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武后時期，以主文詞為特點的進士科的勃興，為一般士人中有文才的升遷創(chuàng)造了條件。

與“四杰”同時或稍后的一批初唐著名詩人，如杜審言、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等，都是由進士科及第而先后受到朝廷重用的士人作家。

他們?nèi)氤龉贂r寫的那些分題賦詠和寓直酬唱之類的“臺閣體”詩，雖在內(nèi)容上與以前的宮廷詩人的作品無太大差別，但在詩律和詩藝的研練方面卻有很大進展，為唐代近體詩的定型做出了貢獻。

杜審言、李嶠與蘇味道、崔融并稱“文章四友”。四人中，以杜審言最有詩才。胡應(yīng)麟《詩藪》說：“初唐無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為首倡。”

杜審言現(xiàn)存的２８首五言律，除一首失粘外，其馀的完全符合近體詩的粘式律。他在五律方面的成就已超過了楊炯，使五言律的創(chuàng)作首先達到了較高的藝術(shù)水準。

杜審言最有名的五律，是他早年在江陰任職時寫的《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

獨有宦游人，偏掠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zhuǎn)綠蘋。忽聞歌古調(diào)，歸思欲沾巾。

把江南早春清新秀美的景色寫得極為真切，由此引起的濃厚的思鄉(xiāng)之情，全融入明秀的詩境中，顯得極為高華雄渾。尤其是頸聯(lián)的“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生動地寫出了春的氣息，給人以華妙超然之感。

李嶠的詩歌創(chuàng)作，因重技巧而乏情思，藻麗有馀而雄渾不足，總的說來不如杜審言。這與他一生仕宦顯達而較少挫折不無關(guān)系。李嶠的詩，以工整的五言律為主，在這方面下過很深的工夫。

他的一百二十多首五言詠物詩，多為奉命或應(yīng)制之作，故缺乏生意，無多少可取之處；但這些詩大都是合律的，且十分講究修辭技巧，在當時五言律的發(fā)展過程中起到推動作用。

五律的定型，是由宋之問和沈佺期最后完成的。他們的生年晚于李嶠和杜審言，因文才受到賞識而選入朝中做官，是武后時期有代表性的臺閣詩人。置身宮禁而優(yōu)游卒歲的館閣生活，使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多限于應(yīng)制酬唱和詠物、贈別，點綴升平，標榜風雅，難免以詞藻文飾內(nèi)容貧乏之弊。

同時，也使他們有較為充裕的時間琢磨詩藝，在詩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具體作法是，除了一聯(lián)之中輕重愁異之外，還要求上一聯(lián)的對句與下一聯(lián)的出句平仄相粘，并把這種粘對規(guī)律貫穿全篇，從而使一首詩的聯(lián)與聯(lián)之間平仄相關(guān)，通篇聲律和諧。

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說：“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疏，研練精切，穩(wěn)順聲勢，謂之為律詩。”這是最早有關(guān) “律詩”定名的記載，故沈、宋之稱，也就成為律詩定型的標志。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以遵守粘對規(guī)則為聲律格式的五言律的定型，在唐代近體詩的演變過程中實具有關(guān)鍵性的意義。

它不僅完成了由永明體的四聲律到唐詩平仄律的過渡，有易于識記和掌握運用之便；而且具有推導和連類而及的作用，是一種可以推而廣之的聲律法則。

如在五言近體的范圍內(nèi)，即可由五言律，推導出五言排律和五言絕句的體式。更為重要的是，可以在五言律的基礎(chǔ)上，推導出一個近體七言詩的聲律格式，如七律、七絕等。

所以，在五言律趨于定型后，杜、李、沈、宋等人即成功地把這種律詩的粘對法則應(yīng)用于七言體詩歌，于中宗景龍年間完成了七言律詩體式的定型。

各種律詩體式的定型，為詩歌藝術(shù)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盡管沈、宋等人在任職館閣期間所寫的應(yīng)制五律和七律鮮有可觀者，但磨練出了一套律詩的聲律技巧，一旦他們因政治變故而遭謫貶，有了不吐不快的真情實感之后，就容易寫出情韻俱佳的優(yōu)秀作品。

杜審言寫得最好的五律，是在中宗復(fù)位時，他因曾依附武后男寵二張（張昌宗、張易之）而被流放峰州后創(chuàng)作的。

與此同時，宋之問和沈佺期也因相同的緣由而被流放嶺南，他們同樣也寫出了較好的作品。如宋之問的五律《度大庾嶺》：

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觌S南翥鳥，淚盡北枝花。山雨初含霽，江云欲變霞。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

未到貶所而先想歸期，一種含淚吞聲的感愴情思表現(xiàn)得真切細膩，見不到任何著意文飾的痕跡，而詩律和對仗卻十分的工整。他的《渡漢江》亦復(fù)如此：

嶺外音書斷，經(jīng)冬復(fù)歷春。近鄉(xiāng)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這是一首寫得十分精彩的五絕，具有聲情并茂、意在言外的藝術(shù)感染力，與后來盛唐詩人的作品已相去不遠了。

在當時，七言律寫得較好的是沈佺期。他的成名作是寫思婦的七律《古意呈補闕喬知之》，辭采華麗，聲韻流轉(zhuǎn)，粘連對仗的技巧很高，但有拼湊痕跡，其藝術(shù)感染力遠不如他于流貶途中寫的《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云。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疣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群。兩地江山萬馀里，何時重謁圣明君。

與他流放嶺南所作的五言律相同，此詩表達一種無可奈何的傷感心境，無意修飾，卻寫得有情有景，聲律調(diào)諧流暢而蘊含深厚，是早期七言律的成熟之作，被后人稱為初唐七律的樣板。

總之，經(jīng)過杜、李、宋、沈等人的不懈努力，從武后至中宗景龍年間，唐代近體詩的各種聲律體式已定型，并出現(xiàn)了一批較為成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