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蕭西之水，網(wǎng)易歷史專欄作家，日本史作家，出版作品《誰說日本沒有戰(zhàn)國》《第〇次世界大戰(zhàn)》，目前研究方向為大正昭和時代政黨政治、昭和時代日本軍部與官僚體系等。本文為網(wǎng)易歷史頻道獨家稿件，轉載請注明出處。

“雖然我日本之國位于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精神已經(jīng)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我國沒有時間再去等待鄰國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隊伍，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

節(jié)選自《時事新報》1885年3月16日社論——《脫亞論》。

一般認為，這篇文章發(fā)行宣告日本“脫亞入歐”開始，也宣告日本決心拋棄亞洲落后國家、徹底變革為與歐美先進國家比肩之強國。而由于《時事新報》主辦人為明治時代著名教育家福澤諭吉，自然也會認為這位“一萬日元爺爺”意在“脫亞入歐”。雖然近年來圍繞《脫亞論》作者是不是福澤諭吉一事有所爭論，但既然這篇文章能成為《時事新報》社論，起碼是獲得了福澤諭吉默許。

當然，從福澤諭吉本人經(jīng)歷來看，所謂“脫亞”并不是地理意義上“脫離亞洲”，而是在思想高度上“脫離頑固守舊”。此“亞”非彼“亞”，也造就了福澤諭吉對于亞洲的矛盾態(tài)度。

帶劍橫行：支援朝鮮開化運動

“異客相逢君莫驚，今吾自笑故吾情，西游記得廿年夢，帶劍橫行龍動城?！?/p>

這首漢詩作于1880年4月。當時朝鮮第二次修信使金弘集來訪慶應義塾，福澤諭吉看到朝鮮“開化派”虛心求教、積極尋找朝鮮近代化改革的辦法，頗為欣慰，也讓福澤諭吉懷念起1860年、1862年兩度訪問西方國家、尋求國家改革的歲月。所謂“西游記得廿年夢”，便說的是這件事。

二十年過去，當年的莘莘學子已變成致世良師，見到另一個東亞國家的使者遠道而來，尋求國家改良之路，便仿佛看到了過去自己曾經(jīng)“帶劍橫行龍動（倫敦）城”。

以金弘集來訪為契機，福澤諭吉開始正式接待朝鮮留學生。1881年12月，朝鮮“紳士考察團”來訪日本，并于1882年2月訪問慶應義塾。福澤諭吉與考察團里的金玉均頗為投緣，留他在身邊四個多月，期間將畢生關于政治改革的心得悉心傳授，并答應金玉均要幫助朝鮮走向獨立，走向開化。

1882年7月，朝鮮爆發(fā)“壬午軍亂”，朝鮮舊式軍隊攻擊日本訓練的新式軍隊與日本公使館，清廷為了平定軍亂而派遣淮軍將領吳長慶抵達漢城，將幕后指使者興宣大院君押送回天津。事后，日朝簽訂《濟物浦條約》，強迫朝鮮賠款50萬日元（約合今2億元人民幣）。為減輕朝鮮壓力，1882年9月，福澤諭吉主動出面聯(lián)絡外務卿井上馨，幫助朝鮮爭取了10年的還款時間，并以自身名義從橫濱正金銀行貸款17萬日元贈給金玉均。

17萬日元里，5萬日元用于償還當年賠款，其余款項則用于派遣留學生。1883年5月12日，開化派人派遣徐載弼、徐載昌等17名留學生來到慶應義塾；7月4日，又有樸泳斌、樸準陽、俞亨睿等12名留學生成為了福澤諭吉的門生。一時間，慶應義塾成為了日朝民間來往的重要根據(jù)地。

與此同時，開化派核心人物樸泳孝擔任漢城判尹（市長），慶應義塾弟子牛場卓造、高橋正信、井上角五郎三人也來到朝鮮，創(chuàng)立了朝鮮歷史上第一份報紙《漢城旬報》。在福澤諭吉弟子指導下，朝鮮人開始將朝鮮語以漢字、韓字混寫的方式寫作出來，將大量日語譯詞輸入朝鮮。今日韓語語法、詞匯與日語頗有類似，也肇始于此。

從對待朝鮮的殷切態(tài)度上看，福澤諭吉不但沒有“脫亞”之意，反而有著“興亞”之心。同一時期，日本民間組織“興亞會”及其后身“亞細亞協(xié)會”都邀請福澤諭吉擔任顧問。

但也要注意，與興亞會積極倡導聯(lián)合清帝國、朝鮮有所不同，福澤諭吉卻只將幫助對象定為朝鮮，對清帝國卻有著敵對態(tài)度。

其實之所以支持開化派運動，福澤諭吉的思路是支持朝鮮從清帝國朝貢體系中獨立出來，與日本一樣形成獨立自主的國家。在這個大前提下，急于在朝鮮擴大影響力、抱持亞洲舊傳統(tǒng)的清帝國自然成為福澤諭吉“文明開化”思想的對手。

不解之矛盾

1884年12月4日，開化派趁著漢城郵局落成典禮之際發(fā)動“甲申政變”，推翻了閔妃政權。但沒過兩天，代表清朝駐在朝鮮的袁世凱就率軍2000人攻克朝鮮王宮，并將擄走三年之久的興宣大院君送歸朝鮮扶正，迫使朝鮮政府大規(guī)模搜捕開化派成員。

由于犯了“大逆之罪”，朝鮮對待反叛者的手段也極為殘忍：1885年2月，金玉均、徐載弼、徐光范等開化派成員的家人全部遇害；已經(jīng)去世的洪英植從墓里被挖出來戮尸。金玉均、樸泳孝等人被迫來到日本，在福澤諭吉資助下開始流亡生活，到1894年甲午戰(zhàn)爭前夕，金玉均在上海遭到朝鮮間諜刺殺身亡。

這段時間里，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里對朝鮮政府與國民大加批判：

“朝鮮國民數(shù)百年來沉醉于支那的儒教主義，已經(jīng)失去了獨立精神；近年來的內(nèi)政外交事項中，朝鮮更是受到支那的干涉，已經(jīng)失去了獨立國體。無論有形無形都學習支那之風，百般人事都聽從支那指揮，不知自身為何、不知國家為何，只能每況愈下，逐漸走向野蠻。”（《朝鮮獨立黨的處刑（前編）》，1885年2月23日）

“不妨說明：朝鮮朝廷的事大黨如果不想獨立黨成為禍亂，那么必須盡早去除落后的儒教主義，轉為西洋的文明開化?！保ā冻r獨立黨的處刑（后編）》，1885年2月26日）

“如果一國不能保護人民生命財產(chǎn)，不能保護國民獨立，那么這種國家不如滅亡了好?！保ā稙榱顺r人民，恭賀其國滅亡》，1885年8月13日）

雖無證據(jù)顯示福澤諭吉參與1884年甲申政變，但從事后反應來看，他顯然反對朝鮮政府采取如此極端的報復行動。正因為“甲申政變”失敗，福澤諭吉對援亞行動頗為失望，從此不再支持任何國外改革運動，《脫亞論》這樣的極端文章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得以發(fā)布（1885年3月17日）。

綜覽《脫亞論》與同一時期《時事新報》社論，雖然筆觸激烈，但福澤諭吉均把批判對象定于“儒教主義”，這也與他一直以來倡導“實學”的教育理念相一致：“無論是天地之間有形之物、還是無形之人事，文明之進步都在于尋求其運作旨趣、發(fā)掘真理”，然而“亞細亞諸州人民”不但“一時聽信所謂圣賢者之言”，“到了萬世之后依然無法跳出其范圍”，與西方國家人民比起來“不可同日而語”（福澤諭吉《勸學篇》）。

很明顯，在福澤思想里，文明就等于西方，不文明就等于亞洲。雖然這個等式為很多人所唾棄，但在19世紀末期的世界，西方的文明程度、科技水平都強于東方也是不爭的事實，當時也基本只有西方列強能夠保證國家獨立，這就讓人把文明、獨立、西方這些字眼全部并列到一起。在這個邏輯體系里，“脫亞”也就是脫離亞洲陳舊的科技體系與思想體系，維護國家與人民獨立。

《脫亞論》也提到：“如今支那、朝鮮不但對日本沒有任何幫助，而且由于三國地利相接，西洋文明人會將三國同樣對待，很可能會帶著對支、韓兩國的評價來看待日本”，“與惡友親近的人也會被看作惡友，我在內(nèi)心里謝絕東亞惡友”。

基于相似理念，福澤諭吉更支持日本與“東亞惡友”之間的戰(zhàn)爭：1894年7月29日，就在甲午戰(zhàn)爭豐島海戰(zhàn)結束之后，《時事新報》稱“日清戰(zhàn)爭”是“文明開化謀求進步之國與阻礙其進步之國的戰(zhàn)爭”；隨后福澤諭吉與三井、三菱等財閥結成“報國會”，自身甚至拿出一萬日元支援戰(zhàn)爭；戰(zhàn)爭結束前后，他又給友人寫信提到“沒想到如今眼前竟有此盛事，能將鄰國支那、朝鮮都包羅在我文明之中，實為必生之愉快”。

僅從對甲午戰(zhàn)爭的態(tài)度來看，福澤諭吉非但不是一位諄諄導師，反倒像是一位侵略戰(zhàn)爭的吹鼓手，這種形象矛盾不僅是福澤諭吉對亞矛盾態(tài)度的體現(xiàn)，也反映出“文明=西洋”的理論矛盾。

從現(xiàn)代角度看，近代“西洋”在制度與科技上的貢獻的確可以是“文明”的重要象征，但同樣由西方“發(fā)明”的殖民統(tǒng)治、侵略戰(zhàn)爭卻并不能納入到“文明”范疇之中。然而在殖民危機盛行的19世紀末期，為了獨立自強，日本也必須接受“文明=西洋”的邏輯套路，這就不僅讓他們學來文明開化，也讓他們學會了殖民統(tǒng)治、侵略戰(zhàn)爭。一旦強大起來，日本就不免抱持著“勝者為王”的理念，復制歐美列強的侵略戰(zhàn)爭與殖民統(tǒng)治。

這一點也在《脫亞論》里有所隱喻：文章一方面提到清帝國與朝鮮“過不了多少年無疑亡國，國土為世界文明各國分割”，另一方面卻建議日本“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起碼在《脫亞論》作者眼里，“文明國家”有權“分割”那些不文明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