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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號是我國歷史上用來紀(jì)述年份的一種特有方式。年號往往是重大歷史變革的標(biāo)志，除了帝王更替外，歷代帝王凡遇到“天降祥瑞”或內(nèi)訌?fù)鈶n等大事、要事，都要更改年號。因此，“年號”除了用于紀(jì)年之外，還可以通過它了解到許多歷史典故。年號，是我國歷史上用來紀(jì)述年份的一種特有方式。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號是“貞觀”，其間的史事就以“貞觀××年”來記述。從明朝開始，由于一個皇帝一般只用一個年號，因此，人們便習(xí)慣以年號來指代皇帝，如“崇禎”“乾隆”“光緒”等。查史書可知，我國歷史上最早創(chuàng)制年號的是漢武帝劉徹，創(chuàng)制于公元前140年，年號是“建元”。從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911年，共2000余年，我國歷史上共有年號300多個。此前，從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歷時700年，都是以干支紀(jì)年或概稱為“某某王（帝）××年”，如“周武王××年”等。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結(jié)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因此，大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宣統(tǒng)”年號，便成了我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年號。年號的字?jǐn)?sh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兩個字，如“開元”“永樂”“宣統(tǒng)”等。也有三個字的，如王莽的“始建國”、梁武帝蕭衍的“中大通”。四個字的年號也有，最早一個是漢光武帝劉秀的“建武中元”。唐朝的武則天更有三個四字年號，分別是“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北宋則有宋太宗趙匡義的“太平興國”，宋真宗趙恒的“大中祥符”和宋徽宗趙佶的“建中靖國”。兩個字的年號占絕大多數(shù)，可能與國人傳統(tǒng)思維方式講求“和諧”“對稱”有關(guān)。當(dāng)然，兩個字的年號也確實好讀易記一些，使用起來更加方便。年號的變換，最初較有規(guī)律，如漢武帝劉徹自“建元”至“元封”（公元前110年）共30年，每隔6年改變年號一次；“太初”（公元前104年）至“征和”（公元前92年）共16年，每隔4年改變年號一次。這之后，年號的變換便漸無規(guī)律，隨時可改了。改換年號最多的是唐朝的武則天，在位21年，17次改年號（國號則改“唐”為“周”）。其他如漢武帝劉徹、唐高宗李治，也都是十幾次改換年號。與此相反，有的帝王在位多年也只用一個年號，如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年號用了23年；宋高宗趙構(gòu)，“紹興”年號用了32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號用了31年。年號使用得最長的要數(shù)清圣祖愛新覺羅·玄燁的“康熙”和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歷的“乾隆”，分別使用了61年和60年。一般地說，明清兩朝年號的變換是不大的。明朝“洪武”“永樂”“成化”“嘉靖”“萬歷”這些年號，都使用了20年以上；清朝近300年歷史換了12個皇帝，卻只用了13個年號，只有清太宗皇太極用了兩個年號（分別是“天聰”和“崇德”）。在我國十幾個朝代中，最早建立年號的朝代（漢）和最后兩個朝代（明、清），以及實現(xiàn)了全國統(tǒng)一的朝代，很少有在一年之中變換年號的。比如，東漢接近200年，使用了四十幾個年號，只有5個是在年內(nèi)變換的。明朝300多年，只在兩個年頭變換過年號；清朝近300年，更是只有一次在年內(nèi)改換年號。明、清兩朝，一個皇帝一個年號幾乎成了一個制度。相反，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遼、金、元，這些要么全國處于分裂的朝代，要么是非漢人統(tǒng)治的朝代，年內(nèi)變換年號的現(xiàn)象卻屢次出現(xiàn)。如西晉惠帝司馬衷，僅在公元304年這年就四易其年號。變換之快，好像兒戲。年號使用了兩千年，難免會有重復(fù)。有些年號，如“太平”“建平”，有多個帝王用過。最奇怪的莫過于同一朝代重復(fù)使用同一年號了。如唐高宗李治有“上元”年號，而唐肅宗李亨也曾以“上元”紀(jì)年。元朝則有明宗、寧宗、順帝三代帝王共用“至順”年號。史載，最早的同朝代而重年號的事，發(fā)生于西晉的惠帝司馬衷和東晉的元帝司馬睿，他們都用過“建武”這個年號。至于重復(fù)某年號頭一個字或末一個字，則比比皆是。其中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截取前代年號的上一字或下一字制成新年號，可以借此體現(xiàn)自己緬懷盛世開業(yè)前輩的思想。如唐德宗李適之“貞元”年號，就是截取了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年號中“貞”字而成的。從另一個方面講，由于年號都是選用“正大光明”“吉祥如意”這樣一些美好的字眼，漢字雖然不少，但這類吉祥的字畢竟有限，所以，年代久了，在年號的用字上也就難免要重復(fù)。在史籍中，某些年號有時會出現(xiàn)異寫的現(xiàn)象，如“貞觀”之作“正觀”，“顯慶”之作“光慶”“明慶”等。這是出于對帝王避諱的需要。宋仁宗名“禎”，是兩宋時期在位最長的皇帝。宋人便諱“禎”為“正”，作“貞觀”為“正觀”。唐玄宗名“隆基”，史官便諱“隆基”為“永崇”。此外，也有一些帝王繼位后并不改元重定年號，而是沿用前任的年號。如唐朝最后一個皇帝唐哀帝李柷，公元904年繼位后，就沿用前任唐昭宗李曄最末一個年號“天祐”。年號不僅封建統(tǒng)治政權(quán)使用，農(nóng)民起義的政權(quán)也使用，而且大都與前面的重復(fù)。如黃巢之號“金統(tǒng)”，方臘之號“永樂”，李自成之號“永昌”，張獻(xiàn)忠之號“大順”等，全都重復(fù)過去統(tǒng)治政權(quán)的年號。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清朝史學(xué)家趙翼是這樣解釋的：“蓋前代正統(tǒng)紀(jì)年，載在史冊，易于稽核”。這種解釋很有道理。我國歷史上的正式改元，是從漢文帝開始的。改元的原因不外乎兩種，一是依例改元，譬如，同一朝代舊君死新君繼后的改元，又譬如改朝換代建立了新政權(quán)時的改元。二是因事改元。因事改元比較復(fù)雜。一是因政局變動而改元。如唐昭宗李曄當(dāng)皇帝時，宦官劉季述、王仲先等發(fā)動宮廷政變，欲廢昭宗。軍閥朱全忠在宰相崔胤等的配合下班師回宮，誅殺了政變的宦官，恢復(fù)昭宗帝位，并把昭宗從長安遷到洛陽，同時也改原來的年號“天復(fù)”為“天祐”。二是因廢立儲君而改元的。如唐高宗李治在公元656年廢皇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時，就改元為“顯慶”。還是他，由于在公元680年又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于是再改元為“永隆”。三是因大赦而改元。如唐武則天改“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就是因為“大赦天下”，而以改元來標(biāo)榜自己。唐高宗李治乾封三年春下詔大赦犯人，也把年號由“乾封”改為“總章”（公元668年）。還有因軍事勝利而改元的。如唐武則天之“垂拱”年號，就是因為在公元685年擊敗了反對者徐敬業(yè)，認(rèn)為從此以后可以“垂拱而治”了才改換而來的。漢元帝劉奭（音shì讀“是”）改“建昭”為“竟寧”，是因為他在軍事上降服了于邊境騷擾的匈奴人，“竟寧”即“邊境得以安寧”之意。除此之外，還有因災(zāi)異祥瑞而改元的情況。如漢武帝劉徹之“元光”年號，就是由于當(dāng)時出現(xiàn)了“三星見”這一祥瑞的天象。而如果遇上了災(zāi)異天象，比如日食、地震，一般也要改元。漢宣帝劉詢本始四年四月遭遇地震，翌年，改元“地節(jié)’，欲令地得其節(jié)（節(jié)制）”。因災(zāi)異天象而改年號的目的顯然是為了祛邪除災(zāi)。此外，古代帝王還多因祭祀而改元。封禪之禮儀在古代是隆重莊嚴(yán)而影響巨大的國家級盛典，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極其重視，因此，遇封禪而改元就不足為怪了。唐高宗李治之“乾封”年號，就是因為封禪泰山而改的。宗廟之地，除循例的月祭和四時祭在此進(jìn)行之外，重大事件如戰(zhàn)爭，也要告之于它，在此占卜兇吉，并可改元。漢獻(xiàn)帝劉協(xié)的“建安”，唐穆宗李恒的“長慶”，唐敬宗李湛的“寶歷”，唐武宗李炎的“會昌”，唐僖宗李儇的“乾符”，無不是因有事告于宗廟而改元以紀(jì)。年號肯定都用好的字眼。譬如“雍正”的“雍”，有和藹、和順、和好、和諧之意。此外，胤禛登記之前曾被封為“雍親王”。有清一代，身為皇子先封王，后又成為皇帝者，共有四人：一是“雍親王”，二是“寶親王”即后來的乾隆帝弘歷，三是“嘉親王”即后來的嘉慶帝颙琰，四是“智親王”即后來的道光帝旻寧。“雍親王”與“雍正”，“嘉親王”與“嘉慶”用字上的聯(lián)系至為明顯，此外還有旻寧，當(dāng)時供他選擇的年號中就有“智臨”，這與“智親王”密切相關(guān)。封號與年號所取都是嘉名，作為后起的年號，參照親王時的封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由此可以認(rèn)定，“雍正”年號確應(yīng)與“雍親王”有關(guān)。先看“康熙”年號。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2月5日)順治帝福臨去世，玄燁繼立。王熙時任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xué)士，他在自撰年譜里說：“初八，同內(nèi)閣擬上世祖章皇帝尊謚，又同內(nèi)閣擬今上皇帝即位年號，又為輔政大臣撰誓文。”由此可以看出，年號是由臣下撰擬的。再看“道光”年號。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1820年9月2日)嘉慶帝去世。八月初三，大臣“恭撰恩詔、建元年號”，年號共四個：紹德、建恒、道光、智臨。八月初七，即位詔書已擬定，八月二十七，旻寧正式登極，即位詔書中公布：“以明年為道光元年”。這表明，先由大臣擬年號，有數(shù)個備選，最后由皇帝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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