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族記憶與集體人格 作者：鄒瓊 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政法系 摘要：記憶可以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追索其中事實的一面和表述的一面，它不僅是被歷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形塑的產物，也是記憶主體能動性的建構的結果，以保存和延續(xù)他們認可的價值體系和文化規(guī)范。家族的集體記憶成為了形成集體人格的文化背景，在抽象的人格結構背后真正為我們所觀察和掌握的就是記憶。南村的歷史表明，家族性格來源于記憶，我們能夠在過去的記憶中追索現(xiàn)存體驗的更豐富內涵。 關鍵詞：記憶；家族歷史；集體人格 一、事實的記憶與表述的記憶：記憶的考古 二十世紀末以來學界的研究趨勢之一是解構“文本”歷史背后的歷史，找出?？滤^的“詞”與“物”之間的關系，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分析文獻資料和口頭述事，對于歷史記憶進行考古探尋，以找出真實所在。雖然我們都知道，最詳盡的考古發(fā)現(xiàn)和歷史考證也只能無限接近歷史事實，而并不等同于歷史事實，但是學者們也并不因此就放棄對真實的探索。 在追尋歷史的各學科中，考古學被視為一種客觀和值得信賴的研究手段，考古學的基本方法是根據(jù)對遺存的分析來推斷歷史存在，然而物質性的考古常常不足以完全呈現(xiàn)過去，除此之外，研究者必得依賴于保存在個體記憶或群體記憶中的資料，如文獻、傳說、民間儀式等等，努力地追求隱藏于其中的歷史事實。對社會記憶進行的考古學式的研究則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研究框架，歷史上的人們?yōu)橹鐣c政治的目的建構和制造他們的過去，考古學提供了一些獨特的方法來揭示社會記憶中人們的心理與事實之間的距離。記憶的考古專注于對各類記憶載體的追溯與解釋的過程，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深描”的過程，理解行為背后的文化意義，尋找實踐者所在的價值觀和文化系統(tǒng)。根據(jù)王明珂的理解，對記憶的追索還應該從歷史心性的角度分析史料，目的仍在于了解歷史事實，由此所得之歷史事實，可補充、深化或修正史料表面所呈現(xiàn)的“歷史事實”，而所要了解的主要是留下社會記憶或歷史記憶的“當代情境”——特別是當代人群的資源共享與競爭關系，與相關的族群或階級認同與區(qū)分。 南村是華南一個有著八百多年歷史的村莊，謝氏在村中一宗獨大，占全村人口的95%左右。宋末開基祖東山公來到南村時，當時的南村已經有戚、席、麥、陳、黃等姓居民居住，東山公帶領家小初來此地時作為外姓人勢單力薄，最初住茅草屋，以補鞋為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逐漸繁衍生息發(fā)展成為村中大姓。謝氏能夠在南村發(fā)展壯大，以至于能夠擠走原來定居于此的原居民，而將此地變成單姓村落，其中的過程想必很是艱苦慘烈，這些過程也已經被謝氏子孫們以各種不同的記憶形式深藏于家族的文化脈絡之中。南村古村落和大量祠堂的保存為我們考證南村的謝氏家族發(fā)展提供了物質的佐證，謝氏大宗祠前兀立的十幾塊旗桿石也驗證著謝氏明清之際的興盛，春山祖墳就是一部家族史的象征，其他如殘破的圍墻、譙樓、廟宇、古屋等等無不牽連著一段段的社區(qū)與家庭的歷史與記憶，讓后人得以追尋。它們不是脫離生活的碎片，而是占據(jù)著社會記憶的空間，并作為象征物代表著曾經真實存在的“過去”。 家族記憶是血緣系統(tǒng)內人們認同的基礎，同一個血緣傳承體系的人們由是得以相互認同，通過這種凝聚，人們形成并發(fā)展自己的團體勢力，通過團體的力量來對抗其他各種社會勢力。在傳統(tǒng)的中國鄉(xiāng)村，一個家族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會用族譜的形式將家族起源、血緣傳遞、族中名人、大事件和公共財產及其分配規(guī)則等內容記錄下來，成為家族發(fā)展的見證。族譜的編撰者一般是族內有名望的鄉(xiāng)紳。傳統(tǒng)時期的族譜例則，族規(guī)族范，既體現(xiàn)了國家的權力意志，也體現(xiàn)了家族的意識形態(tài)，還體現(xiàn)了地方性文化的力量，所有這些，都是在地方“紳士”掌握的文字書寫權力操縱下的一種“折中”表述而已，地方“紳士”在此充當了中介的角色。族譜撰寫過程中，作為書寫者的地方鄉(xiāng)紳都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將自己對于家族的愿望和認知融入了其中，每一個書寫者留下的文字既有個人的愿望與認知，同時還反映著他所代表的時代的認同趨勢與當時的權力體系，這些因素一起形成了后代子孫認同所依賴的表述性記憶。 “所有開頭都包含回憶因素。當一個社會群體齊心協(xié)力地開始另起爐灶時，尤其如此?！卑税儆嗄昵?，南村謝氏始祖東山公帶領家小從南雄珠璣巷來到南村開始創(chuàng)業(yè)持家的時候，也許還未能想到謝氏子孫有后來的繁盛，不多的家庭人口不需要太多的方式就能聚居在一起共同耕作生活，而當經歷了百余年的發(fā)展，謝氏后代們發(fā)現(xiàn)自己的家族已經頗為壯大，族內人丁眾多。在那個時代，人丁的多少直接關系到這個家族在地方影響力的大小，爭奪有限的地方資源的優(yōu)劣地位，于是將謝氏家族成員們聯(lián)系起來共同爭奪地方權力就是必然的選擇，而聯(lián)系家族成員的基礎就是家族的共同記憶。追憶的內容從謝氏起源開始，至南村謝氏的開基始祖，而后至謝氏的繁衍過程，族人們用共同的祖先聯(lián)結共同的記憶，用共同的記憶聯(lián)結共同的利益。 因此，如果我們從功能論的角度來得到家族記憶形成和存在的原因，那么也不能回避，由于這些記憶要發(fā)揮的工具性作用而被操作的可能。家族中掌握話語權的少數(shù)鄉(xiāng)紳成為表述與運用這些家族記憶的主導者，而真實的記憶或者說歷史，在這個過程中只是被動表述的對象。作為研究者，我們總是試圖解構再重構這些年代久遠的材料，以獲得天青日白式的理解，但是，記憶是如此主觀性的研究對象，所以，本文中是用“表述的記憶”與“事實的記憶”的概念試圖對于功能性的記憶創(chuàng)造與客觀的歷史事實之間作出甄別。 宗族之所以會有延綿不絕的動力來不斷地修補增編族譜，其原因有三： 一是要保持世系的完整。當家族日益龐大，用適當?shù)闹刃蛞?guī)范與組織族人就是必須的措施，世系的完整與親疏的明確是家族內部秩序的基礎，族譜中對族內支系的梳理與追溯一方面是為了敬宗收族有所依據(jù)，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確立家族中各房支各族眾之間的秩序從而更有效的達到對族人的組織。 二是教化族人。族譜中的賢達傳、年壽志、古今宦譜等將宗族內一部分人物事跡逐一記述，以樹立后人效法的典型，這些人物事跡必須符合國家與地方的意識形態(tài)，也包含著家族中需要的倫理道德原則，以教化族中人工接受和遵從國家與地方的價值體系和文化規(guī)范。 三是作為家族與國家互動的載體。不同時代，族譜中傳遞的這些意識形態(tài)與倫理道德也在發(fā)生變化，是以增修續(xù)編族譜的過程也是鄉(xiāng)紳們不斷修改家族規(guī)范和調整認同趨勢以適應社會發(fā)展需要的過程。比如明朝滅亡而接受清朝的統(tǒng)治，這種認同必得在族譜中有所表示，以承認對新的國家政權的臣服，而獲得家族在地方社會中繼續(xù)生存的權利。南村謝氏族譜在明亡清替之際修譜的頻率要高于有記載的其他歷史時期，由豫應公之后，族人“兢兢以修譜為念，自順治年間屢加增譜，至今十余年”，而后在康熙十年、康熙四十年和康熙四十二年都有較大的重修和續(xù)修族譜的行為。雖然由于資料的散失，我們無從得知那一時期族譜增修的具體內容，但仍可以推究，增修的內容必不能回避朝代更替的社會現(xiàn)實，也不能回避對新的國家權力的認同態(tài)度，而是會在家族與國家的互動中選擇性地塑造著家族的集體記憶。 記憶不僅是被歷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形塑的產物，也是記憶主體能動性的建構的結果。這些被書寫者表述出來的記憶在建構著家族和社區(qū)的歷史，既凝聚著家族成員們的認同，也混合著族譜編撰者的個人情緒。從謝氏族譜開頭的幾篇序來看，雖是出自不同時期的族譜編撰人之手，但其敘事風格中都可以感受出有種字里行間的焦慮感，仿佛總擔心得來不易的祖蔭被后世的子孫敗壞，于是依托于修譜，選擇性地“完整”記錄下家族“表述的記憶”，以保存和延續(xù)他們認可的價值體系和文化規(guī)范。 與地方知識分子在族譜中表述與建構家族記憶不同的是，不擅文字的普通鄉(xiāng)民則用各種傳說與口頭記事表述與傳遞他們有關家族的記憶。比方說一些關于村莊風水的傳說，就是在村民間口耳相傳了許多世代的家族記憶。保留在家族傳說中的記憶與書寫的記憶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神秘性與傳奇性，鄉(xiāng)民間傳遞的故事則充滿了奇詭的情節(jié)與想象，在家族記憶中加入了神秘浪漫主義色彩。這些口頭流傳下來的家族傳說中蘊藏的記憶，因為時代變化，參與傳遞者眾多，背景各異，其中積淀著豐富的層次，面對著它們真正尤如考古學工作者面對著堆積豐富的文化層遺址，引人入勝。 除現(xiàn)在正在新修的族譜外，南村謝氏族譜最后記錄到宣統(tǒng)三年，即武昌起義后截止。此后，由于戰(zhàn)亂不斷，無人再續(xù)寫族譜，到1949年后，族譜等被作為封建產物遭到大肆毀壞，現(xiàn)在傳下來的光緒族譜在當時被族中老人收藏起來，躲過劫難，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敢拿出來現(xiàn)世。在族譜中斷以后，這種口頭記事就成為了表述記憶的主要形式。一個人對于“過去”的記憶反映他所處的社會認同體系，及相關的權力關系，“社會”告訴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實的“過去”。對南村的一些老人的訪談而得的材料中，他們喜歡講的并不是自己的個人生命歷程，而更樂意講南村和謝氏宗族的歷史發(fā)展，尤其是因為應古村落旅游業(yè)開發(fā)所需，一些個人記憶被“調整”與“折中”，個人記憶自覺地向公共記憶靠攏，在這些記憶中，國家的、家族的和個人的認同體系與權力關系仍然是表述的主題。 二、苦難記憶與家族人格的形成 一個家族在由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經歷了許多事件，這些留在村民口耳相傳的“講古”（故事）中和記載在謝氏族譜中的內容沉淀為整個家族的集體記憶，尤其是那些有關苦難的記憶，對于家族中的個體和整個的群體都是不容磨滅的烙印，影響著家族的性格與命運，通過對苦難記憶的研究我們能夠得到“過去”與“現(xiàn)在”的聯(lián)系。家族中的苦難記憶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與外姓沖突的記憶，一種是自然災害的記憶。 1 大振墟與白鴿票事件。 清乾隆庚午年間（1750年）九月初五，有南村人前去茶山投墟，在買東西的過程中與茶山的鐘、李、陳三姓人發(fā)生了糾紛，雙方打了起來，南村人在打架上落了敗，后來也沒法再在茶山墟立足，于是動起了自己開墟的念頭。招墟的地址看中了鄰近的大鎮(zhèn)埔（也作大振鋪或大圳埔），當年的十二月十五日，開通了大振墟（又作大圳墟）。 南村人在此地投入巨資，設糖坊、開商鋪，物品豐富，商賈云集，在此地經營墟場長達一百七十九年，到民國十八年已巳（1929年），南村與鄰村有了矛盾引發(fā)械斗，陳姓人于是放火燒毀大振墟泄憤，大振墟也就走到了終點。 另據(jù)謝氏族譜中的《記事》記載，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南村人與塘尾村的李姓人因為賭白鴿票的事情發(fā)生了糾紛，進而打了起來，李姓人開槍打傷了南村的一人結下了仇恨。南村與塘尾村互不相讓，并且后來還牽連進員頭山的劉姓和超朗村的鐘姓和鄧姓，下周塘和石步村、塘角村的陳姓等，這幾個村的人都聯(lián)結起來對付南村的謝姓，搞了一系列的破壞行動。南村謝姓與周邊各姓的矛盾越來越大，地方上有名望的鄉(xiāng)紳不得不出面干預，最后的結果是其他各姓補償南村謝姓一千元銀圓作為了事。當年六月在各鄉(xiāng)張貼和約，宣告這一事件的結束，各姓族人不得再糾纏此事再起喧嘩，一起由賭白鴿票引起的大械斗，歷經半年有余，死傷幾十人，至此結束。 2 自然災害的記憶 族譜中記載了南村清代順治以來歷年所遭受的各種災害，這里摘錄一二。 氣候災害：嘉慶二年（1797年），南村經歷了有記載以來的最大的一次暴雨，村中幾百年的大樹，“或連根拔起，可中腰掐斷，至于屋宇廟堂，或毀頭進，或頹中進，圍墻四隅傾倒百余丈，屋倒不可勝數(shù)”。 饑荒：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大饑，本村許多人饑亡，用草席包埋，在大宗祠賑濟月余。 瘟疫：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尾旬，四方瘟疫大起，南村人去請列圣宮的菩薩回村，“出夜游座”，但游神并沒有改善病況，反而比之前蔓延得更厲害了。到五月，大家集資請尼姑建醮三天三夜，但情況依然沒有改變。瘟疫蔓延的狀況直到六月尾旬才逐漸止住，全村因此死去男女老幼一百多人， 哈布瓦赫指出，“有時，正是某塊地方或區(qū)域，構成了家庭的源泉，或者說，正是某個家庭成員的特性，變成了一個家庭共同背景的多少有點神秘的象征符號，正是從這個共同背景中，家庭成員獲得了他們那些與眾不同的特點?！睂τ趥€體來說，也許是性格決定命運，但是一個家族的性格則是由它的命運，也即它所經歷的家族歷史形塑的。南村人集體記憶中的苦難感受直接反映在舊時習俗中，據(jù)村中老人介紹，解放前，南村一直有一個傳統(tǒng)，每年農歷8月，村子里的年輕人和小孩會分成兩部分相互打架，這個月是可以自由地打架一整個月。打架時用拳腳和竹竿等物，大人不加干涉，而且打得勇猛且剛強者還能得到贊賞。打架時有打得頭破血流的，也只用祠堂中的香爐灰敷一下了事。這種風俗直到南村解放才被政府禁止。回顧南村與外村沖突的歷史，難免推斷這個風俗可能是南村人為防御外敵而訓練鄉(xiāng)勇的需要，或是訓練族人好勇斗狠習氣以懾服周邊各村的需要。苦難的歷史通過習俗的力量使謝氏族人們加以銘記。 南村歷史上由小姓發(fā)展為大姓，又經歷了諸多的災害劫難，這些都組成了謝氏家族的集體記憶，苦難的家族記憶成為維系家族成長，凝聚全族力量對抗外界風險的載體。南村謝姓人與周邊村落的各姓氏間關系也一直很復雜，既有通親姻好，但由于對資源和利益的爭奪，也爭亂不斷。南村人在這樣的家族歷史中一路走來，形成了內部團結，對外戒備，不認輸，不服軟的家族性格，在周圍村莊中頗有惡名，甚至連山匪流寇都相互傳言：“不怕南村路，最怕南村佬。” 三、記憶：人格的文化背景 人們根據(jù)他們當時的需要記起或遺忘過去，這是一個主動和持續(xù)的過程，社會記憶的建構包括在一個時期內對祖先的直接懷念，還包括對于景觀或紀念物的重新闡釋基礎之上的某種模糊而又神秘的聯(lián)系。如我們前面一直講述的，家族起源與風水傳說之類的家族記憶一直以來被南村的謝氏族人們傳遞與共享，在家族這個社會空間內，每個生活著的人，都是承載這些社會記憶的必然的主體，是這些記憶的延續(xù)者，對于家族的成員來說，這是一種道德責任。 人類學者了解“過去”是為了理解現(xiàn)在。追求與發(fā)掘記憶，從這些記憶中尋找歷史的各種可能性，呈現(xiàn)出可能最真實的過去，卻又不是僅僅停留在對家族記憶的考古，而是希望在這記憶的考古過程中獲得對家族傳統(tǒng)文化的了解，了解在這種傳統(tǒng)文化中傳承與生活著的村民，他們各種行為的動因與情境。這些記憶形塑了家族的性格，影響著社區(qū)發(fā)展的歷程，也正在和將來影響著人們的選擇。 記憶在家族世系的更替中傳遞，傳遞的又不僅僅是記憶，還有這些集體記憶中隱藏的地方文化的經驗，一代又一代通過教育與模仿傳遞下去。拉爾夫？林頓將組成這種傳遞內容的主要框架稱為文化綜合結構，并且將之在不同層面上的意義和作用區(qū)分為“文化實體”、“文化構建體”以及文化的“理想模式”，文化實體是一個總和性的文化結構，而文化構建體近似于在文化實體模式內各種變化的眾數(shù)，也即人們獲得經驗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再進一步說，即是從群體中歸納出來的群體人格的具象。而理想模式則顯然是存在于記憶中或者表述中的，但不一定與現(xiàn)實相符的文化想象。在南村的例子里，保留在族譜或鄉(xiāng)民們口頭述事之中的社會記憶，其中傳遞的國家與地方互動的價值體系與家族文化就是林頓所說的理想模式。實際上，族人們有關家族的美好愿望與現(xiàn)實還有些距離。 在謝氏族譜中記載的一些家族文書中，我們可以讀出現(xiàn)實中謝氏族內各房支之間隱藏的矛盾與沖突，與理想的和睦團結的宗族生活之間的距離，以及由這些矛盾而引起的鄉(xiāng)紳族老們惟恐被鄰村恥笑和外來盜匪侵襲的焦慮。正因為現(xiàn)實中人們的行動與理想模式間存在著變數(shù)，研究者能夠觸摸到的是那突顯出來的文化構建體，是共享著理想模式的社會成員們真實存在的文化結構，這些都凝結在集體記憶中傳遞下去。 家族記憶成為家族傳統(tǒng)文化的腳本，也是家族傳統(tǒng)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珠璣巷所代表的與中原文化聯(lián)姻的想象促進了儒家的家國思想在謝氏家族記憶中的地位，民間的家族傳說也很多是關于家族名人由貧賤達至富貴的想象。而對于謝氏家族苦難記憶的追述與分析已經表明，苦難的經驗影響著家族的性格與命運，盡管“痛苦和苦難并非單純來自生活的偶然事件，也有可能是在社會秩序的名義下主動制造和分布的經歷”。在這些受損害和被迫害的記憶中，謝氏家族形成和繼承著家族內部的集體人格，他們有著作為一個歷盡磨難的家族的堅忍，也有對于朝代更替這樣巨大的社會變遷作出迅速調整與適應的能力。不過，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這種集體人格也是一種理想模式，而且，是被研究者構建出來的理想模式，它發(fā)揮著韋伯的理想類型的作用，用以認識和陳述經驗事實，用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社區(qū)中世代相傳的家族生活其中的文化體系。 對于家族人格的籠統(tǒng)的結論與其說是分析不如說是推測，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盛行的文化與人格學派和心理人類學派的學者所作的大量研究已經充分地證明，人格的形成確實與其置身其中的文化體系不可分割，但是當我們想抽象出由于歷史傳統(tǒng)與家族記憶而形成的某些共性的集體意識與人格特征時，研究者自身的語境特點太過明顯了。所以，雖然我們觸摸到了作為人格的文化背景的記憶，但是對于人格的理解，來源于集體記憶卻還是要還原于村落里的個體與家庭中去，還原于他們的社會實踐中去，換言之，村民們的社會實踐受著他們的人格結構（包括家族性格與個人的個性特征）的指導，而這抽象的人格結構背后真正為我們所觀察和掌握的就是記憶。保羅·康納頓這樣討論“過去的知識”與“現(xiàn)在的體驗”之間的關系：我們對現(xiàn)在的體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有關過去的知識。我們在一個與過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聯(lián)系的脈絡中體驗現(xiàn)在的世界，從而，當我們體驗現(xiàn)在的時候，會參照我們未曾體驗的事件和事物。相應于我們能夠加以追溯的不同的過去，我們對現(xiàn)在有不同的體驗。南村也可以看作是我們能夠在記憶中追索現(xiàn)存體驗的更豐富內涵的一個不錯的注解。 稿源： 青海民族研究 2012年第3期 作者： 鄒瓊 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政法系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鄒瓊，女，1976.3，副教授，中山大學人類學專業(yè)博士學位，研究方向：鄉(xiāng)村都市化 一、主持課題：1、新莞人的適應與文化融合對策研究 東莞理工學院 2、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適應問題研究 東莞市社科聯(lián) 二、參與課題：1、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研究 教育部 2、西方應用醫(yī)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 教育部 3、改革開放30年廣東農村村落變遷案例研究--東莞市茶山增步村 廣東省委宣傳部 三、近年發(fā)表論文：《全球化的人類學：珠江三角洲鄉(xiāng)村研究的新視野》，獨撰，2007-03《學術研究》 《反思與建構：民族志的中層理論探索》，獨撰，2007-09，《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人類學變遷理論的發(fā)展與應用》，獨撰，2009-06，《貴州民族研究》 《理解與解釋：深描的文化觀》，獨撰，2007-03，《青海民族研究》 《珠三角外來女工消費模式的分析》，獨撰，2007-01，《廣東青年干部學院學報》 《“村改居”后的東莞居民生活方式轉型與適應問題研究》，獨撰，2008-04，《東莞理工學院學報》 《外出務工青年與鄉(xiāng)村生活的變化》，獨撰，2009-06，《廣東青年干部學院學報》 《村莊中的性別與權力》，獨撰，2010-06，《廣西民族大學學院》（哲學社會科學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