā)，這樣的問題還有必要產(chǎn)生嗎？

筆者認為，對于曹雪芹、《紅樓夢》的研究，研究者應該保持謙虛的態(tài)度、作扎扎實實的工作；盡量不要輕率的說，《紅樓夢》只是一部小說，不從小說的角度去理解《紅樓夢》，就沒有讀明白《紅樓夢》；或者說，曹雪芹就是個文學家，不是哲學家——沒有創(chuàng)建哲學體系、但最高明的理解了那個時代哲學的人正是最大的哲學家……

因此，研究《紅樓夢》，要求研究者去遷就曹雪芹，而不能要求曹雪芹遷就西方文學理論或者研究者的學養(yǎng)、好惡。如何遷就曹雪芹呢？恐怕就要把曹雪芹、《紅樓夢》放到十八世紀的時代去理解，如何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各種考據(jù)和研究。這大概就是馮其庸先生年齡愈大，對曹家考據(jù)愈發(fā)興趣的原因所在。

（三）界定和區(qū)別“曹學”、“紅學”沒有必要

通過對民國時期及建國初期曹雪芹、《紅樓夢》相關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及對學界因?qū)W術背景、學養(yǎng)不同造就的立場不同導致的觀點差異的分析，筆者認為，界定和區(qū)別“曹學”、“紅學”沒有必要。

如果《紅樓夢》不僅僅是一部小說、如果僅靠西方文學理論不足以深入的解釋和欣賞《紅樓夢》、如果真正理解《紅樓夢》超越一切“小說”的需要真正了解曹雪芹及其時代的思想、文化、審美、家風、家族……那么，我們稱之為“紅學”也好、“曹學”也好的學術，就沒有必要再強行分別什么屬于“曹學”、什么屬于“紅學”、“曹學”是否要為“紅學”服務等等問題。

（四）換一種假設考慮問題

歷史不可以假設，學術史和學術概念的界定自然也不可以作假設，但是，假設有時候也具有相當?shù)囊馑肌?/span>

試想，假如當年顧獻樑關于“曹學”、“紅學”分別的觀點是在國際性學術會議上提出來，并獲得學界主流的認同的話，那么是不是會出現(xiàn)關于《紅樓夢》小說學方面的研究是否應該納入“曹學”范疇的話題，是否會出現(xiàn)以考證曹家歷史與《紅樓夢》關系的“紅學”應為研究《紅樓夢》小說學的“曹學”服務的問題呢？

從這個角度上講，“曹學”、“紅學”這樣的稱謂都只是一種表述的詞匯，并不具有絕對科學的價值，當然，也不應該強行界定和分別，并討論它們誰價值更大、誰應該服務于誰的問題，因為這樣的爭論除了會阻礙學術的發(fā)展外，沒有任何實際的價值和意義。

六、從清代考據(jù)學相關問題看“曹學”、“紅學”的爭論

實際上，不僅“紅學”研究中的存在爭議與不確定，即便被視為有清“一代之學”的考據(jù)學，在關于其形成原因、作用和名號等問題上，在學界也素有爭議，但是，這些爭議并不能影響到考據(jù)學作為有清一代之學、中國文化學的地位。

考察考據(jù)學的相關問題，對正確看待今天的“曹學”、“紅學”之爭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學界對清代考據(jù)學成因、宗旨、名稱的研究

1、清代考據(jù)學誕生的原因

清代考據(jù)學是有清一代的盛大學術，向來為學界所重視，也是清史研究的重點與熱點。

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學界逐漸認識到，考據(jù)學之所以出現(xiàn)，是因為明中晚期，知識界對陽明學術是否背離先圣原意的思考。這種思想潛流在知識界不斷傳承延續(xù)，至清初，在經(jīng)學界對陽明末學空談誤國的反思的催生下，這種通過考據(jù)進而了解先圣原旨的學術潛流逐步變成明流，成為學界共同的認知。在諸多研究者進行了大量研究之后，考據(jù)學自然而然的出現(xiàn)了。

2、清代考據(jù)學宗旨的轉(zhuǎn)換：從經(jīng)世到為考據(jù)而考據(jù)

在王夫之、顧炎武等人提倡的考據(jù)學中，求圣人原旨、以救世溺是考據(jù)的終極宗旨，也是清初學界的基本宗旨[10]。

隨著考據(jù)學發(fā)展，雖然學術的宗旨仍然是“恢復”先圣原意，但是“恢復先圣原意”在學術研究者頭腦中的明確地影響越來越小。在學術界看來，考據(jù)工作做得足夠扎實，先圣原典的原意自然就會顯露出來?？紦?jù)、不闡發(fā)成為考據(jù)學的核心。這就是戴震的考據(jù)學成績?yōu)楫敃r學界所欽服，而其闡發(fā)義理的文字反而受到學界“大可不必”嘲諷的原因。

這種后來被學界批判的不關注社會需要的考據(jù)學學風，實際上卻是考據(jù)學的精粹所在，也是后來考據(jù)學為梁啟超、胡適等認同的“科學精神所在”。

3、清人對相關學術定名的各自表述

實際上，作為一代學術的考據(jù)學到底叫什么，并沒有明確的說法，從事考據(jù)的清代學人也是眾說不一：

有關考據(jù)與考據(jù)學的名與實，學術界眾說紛紜，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稱“考核學”，《四庫提要》多稱“考證學”，孫星衍、江藩等人則稱“考據(jù)學”，另有“樸學”、“實學”、“漢學”、“制數(shù)學”、“名物典制之學”等通稱。由于傳統(tǒng)考據(jù)學在清代乾嘉時期發(fā)展到頂峰，近代以來又多稱其為“乾嘉考據(jù)學”。[11]

雖然清代的學界對考據(jù)學存在諸種紛紛擾擾的說法和界定，但這種分歧并沒有阻礙清代考據(jù)學的發(fā)展。每個人都在個人對考據(jù)學的界定下，進行自己扎實的工作，推動考據(jù)學的水準、范疇的發(fā)展，終于將考據(jù)學推到后世無可企及的高度，當之無愧、自然而然、無可爭議的成為一門“學”。

（二）從清代考據(jù)學的幾個問題看今天的“曹學”、“紅學”之爭

通過對清代考據(jù)學幾個問題的考察，我們反過頭來再看近幾十年的“曹學”、“紅學”之爭，筆者認為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jié)論：

1、曹雪芹、《紅樓夢》相關學術的研究自有其合理性

但凡學術，都有研究的價值，但凡有學術水準的研究成果，都值得學界尊重，具體到曹雪芹、《紅樓夢》研究也是如此。正是在這個角度上說，余英時才很尊重“曹學”和“曹學家”。

過去一百年的“曹學”研究，不僅極大的豐富了我們對曹雪芹家族、時代的了解，同時也加深了我們對曹雪芹個人“可能”學養(yǎng)、思想的了解，進而加深了我們對《紅樓夢》中寫作對象、描寫手法、表達思想等的理解。不僅如此，相關研究還為清代政治史、民族史、文化史、文學史、經(jīng)濟史，包括地方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參考。

那種引余英時“曹學”概念反對“曹學”研究，認為與“紅學”無干的“曹學”研究沒有價值，或者與“紅學”無干的“曹學”研究應由清史研究者為之的看法，不僅反映了持論者學術觀的“偏狹”，也誤會了余英時先生的本意。

2、一切相關研究都有助于《紅樓夢》的解讀

“曹學”是否有價值和是否有助于《紅樓夢》的解讀，是“曹學”、“紅學”爭論的又一個焦點。

這樣的命題是否成立，或者說是否有爭論的價值。不同知識背景的學人基于自己的立場有不同的理解：或者以為，考證曹家的歷史、清代的文化背景有助于《紅樓夢》的解讀，甚至是真正理解《紅樓夢》的鑰匙；或者以為，以西方通用的文學理論解讀《紅樓夢》，才是解讀《紅樓夢》的根本途徑。

所以說，“曹學”只要有理有據(jù)自有其存在的學術理由，至于其對“紅學”是否有用、有多大的作用，判斷沒有絕對的標準，關鍵在于研究者的知識背景、學養(yǎng)與視角。

舉例而言，傳統(tǒng)社會，家風、家教對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學養(yǎng)、創(chuàng)作影響很大。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不存在現(xiàn)代作家爭取稿費的問題，那么他為什么要創(chuàng)作《紅樓夢》，他要通過《紅樓夢》表達什么，他為什么要做出“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宣言……在曹雪芹相關資料過少的情況下，研究他的家世、家風以及與其相關（氣味相投）人等的行跡、性格、交游等情況，就成為比想象和文學理論推理更可靠的途徑。正是基于此，才有了“曹學”研究者的努力工作和諸多成績。

因此，從長遠看來，一切扎實的研究都將有助于后人對曹雪芹其人、《紅樓夢》其書的理解；而學術的價值并不因為（表面看來）研究題目與《紅樓夢》的遠近而決定，不管這個題目本身的價值也好，還是這個研究題目對《紅樓夢》解讀的價值也好，都是如此。

3、相關學術研究叫什么并不重要

我們都知道，言不能盡意。

研究者選擇將相關研究定名為什么，一般是因其研究對象、研究方式的特點而定，用途有二：一來表達研究對象或研究方法的特點，二來為表達的方便。至于是否絕對準確，或者所有相關研究者都能認同，并不重要，也不值得進行大規(guī)模的探討與爭論。

“曹學”與“紅學”的爭論也是這個問題。因為“曹學”、“紅學”的定義“有關曹雪芹的研究”、“有關《紅樓夢》的研究”就不是明白無誤、準確無異的。在這種情況下，說“曹學”即是“紅學”也好，“紅學”即是“曹學”也好；說“曹學”從屬于“紅學”也好，“紅學”從屬于“曹學”也好；說“曹學”要為“紅學”服務也好，說“曹學”自有其獨立學術價值也好，都是基于解讀者的學術背景、學養(yǎng)、愛好等諸多因素早就的“立場”而言的，并沒有絕對的標準。

4、學界關注的重點應該是我們自己的工作，唯有最扎實的工作、最有說服力的工作才是科研的關鍵

曹雪芹、《紅樓夢》的相關研究已經(jīng)進行了一百年，不論從持續(xù)的時間、參與的人數(shù)、討論的激烈程度、出現(xiàn)的相關研究來說，“曹學”“紅學”都理所當然的應該是一門學問。

我們在進行相關討論時，不應該過多的糾結(jié)于概念表述是否準確、誰應該從屬于誰、應該有系統(tǒng)的模式等等。

影響“曹學”“紅學”爭論的另一個因素是，在如今一個出書泛濫的時代，“劣質(zhì)”的、有關曹雪芹、《紅樓夢》的“研究”作品對社會大眾心目中“紅學”價值的沖擊。

所謂“劣質(zhì)”的、有關曹雪芹、《紅樓夢》的“研究”作品，是指研究者沒有基本的關于清史、民族史、傳統(tǒng)文化、文學修養(yǎng)的人等進行的“研究”和著述。這些作品的出現(xiàn)和對社會大眾“紅學”認知的沖擊，極大地損害了“紅學”“曹學”的聲譽。但這不應該成為學界對“紅學”必須進行“自我狹隘界定”的理由。

首先，從某些角度上說，學術與社會大眾無干，也不應該成為大眾普遍接受的常識，因此，流行程度與學術水準沒有必然的關系，學界大可不必主觀的將自己明確界定下來。

其次，即如著名的《紅樓夢》版本收藏家杜春耕先生所言的，自我的界定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并沒有大家公認的一套界定和研究路徑，這些事情應該由寫學術史的人去作。

我們應該做的是，以對曹雪芹、《紅樓夢》、歷史謙恭的態(tài)度，努力提高自己的學養(yǎng)，進行扎實的研究，為后人留下可供梳理的資料。

七、關于“曹學”

從過去一百年的研究來看，相關學術研究領域涵蓋了《紅樓夢》作者研究、曹雪芹時代研究、曹雪芹研究、曹雪芹家世家風研究、曹雪芹文物研究、曹雪芹交游研究、《紅樓夢》版本研究、脂批研究、紅樓夢傳播史研究、紅樓夢研究的研究、紅樓夢藝術研究等等諸多方面。

那么，這些相關研究如何系統(tǒng)、分類，才便于表述和傳播呢？周汝昌先生主張的“紅學”不包括一般的小說學研究的觀點，顯然難以被社會認同（其“紅學”定義引發(fā)的廣泛爭議即是證明）；那么，將“紅學”分為內(nèi)學、外學的觀點是否合適呢？

首先，學界對“《紅樓夢》文本之外”研究的價值認定本就不同；其次，文本之外的某些研究確實說不清能夠?qū)Σ苎┣鄣乃枷牒汀都t樓夢》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什么“具體”的影響。

但是，從“大學術”的角度來說，任何學術研究都有其無可替代的價值；從“小學術”的角度來說，曹雪芹家世、生平、社會的研究，不論是從了解曹雪芹其人的角度而言，還是從對《紅樓夢》的深入理解而言又都很重要。歸入“紅外學”并不合適，反而會給人以沾不到“紅”字邊緣的印象，會被很多人視為無關于“紅學”的“曹學”。

如果非要從“名相”上加以界定，筆者以為，“曹學”的概念范疇較“紅學”的概念范疇大的多，如果將“曹學”定義為“研究曹雪芹的學問”。那么，曹雪芹相關的內(nèi)容有哪些呢？

（一）家族研究：曹雪芹家族世系、人物及家族成員活動、交游研究

（二）時代研究：曹雪芹生活時代政治、文化、思想研究

（三）作者研究：曹雪芹其人（生平、經(jīng)歷、交游、學養(yǎng)、創(chuàng)作）研究

（四）作者作品研究：《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研究

（五）作者作品傳播史研究（版本、脂批、流傳、翻譯、《紅樓夢》研究及《紅樓夢》研究的研究、《紅樓夢》藝術研究）

雖然“曹學”也不足以涵蓋相關研究的所有領域，但是，與“紅學”這一詞匯相比，“曹學”的涵蓋面無疑更大一些，也相對更確切一些。

綜上，筆者認為，從尊重歷史和學術使用習慣的角度出發(fā)，曹雪芹、《紅樓夢》的相關研究叫什么不重要，個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便想用什么樣的名稱都可以，沒有必要非得在學術上加以界定和爭論，并指責別人應該去研究什么，不應該去研究什么。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馮其庸先生就已明確指出這一點：

“紅學”的內(nèi)容既如此廣泛，我們就不可能要求一個“紅學”研究者去研究“紅學”的一切，而應該向?qū)ｉT化的方向發(fā)展。比如說，有的研究者有興趣研究曹雪芹本身，有的研究者有興趣研究《紅樓夢》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歡研究《紅樓夢》的版本，有的研究者又喜歡研究曹家上世的歷史，如此等等。對于研究中的這種各人的愛好和專長，應該盡量各盡所好，揚長避短，而不要強人所難，不要指責他為什么老愛研究這個而不愛研究那個。我們可以評論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卻無權(quán)規(guī)定他只能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12]

馮先生的話是說，我們可以評價相關研究的水平高低、論據(jù)邏輯是否合理、存在哪些問題，但卻沒有資格給他們的研究打上是不是“紅學”，是不是“曹學”的標簽。

馮其庸先生對待曹雪芹、《紅樓夢》研究一樣重要的態(tài)度，值得學界思考和學習。

注釋

[1]連載于《教育世界》雜志1904年第八、九、十、十二、十三期。針對社會上考察《紅樓夢》“本事”的做法，王國維指出：“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故當為唯一考證之題目”。

[2]載臺北《作品》1963年第1期。

[3]《近代紅學的發(fā)展與紅學革命》最初刊于《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4年第二期。

[4]周指出，在威斯康辛國際紅學研討會上，他稱“曹學”是“外學”，是出于對某些參會紅學家的尊重，實際上，“曹學”才是“內(nèi)學”。

[5]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fā)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

[6]胡文彬、周雷編：《紅學世界》，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頁。

[7]周汝昌：《獻芹集》，第556頁，第226頁。

[8]端木蕻良謂:“……依我分析,作者(按: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追求的是一種‘意象’,這里,用不著說他歸屬于什么主義,如果一定要加上‘主義’二字,我認為只能是‘曹雪芹主義’才是合適的?！倍螁⒚?/span>《贊“曹雪芹主義”——為紀念端木蕻良先生百年誕辰而作》，《曹雪芹研究》 2012年2期。

[9]魯迅：《集外集拾遺》。

[10]考據(jù)學（家）與理學（家）爭論的焦點是：考據(jù)家認為，通過訓詁，考察儒家經(jīng)典的原意，進而恢復圣人的原意，經(jīng)世致用；而理學家認為，理學先賢對四書五經(jīng)等儒家經(jīng)典的闡釋最符合先圣的原意，而儒家經(jīng)典提供的只是字面意思，舍先圣精神而求書籍文字，是舍本逐末。隨著考據(jù)這種扎實的學術工作的進展以及皇家對這種學術的推崇，考據(jù)學在清代逐漸占據(jù)學術主流的位置。

[11]汪啟明：《考據(jù)學論稿》，巴蜀書社，2010。

[12]馮其庸：《關于當前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夢邊集》第49頁、第40頁至50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