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官吏選拔制度，在隋唐至明清的一千三百年間，實行科舉考試制度。由于到了宋代士族門閥不再存在，大量官職空缺，科舉考試制度真正得到廣泛應用，其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亦始于宋代。宋代對科舉的建樹主要在于奠定制度化與公平化的考試方式。而由于皇帝擔任考官，兼得“師”的尊貴，自宋朝科舉大盛后，皇帝總攬“天地君親師”五種尊貴的身份于一身。在政府的推動下，宋代的科舉成為規(guī)模龐大、競爭激烈的考試制度，考試的公平性也重于其他的一切。

明清兩代的科舉在盡管在形式上與宋無太大差異，但在實質內涵卻有重大變革，并強化科舉的社會地位與文化影響的作用。由于明清時期，只要通過中級的“舉人”考試即取得任官的資格，舉人身分所受的尊崇，不亞于宋代的進士身份。導致社會上下對科舉考試出現空前狂熱的氣氛。即使是僅通過地方初級科舉（童生試）獲得生員（秀才）身分者，同樣由官方賦予許多尊貴的政治、社會地位。透過科舉制度實質內涵的變遷，使明清時代僅擁有最初級考試功名的逾百萬士人都納入了統治階級?？婆e外在的影響力，隨時代推前而不斷擴大深化。科舉內在生命力，經過五百年繁盛期之后，到了明代中葉以后，開始走入另一個五百年的萎縮與僵化時期。自明代開始，科舉考試命題一律出自儒家經典“四書”與“五經”，考生答題時，立論一律要根據宋代大儒朱熹的《四書集注》，答題方式一律采用“八股文”體。這些規(guī)范用意在于達成思想的統一化與考試評分的公正化。但其也導致考試本身與考生思想日益僵化。明中葉后，將秀才視為職官缺，導致鄉(xiāng)試競爭空前激烈。而在同時，新的做官途徑“捐官任官”誕生，這種情況在清中葉后更加氾濫。科舉選材的功能也日益萎縮。

從正面上看，科舉考試制度的建立使政府與社會有了緊密的聯系，也打開了平民入仕為官的管道。透過科舉入仕的知識階層，由初唐入盛唐而崛起；北宋時已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優(yōu)勢地位。在法律上擁有許多特權，因而鼓勵社會大眾以中舉任官做為讀書的首要目標，社會也就衍生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尚?？婆e考試透過層層的科考，藉以鑒別致力于自我教化而熱心宦途的才智之士，看他們是否已經完成無瑕可疵的經學訓練。因而擁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會得到，適合一個有教養(yǎng)的人的思維方式。儒家的忠孝節(jié)義觀念，透過社會、鄉(xiāng)約、族規(guī)、家禮等各種方式深入民間，推廣于全社會。中國自宋代以后也得以構成一個比唐代原為普及的文化社會族群。而基層知識分子，構成基層鄉(xiāng)紳，并成為村鎮(zhèn)百姓與官府的橋梁。他們指導公共工程、支援學校與書院、編纂地方地志、參加地方祭典、糾集賑災工作、招募地方自衛(wèi)武力、提供村鎮(zhèn)行為規(guī)范。

宋、元、明、清時期，透過科舉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階級，是一個同時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優(yōu)勢、學術文化素養(yǎng)的新興族群。優(yōu)勢條件的結合促使這個時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普遍發(fā)達的時代。宋、元、明、清時期的文藝要求去捕捉、表達和創(chuàng)造出難以形容的情感、意趣、心緒和韻味。

宋、元、明、清時期的文學成就，大略劃分為兩個時期。元以后的文學成就大多在于庶民文學，宋代則為士人文學成就顯著的時期。宋代文學的特色是雅好議論。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宋代也成為中國論說文（散文）成就最高的時代。中國的山水畫，是繼先秦的青銅器與魏晉隋唐雕塑之后，為宋代以降最顯著的藝術成就。宋、元時期，中國繪畫藝術的最高峰并以文人的山水畫為代表。山水畫的興起，源自唐宋提倡科舉，大批出身鄉(xiāng)野的士大夫，集中到都邑城市。田園、山居就成為其鄉(xiāng)愁式感情的向往，因而促成山水畫的發(fā)展。繪畫作品附寫題語，大致始于五代，南宋以降，文人畫已普遍加上詩文題跋，形成了詩、書、畫密切結合的風尚。文人畫中的文學修養(yǎng)、書法造詣與繪畫意境的結合，乃用以追求文人本身品德的再現，藉以反映文人個人精神世界的意境、品格。

宋、元、明、清時期，雖然書法成就不如前代，但其個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清中葉時期，因金石考古與碑學大興，書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因此，清季的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乃為一次中興。清嘉慶、道光以后，由于考古學的發(fā)展，再加上金石碑版的大量出土，許多書法家將興趣由法帖轉移至碑刻上。元代末年，文人自印的風氣開始形成，明清時期形成文人自印的高峰，印章轉科成為了獨立的藝術領域，進而形成了詩、書、畫、印為一體的文人繪畫新風格。清代以后，篆刻藝術得到了更大的發(fā)展，更成為傳統藝術最后的據點

編輯本段|回到頂部理學、心學、科學與實學 宋朝理學的形成是傳統儒學的一次復興。儒家思想形成于先秦，盛行于兩漢，然又中衰于魏晉隋唐時期，后復興于宋、元、明、清。宋代對儒學的復興并不是如兩漢時期的經學，而是轉向于對經典的思想內涵的探討與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經典加以注解，成為《四書集注》，并取代了五經的地位。傳統儒學經過理學家對先秦儒學宗師言行的崇奉與詮釋，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與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縣都建孔廟對孔子加以供奉。儒學之盛由此可見。

北宋中葉，融合儒、釋、道為一體，并以儒家學術為核心的理學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學雖在倫理與國家學說相當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卻較薄弱。宋以后，理學將道德的自覺提升到對“圣”的向往與實踐，因而發(fā)揚光大了先秦儒學最核心的道德學說。理學將道德落實在大學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宇宙理論方面，理學建立了“與天地萬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運行的天理強化人倫之理的正當性，并以天理的正當性，克制個體對自我功利與感性快樂的追求。理學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個體的自覺上，以講求個體的修養(yǎng)達到圣人的境界。由于理學細密地分析、實踐地講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終達到“內圣外王”、“治國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結構，把人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人優(yōu)于自然等方面，提揚到本體論的高度，樹立了人的倫理學主體性的莊嚴偉大。

理學的發(fā)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其萌芽于北宋中期，代表人物為周敦頤、張載、程灝、程頤；成熟于南宋早期，代表人物為朱熹和陸九淵；轉型于明代中期，其代表為王陽明。理學的理論發(fā)展，可謂由“氣”到“理”，從“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強調區(qū)分“天理”到“人欲”，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終；理學理論終走入無法突破的終極，因此理學在經由轉型之后也完成了其生命歷程，被心學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學都帶有一種嚴正的淑世主義，對理學家而言，要改良社會改良風俗，只能從禮教著手。為了普及禮教，朱熹等南宋理學家開始為一般民眾編訂簡易的《家禮》與《鄉(xiāng)約》，做為常人的社會生活與居家儀節(jié)。這些規(guī)范成為以后數百年間中國人的生活準則。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學家還編寫了一些蒙學教材，如小學、百家姓、三字經等。除了圖書外，朱熹創(chuàng)始以書院作為理學的修習場所與宣講之重要場所。明中葉以后，各地出現大量的“講會”，透過宣講，理學的道德教化普及于文盲階層。另外，透過娛樂、說書、戲曲等等手段，理學的教化更深入人心。

理學在中國盛行的七百年內，其所呈現的不僅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社會規(guī)范，更重要的是其帶動了中國社會迫切需要的會救助工作。救助的主要方式包括由講學之人自行辦理社會救助；在士人影響下，帶動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xiāng)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 ；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fā)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 由于商人財力雄厚，明清時期，商人階級普遍組織行善團體參加社會救助工作，對各地方的貢獻尤其顯著。然而，理學提倡禁欲主義，使宋人成為嚴肅，宋文化轉入“老僧”性格，沉靜而內向。明代以后，程朱理學被奉為不可侵犯的正統哲學，中國文化更顯現出典型的沉暮品格。

宋元時代是中國科技發(fā)展最快的時代，科技蓬勃發(fā)展的主因一是受社會經濟繁榮的影響，二是由于理學勃興，養(yǎng)成人們理性探求各種知識的習慣，因而厚植科技發(fā)展的基礎。對規(guī)律探求的重視成為宋人的特色，無論對哲學、政治、詩歌、藝術以及自然事物都如此。宋朝兼重“儒術”與“商業(yè)”，鼓勵工商為官方一貫的政策，因此對于科學技術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常予獎勵。中國四大發(fā)明中，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三大發(fā)明都出現（或大規(guī)模使用）于北宋。在天文歷算上，科學家郭守敬，發(fā)明出十多種天文儀器，并據以修訂歷法，他所制定“授時歷”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歷法。醫(yī)學方面，中醫(yī)分科由唐代的四科到宋代的九科再發(fā)展到元代的十三科。宋慈所著的《洗冤錄》是世界上最早法醫(yī)專著。在紡織業(yè)上，元黃道婆由崖州（今海南島）引進黎族的棉紡織技術再加以改良，提高舊的的棉紡織效率與產量，棉布從此成為漢人最主要的衣著布料。

晚明實學思潮造成這個時期學術文化的生機蓬勃，而且以強大的生命力延續(xù)到清初。更發(fā)展出博學派、經史派等流派，其多重視實用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晚明時期，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植物學、醫(yī)學、聲律學等諸多學科以及機械、冶金、農業(yè)、水利、等技術分枝都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科學總結和新的開創(chuàng)。清代中葉之后，由于經濟的繁榮及文字獄的壓迫，考據學大興。在文獻學方面，有集全國之力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也有各個地方印行的小型地方志。中國現存地方志高達八千多種，其中明代有一千多種，清代有五千五百種。在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對中國古籍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總結，留給后世寶貴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