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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曰：“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則古代之重祭祀禮儀，可見一斑。而帝王宗廟制度，更是各種祭祀禮儀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由于時代久遠(yuǎn)，加之宗廟制度繁縟瑣碎、紛繁雜亂，現(xiàn)代人對宗廟制度的唯一印象恐怕只剩下皇帝的廟號了。 本文試圖就中國古代的宗廟制度進(jìn)行一些淺顯的說明，鑒于本人的水平，其中定然多有舛誤，歡迎大家批評指正，一同探討。 一、名詞解釋 1、宗廟：從狹義上講，宗廟就是廟號為“×宗”的那些帝王的廟。同理，廟號為“×祖”的帝王，其廟自然就是“祖廟”了，而非祖非宗的帝王，其廟叫做親廟。 從廣義上來說，宗廟是古代天子、諸侯、乃至大夫、士所修建的祭祀祖先的建筑。東漢之前，每位享受祭祀的祖先都各有其廟，故而有多少享受祭祀的祖先即有多少廟，這就是所謂的廟數(shù)。廟數(shù)的多少，是宗廟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廟中藏神主，廟后為寢，寢以藏衣冠，所謂前廟后寢是也。自東漢后，逐漸形成了一廟多室的格局，所有神主全部藏于一廟之中，而不另外建廟。廟中分室，各安神主。 2、廟號：祖先們在宗廟中立宣奉祀時，由后人所追尊的名號。一般認(rèn)為，廟號起源于商代，商有太宗（太甲）、中宗（太戊）、高宗（武?。?，此外湯在甲骨卜辭中稱作高祖乙，是知湯之廟號為高祖也。 廟號或稱祖、或稱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是故始封之君稱太祖，而有功之君亦稱祖。而有德之君稱宗。簡而言之，就是“祖有功而宗有德”，所謂功者，指的是開創(chuàng)之功，所謂德者，指的是守成之德。唐朝之前，有祖宗廟號的帝王，其廟世世不毀，永遠(yuǎn)奉祀。自唐朝之后，所有帝王均有廟號，非祖即宗，故而稱宗者其廟大多遷毀，只有少數(shù)人百世不遷，如唐太宗。 3、始祖和太祖：宗廟的建立是為了祭祀祖宗，可我們?nèi)绻炎孀谝恢蓖扑闵先?，祖又有宗，宗又有祖，則祖祖宗宗無窮盡焉。因此宗廟祭祀需要一個確定的血親源頭，這個源頭就是始祖。那么如何確定誰是始祖呢？有個原則，即所謂“始封之君”。 關(guān)于太祖，一說即是始祖。如《舊唐書·禮儀志五》云：“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 然而又有異說，《白虎通義》則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鄭玄注《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如此，則漢儒以為始祖與太祖不同，對于這一觀點，《舊唐書》以為“其義不然”，因為“彼以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耳，非袷祭群主合食之太祖?！庇纱苏f來，所謂文王之“太祖”，并不是廟號意義上的太祖。 而宋人又以唐人之說為不然，以為始祖與太祖不同，所謂“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宋史·禮志九》），從而爆發(fā)了一場關(guān)于趙匡胤高祖父趙朓（僖祖）是否為宋始祖的大爭論，辯論自嘉佑年間至熙寧，持續(xù)十余年，最終確定僖祖為始祖，匡胤為太祖。 4、昭穆：宗廟或宗廟中神主的排列次序。太祖居中，其后代各自排列兩邊，左邊的稱昭，右邊的稱穆。譬如倘若祖父居中，則父居左，為昭；子居右，為穆；孫又居左，為昭；重孫居右，為穆。 5、祧廟：遷主所藏之廟，一般而言，宗廟之內(nèi)所列先祖是有名額限制的，或五或七或九，當(dāng)人數(shù)超過定額時，就將除始祖外最遠(yuǎn)的那位祖先神位遷出宗廟，移入祧廟。又一說遠(yuǎn)祖之廟，第五世、第六世祖先（即高祖父之父，高祖父之祖）稱祧。 6、祧遷：將先祖神位遷出宗廟，移入祧廟的過程，稱作祧遷。 二、漢代以前宗廟制度 1、商代宗廟制度 宗廟制度由來已久，究其淵源，貌似已經(jīng)杳不可考。當(dāng)今我們所能夠肯定的，是至少在商代之時，就已經(jīng)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宗廟制度，——我們都知道“廟號”就是產(chǎn)生在商朝。周興之后，一方面繼承了商朝的制度，另一方面又根據(jù)周人自身文化加以改造，此即孔子所謂“周因于殷禮，其損益可知也”。 由于商代年數(shù)久遠(yuǎn)，所留存的文獻(xiàn)也寥寥無幾，雖然后世書籍中記載有商代宗廟的一些情況，而又自相矛盾，或說七廟者，或說五廟者，或說六廟者，令人難以分辨取信。不過后世基本上都采信“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的說法，認(rèn)為商朝祭四親廟（父、祖、曾祖、高祖），以及契、湯二祖廟。但真實情況直到殷墟甲骨發(fā)掘之后，我們才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 王國維先生認(rèn)為商朝宗廟無定數(shù)，而是有多少祖先，即建多少廟，不存在親盡而毀的情況。他在《殷周制度論》中說到：“商人祭法見于卜辭所紀(jì)者，至為繁復(fù)。自帝嚳以下，至于先公先王先妣，皆有專祭，祭各以其名之日，無親疏遠(yuǎn)邇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與不在位者祀典略同，無尊卑之差也。其合祭也，則或自上甲至于大甲九世，或自上甲至于武乙二十世，或自大丁至于祖丁八世，或自大庚至于中丁三世，或自帝甲至于祖丁二世，或自小乙至于武乙五世，或自武丁至于武乙四世。又?jǐn)?shù)言‘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此于卜辭屢見，必非周人三年一袷、五年一禘之大祭，是無毀廟之制也。” 2、周代宗廟制度 周人的制度與商代有明顯不同，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曰：“周人祭法，《詩》、《書》、《禮經(jīng)》皆無明文。據(jù)禮家言，乃有七廟、四廟之說。此雖不可視為宗周舊制，然禮家所言廟制，必已萌芽于周初，固無可疑也?！笨芍艽鷱R數(shù)，雖說法各有不同，然其有定數(shù)則無疑也。 事實上，無論是先秦之時形成的文獻(xiàn)資料，抑或是后世儒家對其進(jìn)行的各種詮釋，基本上都大致認(rèn)為周代實行天子七廟制度。但在七廟組成上，卻依舊是紛紛擾擾，雜說紛呈。 一種看法認(rèn)為，周代雖然是七廟，然而其中后稷為始祖廟，文王和武王則相當(dāng)于后世有廟號的“×宗”，因此后稷、文王、武王廟萬世不遷，其余四廟則為四親廟，供奉天子的父、祖、曾祖、高祖四代祖先。當(dāng)天子崩后，神主移入宗廟時，原高祖廟毀棄，倘若該高祖是文、武以前的人物，則神主遷入后稷廟，倘若是文武以后的人物，則按照昭穆序列，昭者遷入文王廟，穆者遷入武王廟。文武二廟即曰祧廟。這一觀點為西漢時韋玄成提出，得到了后漢時經(jīng)學(xué)大家鄭玄的支持，在歷史上影響極大。可概括為“一祖二宗四親廟”模式。其本質(zhì)是認(rèn)為周代雖號稱七廟，實則四廟，天子祭祀，只上溯四代。如無稱“宗”者，則廟數(shù)為五，若有稱“宗”者，則廟數(shù)為六或為七。 另一種看法認(rèn)為，周代的的確確是七廟，其中始祖廟供后稷，其余六廟全為親廟，供奉天子的六世祖一下直至父親的六代祖先。五世祖、六世祖之廟曰祧廟。文、武王為宗，其廟不算在七廟之中，且“宗”數(shù)量無定。這一觀點。由西漢劉歆提出，在魏晉之際得到了經(jīng)學(xué)大師王肅的支持，可概括為“一祖六親宗無數(shù)”模式 這兩種觀點相互對峙，其核心分歧為兩點：1、韋鄭認(rèn)為親不過四，四代以上不再祭祀；而劉王認(rèn)為親不過六，六代以上才廢止祭祀。2、韋鄭認(rèn)為“宗”的數(shù)量在0到2之間，最多不超過二宗；劉、王認(rèn)為“宗”的數(shù)量不定，想要多少就多少。 后世學(xué)者或宗韋鄭，或宗劉王，在一千多年的時間內(nèi)展開了激烈的爭辯。 譬如：王派問鄭派：你說周代七廟是一祖二宗四親廟，但是《禮記·禮器》、《荀子》等文獻(xiàn)上都說“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照你的說法，天子和諸侯實質(zhì)都是不過是立四親廟，這豈不是沒有了尊卑貴賤？而且，《禮記·祭法》中明明說天子有二祧，你現(xiàn)在說文王之前的神主遷入后稷廟，文武之后的神主遷入文、武廟，這豈不是有了三祧不成？ 鄭派回答：《禮記·喪服小記》中明明有“王者立四廟”的記載，那我說周天子立四廟有什么不對？而按照《禮器》的說法，周一共有七廟，可照你的說法，七廟加上文武二廟，豈不成九廟了？何況你把文王、武王單獨摘出來，祭祀的時候不能同時享受祭祀，這算什么禮法？至于二祧的問題，二祧就是文武，后稷廟不算祧廟。再說了，天子有七廟，那是被祭祀的人多了就是七，不夠就是五，而諸侯無論有多少應(yīng)該祭祀的人，都不能超過五。這又怎么沒有尊卑貴賤了？ 如此這般，爭吵不休。 因為周代是儒家心目中的黃金時代，所以周代的宗廟制度也就成了后世歷朝歷代宗廟制度的范本和模板。而鄭王兩家關(guān)于周代宗廟的爭論，也就成為了后世各朝代掐架的依據(jù)。 從宋代開始，，一些學(xué)者開始以動態(tài)的眼光開審視周代宗廟制度，認(rèn)為周代宗廟制度經(jīng)歷了從五廟到六廟到七廟，或從七廟到八廟到九廟的一個發(fā)展過程。若周初時，只祭祀后稷與四世祖先，共有五廟；則穆王時，文王廟不毀，變?yōu)榱鶑R，共王時，武王廟不毀，最后發(fā)展為七廟。若周初時，祭祀后稷與六世祖先，共有七廟，則懿王時不毀文王廟，變成八廟，孝王時不毀武王廟，變成九廟。 至于周代宗廟的真實情況如何，恐怕還得等更多新的史料和考古成果的出現(xiàn)吧。 3、秦代宗廟制度 當(dāng)宗周鎬京的陵廟樓臺在褒美女銀鈴般的笑聲中化為灰燼之后，中國迎來了一場五百年之久的大動蕩時代，一場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春秋戰(zhàn)國，王綱馳廢，禮壞樂崩。從西周時期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逐漸演變?yōu)椤岸Y樂征伐自諸侯出”，再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乃至“禮樂征伐自家臣出”，在這500年的動蕩中，臣弒君者有之，子弒父者有之，而原有的禮樂儀式，也在這亂世之中凋零、毀滅。 中國在動蕩500年之后，被秦始皇所統(tǒng)一，但秦國偏處西鄙，本無甚文化可言，而其民風(fēng)彪悍尚武，與溫文爾雅、文質(zhì)彬彬的的周禮大異其趣。而其在統(tǒng)一之后，又改正朔、易服色，廢封建、置郡縣，幾乎和周文化做了徹底的割裂。加之周代禮樂文化在500年的動蕩之中，本來就已經(jīng)鮮有孑遺，因此秦代宗廟制度也遠(yuǎn)不如周代之完善。 秦始皇時，雖然必有宗廟，但其制度已經(jīng)不得而知，而在二世即位后，即進(jìn)行了宗廟制度的改革，依古禮建立了七廟，“天子儀當(dāng)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群臣以禮進(jìn)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史記·秦始皇本紀(jì)》），由此可知，七廟中有襄公廟和始皇廟，其中襄公為秦國始封之君。而始皇廟則被尊為祖廟，也就是說，秦朝是奉始皇為太祖的。以功業(yè)而確定太祖，這對后世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三、漢代宗廟制度 1、漢初宗廟制度 據(jù)史記記載，漢二年劉邦還定三秦后，即于櫟陽立宗廟。但此時劉太公尚在人世，而劉邦世系不明，其父母尚只有姓而無名，遑論高、曾、祖。實在不知道此時其宗廟中所供奉者為何人。此后數(shù)十年間，太上皇、高帝、惠帝駕崩，于長安城內(nèi)分別建立太上皇廟、高廟、惠帝廟，這應(yīng)該是漢朝宗廟制度之始。 但經(jīng)過了春秋戰(zhàn)國長達(dá)500年的動蕩，以及秦朝焚書坑儒對文化的摧殘之后，周代宗廟制度恐怕已經(jīng)無人了解。因此“漢承亡秦滅學(xué)之后，宗廟之制不知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續(xù)漢書·祭祀志下》注）。其的宗廟制度還處于極為原始的狀態(tài)。這種原始性還表現(xiàn)在劉邦廟號的稱呼上。 《史記·高祖本紀(jì)》：“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xì)，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薄稘h書》的記載與此略同。由此可知，在漢代宗廟系統(tǒng)中，劉邦為太祖，這是沒有疑意的。但在《史記》記載中，或稱劉邦為“高帝”，或稱其為“高祖”，而從未以廟號“太祖”稱之，這似乎是表示劉邦雖然擁有了“太祖”的廟號，但在實際政治生活與祭祀活動中，都并未使用，而依舊以其謚號稱之為“高”，這才有了民間“高祖”的習(xí)稱。而在流傳至今的漢瓦當(dāng)中，還有“高廟萬世”文字的瓦當(dāng)，據(jù)信是劉邦廟的遺物，若如此說來，劉邦廟在官方正式稱呼中，亦是以謚號稱為“高廟”，而非以廟號稱為“太祖廟”。 此后，文、景、武、昭諸帝崩，依舊例建廟于長安。 昭帝崩，無后，霍光乃自民間立戾太子孫劉病己，是為宣帝。宣帝即位，除了立昭帝廟之外，還為自己的生父立廟，是為皇考廟。及宣帝崩，元帝即位，又立宣帝廟。 2、元帝永平改制 至元帝時，漢所立宗廟，自太上皇廟、高廟、文帝廟，直至皇考廟、宣帝廟，共九廟，既無迭毀，又無昭穆。此時儒術(shù)大盛，儒學(xué)在社會生活與思想意識中的主導(dǎo)地位逐漸確立。而國家宗廟制度卻與儒家經(jīng)典上所記載的大相徑庭，多為當(dāng)世學(xué)者所譏。于是元帝詔令議皇帝宗廟迭毀制度。 丞相韋玄成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高帝乃是始受封、始受命之君，為漢太祖，其廟萬世不遷。而太上皇、惠、文、景廟親盡，當(dāng)祧遷毀廟，只保留武、昭、宣、皇考四廟。加上太祖高帝廟，也就是說，韋玄成所提方案為五廟。但這一方案并未將太宗文帝、世宗武帝視同周文、武二王，而是依舊按照親盡而祧的原則依次毀廟，這其實也相當(dāng)于褫奪了文、武二帝的廟號。同時，又將并未稱帝的皇考納入了帝王宗廟體系，與武、昭、宣等皇帝相提并論，同序昭穆。因此方案一出，就受到了各方的質(zhì)疑 儒家重周禮，因此確立制度無不以周代制度為藍(lán)本，而當(dāng)時社會上所公認(rèn)的周代宗廟制度為“一祖二宗四親廟”模式，而且韋玄成本身就是這一理論的堅定支持者，那么他為什么在為本朝制定制度時，卻要違背周代制度，而定為五廟呢？ 原來，韋玄成認(rèn)為，周代雖然是“一祖二宗四親廟”，但其中二宗并不是必須的。只是因為周文、武王上承天命，父子相繼，滅商立周，乃是周朝始受命之君，所以才為萬世不遷之宗。此后周成王也是功業(yè)顯赫，依舊親盡而祧。試問文帝、武帝功業(yè)再廣大，能超過周成王嗎？既然周成王廟都遷毀了，憑什么文帝、武帝就不能遷？ 至于將皇考與諸帝同序昭穆，我推測這主要是由于宣帝和昭帝之間隔輩造成的。從血緣親統(tǒng)上講，宣帝為戾太子孫，昭帝侄孫。但從帝王君統(tǒng)上講，宣帝繼承昭帝，應(yīng)當(dāng)為昭帝子。在這里親統(tǒng)和君統(tǒng)之間出現(xiàn)了分歧，為了彌合這個分歧，于是韋玄成便把昭帝父親的廟列入了宗廟系統(tǒng)。但如此一來，明顯違背禮制，因此遭到了大臣們的強烈反對。 在經(jīng)過一年的考慮之后，元帝自己拿出了一套方案，試圖敉平爭論：高帝為太祖，無異議。承認(rèn)文帝的太宗地位，其廟萬世不遷。而宣帝繼承昭帝，即是昭帝之子，“為人后者不復(fù)顧私親”，太上皇、惠帝、景帝、皇考廟全部遷毀。按照這一方案，則漢宗廟共有五廟：高、文、武、宣、昭廟。而其中高帝、文帝二廟萬世不遷，則事實上只有三親廟。 元帝這一方案，一祖一宗三親廟，非但不合于禮制，而且以宣帝為昭帝子，也不合乎人情。因此理所當(dāng)然遭到朝臣反對。于是韋玄成又提出了自己新的方案：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其廟世世不毀。其余諸帝各序昭穆，其中景帝為昭，武帝為穆，昭帝、宣帝同為昭。保留皇考廟，但不序昭穆。太上皇、惠帝親盡祧遷，其神主藏于太廟。 如此一來，則漢宗廟共有七廟：高、文、景、武、昭、皇考、宣。其中高帝與文帝廟萬世不遷，其余五廟依次親盡則祧。貌似是和周代制度相似，但實質(zhì)不同。韋玄成的這套方案，其實是糅雜了君統(tǒng)和親統(tǒng)，若論君統(tǒng)，則是高、文、景、武、昭、宣，共是六廟，若論親統(tǒng)，則是高、文、景、武、皇考、宣，也是六廟。這套名為七廟實則六廟方案，在各方面妥協(xié)之下順利通過，于是下詔施行。 漢初除在長安建立宗廟外，還在各地建立郡國廟，祭太上皇、高帝、文帝、武帝。此次改制中，郡國廟也一律罷毀。 這一制度施行未幾，元帝于建昭三年，“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漢書·韋賢傳》），緊接著就病倒了。于是元帝恐懼，于建昭五年又回復(fù)了所罷毀的宗廟和郡國廟，同時承認(rèn)武帝廟號為“世宗”。但這并未能治好他的病，幾年之后，元帝崩。 成帝即位后，在丞相匡衡的主持下，又開始施行永光改制的方案，再一次遷毀惠帝廟，同時由于元帝神主祔廟，景帝親盡遷毀。至此漢代宗廟制度形成了“一祖”（高廟）、“二宗”（文帝、武帝）、“四親廟”（昭帝、皇考、宣帝、元帝），基本上和傳說中周代制度相吻合了。 哀帝即位，詔令群臣討論宗廟之禮。光祿勛彭宣等人再次請求取遷毀武帝廟，從而再次引發(fā)了關(guān)于宗廟制度的大討論。劉歆反駁彭宣等人觀點，說：“七者，其正法數(shù)，可常數(shù)者也。宗不在此數(shù)中。宗，變也，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yù)為設(shè)數(shù)。故于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shù)也”（《漢書·韋賢傳》），明確提出了“宗無數(shù)”的觀點。又說：“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同上）。奏上，哀帝認(rèn)可，遂照此執(zhí)行。 按照劉歆的方案，則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廟不算在皇帝宗廟體系之內(nèi)，且永不遷毀，而哀帝所祭祀先祖，應(yīng)該在排出文、武二帝的前提下上溯六代，故此時漢宗廟除了高、文、武一祖二宗三廟之外，其親廟為惠、景、昭、宣、元、成六廟，加上宣帝父皇考廟，哀帝父共皇廟（哀帝即位后，追尊其父為共皇），達(dá)到了11廟。 3、王莽九廟 哀帝崩，平帝立，王莽執(zhí)政，以“兩統(tǒng)貳父，違于禮制”（《漢書·韋賢傳》）為由，毀棄皇考廟與共皇廟。元始四年，王莽追尊宣帝為中宗，元帝為高宗，平帝崩后，又追尊成帝為統(tǒng)宗，平帝為元宗。至此，西漢皇帝除了此前惠、景、昭及哀帝外，所有皇帝都擁有了廟號。此時漢究竟是繼續(xù)執(zhí)行劉歆六親廟制，抑或王莽另有制度，史無記載。不過從王莽成帝后，為自己先祖立四親廟的舉動來看，或許他是不同意劉歆六親廟說而暫停韋玄成四親廟說的。若真如此，則此時惠、景二帝親盡當(dāng)遷，而漢廟應(yīng)為高、文、武、宣、元、成、平一祖六宗，親廟則只有哀帝一廟。 王莽成帝后，為了平定四方盜賊，遂于地皇元年建立九廟，“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漢書·王莽傳》），其中五廟為其遠(yuǎn)祖之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tǒng)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同上），為祖廟；四廟為其高、曾、祖、父之廟，為親廟。 王莽宗廟雖為九廟，然而其中五廟為祖廟，依據(jù)劉歆祖、宗廟不在七廟常數(shù)中的說法，王莽九廟實質(zhì)為五廟。它是韋玄成“一祖二宗四親廟”與劉歆“一祖六親宗無數(shù)”兩種觀點的混合體，既保留了四親廟，又堅持了宗無數(shù)。 4、東漢初期宗廟制度 劉秀稱帝后，最初僅僅祭祀高、文、武三帝，建武元年定都洛陽后，遂于二年在洛陽修建高廟，置高帝至平帝十一帝神主于其中。同時，又在洛陽修建四親廟，祭祀其高、曾、祖、父。 由于劉秀為漢室旁系，若以宗法制而言之，是為小宗。而帝系為大宗，劉秀稱帝，即是以小宗繼大宗。按照大宗萬世不絕的理論，劉秀應(yīng)以元、成、哀、平等西漢諸帝為先祖，而對于親生父母等私親所執(zhí)之禮應(yīng)當(dāng)減弱，此即宗法所謂“為人后者為之子”是也。 但現(xiàn)在劉秀一方面置西漢十一帝神主于高廟，另一方面為自己小宗私親各起親廟，明顯有以四親廟取代西漢諸帝宗廟的趨勢，因此理所當(dāng)然招致了儒學(xué)士人的反對。 建武19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仆朱浮上書，要求光武撤銷為自己高祖父之下四世親廟，而代之以西漢帝室大宗四廟：“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shè)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dāng)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后祖，為父立廟于奉明，曰皇考廟，獨眾臣侍祠。愿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dāng)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保ā独m(xù)漢書·祭祀志》） 光武從之，于是：1、承認(rèn)王莽為宣帝所加“中宗”廟號，而廢除元、成、平帝的“高宗”、“統(tǒng)宗”、“元宗”廟號；2、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取代四親廟；3、因為按行輩，光武應(yīng)當(dāng)為元帝子輩，與成帝同輩，為哀、平叔父輩。因此尊宣帝為祖、元帝為父，與高、文、武三帝神主一同供于洛陽高廟，由光武親自奉祀，成、哀、平三帝神主供于長安高廟，由朝廷官員代為祭祀。4、為生父南頓君另立皇考廟，由群臣奉祀。 此時，光武所奉宗廟，除太祖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外，其余為宣、元、成、哀、平五廟。其中宣帝為中宗，亦為百世不遷之廟，而元、成、哀、平四廟為親廟，廟數(shù)達(dá)到八廟。按照劉歆“宗無數(shù)”理論，將稱宗者三廟去除，其實質(zhì)依舊是“一祖四親廟”的五廟制。 5、同堂異室制的確立 光武時，不再為每位皇帝各自立廟，而是分別在長安和洛陽建立兩座高廟，將其他皇帝神主藏于兩座高廟之中，這可以看作是“同堂異室”制度的雛形。 光武崩后，明帝即位，為其上廟號曰“世祖”，同時在洛陽建立世祖廟。明帝崩，“遺詔無起寑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后漢書·明帝紀(jì)》）。因此章帝即位后，僅藏明帝神主與世祖廟而已。而章帝崩后，亦遺命藏神主與世祖廟。此后形成傳統(tǒng)，東漢皇帝再無單獨立廟者，僅僅藏神主于世祖廟。由此而形成了皇帝宗廟“同堂異室”制度，為之后歷朝歷代所沿用。 6、獻(xiàn)帝初平改制 自光武至靈帝共九帝，除殤、沖、質(zhì)三帝早亡不列宗廟而無廟號外，其余藏于宗廟者皆為“×宗”，因有廟號者其廟世世不毀，所以此時“親盡毀廟”制度已經(jīng)名存實亡、廢棄不用了。靈帝崩，洛陽大亂，董卓入京，立獻(xiàn)帝。時左中郎將蔡邕上奏，提議改革宗廟制度：“今圣朝尊古復(fù)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以遵先典?！保ā独m(xù)漢書·祭祀志》注引《袁山松書》載蔡邕議） 于是“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yīng)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續(xù)漢書·祭祀志》）。由此可知，蔡邕所議宗廟制度，仍舊為“一祖二宗四親廟”模式。 然而由于史料記載的模糊，后世學(xué)者對于所謂“近帝四”的理解各有差池。前引《續(xù)漢書》，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yīng)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之語，因此多有認(rèn)為是和、安、順、桓四帝被遷毀，而所為“近帝四”指的是光武、明、章、靈四帝（見《文獻(xiàn)通考》），不過這種說法實在難以令人信服。倘若獻(xiàn)帝以光武、明、章、靈四廟為親廟，等若以章帝為祖父、而以明帝為曾祖父，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因此，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所謂“近帝四”，是指安、順、桓、靈四帝，《續(xù)漢書》中所謂“和帝以下，……不應(yīng)為宗，……皆奏毀之”之語，僅僅是指褫奪和帝以下四帝廟號，待其親盡后逐一遷毀，而非立刻毀之。 如此，則此時東漢宗廟中所供奉的，當(dāng)是高、文、武、安、順、桓、靈七帝，是為一祖二宗四親廟是也。 但在若真如此，則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除此一祖二宗之外。其余有廟號的各位，如中宗宣帝、世祖光武等，盡管稱祖稱宗，卻已經(jīng)不再是百世不祧了，而依舊被遷毀。宣帝且不論，世祖光武乃是東漢開國之君，中興之主，是東漢諸帝的直系先祖，倘若真將他遷毀，真是情何以堪。 因此也有學(xué)者提出所謂“一祖二宗”，乃是世祖光武、顯宗明帝、肅宗章帝，即這“一祖二宗”僅僅是東漢帝系，而與西漢無涉。西漢有廟號高、文、武、宣的四帝，依舊供奉于高廟之中，而東漢“一祖二宗四親”，則供奉于世祖廟中。如此，在事實上此時宗廟共為11廟，西漢四，東漢七。 四、總結(jié) 中國宗廟制度雖然源遠(yuǎn)流長由來已久，但夏商周三代制度并無人親見，記載周代制度的《禮記》等書，是戰(zhàn)國人所撰，其中內(nèi)容自然較真實情況有較大偏差。因此真正將宗廟制度予以實施，是從漢朝開始的。 兩漢的宗廟制度并不穩(wěn)定，經(jīng)歷了許多次大規(guī)模的改革和修正。這一方面是由于儒學(xué)的發(fā)展，使學(xué)者對周代宗廟制度有了更深入的認(rèn)識，另一方面也有現(xiàn)實政治因素的影響。在兩漢宗廟的歷次爭議中所提出的各種觀點，都對后世制度產(chǎn)生著重大影響。因此了解周代和漢代宗廟制度，是了解中國古代宗廟制度的前提和基礎(chǔ)，不可不察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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