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右)與馮其庸先生在一起。

　　 　　

 

馮其庸先生在紅學研究、文史研究、書畫藝術(shù)、戲劇評論、詩詞創(chuàng)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而其坎坷曲折的人生經(jīng)歷,堅韌不拔、矢志不渝的意志,歷萬劫而不滅的求學求真之心,剛正闊達、至情至誠的人格魅力,更深深地吸引著我、打動著我。
□高海山
　　最近由于畢業(yè)的問題告一段落,空閑時間較多,我就把葉君遠先生所著的《馮其庸傳》讀完了。由于每天都忙于不確定性和重復性的實驗,身心疲憊,我已經(jīng)很久很久沒有認認真真、仔仔細細、從頭到尾地讀過一本完整的書籍,而馮先生的傳記卻使我重拾久違的讀書感覺。合上書卷,我的內(nèi)心良久不能平靜:馮先生是何等堅定地走在學術(shù)的道路上。我真希望我能更早地讀到馮先生的傳記,真希望更早地從馮先生的不凡人生中獲得啟發(fā),我真慶幸我今天完整地受到了心靈的洗禮和激勵。
　　馮其庸先生在紅學研究、文史研究、書畫藝術(shù)、戲劇評論、詩詞創(chuàng)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而其坎坷曲折的人生經(jīng)歷,堅韌不拔、矢志不渝的意志,歷萬劫而不滅的求學求真之心,剛正闊達、至情至誠的人格魅力,更深深地吸引著我、打動著我。
　　稻香世家歷坎坷,自我造就終成才。出身于幾代務農(nóng)的“稻香世家”,家境貧寒；經(jīng)歷世事動蕩坎坷的青少年時光,馮先生歷盡艱辛,飽受苦難,始終堅持學習、讀書、寫字和畫畫,為后來的治學、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馮先生鼓勵年輕人刻苦自學的話——“人才其實都是自我造就的”,正是其自身的深刻體驗。正是因為始終愛好讀書、堅持讀書并打下良好基礎,馮先生得以于1946年初順利考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從此,馮先生更加勤奮、好學,也因此見識了第一流的學者,接受到了第一流的學問,體悟到了第一等的境界。朱東潤、馮振心,吳白匋、周貽白、向培良等等名師課內(nèi)課外的傳道授業(yè)、言傳身教給予年輕的馮先生很大的熏陶和啟迪,加上其聰穎的天資、過人的勤奮和心無旁騖的鉆研,馮先生如魚得水,對學術(shù)的興趣益發(fā)濃厚,也開始嶄露頭角。他于1947年10月22日發(fā)表在《大錫報》上的歷史調(diào)查報告《澄江八日記》,已初步顯露了其日后始終堅持的實地調(diào)查與歷史文獻相結(jié)合的學術(shù)研究方法。1954年,馮其庸于三十而立之年,從無錫來到了北京,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國文教師。為了講好課,他首先自我要求要把內(nèi)容徹底搞清楚、弄明白,對作家作品要有深入的理解和領會,他字斟句酌卻不照本宣科的講課方式深受學生的歡迎；他所主持編寫的教材《歷代文選》不僅學生反映很好,還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揚；初到京華十二年期間,馮先生寫了許多文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如《釋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論北宋前期兩種不同的詞風》等都引起了學術(shù)界的熱烈反響和普遍接受；他還積極參與了思想文化界、戲劇界的學術(shù)和思想爭鳴,寫出了一系列有影響的文章,如《論古代岳飛劇中的愛國主義思想及其對投降派的批判》等。
　　獨立亂流中,明珠葉底藏。1966年6月中旬以后,馮先生成了“文革”中的批判對象。學校里貼滿了造謠攻擊他的大字報,說他是黑線人物、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大毒草等,經(jīng)常被押到廣場禮臺上進行殘酷批斗；同年8月,母親去世,紅衛(wèi)兵斷然拒絕他請假奔喪的請求,連電報都要審查；其家庭住所被抄家兩次,許多書籍和日記都被抄走、毀掉；他的一些熟人、好朋友、同學因為不堪忍受屈辱折磨而自殺。這些都重重地打擊了馮其庸,他嚎啕大哭,痛徹心扉。然而,他卻下定決心——絕對不死,除非把我打死；打死了,也不是該死,而是屈死。他常默念司馬遷的名言“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并從中得到激勵和活下去的決心。“文革”期間,許多知識分子由于文字而招來災禍和冤案,因此憤怒、灰心至極,擔心書籍會引火燒身,趕緊把書籍處理掉,不再做學問。但是馮其庸始終認為做學問無罪,國家和人民需要學術(shù)研究。他一本書也不賣,見到有用的反倒買進來。而在1954年,馮其庸便認真仔細地通讀了《紅樓夢》,對《紅樓夢》產(chǎn)生了親切感,但當時他并沒有寫作關于《紅樓夢》的任何文章,因為他覺得自己還沒有讀透原著,功力還不夠。他歷經(jīng)世事風雨,遭受許多苦難,進而對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淚”、“誰解其中味”有了愈加深切的理解,對《紅樓夢》的思想與藝術(shù)價值有了更加全面準確的認識。他托朋友悄悄地借來一部影印的庚辰本《石頭記》,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完全按原樣,并盡量依原筆跡字體摹寫下了整整八十回,自1967年12月3日開始,到1968年6月12日凌晨抄畢?！扒Ч盼恼露嘌獪I,傷心最此斷腸辭”,此時,馮其庸似乎與兩百多年前的曹雪芹心意相通了。
　　紅學研究艱難始,一夢紅樓五十年。馮其庸先生在“文革”這個特殊時期所抄寫的《石頭記》書稿,疊起來的高度足足超過一尺；整部手稿書法雋妙,墨色燦然,精光四射,令人震懾和驚嘆。而馮其庸在這部抄稿中所展現(xiàn)出的韌性和勇氣,更是令人震驚和欽佩。但是,馮其庸自己當時可能也沒有想到,這部特殊的抄稿會為他以后開始真正的紅學研究打下埋伏。1972年底,“評紅”運動開展起來。1974年,時任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的袁水拍親自登門來與馮其庸商量在文化事業(yè)方面可以做的事情,馮其庸便建議校訂《紅樓夢》?！都t樓夢》校訂小組由此成立,馮其庸也成為其中一員,總算可以堂而皇之地開展學術(shù)研究了。在五十而知天命的時候,馮其庸正式開始了他此后幾十年的紅學研究。馮其庸認為作品研究離不開作者的家世和背景,于是他選定曹雪芹家世這個一直還存在爭議的問題作為研究的起點和突破口。對于已有的“河北豐潤”說,他并沒有迷信和盲從,而是以《五慶堂遼東曹氏宗譜》為線索,在浩瀚的歷史文獻中苦苦調(diào)查與搜索,也有淘盡沙礫見珍珠的激動與喜悅。經(jīng)過整整三年的青燈黃卷冷板凳,他仔細查證了宗譜上記載的一個個人物,證明了《五慶堂遼東曹氏宗譜》的真實可靠性,以確鑿的史料和嚴謹細密的剖析,完成了30余萬字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確立了曹雪芹祖籍“遼陽”說。他與吳恩裕合作寫的論文《己卯本<石頭記>散失部分的發(fā)現(xiàn)及其意義》于1975年3月發(fā)表在光明日報,文章一經(jīng)發(fā)表,立即引起了紅學界的重視與反響。隨后完成的10萬多字的《論庚辰本》,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62天,并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馮其庸的第一本《紅樓夢》研究專著,也是紅學史上第一本研究《紅樓夢》版本的專著。此后,《紅樓夢》的研究和校訂采用了“庚辰本”作為底本,如今已經(jīng)發(fā)行了350萬套。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馮其庸終于可以心無旁騖地從事他熱愛的學術(shù)研究。他以超乎常人的勤奮,傾注大量的精力和毅力,換來了極為豐碩的科研成果。許多紅學研究的文章和書籍都是在這以后完成的。
　　霜毫一擲走天涯,遍走天涯煉真知。馮其庸先生治學,不僅高度尊重文獻資料,依據(jù)史料立論,絕對摒棄毫無根據(jù)的虛夸之說,而且還格外重視實地調(diào)查,將出土文物和文化遺存相互印證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真實。他認為文史研究中許多的新思想和發(fā)現(xiàn)都是來自于實地調(diào)查；實地調(diào)查是“讀天地間最大的一部大書”。他提倡讀萬卷書,但也非常重視行萬里路,他本身就是一個行走的學者。早在無錫國專讀書時,他就運用實地調(diào)查和歷史文獻結(jié)合的方法撰寫了《澄江八日記》。那以后,他更加自覺地將實地調(diào)查作為一種極為重要的研究方法貫穿在自己終生的研究中。在鑒定《五慶堂遼東曹氏宗譜》的真?zhèn)涡赃^程中,他就是將文獻資料與實地考察結(jié)合起來,相互驗證；他多次前往遼陽,詳細考察了“遼陽三碑”,確立了曹雪芹祖籍遼陽的有力證據(jù),先后寫出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fā)現(xiàn)》等文章或書籍。
　　正如葉君遠先生所說的,馮其庸先生在多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將成為學術(shù)史和文化史上永遠的財富,令人由衷地驚嘆與欽佩,讓無數(shù)后輩高山仰止,而他的為了追求學問與真理所展現(xiàn)出來的堅韌不拔的意志、實事求是的精神和闊達真誠的人格魅力,更是具有穿透時空的永恒價值。
　　(本文作者為美國得克薩斯州西南醫(yī)學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