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晨，長安城中發(fā)生了一起巨案，宰相武元衡與其副手裴度在上朝之時分別遇刺，一死一傷。消息傳出，朝野為之震動。

武元衡、裴度都為忠心鐵血之人，是唐憲宗削藩的堅定支持者和執(zhí)行者，他二人在幾天前才剛剛接受了一項任命，將率軍征討謀反的淮西節(jié)度使吳元濟，居然就發(fā)生了此事，因此消息一經傳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大臣們立刻都噤若寒蟬，萬分小心起來。

案發(fā)十多天里，長安城一片恐怖氣氛，大臣們舉止失措，只想保命，竟連上朝也大都懈怠起來。

他們天不亮不敢出門，出了門也畏畏縮縮，如臨大敵，以至于憲宗皇帝要等很久，他的大臣們才能到齊。

這樣一種情形下自然沒人敢為武元衡和裴度說話，更別說緝兇，眼見得正義淪喪，國恥昭然，此事真正是無可奈何了，然而這時候忽然有一個人挺身而出，給唐憲宗遞上了一個奏折。

此人正是史上著名的大詩人，時任太子左善贊大夫的白居易。

堂堂的一個當朝宰相在帝都被人刺殺、割頭，居然無一個大臣敢出來說話，這讓白居易實在忍不住了。

武元衡可敬，此事更有關國家法度，朝廷尊嚴，而且白居易與武元衡也私交甚好，所以白居易就要冒死上書為武元衡伸冤，要求朝廷緝拿兇手，以雪國恥。

白居易勇氣過人，其要求非常正當，而唐憲宗也決不會任由他的天下四分五裂，所以他在其后不久，就以一個任命明確宣示了他的態(tài)度：任命裴度繼任武元衡為相。

此種案子的辦理似乎也只能以繼續(xù)堅定不移地削藩和平叛為辦法，然而不料這件事卻給白居易帶來了極大的厄運。他的貶謫之路就要因此開始了。

白居易為官端正，曾經得罪過不少人，他與武元衡交好，也自然會因武元衡樹立政敵，而唐憲宗現在的表現，似乎預示著白居易即將得寵，因此那些人隨即向白居易發(fā)起了猛攻。

他們先前本來是一句話都不敢說的，可是他們現在卻說白居易為東宮之官，不負諫官之責，不該搶先諫官上書言事。為了徹底打倒白居易，他們甚至把白居易母親之死也關聯(lián)上了，說白居易的母親是看花墜井而死，可是白居易居然能作《賞花》、《新井》之詩。

這當然是有傷名教，有悖倫理的大不孝之罪，于是另外兩位宰相韋貫之和張弘靖隨后立刻出面上奏，要求將白居易貶為江州刺史。

然而此事難道這樣就算完了嗎？不，這絕對不行。當白居易已經出京赴任之時，那中書舍人王涯偏還要痛打落水狗，說白居易所犯之罪，治理州郡也不適宜。

白居易就因此在半路上又接到第二道圣旨，再次被貶為一個可有可無的閑官，江州司馬。白居易事事多嘴多言，對皇帝多有直諫冒犯，實際上唐憲宗對他也早已不滿。

宰相被殺，“合朝震栗，不知所云”，自“書籍以來，未有此事”，白居易自認為“國辱臣死，此其時邪？”“不當默默”，故而“獨進封章”。

此“謂之忠，謂之憤”，故而白居易“亦無愧矣”，即便“謂之妄，謂之狂”，白居易亦自覺“又敢逃乎？”然而白居易“以此獲辜”，已“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為罪名乎？”因此這未免就使白居易更有憤激之感。

上面這些話見于白居易年后的《與楊虞卿書》，讀來不禁令人扼腕嘆息。此真正是“死則葬魚鱉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群”的世道了。

政敵們僅以搶先諫官上書言事打擊白居易，顯然力道虛弱，太過牽強，所以他們之后才會搬出白居易之詩，硬往倫理大道上靠。然而這種攻擊依舊牽強，那么政敵們到底是為何要出此招，此招又到底是為何偏能奏此大效呢？

他們其實是看準了白居易的軟肋，知道他是恥于就此分辨的。白居易恥于分辨，那么這項罪名也就足以落實。

白居易母親之死，頗為蹊蹺，事關個人、家庭、家族榮辱，牽扯到許多倫理問題，白家當初為此曾是編造過一個謊言的，這無疑就將白居易置于了難言之地，生怕牽扯出更多意外。

此事當時之情形，我們只需看一下高彥休《唐闕史》的一段記載就可以明白。

高彥休也是唐人，距白居易不遠，他在《唐闕史·白樂天獲罪》里是這樣說的：

（白居易母親墜井而死），時裴晉公（裴度）為三省，本廳對客，京兆府申堂狀至，四座驚愕。薛給事存誠曰：“某所居與白鄰，聞其母久苦心疾，叫呼往往達于鄰里。”座客意稍釋。

他日，晉公獨見夕拜（即夕郎，均為黃門侍郎、給事中別稱，這里稱呼的是薛存誠職位）謂曰：“前時眾中之言，可謂存朝廷大體矣。”夕拜正色曰：“言其實也，非大體也?！庇墒菚x公信其事······

——這就是說，當時京兆府報告白居易母親之死，大家都很驚愕，于是與白居易相鄰的薛存誠就為之做了解釋，說白居易的母親神經不正常，墜井而死當無別情。其后裴度見薛存誠，稱贊他為朝廷存了大體，但薛存誠卻正色道，我說的是實話，并非為朝廷存大體。

薛存誠也是一位詩人，但此人做官卻遠比白居易還要強硬，他當初除暴之時，曾連唐憲宗的面子都不肯給。薛存誠這樣一個人自然不涉圓滑，他既然仍舊這樣說，裴度便不能不信。

白居易母親墜井而死，眾人為什么會感到驚愕？這是因為一個人好端端地，是不可能墜井而死的，大家都認為其中必有隱情。如果白居易的母親是因為什么事自殺，這當然就牽扯到孝道倫理大事，關系白居易的聲譽、前途。

如薛存誠所言，白居易的母親既然神經早不正常，那么這事就算比較合理了，于是在座諸人便終于“意稍釋”。然而大家是“意稍釋”，這事卻就是裴度這種比較磊落，并曾多次提拔過白居易，算為相知的人也難以盡信，所以他后面才仍舊會有試探、求證之舉。

裴度都難相信，你想其他人會怎樣？可想而知白居易當時面臨的是何等壓力。

此事關乎倫理孝道，甚至有關官體、國體，即便是真有心疾，真因為心疾而死，白居易也難辭其咎，未免心中苦痛，而白居易之后偏偏還要將母親之死說成是看花不慎，這就未免更加令人起疑，導致眾說紛紜了。

殊不知白居易母親患有心疾，白居易本人、家人也患有心疾，神經疾病在今天都為可恥之事，何況古代？白居易及其家人卻就是因這心疾要編造謊言的。

此正如高彥休所言：“凡曰墜井，必恚恨也，隕獲也；凡曰看花，必怡暢也，閑適也。安有怡暢閑適之際，遽致顛沛廢墜之事？”白居易即因此作偽，因此招疑，卻也因此有苦難言。

他不能說母親有神經病，更不能言母親之非，他只有任由別人誤會。因為他母親這病，自當有其根由，而這根由又恰在他母親自己。這總之怎么說都極其為難。

高彥休此文，卻是有關白居易母親之死最權威的記載，這甚至是現存唯一可靠的文獻證據。名教社會，對尊者及其家人，尤其是長輩之精神病案例、不得善終之死，自然一般都諱莫如深。

高彥休對白居易母親的心疾卻又是這樣說的：

公（白居易）母有心疾，因悍妬得之。及嫠，家苦貧，公與弟不獲安居，常索米丐衣于鄰郡邑。母晝夜念之，病益甚。公隨計宣州，因母憂發(fā)狂，以葦刀自剄，人救之得免。后遍訪醫(yī)藥，或發(fā)或瘳，常恃二壯婢，厚給衣食，婢扶衛(wèi)之，一旦稍怠，斃于坎井。

——這里又是說，白居易的母親早先就患有心疾，她后來守寡家貧，與兩個兒子時常分離，為之擔憂，就病情更重。她還曾為此自殺過。白居易后來有條件了，曾經多方為母治病，但是時好時壞。白居易不得已，只好專門雇了兩個婢女看護，但是婢女稍一懈怠，白居易母親就墜井而死。

至于其母之心疾由來，高彥休說這是“因悍妬得之”。高彥休與白居易毫無關系，不必為之遮掩，他的材料必得自時人，自為可信。

那么現在我們就要談到白居易身上的一段公案了，那就是有人說，白居易的父母是甥舅結婚，實為亂倫。許多年來，人們一直在為此事糾纏不休，爭辯不休，甚至那些著名的歷史學家、考據大師。

人們有此發(fā)現，實是依靠一篇《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夫人白氏墓志銘》及一篇《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此二文本錯亂顛倒，輩分不清，當或為偽作，或流傳有誤，而今人再張冠李戴，指鹿為馬，生搬硬套，自然就弄得越發(fā)糊涂混亂。

此二文既不可依據，則論點全非，而此論點之非，如要細究，則只需看一下陳之卓先生的《白居易父母非甥舅婚配考辯及有關墓志試正》就可以了。陳之卓先生與岑仲勉先生論點一致，那就是白居易父母“不過中表結婚，絕非甥舅聯(lián)姻”。

而我們如果不想細究，這卻也另有辦法，那就是循其常理，斷其正誤。

常理雖然未必便是真理，但其不可依據之處，卻往往因為其根基太不牢靠，而我們這常理卻是絕對牢靠，甚至要比那考證更為簡捷有力的。

禮教社會，甥舅婚大悖倫理，何以白居易的父親仍舊可以為官？時人對此從無指摘？我們如果僅僅搬出這一點，論據似乎還不夠充分，那么我們何不再來看看這場因行刺引發(fā)的風波，背后暗藏了什么東西呢？

白居易一生留詩無數，他幾乎每事都要寫詩，幾乎把他的詩當做日記，但是他在母喪丁憂期間卻一反常態(tài)，卻絕無片言只字涉及母親之死。

白居易那期間并沒有片言只字涉及母親，他詠花之詩比比皆是，無一春不曾詠花，其《新井》篇更不在其時，而他的政敵們卻要以他前后之詩來攻擊他，這說明什么？這自然說明政敵們無所不用其極。

白居易已經被貶出京城，可他的政敵們卻依舊不能滿足，甚至不怕將他貶到更低，踩的更深，這說明的又是什么？這自可見他們對白居易恨之入骨。

政敵們對白居易恨之入骨，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你想白居易的父母如果真是那樣一種關系，他們豈能輕輕放過，豈能不緊緊抓??？

甥舅亂倫，這可是更大的倫理之罪，在當時不但白居易父親不可能繼續(xù)做官，就是白居易本人也必受到絕對牽連，如果此事真有，何以政敵們在這場攻擊中卻會牽強到只以白居易的詩來做武器呢？

后人不還老猜測白居易的母親正是因為受不了輿論壓力才得的神經疾病嗎？輿論既然都把他母親壓到這個地步了，當朝之人為何竟能不知，政敵們又為何竟能不用？這難道符合常理？

人們甚至還能拿著這悍妬大做文章呢，說果然，果然，若非如此，其母怎會悍妬生疾，這分明不就是因為承受不了禮教法規(guī)的種種壓力才精神不正常，進而嚴重到自殺的嗎？

人們可真能附會，這當真是先理后證，生拉硬扯。誰說的這心疾得之悍妬，這悍妬就非因承受不了禮教壓力而生？

妬，妒也，悍妬，悍妒也，蠻橫嫉妒之意也，我等豈不聞唐代孟棨《本事詩·嘲戲》中有：“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 談畏如嚴君?！?？

宋代梅堯臣 《桓妒妻》中有：“昔聞桓司馬 ，娶妾貌甚都。其妻南郡主 ，悍妒誰與俱?！保?/p>

《初刻拍案驚奇》中有：“妻當日悍妬，做了這事，而今見夫無嗣，也有些慚悔哀憐，巴不得是真?！?？

清代蒲松齡《聊齋志異·青梅》中有：“冢室故悍妒， 李初未敢言妾，但托買婢?！?？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有：“ 茍才平日本是厭惡他悍妒潑辣，樣樣俱全，巴不得他早死了?！?？

她們這些人難道都是因為有某種污點，受不了輿論環(huán)境壓力才悍妬的嗎？白居易母親性格不好，才會因此生疾，她后來因為擔憂過重，才病情加重，高彥休已經說的明明白白，何以人們就仍舊非要咬住這一觀點，死死不放呢？

岑仲勉、陳之卓對此早有合理論證，我們如今所談的這些道理也并不高深，頗為分明，可是有人不但每每作文總要堅持前意，就是在講壇之上也依舊態(tài)度不改，喋喋不休，這到底是為了什么？

這到底是炒作，還是心存惡意，誰能告訴我們？人皆有父母，都有苦痛，我們?yōu)槭裁淳筒荒苓€詩人一個清白？

白居易后來作書友人楊虞卿，訴說此事時，還曾自言此生在世一天，就決不愿安于和光同塵，而我們卻是甘于葬身魚鱉之腹，同處鳥獸之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