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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學家、學者錢鐘書所著《宋詩選注》，為晏殊、王安石、柳永、歐陽修、秦觀、蘇軾、黃庭堅、楊萬里、陸游、文天祥等八十位詩人作了小傳，并對他們的三百首宋詩作了注釋。
王安石，宋撫州臨川人，字介甫，小字獾郎，號半山。王益子。仁宗慶歷二年進士。授簽書淮南判官。七年，知鄞縣，興修水利，貸谷于民，嚴整保伍，治績卓著。歷舒州通判、知常州。嘉祐三年，入為三司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主張變法改革、培養(yǎng)人才，未被采納。遷知制誥，以母喪去職。神宗即位，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拜參知政事，力主變法，與神宗意合，乃設置三司條例司，理財整軍，力謀富國強兵。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續(xù)頒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又改革科舉、學校制度。七年，因遭司馬光、文彥博、韓琦等強烈反對，罷相，知江寧府。八年，復相。九年，再罷相，出判江寧府。元豐三年，封荊國公。卒謚文。提倡新學，曾與子雱及呂惠卿重釋《詩》《書》《周官》，為《三經新義》；又撰《字說》，文字訓詁亦多與前人不同。主歷史變化之說，強調“權時之變”，反對因循保守。詩文多反映社會現(xiàn)實，抒發(fā)政治抱負，風格雄健峭拔，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臨川集》，一名《王文公文集》，又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老子注》輯本。  《宋詩選注》：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臨川人，有《臨川文集》。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時和后世許多人的敵視，但是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學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詩。他比歐陽修淵博，更講究修辭的技巧，因此盡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內容充實，把鋒芒犀利的語言時常斬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沒有回味的表達了新穎的意思，而后來宋詩的形式主義卻也是他培養(yǎng)了根芽。他的詩往往是搬弄詞匯和典故的游戲，測驗學問的考題；借典故來講當前的情事，把不經見而有出處的，或者看來新鮮其實古舊的詞藻來代替常用的語言。典故詞藻的來頭愈大，例如出于“六經”“四史”，或者出處愈僻，例如來自佛典、道書，就愈見工夫。有時他還用些通俗的話作為點綴，恰像大觀園里要來一個泥墻土井、有“田舍家風”的稻香村。
把古典成語鋪張排比，雖然不是舊詩先天不足而帶來的胎里病，但是從它的歷史看來，可以說是它后天失調而經常發(fā)作的老毛病。六朝時，蕭子顯已經不很滿意詩歌“全借古語，用申今情”，鐘嶸在《詩品》里更反對“補假”“經史”“故實”，反對把當時駢文里“事對”的方法應用到詩歌里去。也許古代詩人不得不用這種方法，把記誦的豐富來補救和掩飾詩情詩意的貧乏，或者把濃厚的“書卷氣”作為應付政治和社會勢力的煙幕。第一，詩歌變成社交的必需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龍》所謂“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懶取巧，羅列些古典成語來敷衍搪塞。第二，政治的壓迫和禮教的束縛剝奪了詩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寫的自由。常常得指桑罵槐或者移花接木，繞了個彎，借古典來轉述；明明是時事，偏說“詠史”，明明是新愁，偏說“古意”，甚至還利用“香草美人”的傳統(tǒng)，借“古意”的形式來起“詠史”的作用，更害得讀者猜測個不休。除掉這兩個社會原因，還有藝術上的原因：詩人要使語言有色澤、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讀者對詩的內容作更多的尋味，就用些古典成語，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幾，陳設些古玩書畫。不過，對一切點綴品的愛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為主，好好一個家陳列得像古董鋪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詩變成“垛疊死人”。 北宋初的西昆體就是主要靠“挦撦”──鐘嶸所謂“補假”──來寫詩的。然而從北宋詩歌的整個發(fā)展看來，西昆體不過像一薄層、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沒有在水里滲入得透，溶解得勻；它只有極局限、極短促的影響，立刻給大家瞧不起，并且它“挦撦”的古典成語的范圍跟它歌詠的事物的范圍同樣的狹小。王安石的詩無論在聲譽上、在內容上、或在詞句的來源上都比西昆體廣大得多。痛罵他禍國殃民的人都得承認他“博極群書”；他在辯論的時候，也破口罵人：“君輩坐不讀書耳！”所以只要他想“以故事記實事”，他都辦得到。他還有他的理論，所謂“用事”不是“編事”，“須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fā)明”；這也許正是唐代皎然所說“用事不直”，的確就是后來楊萬里所稱贊黃庭堅的“妙法”，“備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后面選的《書湖陰先生壁》里，把兩個人事上的古典成語來描寫青山綠水的姿態(tài)，可以作為“借事發(fā)明”的例證。這種把古典來“挪用”，比了那種捧住了類書，說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誠然是心眼兒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總不免把借債來代替生產。結果是跟讀者捉迷藏，也替箋注家拉買賣。 選詩：《河北民》《即事》《葛溪驛》《示長安君》《初夏即事》《悟真院》《書湖陰先生壁》《泊船瓜洲》《江上》《夜直》。
不畏天變恤人言，欲廢宗法千古冤； 九十萬錢歸還妾，一匹蹇驢代乘軒； 元佑君實未始冷，烏臺子瞻定知暄； 文章更未輸節(jié)義，后來無數(shù)想攀援。 小注：1、不畏天變恤人言，欲廢宗法千古冤：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
動改革，力圖革除北宋存在的積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國強兵，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紹 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生了深遠 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中國皇權時代官 方定論。 2、宗法：古代以家族為中心，按血統(tǒng)、嫡庶來組織、統(tǒng)治社會的法則。清鳳韶《鳳氏經說·宗法》： “先王為大夫士立有宗法，義取尊祖收族也?！洞髠鳌吩唬骸畡e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 宗’……宗法皆然。繼祖，繼曾高祖，亦統(tǒng)謂之小宗。大宗惟一，小宗無數(shù)?！?br style="FONT-FAMILY: "> 3、九十萬錢歸還妾，一匹蹇驢代乘軒：王荊公（王安石）升職為知制誥，吳夫人為他買了一個小妾， 荊公見到說：“這是什么？”那女子說：“夫人讓我侍奉您左右?！蓖跚G公說：“你是誰家的女 人？”那女子說：“我的丈夫是軍中官員，運米時船沉，家中資產都賠上還不夠，還要賣了我來補 償?！蓖跚G公傷感地說：“夫人花了多少錢買你？”女子說：“九十萬錢?！蓖跚G公叫來她的丈 夫，讓那對夫婦和好如初，還給他們金錢，盡可能地幫助他們。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司 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 識，有未便者?！唬骸澄┣笕瞬蛔R耳?！跚G公辭相位，惟乘驢?；騽衿淞钊思巛洠?br style="FONT-FAMILY: "> 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瘑韬?！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 哉！” 4、還妾：休棄侍妾回歸娘家?！抖膛陌阁@奇》卷32：“此時連前日兒子帶姙還妾之事，盡多如隔了 一世的，那里還記得影響起來？” 5、乘軒：乘坐大夫的車子?！蹲髠鳌らh公二年》：“衛(wèi)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倍蓬A注：“軒，大 夫車?！?br style="FONT-FAMILY: "> 6、元佑君實未始冷，烏臺子瞻定知暄：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王安 石去世后，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 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彼抉R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 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元佑更化”是北宋新舊黨爭全面爆發(fā)的一個轉折點，以司馬光 （字君實）為首的反變法派，在元佑年間推翻王安石變法的事件。元豐八年春，宋神宗趙頊病死， 其子趙煦（宋哲宗）即位，年僅十歲，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執(zhí)政。王安石也絕非奸佞小 人，他與蘇東坡（字子瞻）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 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織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 地?！盀跖_詩案”發(fā)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 “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 7、文章更未輸節(jié)義，后來無數(shù)想攀援：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 8、攀援：追隨；依附?！冻o·遠游》：“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唐孟郊《戲贈 無本》詩之二：“相思塞心胸，高逸難攀援?！?span style="FONT-FAMIL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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