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白鹿原》的悲劇美學（任東華）

《白鹿原》自1992年發(fā)表以來,盡管出現了若干波折,如有關“斷裂的掙扎”、“史詩的空洞”、“隱秘歲月的消閑之旅”之類的否定性評價，甚至不乏因質疑《白鹿原》的政治傾向性而進行的粗暴的行政干預,等等。但總的說來,在當下還沒有什么小說獲得過如此高的盛譽與“好評如潮”。眾多的評論家分別從史詩性、歷史性、文化性、政治性、倫理性,或者從敘述學、原型學以及比較研究等等方面對它進行解讀,確實道出了《白鹿原》作為“民族秘史”的深在的內情與真相。但也有人認為，這些評論在很大的程度上還是忽略了作品中“人”的本體存在。它們在把眾多生動的、鮮活的人物形象作為某種主題“符號”時,可能誤讀了巴爾扎爾所說的“民族秘史”真正的意義根柢。如黑格爾所說,“個人的悲劇不包括人類的悲劇是沒有意義的”一樣,一個民族的歷史假若不內存著“人的生活”的話,肯定也是空虛的。在陳忠實的潛意識里,或者說在當代文學的集體記憶里,由于符號對生命的阻隔,反倒更強烈地撩撥著文學對“人”的企求。勿須否認,在《白鹿原》錯綜復雜的歷史敘述里,確實深具文化與道德等種種意味,但無論怎樣地隱晦與曲折,陳忠實從來沒有忘卻文學的靈魂——“人”的存在。事實上,他正是以“人”的生命形態(tài)為中介來表現其他種種意義的。更準確地說,《白鹿原》是以種種完成的/未完成的生命悲劇,即從否定的高度來肯定"人"的。如作者本人所說,所有悲劇的發(fā)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這個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復壯過程中的必然。①也正因為此,所以本書既使回蕩著氤氳不已的“悲劇意識”,但卻并不使人哀傷,而是在與“本色人生”的交互變奏中充溢著積極、果決、崇高、勇毅與奮進之力。
　　
　　一、社會悲劇與“人”的現代反抗精神
　　
　　所謂社會悲劇,就是在個人與社會的矛盾沖突之中,個人由于外在的種種因素被迫毀滅的悲劇。具體來說，社會以制度、法律、秩序、權力以及其他統(tǒng)治“機器”規(guī)范著人類,操控著“人”的日常生活。當然,在大多數茍活者之外，也會有“人”是不甘心被擺布,他憑借著勇氣、毅力、智慧,他對于未知的好奇、他主宰自己命運的豪壯感,他的挑戰(zhàn)與冒險精神、自我保存的底線與實現自己的崇高追求等等,使他敢于面對任何厄難與處境,既使面對著最可怕的毀滅,也絕不氣餒與妥協(xié),而是以燃燒的方式,把生命發(fā)揮到極限,實現個體的最高價值。這種沖突與對抗是殘酷的,特別是在社會的離亂與動蕩時期,各種矛盾迸發(fā),“惡”成為推動歷史的主要杠桿,歷史合力包孕的“對抗”與“無序”,“人”別無選擇地進入“適者生存”與“叢林法則”等等,都使這種悲劇既廣泛深刻,又無從把握。
　　當然,在總體上,這種悲劇仍包括著某些基本特征,如在社會轉型時期,隨著社會矛盾和弊端的暴露,人們對原來的價值觀,對金錢、名譽、地位、身體享受、信仰或其他身外之"物"的傳統(tǒng)看法感到質疑、否定甚至絕望,也不再醉心于永恒的神或宏大的歷史場面,它以冷峻的目光描繪現實的人生,它的悲劇主角既不是神仙帝王,也不是英雄巨人,而是蕓蕓眾生，是他們的生活和命運、歡樂和痛苦。造成這些小人物悲劇的根源不在冷酷的命運之神,也不在偏執(zhí)的性格,而是他們生活在其中的那個社會環(huán)境。所以,它總是從眾多的因素中,力圖揭示社會環(huán)境是悲劇人物苦難和毀滅的決定性因素，②當然,在這種“不得不然”之中,假若主人公本身缺乏真善美的品格,缺乏存在的合理性,缺乏對生活的熱愛與奮進,缺乏積極反抗的行動與精神,缺乏對有礙人類進步之種種因素的批判與否定,總之,缺乏對“有價值”之物的破壞與毀滅的話,悲劇也就失去了它的“本質性”,即對“人”的肯定意義，反之亦然。
　　《白鹿原》的意義也在于此。它所反映的20世紀上半葉,正是中國歷史處在黎明之前的黑暗時期。整個社會亂成了一窩粥,各種政治力量如清政府、革命軍、國民黨、共產黨、日本以及其他方面都以不可逆轉的意志,既影響著大至國家政治如辛亥革命、國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等等重大歷史事件,也左右著小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夏雨、冬雪、春種、秋收,傳宗接代、敬天祭祖；以及大饑荒大瘟疫的災禍、家族間的明爭暗斗、維護禮教的決心、天理與人欲的對抗以及其他家長里短。③小農經濟所固守的封閉與被壓制的強大的破壞力,在利益面前的殘酷掠奪與互相傾軋,土地買賣所導致的傾家蕩產、交農事件所導致的嚴刑峻罰，以及饑餓與糧食的囤積居奇；另外，宗族制度與宗法文化還以鄉(xiāng)約、族規(guī)和續(xù)家譜的形式,實施著“它的頑固與冷酷,扼殺人性的與顛倒的是非感和羞恥心,甚至還有掩藏在仁義面具下的罪惡、勢利、扭曲及獸性”?！茁乖?一鼎沸鍋",折磨著也煎熬著它的“存在者”,甚至帶來“死亡”。所以,《白鹿原》寫了很多生命的殞落:小娥之死、仙草之死、孝文媳婦之死、鹿三之死、白靈之死、兆海之死、朱先生之死、黑娃之死……這些死亡,決無雷同,它通過“無”讓人看到“有”的價值,且能超升到文化境界中去,真所謂“知死方能知生”。④
　　面對著如此“險境”,面對著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及安身立命的觀念、習俗、人情及秩序等等精神支柱的轟然坍塌,面對著新生的法律、權力關系和制度的變幻莫測,《白鹿原》至有價值地凸現了：無論什么人，都不肯輕易地不屈服于“既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存環(huán)境,也絕不甘心“認命”,而是在生與死的“距離”之間,浪漫主義式地展開自己的生命追求。甚至在他們的潛意識里,有限人生與無限宇宙之沖突的悲劇意識,內在地刺激著他們追求“不朽”的欲望,激發(fā)著他們生成“歷史人物”的沖動,并渴望以事功、偉大人格、智慧等種種方式參與、推動或創(chuàng)造著人類的歷程進程。⑤
　　在眾多的人物之中，黑娃以燒糧倉、鬧農協(xié)、當土匪、歸順滋水縣保安團以及最后的起義等等形式，公開地表達了對腐敗的社會強權之反抗和對歷史潮流的順應。以敢于娶回被人遺棄的小蛾,以頑強的毅力“戒土”,以及重回白鹿書院跟朱先生“學為好人”,始終如一地探究著生命與社會拒絕“同污”的“最佳”方式。無論面對任何遭遇,他從不失堅強風度，總體地表現了“向上的理性人格”等等歷史的進步因素。與之相比,白孝文則體現為“向下的感性人格”,是一個戴著面具的“亂世梟雄”,他遵循享受與出人頭地的欲望需要,既使面對著最后的毀滅,他還是看重過程的利益化,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破壞、道德與代價于他不值一提。如屈服于小蛾的勾引、吸毒、賣土地與房子、與親人反目成仇,甚至對張團長也恩將仇報。與社會種種力量或對抗或妥協(xié)之中,他永遠追求著自我的“中心化”或“唯己是圖”。為此,他不惜如馬基雅維里所說“如不能以豐功偉績流芳百世就力圖以惡德丑行遺臭萬年”。⑥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白孝文又成了邪惡社會的化身。面對著“綱紀敗壞”與“道德淪喪”,白嘉軒所苦撐的“仁義”與“耕讀”,事實上既與時不合,又無濟于世,但逆子白孝文及自己所遭受的被打斷腰桿等諸多挫折,并未使他改弦易轍,他心甘情愿又“英雄般”地走上禮教的祭壇。其他的如朱先生不為“亂世”所動,以修身、撰寫縣志等“圣人之行”抵抗著時代的污濁,小蛾在禮教森嚴的羅網中,偏要以情欲方式勃發(fā)自己的生命力,白靈以信仰與犧牲為旗,融入到推翻這個社會根基的洪流中去等等。
　　死亡是令人痛苦而恐怖的,但生命意志也是不可摧毀的。在如磐的暗夜里,他們都從“已在”的現實出發(fā),進行了種種的、甚至是“破釜沉舟”式的反抗,既使涂染著道德的污點,但從“人性”的角度而言,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仍顯示了“人”俯瞰社會或者環(huán)境的偉大與祟高。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白鹿原》神會了《美國的悲劇》《費加羅的婚禮》《紅與黑》《包法利夫人》《復活》等作品所揭示的社會環(huán)境“異化“是悲劇的根源之實質,揭示了有關社會挫折“人”、否定“人”的真實。但在揭示了“人”的個人尊嚴即現代人在社會的生存困境中確定“人”的價值的權力方面,《白鹿原》展示了積極、主動、自我創(chuàng)造的一面,后者則貫穿著消極、被動、乃至自我毀滅的因素。所以,與其說《白鹿原》是一出慘酷的社會悲劇,不如說它是一出永在的抗爭之歌,其中內存著海明威的硬氣、貝克特“絕望的勇敢“與加繆式的西西弗斯精神。
　　
　　二、性格悲劇與人格理想的可能限度
　　
　　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雅斯貝爾斯認為,性格本身就是命運的邏輯與形式。⑦利奇也說過，與必然性相關的最可怕的事情在于我們總是不自覺地與之共謀。⑧這一切都說明了,性格悲劇其實也可能是主人公"自找"的,社會只是給了他一個機會,把他帶進一個悲劇性的境遇中,然后隱身而退,省下的就是人物在這境遇的性格展示中走向悲劇的結局。⑨
　　在這些人性格系統(tǒng)中,一方面，“真、善、美”總是有著主體性,它們表征著主人公的價值與存在的合理性,為他們的行為辯護,為他們的抗爭提供動力,為他們的毀滅保存著形而上的生命之“跡”；一方面，他們又不可避免地受著本能、欲望與利害的驅動,它們有著不可抗拒的破壞性,褻瀆著、腐蝕著、摧毀著“真、善、美”所設計的人性烏托邦,特別是在適應環(huán)境的過程中,它們制定著歷史與社會的“潛規(guī)則”,內在地掌握著“進步”的主動權,并在實際上起著“最主要的杠桿作用”。假若我們深入這些人的心靈世界,就會發(fā)現,正是他們的靈與肉、情與理、癲狂與文明、意志與欲望、理想與現實、道德意識與歷史沖動等等所形成的“性格合力”及其與環(huán)境的“合謀”,成為悲劇的主導之“源”。
　　然而,與叔本華把悲劇看作“罪惡”,倡導生命乃至整個生命意志的放棄、最終走向徹底的悲觀主義及其虛無不同的是,《白鹿原》所表現的性格悲劇,主要是通過主人公們方方面面的性格沖突,展示了“美”的毀滅及其代價,展示了人性的淪落與蒼涼,展示了歷史縫隙中“人”的偶然性,展示了生命的光彩、鋒芒與陰影之重。同時,通過過程所滌蕩的悲壯與激昂的主旋律,作者表達了對“人”的整體認同,對“真、善、美”人格的真誠預期,并從肯定方面重新闡釋了永恒的生命意志及其內在的豐富性?？傮w說來,《白鹿原》是從這樣幾個角度來表現人物性格的方程式的。
　　在《白鹿原》中,田小娥無疑是個受詛咒的女人。但也正如雷達所說,她“不是潘金蓮式的人物,也不是常見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她的性格內涵相當錯雜。一方面，她出身于農村的詩書之家,受過至為嚴格的“婦教”并在黑娃之前十分忠誠地恪守著“婦德”，殘酷地壓抑著生命與情欲的涌動,歸順著冰冷又死氣沉沉的奴隸生活?！睦硐胫辉谟诋攤€名正言順的莊稼院媳婦。一方面，與黑娃的“偷情”喚醒了她最不忍的“愛與恨”，被郭舉人休掉、被族長白嘉軒堅定地阻擋在祠堂之外、被大眾遺棄又被鹿子麟霸占等等遭遇又使小娥解除了道德與人性禁忌，徹底地回歸內在的“反叛”本性與情欲本能。甚至，為了反抗種種的外在“壓迫”,她已經不顧忌自己作為“惡”的化身了。然而,她又是無辜的。正如“露露”一樣,她“是天真的非道德主義者的化身,是作為原始力量的動物性的性的化身。她是真正的動物,野性的美麗的動物。她也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女人,一個既有吸引力又有拒斥力的女人,一個強烈而獨立的女人,一個斯特林堡筆下的那種女人,狡猾、放蕩、欲望強烈。在某種意義上,她本身是天真的,因為她的所作所為全無惡意。但當她按照她的欲望行動時,當她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贏得情人時,她卻毀滅了別人。但她最后也毀滅了自己。”⑩她有著繁漪式的“雷雨”性格,敢愛敢恨,敢于付出也敢于承擔,敢于克制也敢于放縱。所以,她才敢要與黑娃“私奔”、敢于“尿鄉(xiāng)約一臉”,并且在死后仍要報復整個“白鹿村”。正是這種“極端的、反叛的、破壞的”性格不見容于鐵屋子般的“社會”,與其說是鹿三殺死了她,不如說是她為了捍衛(wèi)自己的人格、理想與權力,寧愿與鹿三“共謀殺己”。
　　有人認為,黑娃是中國的葛利高里,在《白鹿原》中有著“關捩”性的敘事功能,他的性格反反復復,如當長工、成為農協(xié)主任、做貼身警衛(wèi)、當土匪、干營長、成為副縣長等等,⑾這反映了他性格中的“原罪感”、“自卑情結”與不安分意識,也是他的悲劇之“源”。應該說,它們比較準確地概括了黑娃的性格表征。然而,如果我們再仔細深究下去的話,就會發(fā)現,黑娃是有著獨特的性格邏輯的。“精神奴役的創(chuàng)傷”是他的性格基礎。“安命”、“巧滑”和“怯懦”等等歷史惰性一方面生成了他的本分的莊稼漢意識及其思維方式,但也潛在地阻扼了他從人生理論上提升自己；一方面又導致了他的自卑、多疑、有義氣而欠原則、有判斷而乏是非標淮、能夠迅速地適應處境但又“隨波逐流”、敢于行動卻又軟弱得可以隨時改變主張等等?！霸嫉纳鼜娏Α笔撬男愿駝恿ΑＴ诤谕薜纳砩?蓬勃著不可抑止的強悍之氣,它要尋求暢快的發(fā)泄渠道與方式,或者攻擊著不合理的秩序、或者向強權宣戰(zhàn)、或者滿足著自己的欲望如權力、名譽、地位、理想以及生存。它使黑娃既有野心又很兇狠、既充滿正義感又懷著不惜毀滅一切的報復心理、既積極投入“行動”但又不問對錯、可以把生命力爆發(fā)到極限又容易遭人算計?！白晕覍崿F的焦慮”是他的潛在的性格主導?！耙蔀槭裁慈恕笨傇跓o意識拷問著黑娃,使黑娃無法停止自己有限的人生探索與追求。盡管它的感性傾向與急功近利,無法使黑娃成為鹿兆鵬式的革命者并明確自己的人生規(guī)劃,但它仍然讓黑娃保持著對現實制度的反抗性和對未來的執(zhí)著與進取精神。盡管他“不比阿Q有多少實質性進步”，⑿但在行動方面卻又比阿Q“堅強得多”?！髡邔谕薜膽B(tài)度有矛盾與批判，但對他身處困境與“長夜中的摸索”、人性中的閃光點以及頑強不屈的精神仍表示了充分的敬意與肯定。
　　在《白鹿原》中,鹿子麟可以說是匯聚了“惡”之大成的“撒旦式”人物,“勺勺客”的發(fā)家史就暗示了鹿子麟的性格之"源"及其表征。他缺乏“為人”的起碼的道德標準,不僅動物般地占有女人,而且還與白嘉軒明爭暗斗,追求權力與虛榮。他道貌岸然地充當白鹿村的頭面人物，仗著鄉(xiāng)約身份作威作福,吃喝嫖賭；既得意妄形,把誰都不放在眼里，又在受牽連時膽小如鼠,不僅傾家蕩產地買通門路,而且“心灰意冷”。他講究的是自己的“臉面”,全無骨肉生死之情；他追求的是不論好歹的身體享受,與田福賢沆瀣一氣。他既可以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不擇手段,卑鄙、下流、無恥。然而,真正事到臨頭時又束手無策,可憐、瑟縮、恐懼。他是傳統(tǒng)文化的破壞者,但絕不是時代與社會新人；他是舊制度的維護者,但絕不是禮教的圣徒。人格的分裂使他附麗著每種文化成分生存,但褻瀆與背叛又使他遭受著它們的共同遺棄。他缺乏生存的精神根基,所以,做什么事情,既使色厲芮苒,也掩不住他的心虛氣短;既使在最得意之時,也不自覺地深懷著無所歸依的隱憂與茫然。正因為此,他才在驚嚇中以瘋癲下場,最終象狗一樣地死去。在他身上,集中著作者對人性的批判與思考。也可以說,正是從否定方面,作者展示了人性真正的價值所在。
　　與鹿子麟相比,作為一個人格神,白嘉軒的人格中包含著太多的矛盾因素。如既恪守最壓抑人性的封建的“仁義”文化,又表現出獨立、堅強、豪狠的性格；既在摧毀性的打擊中體驗了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死亡和徹底絕望,又能為維持禮教和風化忍受住"心上插刀"的非凡痛苦；既注重宗法文化下的鄉(xiāng)村人情,又能以刻薄寡恩冷酷地抹殺人性。⒀鹿三作為禮教文化的忠實奴隸,他不能容忍黑娃帶一個二茬子女人進祠堂,也不能容忍小娥的放蕩給白鹿村蒙羞,特別是白孝文的徹底墮落,使他終于在義憤之中親手殺死了小娥。然而,人情與人性的殘酷沖突,使他的良心經受著最不堪的折磨。小娥的附身其實是兩個鹿三的辯詰、搏斗與自我懲罰,正是他對“仁義”的盲目忠誠與為人的善良“異化”并撕裂了他的人格,也導致他在肯定與悵悔之中精神崩潰。
　　可以說,作者以如椽之筆,引領著我們進了人物性格的大觀園,這里有呼號、有掙扎,也有嬌艷的陽光與花朵,但不管如何,都在傾情的出演之后無可挽回地走向寂滅。正是在“美”的毀滅與“丑”的展示中,《白鹿原》洞穿了人性的最高真實并肯定了人格理想最大限度的可能性。
　　
　　三、命運悲劇與“自由意志”對生命的有效實現
　　
　　自古希臘以來,人類就以命運悲劇的形式對自身的“斯芬克斯”之謎展開展開了不倦的追問與探索：是什么在冥冥之中主宰著我們——生老病死與生兒育女、歡樂幸福與憂愁災難、高貴顯赫與低賤貧窮、愛恨情仇與冷酷絕望?面對著巨大的、無處不在又不可把握的“命運”,人們既懷著敬畏,對它虔誠地頂禮膜拜；又不時地滋生著悲壯的獻身沖動,千方百計要打開這個“所羅門的瓶子”,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去揭開它的面紗。
　　其實,無論對“命運”持何種解釋,不管是“天意”、“自然規(guī)律”還是“歷史的必然性”，它都高懸在人們頭上，象“達摩克利斯”一樣主宰著蕓蕓眾生；在“人—命運”的關系法則中,面對著"先在"的“悲劇性”,人們該如何選擇他們的“生存過程”?對此,黑格爾認為，由于“命運”是絕對力量的化身,在它面前,人們永遠是渺小的；順從“命運”是人們應盡的義務,任何反抗都是徒勞的。謝林則干脆主張，人們應該壓抑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兩者的矛盾與沖突中認識到自己的片面性,從而撤回自己的要求來實現“和解”；或者“自愿地為不可避免的犯罪而接受懲罰,以便在宣布自己的自由意志時,用自己自由的喪失去證明這種自由?！雹?BR>　　當然,也有的人蔑視“命運”的可怕性,在他們看來,盡管“命運”是“先在”的,但人在實現“命運”的過程中,意志是受“人”主宰與支配的。所以,愛比克泰德在生活實踐中認為,沒有任何東西比人的意志更堅強,“連宙斯都不能征服的”,一切東西都得臣服于它,而意志本身是自由于奴役和臣服的。⒀尼采提倡“超人”哲學,認為在酒神作用下,人們可以盡情地放縱自己的原始本能,他可以將自己的一切能量和欲念毫無顧忌地宣泄出來,它可以永遠不滿足于現狀,可以不斷地建設,也可以不斷地破壞,把人生當作一場世外桃源式的狂歌勁舞的歡筵。人生就是從這種不停的充滿活力的野性放縱中尋找幸福。⒁因此,面對著不可抗拒的“宿命”,人們既可以憑借自由意志找回生命的價值與尊嚴；而自由意志的張揚,也可以使人的生存悲劇更加深化,并確證著“人—命運”的關系存在及其合理性；反之,沒有自由意志,也就不可能產生命運悲劇。正是在這種背景及意義上,我們找到了《白鹿原》作為命運悲劇的深層結構及其中所伸展的狂歡與自由精神。
　　總體看來,《白鹿原》就象巨大的“命運之城”,所有的人都被“圈”在里面,誰也無法走出其中。苦難與死亡的幽靈到處徘徊,在歲月的輪回中,“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不斷地絞合,輪番出演著種種命運悲劇。白嘉軒在思索人生奧秘的時候,總是想起自古流傳著的某句咒語:白鹿村的人口總是冒不過一千,啥時候冒過了肯定就要發(fā)生災難,人口一下子又得縮回到千人以下。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第一次經歷了這個人口大回縮的過程而得以驗正那句咒語,便從懷疑到認定——白鹿村上空的冥冥之中,有一雙監(jiān)視著的眼睛,掌握著白鹿村乃至白鹿原上各個村莊人口的繁衍和稀稠……
　　疾病、災害、戰(zhàn)爭、運動、瘟疫、看風水、遷墳等等,都攪和在這些人的生生死死里面。不論品德的好壞、生命的貴賤、心氣的高低、行事的對錯、力量的強弱以及是反抗還是順從,他們都無法擺脫“命運”之手的掌握。不論是朱先生“圣人”般的明白之死還是眾民們的糊涂之死,不論是“重于泰山”還是“輕于鴻毛”,不論是為個人享受還是為大眾謀福祉,他們的哀號、傾訴、懺悔、贖罪、坦然、冷酷、恐懼以及得意,都在“命運”的天平上被一概抹平。不論他們曾生死相對,你掙我奪，是為名譽、地位、錢財還是信仰與尊嚴，是懼怯逃避還是心甘情愿地赴湯蹈火，是叱咤風云還是象螻蟻一樣地生與死,“命運”總是在最后顯示出絕對的“公平”。就如《紅樓夢》的“金陵十二釵”之正冊、副冊與賈寶玉的“石頭”身份成為他們的“質”之規(guī)定性一樣,《白鹿原》也通過“立鄉(xiāng)約”、“建祠堂”、“修族譜”等等行動凝聚了生命的所有內涵,并予以“幾乎無事的”呈現?？傊?在《白鹿原》紛繁復雜的人生表象里,鑲嵌著無數的“命運”陷阱,要跳出它是多么地不可能啊。
　　當然，《白鹿原》不只表現“人”是殘酷命運的無辜犧牲品,更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生靈。正如有的論者所說,“命運”不僅是可以認識的,而在于它本身就凝聚著主體的意志與激情。所以尼采說道:“不知道對象——按照我們的實際需要的程度把秩序和形式加到渾然一體的自然上。在形成理性的邏輯和范疇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我的需要。⒂”從這個角度來看待白嘉軒、鹿子麟、黑娃、小娥、白靈、鹿兆鵬等人獨特的精神現象——自由意志時,他們都體現了為“人”的本真與率性,在“命運之城”體現了主體意志之恣肆與張揚,在歷史的灰敗中體現了創(chuàng)造者本在的精神根基與生命的綿延之維。
　　正如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人與自然“融為一體”一樣,白鹿原人的生命與社會和生活也是“同在”的。他們一旦被投入其中,就認可了這種“規(guī)定”的生存內涵,決不存在“異化”與“排斥”，甚至可以說,它們就是互相生成的。白鹿原人盡管處在“亂世”,但他們都能遵從自己的本性生活,決不屈從外來的專制與壓迫。白嘉軒已經把禮教因子內化到骨髓與靈魂里了,所以,他才會對所有的反叛者殘酷無情,對他們的悔過則既往不咎,從他對小娥、對孝文、對黑娃的態(tài)度來看，可以說他是個實實在在的“禮教人”。在情欲與“淫蕩”的外表之下,小娥內心里則奔騰著不息的生命意志。黑娃的時反時復,又何償不是通過“自由選擇”來“確定”自己的“本質”呢?——他們有權決定自己在處境中的“存在”,這是他們對“命運”的最高挑戰(zhàn)。
　　他們也沒有什么心理與精神禁忌,“我的需要”才是他們的內心律令,意志自由相應地取決于他們的主體素質。因此,在走向“命運”的過程中,他們自在地“狂歡”著。享受或者反抗、迷醉或者墮落、痛苦或者逃避,正根源于“生命精神”內在的洶涌與幻化。如仙草與白嘉軒在成婚之夜敢于“冒死破禁”,完成“夫妻之合”；朱先生修“圣人之業(yè)”,如徒步勸退二十萬清兵,捧著瓦罐嚼食,幫助縣長鏟除罌粟,賑濟災民，不畏強權又“責無旁貸”。鹿子麟在道德之外“我行我素”,決不掩飾自己的“生命本色”?！皵〖易印卑仔⑽脑诒恍《稹按a下褲子”之后,賣田賣土,不顧家人死活,不要名聲、臉面和尊嚴,既使在被餓死和“搶舍飯”之時,仍要“隨心所欲”地活著。——盡管有著“命運”的“籠罩”,可他們卻仍“野性”地呈現自己的生命力,在寂滅過程中灼放出它的亮麗光華。
　　當然,他們不是尼采式的“超人”,絕不至于在“太陽”式的幻夢中使自己發(fā)瘋。作為“本真之人”,他們對生命力的發(fā)揮畢竟還持守著理性范疇。正如彌爾頓在《失樂園》中所說:“上帝讓意志自由,因為/順從理性的意志便是自由?！辈贿^,在《白鹿原》中,理性并非公共的做人準則、道德或良知之類,而是他們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的、已內化為他們的血肉和靈魂的、個體化的做人“方法”。正如奧古斯丁在名著《上帝之城》中強調人的命運生前決定論一樣,陳忠實也在《白鹿原》中認為,由于這些人物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他們的自由意志,所以他們對生命的忠誠和順從不是出于“必然”,而是出于“自愿”,也就是說,他們可以而且應該對自己的命運負責,自己作出選擇,包括對是否崇拜和順從生命作出選擇,而他們賴以作出選擇的便是由長期的生命實踐所形成的做人“意識”。⒃如鹿三無論是做一個本分、厚道又“最好”的長工,還是在“交農”事件中意外地做一個領頭兒,或者用梭鏢殺死小娥等等,鹿三都做得“問心無愧”；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他都可以做得“隨心”而不逾出自己的做人“經驗”。其他的如冷先生、白嘉軒等人莫不如此?？傮w說來,盡管“命運”是灰色的,但《白鹿原》卻通過“自由意志”發(fā)現了實現生命的有效途徑。
　　
　　結語
　　
　　由于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總是涂抹著濃濃的悲情,以至有的論者認為,悲涼是貫穿其中的主調。正是在這種多災多難的行程中,中國人無奈又堅毅地進行著自己的苦斗與掙扎。所以,陳忠實以《白鹿原》如實地還原了“中華民族”的近代“秘史”。但他并不糾纏并蠱惑于錯綜復雜的歷史表象,而是深入其里,大膽地剖開了中國人永被遮蔽的慘淡人生。這里有哀號、有“吃人”、有陰謀,但也有熱烈的生活和愛,有充滿道義的溫情,有卑微和低賤的犧牲,有高貴的信仰和生命訴求。陳忠實懷著憂憤深廣的悲憫精神,對它們進行了深刻的概括與呈現?！栋茁乖芬环矫婕辛巳祟愃庥龅摹靶睦淼?、環(huán)境的、本體的”種種悲劇,“命運安排”、“性格過失”、“社會環(huán)境”等等因素使中國人處在"二難"之中又別無選擇。多難的歷史鑄就多難的人生,多難的人生又拷問著蕓蕓大眾的生存能力和忍耐精神,這其中蘊藏著多少豐富的痛苦與悲哀？！但另一方面,《白鹿原》又超越了它的傷感與迷失,熱情地描寫了處身其中的人們之堅韌地反抗、執(zhí)著地尋找“真、善、美”的價值以及自由意志賜予生命的合理性及其輝煌。在悲劇的高度上,陳忠實廣泛、深入又滿懷熱愛地肯定了人生!——為此,我們可以認為:《白鹿原》是當代文學史上至為深刻的一部“人生”大書!同時，由于中國文學向來缺乏悲劇傳統(tǒng)，所以，《白鹿原》的“悲劇意識“，既有來自歷史本身的滄桑與巨痛，也混雜著西方悲劇神秘、尊貴和深入骨髓的危機感，還摻和著作者慘痛的生命經驗以及“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抗爭精神，陳忠實通過《白鹿原》把它們完善、組合并形而上學化，苦心建構并有意義地豐富了當代文學、特別是茅盾文學獎的“悲劇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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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文化價值透析

作者：陳敏郡

《白鹿原》是陳忠實先生近年來創(chuàng)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寫的是渭河平原上一個家族兩代子孫，為爭奪白鹿原的統(tǒng)治權明爭暗斗，上演了一幕驚心動魄的話劇：巧取風水地，惡施美人計，孝子為匪，親翁殺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從辛亥革命到解放戰(zhàn)爭，白鹿原上風云變幻、家仇國恨交錯纏綿、冤冤相報、代代相傳。展示了一幅中國農村斑斕多彩，觸目驚心的歷史畫卷。
　　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自覺要求。
　　什么是文化？至今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界定。在漢語語境中，文化一詞有時極寬泛，有時又極狹隘，是寬泛還是狹隘，取決于使用者的個人理解。事實上，在中國，文化是一個極富彈性和社會意義的概念，其具體語義往往根據語境才能判斷。這里所說的文化也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它指整體性的社會生活，包括政治、經濟、道德、知識、信仰、風俗、民情、民族心理、特定的生活方式等。文化包羅萬象，既有內在的，又有外在的；既有深層的，又有淺層的。
　　
　　一、《白鹿原》在文化表現上是深刻的
　　
　　在作品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場面：每當白鹿原經歷一場重大的社會變故或一次大自然的劫難時，白鹿人祭祖的祠堂大門就要莊嚴神圣的打開一次。當這樣強制性與自覺性相結合的儀式結束后，白鹿族人仿佛進行了一次靈魂的洗禮，獲得了精神的安寧。這種由原始氏族、遺風演變而來的封建宗法制的精神生活，仿佛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細胞，維持著封建農業(yè)文明肌體的生存，并使其獲得了強大的歷史存在合理性，保持著雖不旺盛但卻持久的生命力。所以，歷史上的白鹿原終會以長久的有序取代短暫的無序，以封閉的宗法統(tǒng)治抗御著一切異己力量的沖擊。
　　在白鹿原上演的這部民族秘史中，白嘉軒自覺地以封建族長的身份，實踐著以儒學觀念為精神支柱的封建宗法制生活，維護著農業(yè)文明的文化秩序。
　　封建族長白嘉軒具有著強大的人格力量。這種力量源于他重視并恪守著儒家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人倫標準、處世原則?！渡袝分刑岢觯骸案噶x、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主張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他修身齊家治族的標準。他的一切行動都可以在儒學經典中找到合理的依據。作為有著這一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封建族長，他有著強烈的維護傳統(tǒng)文化秩序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所以在全部族人都面臨著皇帝沒有了如何生活的困惑時，他請來朱先生的維護農業(yè)文明秩序的救世良主“鄉(xiāng)約”。在白嘉軒的治理下，“從此偷雞摸狗摘桃掐瓜之類的事頓然絕跡，摸牌九搓麻將抹花花擲骰子等賭博營生全踢了攤子，打架斗毆扯街罵巷的爭斗事件不再發(fā)生，白鹿村人一個個都變得和顏可掬文質彬彬，連說話的聲音都柔和纖細了?！庇纱丝梢姡且粋€個白嘉軒式的家族皇帝支撐著兩千多年封建農業(yè)文明的大廈，加固著龐大的金字塔式的封建宗法統(tǒng)治的根基。
　　白嘉軒這一形象說明了儒學傳統(tǒng)自覺或不自覺地、主動或盲從的固守著這種農業(yè)文明的文化秩序，并在無數次的自然劫難與社會動蕩中發(fā)揮著脊梁的作用。
　　
　　二、《白鹿原》所反映的中國文化是全面而豐富的
　　
　　《白鹿原》所反映的文化既有廟堂文化，又有村社文化；既有上層文化，又有底層文化；既有正統(tǒng)文化，又有反叛文化；既有主流文化，又有末流文化；既有精英文化，又有大眾文化；既有雅文化，又有俗文化；既有本土文化，又有外來文化；既有政治文化，又有風俗文化；既有儒家文化，又有道家文化……還有性文化、飲食文化、“史”文化、“詩”文化、神秘文化、土匪俠士文化等。中國文化就是由這多種文化匯合、糾結、斗爭、滲透、融合而組成的一個獨特的文化整體，具有它自己的內在邏輯，它是矛盾的，又是和諧的?！栋茁乖肪蛷纳顚拥奶N藉上揭示了這種文化意識結構。
　　朱先生是傳統(tǒng)文化精華的集中體現者，他能清醒地對自己進行角色定位，以傳承文明、拯治精神、安頓靈魂為己任，拒絕為官。因此，講學、治學便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在他的生命歷程中，便有了只身卻敵、禁種鴉片、賑濟災民等壯舉。他那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鐵肩擔道義”式的豪氣令人感佩不已。當他想著完成心中的大事以了卻心愿實現理想的時候，他就會把個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無私而后無畏，無畏而后無擋，無擋而后成事，成事而后顯示人格力量，強大的人格力量又支撐了光彩奪目的形象，朱先生正是這樣的人！他猶如一個優(yōu)秀文化組合而成的萬花筒，令人心醉神迷，小說對朱先生的“仙逝”作了真切而具體的描述。顯然，作者把朱先生當成了白鹿的化身。
　　可貴的是，作者并不回避歷史真實，并不回避生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朱先生的局限，即知識分子的力量的微薄、對城市生活尤其是商業(yè)活動的偏見等。這些局限其實也正是傳統(tǒng)文化的或缺——重思想輕實踐，重精神輕物質，重義輕利。
　　如果說朱先生是白鹿原的精神領袖，那么白嘉軒則可以說是白鹿原的實際領袖。他是一代族長，在白鹿原宗族范圍內，朱先生確定原則，他則具體組織實施。
　　白嘉軒的人格、修養(yǎng)、品德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正面特性的集中體現，與中國20世紀激烈的沖突相比，他的中庸特點尤其突出。他反對任何過激的行為，對于國共之爭，他不偏不倚。他不贊成黑娃等人的革命，也不贊成田福賢等人的反革命。黑娃等人毀祠堂、鍘人的時候，他痛心疾首，但當田福賢等人“反攻倒算”進行血腥報復時，他又出面為鬧農協(xié)的求情。在壓迫和屈辱面前，他退讓，以使命為重，絕不進行暴力反抗，他具有極大的忍性，體現了忍辱負重的精神。他對黑娃有恩，但黑娃后來恩將仇報，不僅游斗了他，而且還打斷了他的腰，使他終身殘廢，但他后來還是接受黑娃的“悔過自新”，并且竭盡全力營救黑娃。在白嘉軒的身上，充分體現出了中庸精神的和平、靜穆的積極力量。在這些意義上，白嘉軒是超越時代超越階段的，他真正反映出了民族的精神。
　　與白嘉軒爭斗了幾十年的鹿子霖成為儒學文化中生成的異己力量的象征。他聰明能干、持家有道、外交有方。由于祖宗的遺訓，便更加注重于在社會上的立身揚名，加之白嘉軒在他面前強大的族長地位的刺激，他顯得“官癮比煙癮還大”。在他身上沒有傳統(tǒng)文化對正統(tǒng)人格的塑造的影子，更多地表現出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極端利己主義的原則。他要拼命地積攢財富，他要盡情地滿足自己的肉欲，他最看不中的就是白嘉軒遵奉的人生信條。那些象征著儒學文化的鄉(xiāng)規(guī)民約，在他心中無足輕重。這種傳統(tǒng)秩序中生成的異己力量，無疑加速了農業(yè)文明歷史的解體。但是這種文化力量只能起到破壞的作用，它無力承擔建設現代新秩序的使命。
　　《白鹿原》不僅深刻而豐富地反映了中華民族的上層文化，廟堂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揭示其底蘊，而且還豐富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的民間文化，比如民間宗教、民間風俗人情、民間戲劇等，而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神秘文化。小說中寫“白鹿精靈”三次顯靈（顯示風水寶地，為白靈的死向白家報夢，朱先生死時的一閃），寫黑娃的第六感覺（救習旅長時），寫田小娥死后靈魂附體，引來瘟疫、化為飛蛾等，這些都是令人難解的現象。應該說，神秘文化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科學與迷信的問題，而是一個在對宇宙與心靈探究中不斷生發(fā)的內在的心理問題?！栋茁乖穼懗隽诉@種現象與心理，不僅豐富了它的文化內涵，而且還使小說增加了一種神秘的氛圍，引人入勝，達到了一種特殊的藝術效果。
　　《白鹿原》最深刻最獨特的，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最大不同處就是它從正面反映和表現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且是把它放在現代社會和文化的背景中去反映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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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敏郡，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中文教育碩士。

《白鹿原》居住民俗的認識價值 張 恒

摘 要：本文分析了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中描寫的居住習俗特征，闡明了其所折射出的認識價值。

　　關鍵詞：《白鹿原》 居住習俗 認識價值

　　

　　常言道“民以食為天，民以居為地”?！栋茁乖分腥宋锏囊率沉曀锥家陨袃€為最顯著的特征，但是居住習俗卻與質樸節(jié)儉的衣食習俗形成鮮明的對照，這不能不引發(fā)讀者去細致地品味一下其中的意味。

　　

　　一、白家華麗的門樓是家道殷實和族長地位的象征

　　

　　小說第四章寫到，白嘉軒因罌粟種植的巨大收益發(fā)家致富，人丁興旺。作為族長的白嘉軒生了兒子祭祖時，他才終于無愧地跪在主祭壇位上祭祀祖宗，讓他徹底改變了父親暴死、六娶六亡、后繼無人的悲涼境遇。于是他“把祖?zhèn)鞯睦鲜椒课葸M行了徹底改造，把已經苔跡斑駁的舊瓦揭掉，換上新瓦，又把土坯壘的前檐墻拆除，安上了屏風式的雕花細格門窗。”至此，白家家道又興旺了起來，白嘉軒族長的地位已無可動搖。白嘉軒不但改造了老式房屋，還對門樓也進行了徹底的改造，“原先是青磚包皮的土坯壘成的。現在全部用青磚砌起來，門楣以上的部分全部經過手工打磨。工匠們盡著自己最大的心力和技能雕飾圖案，一邊有白色的鶴，另一邊是白色的鹿。”“經過翻新以后，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穩(wěn)穩(wěn)地盤踞于白鹿村村巷里?！边@一節(jié)濃墨重彩地寫白嘉軒對老屋的改造格外重視，以及對門樓的改造講究到了極致的程度。為什么白家的門樓如此講究精工呢？我們知道，房屋寄托著人們的幸福、人生的希望和生命的安全感，表達著主人與住宅建立的一種特殊對話方式。門樓是住宅的入口，標志著一個家庭全體成員的內部認同，也是家庭與社會連接的正式通道。門樓又是神靈的把口，我國一直盛行著在院門上貼門神畫的習俗，傳說畫上的神靈立于門外，可令邪祟止息?！苞Q”和“鹿”的意象讓人很自然地想到美好、吉祥、長壽等寓意。傳說“鶴”為羽族之長，它跟隨神仙和道人云游，固又稱為“一品鳥”，在中國傳統(tǒng)吉祥圖案中，就有“一品當朝”即鶴立潮頭巖石，還有“一品高升”即鶴在云中飛翔。盡管白嘉軒對政治、做官不感興趣，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他自然希望白家的族長地位能夠得以永固；另一方面，“鶴”和“鹿”相隨，自然又是取二者長壽、繁榮昌盛的寓意，它代表著戶主的內心愿望和對人生幸福的訴求。另外，民國以前，大門的式樣、大小、屋頂形式、油漆顏色、裝飾等都有著嚴格的規(guī)定，外人一看大門就知道宅主人的身份地位和經濟實力。所以，白家講究的門樓是其家道殷實和族長地位的象征。

　　

　　二、門房是白、鹿兩家門面、面皮的物化標志

　　

　　門，是建筑物的臉面，古風今俗的展臺；在白鹿原，門樓正是人的門面、面皮的物化標志。在等級社會里，宅門的高矮大小，同尊卑程度成正比?！柏毟豢创箝T”，這種門臉意識，不僅屬于上層社會，也是社會底層人們的一種生活經驗。因此，后文圍繞白、鹿兩家門房門樓之爭作者寫得有聲有色，精彩至極。

　　鹿子霖利用田小娥把白孝文拉“下水”讓白嘉軒蒙羞，白嘉軒不但嚴懲了白孝文，還毅然決定與他分家。分家后，白孝文賣了房子，鹿子霖把孝文的門房買來拆下傷了白家的面子；孝武發(fā)誓把門房蓋起來，白嘉軒說：“你把門房蓋起來，就把你的名字刻到墻上。把孝文賣房的年月也刻上?！薄罢蚤T戶為冠帶”是一句古老的名言，白家因出了敗家子而沒了門房，讓鹿子霖在這一輪爭斗中占了上風，狠狠揭了白嘉軒的面皮。等到白孝文進了縣保安團，東山再起，回鄉(xiāng)祭祖，光耀門楣時，孝文對父親說：“忙罷我想把門房蓋起來?！卑准诬幷f：“孝武把木料早備齊了。你想蓋房，另置一院基吧。兄弟三個擠一個門樓終究不成喀！”白孝文豁達地說：“這個門房還是由我經手蓋?！币蜷T房是經他賣掉被鹿子霖拆除了的，再由他蓋起來就意味著他要洗雪恥辱張揚榮耀。白嘉軒說：“你的用意我明白。干脆也不分誰和誰，你跟你兄弟仨人搭手把門房蓋起來。這院子就渾全了?！焙髞?，鹿子霖被捕入獄，他的女人為了救他把門樓門房又賣給了白孝文，這戲劇性的變化，使被釋放出獄回到白鹿村的鹿子霖徑直走到自家屋院門前時，幾乎認不出來了，那座漂亮的在白鹿村獨一無二的門樓沒有了。白家獲得了這一輪勝利后，白嘉軒因此來道歉：“不該乘人之危買房拆房”，又解釋說：“孝文那年把房賣給你，而今是想撈回面子哩！”從這兩次買賣的交易過程中，反映出來的心理因素就是“面子”問題，它隱喻著家庭的榮辱及家庭在社會中的地位。

　　

　　三、四合院是符合儒家禮的要求為內涵的意象

　　

　　四合院是白鹿原的院落民居最為典型的建筑，采用封閉性的組合形式，從文化類型上來說，它是農耕文化的產物。為保衛(wèi)勞動成果，人們用墻院將自己一層一層地包圍起來。大到城郭，小到院落，無不體現出農耕文化的封閉性特點。四合院坐北朝南，正房兩側接出耳房，居住家庭長輩；正房前左右兩側各有廂房，稱為東西廂房，居住晚輩；正房與廂房有尊卑之序。白嘉軒家雖身為族長但也住不得上房，因為他母親還在；鹿子霖家里也是父親鹿泰恒住上房，鹿子霖住廂房。住宅建筑是家的象征，在家庭內部，它是體現出儒家文化在家庭關系中以符合禮的要求為內涵、以和諧為基本表征的意象，因此分家往往是家庭秩序破壞和家庭關系破裂的結果；白嘉軒對敗家子孝文采取的一個斷然措施就是分家，把他趕出家門。因此，在《白鹿原》中，民居既滿足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也可以上升到表達某種思想的高度。

　　

　　四、信服圣言與置房情結的悖論

　　

　　朱先生的“房是招牌地是累，攢下銀錢是催命鬼！”的人生箴言時刻回響在白鹿原的上空。鄉(xiāng)間無論貧富的莊稼人都把這句俚語口歌當經念。當某一個財東被土匪搶劫財寶又砍掉了腦袋的消息傳開，所有聽到這消息的男人和女人就會慨嘆著吟誦出圣人的這句話來。人們興味十足甚至幸災樂禍一番之后，很快就置自己剛剛說過的血淋淋的事例于腦后，又拼命去勞作去掙錢去迎接催命的鬼去了，在可多買一畝土地再添一座房屋的機運到來的時候絕不錯失良機。人們絕對信服圣人的圣言卻又不真心實意去踐行的悖論，揭示的仍是人們全心追求家的穩(wěn)固、富裕和歸宿的置房情結。蓋房，置一份家業(yè)，似乎永遠是農民最大的理想、最后的歸宿。因此，人們拼命勞作，更多地是為了擁有自己的一份不動產，既是不動產，自然越大越氣派越好，至于朱先生的“房是招牌地是累”的圣言經常被置于腦后也就是人的本性使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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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延邊大學護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