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師簡介：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李白學會會員、中國韻文學會會員。在國內(nèi)外學術刊物上發(fā)表學術論文40余篇，出版各類學術著作4部，先后榮獲省部級以上教學科研獎勵5項，主持、參與的省部級以上教學科研項目4項。

內(nèi)容簡介：宋哲宗元佑元年四月，即公元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金陵，終年六十六歲。王安石去世之后，雖然朝廷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但由于當時的政治壓力，不僅使王安石的喪事辦得極為潦草，而且也沒有為王安石撰寫墓志銘和神道碑，曾經(jīng)叱咤風云的一代文豪和名相，就這樣在寂靜中黯然西歸。然而歷史不可能遺忘這樣一位大人物，恰恰相反，在北宋一代，圍繞著王安石，產(chǎn)生了巨大的爭議，有人將他推向神壇，成為顯赫的圣人，也有人將他打入地獄，成為萬惡的罪人，這其中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九百年后的我們應該如何評說王安石的是非功過呢？

全文：

在王安石去世后不長的時間，宋哲宗繼位了，就是宋神宗的兒子，最開始的時候，由太后攝政，后來宋哲宗長大之后就親政，親政了之后，宋哲宗的思想，包括他身邊的宰相們是想要繼續(xù)推行新法的。當然，哲宗身邊的幾位很重要的大臣都是王安石的門生，他們想繼續(xù)繼承著神宗和王安石的這樣的遺志，把革新變法繼續(xù)推進。在這樣的前提下，宋哲宗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的四月，王安石首先被給予一項很高的榮譽，就是配享神宗祖廟。什么意思呢？這個神宗皇帝也罷，哲宗皇帝也罷，他總要死，皇帝死了之后，就被供起來了，給他修一個很大的廟，這個廟應該是最高等的廟，神宗在中間供著，兩邊有他的隨從、他生前最重要的大臣，陪伴在他身邊，一起接受著人們對他的供奉。那么誰才有資格在皇帝的身邊一同配享呢？配享的意思就是跟在皇帝的身邊，一起接受后來者的供奉和祭奠，這是極高的榮譽，這個榮譽就給了王安石，就是他也被供奉在神宗的廟里邊。幾年之后，到了宋徽宗的時候，宋徽宗崇寧三年公元1105年六月，又下詔，配享孔子廟。我們知道你現(xiàn)在到孔廟里邊去，中間是孔子，然后這邊是孟子，這邊是顏回，這邊還有曾子等等，他的弟子們和他的后學們，那些最出色的人也陪侍在旁邊。宋徽宗的時候，依然想要繼承革新變法的遺志，所以，王安石的后學和追隨者們就給徽宗建議，讓王安石也被供奉在孔廟當中，他排在哪個位置上呢？孔子、孟子，下來就是王安石，那地位是非常高的。這充分地說明王安石雖然已經(jīng)去世了，神宗也已經(jīng)去世了，中間還遭遇過一段時間的冷遇，但是在哲宗時代、在徽宗時代，王安石的革新變法之功還是充分地得到了朝廷的承認，并且給予了他作為一個大臣，作為一個文人所能給的最高的榮譽，在死后最高的榮譽，不但跟皇帝一起被供奉在廟里，甚至跟萬世之表的孔子也一起被供奉，而且排的位置還可以，排第三。
　　可是這個局面維持的時間并不長，很快我們就知道金國人打來了。宋徽宗寫得一筆好字“瘦金體”，畫得一手好畫，可是既不能帶兵打仗，又不會強兵治國，是個庸君，慌慌張張地不敢承擔這樣一個將要亡國、滅國的責任，就把這位子傳給了他的兒子，這就是宋欽宗。宋欽宗跟他父親是半斤和八兩的關系，做不了實際的文章，也打不了仗，也扭轉不了局面，但可以什么呢，可以喊兩聲，可以先把責任撇清。他迫不及待地要找個替罪羊的，誰是替罪羊呢？當時徽宗和欽宗身邊的宰相就是蔡京，蔡京現(xiàn)在在《宋史》里邊已經(jīng)被歸到《奸臣傳》里邊。蔡京和蔡卞這是兄弟，跟蔡襄是堂兄弟的關系，我們知道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他們都是所謂的新黨人物。無論是蔡卞還是蔡京，就說蔡京吧，你也不能把他徹底抹黑，他肯定是個有能力的人，而且也是做了點好事的，但是他也是做了不少壞事的，所以第一個要抓的替罪羊這就是蔡京，把蔡京貶得遠遠的，貶到半道上就貶死了。這哪兒行?。咳怂懒?，罪責不能死，斗死了蔡京，還得順藤摸瓜抓他的根源，是誰把蔡京弄成這樣的？蔡京從哪兒來的？這一摸就摸出來了，就摸到王安石身上了，所以蔡京誤國從根源上來講，是王安石誤國，王安石為何誤國？王安石搞變法，他的變法混亂綱紀，使國不國，所以才有了現(xiàn)在滅亡的結果。宋欽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四月，就罷掉了王安石配享孔廟的名譽，就把他從里邊撤出來。
　　四年之后，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30年六月，又罷掉了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的榮譽，換成了司馬光。這是很有諷刺意味的，我估計神宗在天有靈啊，天天老瞅著旁邊這司馬光坐在自己旁邊，也挺別扭的，這根本就不是一碼事的，但你也能看出司馬光的地位是很重要的，這么大的一個“反派”，就是死了，也能夠跟他當初所反對的君王有資格坐在一起。我前面說了，司馬光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你看前后沒差了幾年，最開始是倍極榮耀，配享孔子、配享神宗，現(xiàn)在全都撤了，為什么撤呢？要找替罪羊。尤其是到了宋高宗，宋高宗開始光忙著逃命了，后來綱紀整頓，朝廷剛剛喘息了之后，就馬上要把這事兒擇清楚，這當然也是政治上的需要，必須得有人為北宋的滅亡買單，買單的不是宋欽宗，不是宋徽宗，自然也不可能是宋哲宗和宋神宗，怎么能拿皇帝買單呢？那就只能找王安石了。我前面曾經(jīng)說過，宋高宗那對王安石恨透了，這個恨，其實在多大程度上是感情的恨，我覺得不是，是政治需要的恨，是輿論上必須要表達憤怒之恨。
　　所以我們說，我們對王安石的評價，千秋之后，離了這么遠的距離，九百多年之后我們再來看的時候，有時候覺得這個歷史真的是難以琢磨。王安石自己都沒想到，他死了之后，這幕活劇比他生前都要熱鬧。

解說：在南宋時代從整體上對王安石和他的變法都持否定態(tài)度，這成為了判斷一個人政治立場的“標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不過，出乎當時人們的意料，大思想家朱熹卻大膽地跨出了這一步。朱熹是南宋時代最著名的理學家之一，經(jīng)由他開創(chuàng)和發(fā)展的宋明理學，幾乎成為后來中國儒學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那么，這樣一個深刻影響中國人思想和心理的一代大儒，究竟是如何評價王安石的呢？

朱熹的評價非常有意思。首先，他批評王安石，說王安石的學問那是旁門左道、奇門怪學，他對王安石的學問進行了抨擊。他不光抨擊王安石其實，他還抨擊蘇軾、蘇轍、歐陽修，凡是在之前思想史上做出成就的，朱熹都要對他們一一做出評點，指出他們的不足，然后閃光的時刻就出現(xiàn)了，朱熹就出現(xiàn)了。當然，這種點評不是無厘頭的，作為一個思想家和學問家，他有這個水平和能力指出你的不足，這是任何一個思想家想要在思想的殿堂上樹立自己的學說的時候，都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你要對前人的成就做出自己的評斷。
　　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當時南宋的形勢，對于王安石整體的評價，朱熹總體的評價都不可能很高，他對王安石。那政治上對王安石變法怎么評價呢？朱熹的評價也很有趣，朱熹說王安石變法就跟庸醫(yī)給人看病一樣，人家生了病，流鼻涕、打噴嚏，感冒了，王大夫給人拿了一盒藥，打開一看，里邊寫倆字兒——砒霜，結果把人吃死了。心是好的，用的勁兒也很大，使的力氣也很足，效果完全相反。當然這是朱熹是這么講了，我們前面講了很多，不一定是效果完全相反，只是中間出了不少的問題，有些還是大問題，但你要說完全相反也不符合事實。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朱熹對于整個王安石變法的環(huán)境、背景，他的分析都非常地客觀，你注意，這就是學者和政治家的最大的區(qū)別，他講道理。朱熹首先認為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是必須要變法的，就這一點，就跟司馬光不一樣，他認為當時的確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候。他說，
　　“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jié)，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
　　　　　　　　　　　　　　                                          ——《朱子語類》
　　什么呢，就是那會兒不變真不行了，甭說是王安石，大伙兒都想變，只不過怎么變這個具體的渠道和方式方法不一樣而已。我們前面說過，從慶歷新政開始，范仲淹不是也要變嗎？歐陽修不是也要變嗎？包括蘇軾不是也要變來著嗎？就是司馬光其實也想變，只是不想全變。這一點上，你看，朱熹其實跟王安石沒什么本質(zhì)的區(qū)別。第二，很重要，以前我們印象里朱熹這個理學家，一身的道學氣，肯定是非常腐朽的。錯了。朱熹認為祖宗之法是可以變的，朱熹講了很深刻的道理，說祖宗的法只是用在當時的，為了當時適用，可祖宗從來沒想著這法能夠讓自己的子孫吃幾輩子的，沒這回事，法要常變才能常新，這是朱熹的第二個觀點。第三，朱熹對于王安石變法的具體的一些舉措也一一給予了肯定，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還詳細地分析了當時王安石那些對頭們到底是啥心態(tài)。他就說蘇軾，說蘇軾這個人如果當初他也變法，未見得下場能比王安石好多少，而且蘇軾這個人有個特點，他是后來看見王安石越弄越狼狽了，所以他就改口了，他本來也是要變法的，后來看看改著、改著，越改越狼狽，不成樣子了，他就說不能變，開始可能未嘗要反對青苗法，后來看看青苗法越來越狼狽，罵的人越多了，蘇軾也就改口了。這就說明什么呢？這就說明朱熹心里是很清楚的，誰到王安石的位置上都未必會比他弄得更好，說風涼話誰不會?。刻翦e誰不會??？你做一正確的出來看看？
　　而且朱熹對王安石的道德品行絕對首肯，他說，王安石的才華，王安石做宰相是“不世出之資”，就是這樣的宰相幾輩子都出不了一個，這是大才，他的品行可以超越揚雄和韓愈，甚至可以超越顏回和孟子。他特別提到一點說當初，咱們還記得王安石剛剛跟神宗開始交往的時候，神宗不是迫不及待地說，您覺得唐太宗怎么樣？王安石當時就否了，唐太宗什么水平，跟這種人攪在一起沒有什么好下場的。朱熹說王安石的出發(fā)點和起點就不一樣，他把唐太宗跟諸葛亮都沒放在眼里，這就說明這個人起點非常高，不是一般的水平。
　　我說這些，大家可能說那你說了半天，我聽這個話的意思好像朱熹對他肯定得多？這話也說得不對。朱熹還說了，看人要看大節(jié)出處，要看主要矛盾。總的來講，王安石是不行的，把事情做壞了，在這個前提底下他可以說很多很多好話，他用了第一段，用了十個字說，大節(jié)有問題，把事情做壞了失敗了，是要檢討的。底下用了一萬多字來講，在這個前提底下，他其實也是很好的。這是什么呢，這是一個典型的學者和思想家，他是理性地在進行分析，心里很明白。

解說：由于朱熹在思想史上的巨大影響力，所以，他的評價就影響到了后代。在元朝編纂的《宋史》中，雖然將王安石當年改革變法的追隨者呂惠卿、曾布列入到《奸臣傳》中，可是“奸臣的老師”王安石卻安然無恙，沒有被列入到《奸臣傳》之中，在《宋史》中，對王安石的評價是亦褒亦貶。當然，思想家和正史的評價是一回事，民間的評價又是另一回事。在宋代，民間筆記和小說已經(jīng)十分流行，這里面記載了大量有關王安石的遺聞逸事。那么，這其中對王安石的評價又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嗎？

我們先來看筆記，這筆記，宋人的筆記里邊的王安石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正面，一個是負面。
　　所謂正面寫王安石主要是哪些呢？第一，不近女色，這我們已經(jīng)講了N多遍了，不近女色。第二，清廉樸素。第三，嗜書如命。第四，淡泊名利。第五，晚年的悠閑的生活，展示了他情趣的另一面。這是正面描寫。
　　負面的比較多。第一，脾氣賊倔，絕不妥協(xié)。第二，不修邊幅，主要是不講衛(wèi)生。第三，大詐似信，就是在別人看來，他的行為顯得很不尋常，好像是不經(jīng)意的，但是老覺得他是假裝的。比方前面我們說那吃肉的事，他在那兒吃菜，老吃面前的那盤菜，結果回來他的同事給他夫人說，他好像特別喜歡吃這肉絲啊，他夫人說不是吧？沒聽說他愛吃這個，回頭給他換一土豆，你試試。然后給他換一土豆，又把眼前的吃了，這說明什么呢？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吃飯上，他在想別的事情，或者他在想國家大事。但是反對者們就認為，這都是裝的，這太奸詐了，就是為了樹立形象。這一類。還有一類是欺世盜名，跟這也差不多。還有一類是攀附權貴。還有一類是心胸狹窄。這是筆記。
　　還有小說呢。宋代的小說，宋代是中國古代小說，發(fā)展的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小說到了宋代，它的成熟的形態(tài)基本全部具有了，而且這種小說就是在現(xiàn)場說書的那種小說，它是可以用來說的，所以小說的市場的性質(zhì)非常強。
　　現(xiàn)在我們所能找到的有王安石形象的宋代的小說，就是《京本通俗小說》殘本當中的第十四卷《拗相公》，這小說名字就叫《拗相公》，這篇小說的主體是說拗相公被罷相了之后微服私訪，其實被罷相了還用得著微服嗎？本身就微了，所以不用專門微，就是反正微服私訪，到民間去看民生有什么疾苦。
　　到一老先生、老頭兒家里頭“梆梆梆”一敲門，人家出來了。問說老先生您多大歲數(shù)了？說七十八了。家里還有什么人嗎？說有，四個兒子都死了。說怎么都死了呢？說都是新法鬧的。王安石一聽，就挺別扭，怎么都是新法弄的呢？說哎喲，這個，我們天天就對付這新法，一會兒一個法，一會兒一個法，這些法沒想怎么給我們造福，天天就給我們找亂，我們就應付都應付不過來，然后給他詳細掰著指頭說，第一個兒子是怎么死的，第二個怎么死的，第三個怎么死的。聽得這王安石特別不高興。老頭談得挺好，一邊聊一邊掉眼淚，聊到最后突然問了一句說，哎，這拗相公人現(xiàn)在在哪兒呢？王安石說，聽說現(xiàn)在在朝廷上陪皇上呢。老頭“砰”的一下就蹦起來了，破口大罵說，這等奸雄，還不趕緊給他殺了，怎么能讓這種人出來做宰相呢？放著好好的韓琦、富弼、蘇軾、司馬光，朝廷里這么多君子都不做宰相，讓這么個壞蛋做宰相？旁邊陪同的人的臉就放不住了，跟他說，哎，老東西，不要再說了，讓王丞相聽見了你不要命了？老頭說我都快八十了，我要這命干什么？我四個兒子都死了，我要見著他了，我把他頭砍下來，我把他心挖出來，我恨不能把他吃了。小說就有這個功能，你講多少道理他都不會激動，一老頭跳起來了，七十八了，他說他死了四個兒子，誰知道呢？小說上這么寫的，很刺激呀。
　　離開了老頭，接著微服。又來到一個門口，這不用敲門，一老太太拿一盆兒，盆里放著豬食，家里養(yǎng)了兩口豬，“‘啰啰啰啰啰’拗相公、‘啰啰啰啰啰’拗相公”。王安石一看，這什么呀這都是？還養(yǎng)了幾只雞，“‘嘖嘖嘖’拗相公”，來來來，拿點雞食。王安石心里很不高興，又是豬又是雞的，自己都成什么了？說老人家您怎么給豬和雞都起這名兒?。吭趺雌稹稗窒喙卑?？她說哎，您別提了，我本來人丁興旺，家里頭是幾代同堂，現(xiàn)在兒子沒了，兒媳婦也沒了。王安石一想，您甭說了，我知道，都是新法害的。老太太就給他掰著手又說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說了半天。說那您跟這豬、跟雞有什么關系？說那有關系，我就想著說，把這豬和雞這畜牲都叫成王安石、叫成拗相公，他就跟這畜牲一樣，我恨不能他來世就變成這種畜牲，然后我先把這豬給它吃了，把這雞給它吃了，就跟吃了他一樣。這說得王安石是怪難受的。
　　當然了，王安石我前面已經(jīng)說了，人家的退休生活沒有這個，這是小說里頭寫的。這就跟曹操本來是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我們知道三國里頭最大的英雄就是曹操。完了，架不住《三國演義》里頭說他是個白臉的奸臣，你一點兒辦法都沒有，戲臺上一唱，所有的老百姓都說曹操是個壞蛋。曹操才不是壞蛋。王安石頂天立地的一條漢子，一“啰啰啰”，這個形象就毀了。

解說：到了明清之際，雖然距離王安石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幾百年，但是對王安石及其變法，多數(shù)人依然持否定性的評價。這其中，有兩位皇帝的評價尤為值得關注，他們對王安石的改革變法大加鞭撻，甚至跳腳大罵。皇帝如此，大臣和百姓的聲音可想而知。那么，王安石到底為什么招致這些人的怨憤呢？

明清的時候，還有兩位皇帝對王安石也沒什么好感。一個就是朱元璋，朱元璋特別恨這王安石，其實，他們一個姓王，一個姓朱，本來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就是為什么呢？對朱元璋來講就覺得，以立人心和收財富，兩個相比，他認為立人心很重要，這點其實是跟朱熹是有異曲同工的地方。朱熹說了王安石很多的好話，但一點上，就把王安石打倒了，他認為王安石把關系搞顛倒了，說你要想收錢還是想要人心？是想要道德還是想要金錢？你把這個想清楚了。你以為你掙了幾個臭錢，給國家撈了一些錢，把國家弄富裕了，這個就叫治國嗎？錯了，治國的根本在于人心，人心都散了，人心都壞了，錢都拿在壞人手里了，要那些錢有什么用??？你說這個道理也對，是不是？可是，如果都沒錢了，都窮得要死了，那些道德還守得住嗎？饅頭都吃不到嘴里頭了。當然對個別人來講可以不食嗟來之食，但是對大部分人來講恐怕也很困難，這就是個悖論。但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肯定是人心和道德在前，然后金錢是肯定在后的，朱元璋他就是這種觀點，所以他對王安石那是全面否定的。
　　再有一個就是乾隆，所謂“十全老人”清高宗乾隆，乾隆對王安石有很多的評價，全部都是負面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兩條。大家還都記著這王安石特別愛辭官不做，說朝廷天天追著他屁股后頭給他送官，他死活不要，而且還跑廁所里頭躲起來。乾隆對這個極其反感，說這個簡直就是沽名釣譽，是個奸臣，這第一個。第二，我們還都記得王安石推行變法的時候遇到很大的阻力，老是要稱病還家，他不干了，動不動說我病了、我回家了。有一次他說回家了，神宗也有點著急，就寫了一個手詔讓他回來，結果他沒有親自寫，讓司馬光寫的、起草的，司馬光這手詔寫得就不好，你想司馬光能寫多好??？司馬光就意思說，當初好不容易把你叫了來，我提拔你做了副宰相和宰相，為的是天下蒼生謀，你現(xiàn)在倒好，一看這情勢不對了，就躲自己家里，躲清閑去了，那你把天下放在什么位置上？我是皇帝，你是大臣，你這么做合適嗎？這是很嚴厲的指責了。王安石一看這個就急了，跳起來就跟他辯論。哎喲，神宗的態(tài)度非常好，馬上向他承認錯誤，跟他說，這手詔我沒親自看，是司馬寫的，不是我寫的，你別在乎這個，咱倆這關系用君臣已經(jīng)不能限制了，我跟你是什么關系，我還不信任你嗎？你還讓我怎么做？替我擔待點委屈不行嗎？乾隆看著大怒，說這哪兒是君臣的關系啊，這太狂妄了，還讓皇上給你道歉？
　　乾隆其他對王安石的評價都是泛泛的陳詞濫調(diào)，什么呢，就是他變法，什么人心壞了，然后他傷害了人民的利益等等，那都是別人都談過的，最核心的就這兩條，為什么呢？因為到了清代的時候，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皇權和集權已經(jīng)達到巔峰了，我們知道清朝這文字獄是很厲害的，康雍乾說是盛世，其實文字獄是相當嚴重，所以，對于乾隆來講，看到這樣的例子，他當然不能理解了。宋代的時候，北宋的時候，君臣的關系可以說是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上是最良好的關系，這并不能說明王安石不尊重宋神宗，也不能說明宋神宗在王安石跟前丟份兒，只能說明那個時期的君臣關系是非常融洽的，是非常民主的一種關系。這怎么能是乾隆能理解的呢？
　　你看，到了明清，這二位不喜歡王安石，或者批評王安石的角度都讓我們覺得沒什么價值，就這水平。是他自己水平不夠，以一個低水平的人來批評高水平的人，一個低水平的時代評價高水平的時代，那不會得出什么有水平的結論。

解說：時間到了二十世紀，學界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價有了全新的改變，以著名思想家、改革家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重新發(fā)現(xiàn)了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價值，給予了王安石前所未有的極高評價，最終為王安石徹底翻案，從此，正面評價王安石，客觀評價王安石變法，不可逆轉地成為了主流，當我們今天再次回望九百多年以來，對王安石及其變法林林總總的評價，究竟應該得到一個怎樣的啟示？王安石的最大價值又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呢？

王安石從他年輕的時候開始做官，就跟別人一點都不一樣，他的成長史，一直是在挑戰(zhàn)和否定聲中長大的，并且到現(xiàn)在還在一直成長，成長了將近一千年，這說明了什么？這就說明了王安石的價值。
　　王安石變法這件事情已經(jīng)成為歷史了，特別是這個變法是針對宋神宗、宋仁宗時期的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底下的一個歷史行為，你要非得說那個變法對我們現(xiàn)在、二十一世紀的現(xiàn)在有什么具體的影響，這我想很難講了，那個離得很遠了，那次變法跟我們現(xiàn)在具體的歷史的內(nèi)容上很難有借鑒意義。變法已經(jīng)成為歷史的陳跡，可是主持變法的歷史人物，卻成為了一棵“常青樹”。變法已經(jīng)成為了灰色的歷史，可是主持變法的王安石在每一個時代都有他的成長史，都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我覺得這是王安石最大的價值。就是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如果說你寫了一首詩、你寫一首詞、你寫一篇文章，它流芳百世，這個也很好理解，但是一個政治人物在每一個時代都能引起別人的關注，并且是深度的關注，有的時候還是很大的挑戰(zhàn)式的關注，這個就非常不簡單，在思想史上能達到這樣高度的人并不多。
　　我想，王安石在中國文化史上，王安石在這“唐宋八大家”里邊，他是一個什么樣的價值而卓然獨立的呢？變革，這就是王安石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始終要強調(diào)必須要變革。而穩(wěn)定、求穩(wěn)定，甚至在穩(wěn)定當中的不想謀發(fā)展，這是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封建社會留給我們的一個很不好的遺產(chǎn)，但是王安石在九百多年前打破了這樣一個萬馬齊喑的格局，他首先說要變革，并且他不是坐而論道，當他說變革的時候，他采取了果斷的行動。王安石既是一個理論家、學問家，同時他是一個卓越的實踐家，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來講非常完美的政治家、政治思想家，這樣的人就會對中國文化、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人心產(chǎn)生巨大的不可磨滅的影響力，所以我們雖然現(xiàn)在在講“唐宋八大家”，講到了王安石，但顯然王安石是不可能僅僅被“唐宋八大家”這個稱謂所能約束的，他的光芒肯定超出了文學的范圍，他的光芒也超出了政治的范圍，他在思想史上是“常青樹”，而且在思想史上像大海一樣，在不斷地為中國文化提供著養(yǎng)料，為中國文化的清泉在提供者源頭，我想這就是我們講王安石最有價值的地方。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