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鳥畫“雅”、“俗”審美觀的兩大起源

花鳥題材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彩陶紋樣上的蟲魚紋樣即是最初的花鳥畫。此一時期，圖騰和祭祀文化使花鳥蟲魚的形象有著某些神秘的含義，其中所蘊涵的原始宗教的文化信息，是“雅”文化的先導。而一般先民使用的器具上出現的花鳥，無疑來自生活中所見，樸素活潑，富有生命氣息，是為“俗”審美觀念的早期萌芽。在石器時代，這兩種審美因素便已經漸趨形成，并發(fā)生分離成為兩種既相對立又相聯系的審美觀念存在了。傳說在黃帝時代我國就已經有園圃的設置，培植花卉，根據這些專門用于觀賞的花卉進行花鳥題材的創(chuàng)作，在當時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以后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出現的《夔鳳人物圖》、馬王堆出土的西漢《非衣》、東漢畫像磚、石（魚、貓等圖像）以及六朝的人物畫作品《洛神賦圖》中都有花鳥蟲魚等的形象。此時的花鳥畫僅作為人物的襯景，僅其中表示吉祥的鳥以及瑞獸等頗為多見。夏、商、周以來，由于國都成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代表王室貴族的宮廷審美風尚更加走向成熟和獨立，也就逐漸形成宮廷繪畫和民間繪畫審美風尚的不同標準。二者之間互相影響成為兩大互有互生的審美系統(tǒng)，宮廷繪畫的審美觀念成為繪畫發(fā)展的主導因素。直至北宋末年，宮廷繪畫和民間繪畫始終是繪畫的兩大主流，“雅”、“俗”之對立，便是在這兩大系統(tǒng)之內進行的，這是自上古以來“雅”、“俗”觀念進展的狀況。

花鳥畫從人物畫中分離出來獨立成科，始于唐代晚期，這個時期是花鳥畫的初創(chuàng)期。花鳥畫單獨成為一個畫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儒家等傳統(tǒng)文化的參與。儒家學派以“修身”為人生基業(yè)，“身”之不“修”，則無從言其它。于是把花鳥的某些特征、特性與人的品格相聯系，寓以深意，引發(fā)了花鳥畫的獨立；從創(chuàng)作方法上說，則是取法于“詩”、“騷”的“比”、“興”之法。如《竹林七賢》集于竹林之下，恣意酣暢。竹具有正直、堅貞和高潔的意象，是士大夫文人精神操守的象征等等。北宋末年由于文人的參與，文人畫的題材終于從一般花鳥題材中分離出來，在文人手中被賦予典雅、文雅、淡雅的審美格調。在雅文化中，文人之“雅”與宮廷所追求的“雅”亦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一種“雅”、“俗”的分離和對立，是歷史上“雅”、“俗”觀念的新發(fā)展。

文人畫、宮廷繪畫和民間繪畫三大繪畫系統(tǒng)之互相關系

四君子、松石等文人花鳥畫題材的最終確立使“雅”、“俗”觀念進一步分化。北宋末年，隨著文人畫的興起，一些文人畫家們的興趣往往集中在幾種物類上。于是，“竹”、“梅”、“蘭”等類又在花鳥畫中獨立為一門。發(fā)展到元代文人畫花鳥題材更以四君子、松石等題材為主，引發(fā)了文人花鳥畫創(chuàng)作的繁榮。

以文人審美趣味進行花鳥畫的創(chuàng)作，不同于院畫的審美格調。文人典雅、清潤高潔的風神成為新的風尚，這一審美觀念在思想上除受儒家影響外，亦有著禪學和老莊哲學的巨大影響?？梢哉f儒家確立了“花鳥”外層的人格精神，而莊學則從內部確立了繪畫創(chuàng)造的美學原理，即消解一切障礙以使心靈通豁的“禪功”，故論者謂文人花鳥畫是“外儒內莊（或禪）”。這是文人畫花鳥題材得以確立的第一個內在支撐。正是在此文化基礎上，“文人畫”由此而興，并加速促使文人畫花鳥題材日益走向獨立發(fā)展的道路，占據了花鳥畫史的主流地位。

筆墨的引入和抒情性的進一步闡發(fā)，是“雅”、“俗”觀念對立的又一重大原因。梁楷、牧溪以水墨簡筆為僧畫之高峰，在筆墨上更加簡率而見風神，這是筆墨在南宋時期的一個突破。元人趙孟頫提出“書畫同源”，將書法融入畫法，為“文人畫”的發(fā)展在筆跡方面確立了格調，至明清出現“筆墨”為主的觀點，成為花鳥畫優(yōu)劣的一個重要標準。文人借助自己熟悉的筆墨語言在線條上大下工夫，以自己所擅長的“詩文”來對抗畫工之技，促使花鳥畫走向自敘胸臆的道路，使“雅”、“俗”觀念的對立發(fā)生更加實質性的變化。

林良、沈周開大寫意花鳥畫先河，至徐渭達到頂峰，將筆墨情趣凌駕于題材之上，抽象意趣也開始得到完全的確立，八大山人以筆墨抒寫胸中郁勃之氣，“揚州八怪”以“四君子” 為情感符號表現文人的清高和志趣，等等。在花鳥畫“雅”化的過程中，徐渭、朱耷以及揚州畫派的出現，確實具有典型的意義。他們都在花鳥中融入了感情與文化，寄寓了深邃的精神意趣，“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文人們的特長，也是“文人畫”的一大特點，詩為雅文化的象征，畫中有詩，方能立品。這便增加了文人畫尤其文人寫意花鳥畫的高雅的精神氣味，使文人畫越發(fā)呈現出一枝獨秀的局面，抒情性以及在筆墨形式上呈現出高雅的精神氣味，已非一般畫工所能企及的了，因而無論宮廷繪畫還是民間繪畫不得不讓位于文人繪畫的崛起，由此形成“雅”、“俗”觀念意識的進一步對立。

在近一千年的時間內，文人畫、宮廷繪畫和民間繪畫的三足鼎立局面的最終形成，彼此影響，是花鳥畫發(fā)展的基本格局?；B畫早期發(fā)展時期（北宋以前）是宮廷繪畫起主導作用的時代。北宋末年以后，尤其是元代以后，是文人畫占據高潮的時代。而近代以來則是民間繪畫沖擊文人畫而發(fā)生變異的時代。帝王將相、文人士夫、平民百姓分別成為這三種審美格調的欣賞創(chuàng)造主體。三者之間既互相促進，又互相制約形成非常復雜的發(fā)展局面。由于帝王的提倡文人畫與宮廷繪畫結合，在一定層面上提升了宮廷繪畫的格調，文人畫也接受某些宮廷繪畫的特點而形成精工雅致的風神。文人畫當然對于宮廷繪畫也有所排斥。同時，對于民間繪畫的排斥更是不遺余力。宮廷繪畫雖然受到文人畫風的影響，但對于文人畫亦不無排斥之意。而民間繪畫本身是宮廷繪畫和文人畫產生發(fā)展的土壤，對于二者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是肯定的。但前兩者卻又往往看不起民間繪畫，以“俗”目之，一再強調諸病之中，惟“俗病最大”等等，但民間繪畫影響宮廷繪畫和文人畫的趨向卻始終沒有停止。反過來，前二者對于民間繪畫也有著重大的影響，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實。進入近現代以來，隨著社會條件和文化條件的變化雅俗最終得以合流，成為影響花鳥畫發(fā)展的最為主要的因素之一。

近現代“雅”、“俗”審美觀的融合

近代是文人畫和民間繪畫結合獲得重大發(fā)展的時期，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趙之謙、吳昌碩、任伯年、齊白石等寫意花鳥畫家的出現。他們積極吸收民間繪畫的有利因素和文人畫的精華進行繪畫創(chuàng)作，雅俗共存，開創(chuàng)了新的審美風氣。“雅”是文人情懷，“俗”是生活情趣，通過“雅”的筆墨、意境和日常生活的真性情趣的通融，力爭結合兩方面的特長而推出新貌，以達到雅俗共賞，成為此一時期發(fā)展的主流。世俗文化、日常生活和文人畫的精華被接受、改造，以日常生活所常見的景物、情趣等“俗”的題材入畫，筆墨也由初期的文人畫的“陰柔”之美，轉向“陽剛”之氣的發(fā)泄。趙之謙、吳昌碩等以深厚的書法功力表現眼前得見的生活場景、書齋用品、農家蔬果等，確實收到極好的效果，海上畫風也由之一變，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繪畫的代表。任伯年以民間畫工身份創(chuàng)作了諸多被人們所喜愛的花鳥畫題材，在文人畫與民間繪畫的結合上，任伯年做得最為徹底，真正達到雅俗共賞。他對于民間繪畫和文人畫的互補互成的繪畫現象確實有著深刻的認識，并承認了“俗”的傳統(tǒng)和“雅”的傳統(tǒng)一樣，都存在于歷史之中同時又彼此影響。齊白石更是以農民的身份，借文人的筆墨（將民間藝術融入其中），抒寫對生活的熱愛，往來于“四君子”與大白菜之間，在繪畫創(chuàng)作上獲得了重大成就?！白x書然后方知畫，卻比專家迥不同。刪盡一時流俗氣，不能能事是金農?！饼R白石對于文人畫的精華有著深刻的認識，并力避流俗及文人畫末流之短而成為有高深修養(yǎng)的文人畫家。同時，他又將這種“文人”之嗜轉向民間，轉向大眾。齊白石較之其他文人畫家而言，更為貼近生活。他的創(chuàng)作題材、創(chuàng)作靈感，大多來自日常生活。他一生多從事于花鳥畫的創(chuàng)作，作品中充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在文人畫家中，這幾乎是獨一無二的。他既積極吸收徐渭、朱耷、揚州畫派等傳統(tǒng)文人畫的精華，又從民間藝術中吸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大膽融合、變法，從而走出新路，獲得突破，終于將“雅”、“俗”兩方面推向極致，在更高的層面上獲得統(tǒng)一，標志著歷史上的兩種畫風和繪畫格調的最終結合、完善和突破，成為現代大寫意花鳥畫的典范。

綜上所述，花鳥畫在歷史的發(fā)展、演變中始終存在著兩條審美脈絡，具體表現在雅、俗審美觀上。在長期的繪畫實踐中，上層統(tǒng)治階級的審美意識成為制約花鳥畫發(fā)展的決定因素，民間以俗文化為代表的花鳥畫審美觀念始終處于從屬的地位。文人士大夫的參與，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民間審美觀念，改變了宮廷審美因素主導花鳥畫的局面，營養(yǎng)了中國花鳥畫，使花鳥畫成為表情達意的工具。同時，也提升了繪畫，尤其是花鳥畫在整個文化格局中的地位，這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以文人為代表的文人花鳥畫最終取代宮廷花鳥畫而占據花鳥畫發(fā)展的主流地位，在宮廷繪畫和民間繪畫之間崛起了新的繪畫風尚，并深刻影響了中國花鳥畫的發(fā)展。近現代以來，由于外來因素，主要是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花鳥畫“俗”文化的一面逐漸加重，使花鳥畫最終在文人畫內部發(fā)生蛻變，成為一種新的繪畫觀念的載體。宮廷繪畫、文人畫的審美風尚被消解在新的繪畫觀念之中，雅、俗共賞成為現代花鳥畫的共識，這在題材、筆墨技法和創(chuàng)作觀念上都有明確的表現。畫家的個性、文化修養(yǎng)、自身的思想意識和情感在花鳥畫中的比重也越來越重?，F代以來，在積極引進世界其他民族尤其是歐美和日本、埃及、印度等國的文化觀念進行繪畫創(chuàng)作（如陳之佛等），更為中國花鳥畫的發(fā)展拓展了新的道路，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這是花鳥畫的新發(fā)展，已遠遠超出“雅”、“俗”之爭了。（潘飛翔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