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中國書壇上以草書聞名的于右任先生辭世二十年了。然而，他在中國書法發(fā)展史上的巨大貢獻，他的書學理論、書法藝術成就，卻愈來愈受到海內外書法家的珍視。他晚年那首哀婉凄切的懷鄉(xiāng)詩更撥動著無數(shù)炎黃子孫的赤子之心。

　　先生原名伯扦，字右任，后以字行。筆名神州舊主、騷心、太平老人等。號髯翁。祖籍陜西涇陽縣斗口村。1879年（清光緒五年已卯）出生于陜西三原縣東關河道巷，以后"又在三原讀應試，因此就著藉為三原人了。"1先生"生在歷史上代產(chǎn)圣哲的關中，有雄壯的地理，有深厚的文化，又有親愛的家庭，讀圣賢書，所學何事？應當堂堂地做個人."2先生出生時，家道衰落，困苦貧賽。未滿兩歲，他善良而可憐的母親就貧病憂愁而死。二伯母房太夫人攜至外祖家撫養(yǎng)。七歲，受業(yè)于三水老儒第五先生（旬邑第五倫之后），"以流離之子，竟為學生矣"。3十一歲，伯母攜往三原東關，依族三祖重臣公，重臣公送入名塾師毛班香先生私塾"讀經(jīng)史，學詩文"，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并開始學做古、近體詩。此時期，文文山的詩對他影響很大。故其詩作高亢雄強、壯懷激烈。十七歲，先生"以案首入學"。十九歲后，"學已小成"，離開毛班香私熟遍求名師深造，往來于三原宏道書院、涇陽味經(jīng)書院、西安關中書院。得識學貫中西的朱佛光4及以經(jīng)學辭章著稱的毛俊臣5，并以師禮事之。又謁見關中國學大師、涇陽味經(jīng)書院山長劉古遇先生6。1898年學問淵溥的葉伯皋（爾愷）入關督學，學政衙門本設三原。葉公激賞先生文章，譽為"西北奇才"。其時先生有感于清廷之腐敗，有激昂沉雄，痛快不羈的《半器半笑樓詩草》問世。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先生二十五歲，以第十名中舉。翌年春，先生應禮部試于汴梁（開封），被清廷以"逆豎倡言革命大逆不道"，革舉人，并嚴加通緝。且有"無論行抵何處，命獲即行正法"之密旨。幸得其鄉(xiāng)伯李雨田先生救助，始脫險潛往上海7。又得馬相伯先生8護持，易名劉學裕入震旦學院直至畢業(yè)。1905年參預并主持籌備成立"復旦公學"（即今"復旦大學"前身）。1906年在日本得識孫中山先生，"做徹夜之談，并加入同盟會"。從此追隨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先后在上海創(chuàng)辦《神州日報》、《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作主編，作記者，評論時政，"為民請命"，"辟謠邪而振民氣"。先生文章辭鋒勁健，文筆犀利，質文俱勝地，聲情并茂，為一代之雄文。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先生即在南京臨時政符任職。嗣后，南北議和，袁逆稱帝，先生與中山先生再舉義旗，討袁北伐。1918年回三原就任陜西靖國軍總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計，北伐段祺瑞。此后長期任國民黨監(jiān)察院長。1949年去臺灣。1964年11月10日逝世于臺北。1965年7月17日，這位始終懷著對故鄉(xiāng)無限眷戀之情的老人，渭北高原上一個普通農民的兒子，被安葬于臺北縣大屯山八拉卡墓園。

　　于先生的書法藝術大體可分兩個階段：一是他潛心魏碑，由"集字"進而探求"我法"的階段；二是他創(chuàng)立"標準草書"并不斷追求其形式美的階段。

　　我國書法發(fā)展至清代"嘉慶、道光之世，碑學入繼大統(tǒng)，成了書學嬗遞中之大轉捩點。由此書法開了新生面，兩周金文、秦漢刻石、六朝墓志、唐人碑版，大至摩崖刻石，小至造像碑記、殘磚瓦，片石只字，皆為世重。更兼兩書論家包世臣、康有為先后著書立說力倡碑學，尊碑抑帖，尊魏卑唐，推波助瀾，影響所及，清代后期以至今日研究書法者多喜北碑。"9先生于清末的于右任先生也一無例外地卷入了研習北碑的浪潮之中。于先生少年時代，學書伊始，從趙孟頫入，寫得肥而舒。在中國書法史上，趙孟頫是集魏晉及唐人書法之大成的一代主壇坫者。"下筆神速如風雨"。趙書的速、暢、秀、逸對于先生一生書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于先生十一歲在毛班香私熟曾從毛班香之父太夫子漢詩（亞農）先生10學習草書。所寫的是王羲之"十七鵝"（傳）。"每一個鵝字，飛、行、坐、臥、偃、仰、正、側，個個不同，字中有畫，畫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從何而來。"11雖然于先生后來已記不得寫法，但無疑這是他學習草書的第一步。青年時代的于右任先生即熱衷于北魏碑志書法之研究。辛亥革命之后，在靖國軍時期，他于戰(zhàn)事頻仍之秋，軍中有暇之時，苦心搜求北朝碑志、造像記等古代書法珍寶。蔡秦有一通《廣武將軍碑》，其拓本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間被碑帖商偶然得到，傳世不多。據(jù)清方若《校碑隨筆》記載："昔在陜西宜君，今佚。此后，該碑的隱現(xiàn)受到不少金石家的關注。著名金石家吳大澂在陜西也曾多方尋訪而未得。民國年間，于先生也曾專程到宜君尋訪未得。后來西安帖賈謝秀所發(fā)現(xiàn)12。于先生在《廣武將軍復出土歌》中稱："慕容文重庾開府，道家像貴姚伯多，增以廣武真三絕。"將此碑與咸陽出土的梁庾信撰文的《慕容恩碑》、耀縣藥王山的《姚伯多造像記》共稱"三絕"。此碑1972年已發(fā)現(xiàn)地點陜西白水縣史官村倉頡廟移藏西安碑林。今日白水縣文化館還保存于書《紀廣武將軍碑詩》墨跡中堂一件。詩云："廣武碑何處，彭衙志蘚痕13。地當倉圣廟，石在史官村。同帝像新獲，夫蒙城尚存。軍中偏有暇，稽古送黃昏。"字里行間流露出他對此碑晦而復現(xiàn)的欣喜。1921年春，先生雖名為陜西靖國軍總司令，"然各路軍，各自為班"14，戰(zhàn)事不利，先生有耀縣藥王山訪碑詩云："曳杖尋碑去，城南日往還。水沉千福寺，云掩五臺山。洗滌摩崖上，徘造像間。愁來縣乘興，得失兩開顏"。此時期他搜求購置了二百九十多方碑石15，其中魏墓志就有八十五種之多。也因其中有七對夫婦墓志，書法精美，所以先生自命齋號為"鴛鴦七志齋"16。1940年他面托楊虎城將軍避開侵華日軍的追蹤，著專人將他十年間購世故的三百八十塊珍貴碑石由北京護送回西安，捐贈西安碑林。今日鑲嵌于西安碑林一、二碑廊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于先生既致力于搜集、保護古代書法遺跡，更潛心于書法、書理之研究。他"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為聯(lián)，夜夜淚濕枕。"17由此而脫胎出來的于先生楷書，多是對北魏碑志的直接取法。然其用筆已透天真畢露之消息。他所寫的楷書如《張清和墓志》、《茹欲可墓志》、《楊松軒墓表》、《鄒容墓表》等，其結字絕類《張猛龍碑》、《元遙墓志》、《元廷墓志》，字形扁方、結體謹嚴，應規(guī)入矩。詳加比較，于先生楷書結字中宮更緊收，筆畫穿插避就，險巧中時見輻射逸宕之勢。其點畫多順筆入紙，自然收束，露鋒為之，不刻意追求因刀工形成的棱角森挺的方筆；撇、勾多于中道著力頓按，收筆舒展縱放，形成顯著突出的波磔剔挑，痛快淋漓，暢達大度。在用筆上既不死追北碑的刀意，也不過份追求蘊籍含蓄、藏頭護尾，自有天真瀟灑的儀態(tài)。知古法而不墨守古法，這是于先生對傳統(tǒng)筆法的突破與變革。在他的楷書作品中最有特色的還是書贈茹卓亭先生的《亭林詩四首》、刊刻于紹興秋瑾紀念碑的《秋先烈紀念碑記》等。此類作品，楷書中時見行書、平易中見奇崛，大拙中見大巧，和諧自然，雍容大度，可見于先生在楷法上匠心獨運之處。當然，隸筆入楷在北魏碑志、六朝寫經(jīng)中時或見之，然而以魏楷結字為基礎，有意識將隸筆乃至行草筆勢運用于楷書，揉和得如此和諧自然，近世書家中當首推于右任先生。

　　從1906年參加同盟會到1932年（于先生54歲），《右任墨緣》出版，歷時27年。是他以詩文著稱于世的27年，更是他的書法由"集字"到創(chuàng)造"我法"的大轉變時期。先生博大之胸襟，豪邁之氣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爽直豁達之個性，氣勝情切的詩文藝術風貌無不于書法中見之。此時期他的行書，無論其氣勢之恢宏，筆力之雄健，新理異趣之追求，筆法、結字變化之多樣，都別具特色。

　　我國書法史上優(yōu)秀的行楷書作品，如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書圣王羲之書《蘭亭序》以及被后世奉為行書楷模的《唐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有晉人蕭散逸神，追求自然的精神氣韻。其用筆、結字、章法，仍然受漢代以來的"中和"為美的傳統(tǒng)美學觀念的支配。

　　米芾在評褚遂良臨《蘭亭序》時曾說："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其實米老說得不確。褚臨王書"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孤騫，類逸群之鶴。……九奏萬舞，鵷鷺充庭，鏘玉鳴珰，窈窕合度。"正與王羲之書"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18"清風出袖，明月入懷"19同屬"沖淡"一類。后人以為學王書當從褚入就是窺見了褚繼王法的奧妙才提出來的。而于先生的行楷書，卻有著對"中和"為美的美學觀念的突破，有異于前人的"王法"，堪稱一代書法革親之杰作。

　　他的行楷書筆力雄健，筆法多樣。融篆、隸、草、楷筆法于一爐，以中鋒為主，綜合運用折鋒、斷筆、頓挫、波磔，于圓融渾厚中多具波勢。不拘于藏頭護尾等傳統(tǒng)理法，著力于盡興揮灑，筆下放得開、收得住，爽朗灑脫中表現(xiàn)出一種強悍奇崛的性格。大氣磅礴，沉著痛快。其筆法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

　　在結字方法上，于先生首先取法北魏碑刻文字嚴謹扁方的體勢，建立 陜正的骨干，然后放縱變化，似斜反正，以氣貫、神足、結法奇險取勝。他的結字，有直接取法端嚴工整的魏碑者；有直接取法魏碑中似斜反正、活潑多姿、生獷質樸者。最可稱道的是：他運用了異于尋常的"反結法"，人為地改變魏碑體勢，在重心平穩(wěn)的原則下正者斜之，聚者散之，縱者收之，收者縱之，平齊者參差之。所構之字，結體巧妙險絕，斜趣橫生，爛漫天真。此種結字方法雖不能說是于先生首創(chuàng)，但他深悟此理，用得最妙最活。近世書史不能不稱其獨樹一幟。

　　于先生的行楷書創(chuàng)新佳作，集中收在1932年友聲文藝社印行的《右任墨緣》。此類作品散存于海內外的仍然不少。他的行楷書似關西大漢擊鐵牙板歌《大江東去》，有雄豪之氣。南齊高帝稱張融"其書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張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自美其能"，人稱"豪杰之士也"，張融書作世間或有真本，自恨無緣得見。然于先生雖未"自美其能"，但"以我法寫蘭亭字"20。有大量佳作存世，卻是"二王無臣法"的藝術觀的體現(xiàn)。

　　行楷書與草書并且，足見他對這種行楷書的珍愛。著名的《鄧友齋墓表》（1945年書）、《李雨田墓表》（一九三九年書）、《孫荊山墓志》等就是以行、楷、草混同使用的書法佳作。于先生在書法創(chuàng)新上的膽識、氣魄、天分以及他用同一筆法（草法）統(tǒng)一三種書體于同一書作的成功的創(chuàng)造，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絕。他的審美觀念，藝術實踐更值得我們深思、學習、借鑒。

　　他在《標準草書》自序中說："余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兩三年間，可以執(zhí)筆。"為了研習草書，他從1927年前后即開始廣泛搜集前代草書家的書作、論著，潛心于書理、書法之研究。僅歷代碑刻拓本和墨跡本《千字文》他就收藏了一百多種。1932年，他在上海發(fā)起成立"標準草書社"，邀集同好，以共研討切磋。也正是這一年，嗜奇好古，酷愛人才的于先生發(fā)現(xiàn)并提攜了近世著名的章草書家王世鏜21。他稱王世鏜為"古之張芝，今之索靖，三百年來，世無與并"。在《標準草書》自敘中充分肯定了王世鏜在草書發(fā)展史上的"推進之力"。百衲本《標準草書》中千字文集字之理法不能說沒有王世鏜《稿訣集字》的影響。從"標準草書社"成立到一九三六年的四年間，于先生主持以改革文字"迅速適用"，利于"國家建設"為目的，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在今草基礎上對歷代草書加以總結，創(chuàng)立了影響深遠的《標準草書》。其貢獻有三：一，從歷代草書作品中精選集選集字，標明出處，成《標準草書》"草圣千文"，給形體無定的草書定了型；二，將歷代草書作品"偶加排比"建立代表符號，使習草者能掌握規(guī)律觸類旁通，于平易中得"前人所胃草書妙理"，三，總結歸納草書書理。1936年7月《標準草書》集字雙鉤百衲本編成，由漢文正楷書局出版，印五百本，為第一次印本，有自敘以道其衷。1942年先生又臨寫一通，刊印行世。此后，先生多次對百衲本進行過修訂，反復推敲，以求盡善。直到1961年在臺灣印行的第九次本，除一臨本外，余皆為百衲草圣千文，更可見先生謙遜誠懇不自矜詡的高尚書德與嚴謹治學的學者風度22?！稑藴什輹穯柺乐?，在中國書壇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靳志先生《題于右任標準草書四律》稱其"假借近求非杜撰，形聯(lián)巧構是天工"。"奇字雙鉤成百衲，寸陰尺璧到三余。是誰真賞家珍數(shù)，天琳瑯總不如"。23沈尹默《題于右任"標準草書"歌》也有"整齊百體刪草字"，"美觀適用兼有之"，"窮源竟委搜剔勤，譬疏洪流東入海。勝業(yè)直欲薄公卿，一尊即定無眩驚。匆匆不及今可免，愛此標準草書名"。24稱贊于先生創(chuàng)立《標準草書》對書法藝術發(fā)展的重大貢獻。《標準草書》創(chuàng)立四十多年來，不僅為我華夏同胞所珍愛，而且也為外域朋友所注目。據(jù)說："日本之文教界，則已為深切之注意矣！其所編之各體字典，其草體，即采標準草書。日本之學標準草書者，亦日益眾多，至有開館課徒立先生像晨夕焚得禮拜者，其虔誠為何如耶！"25于先生推廣標準草書以"利天下利萬世"，其貢獻于國家、民族的一片苦心更使我們不能忘懷。

　　在研究草書，創(chuàng)立并不斷修訂、完善《標準草書》的過程中，于先生的書法也逐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有了更大的突破。

　　創(chuàng)立《標準草書》之初，于先生的草書由章草入今草，結字一本"標準"，用筆也未脫離草圣筆意。寫得"婉而通"，有流動瞬息萬自然的美。這時，于先生寫得很熟練，經(jīng)常對客臨池揮灑自如。據(jù)他的老友三原張文生老人講，于先生正書寫時，有客至，先生一方面與客寒暄，一方面筆不停書，往往有兩三個字是眼不看紙筆信手所成。然而通篇之中氣血暢達，毫無支離之感。真可謂"手揮五弦，目送飛鴻"。

　　初立標準草書的十多年，雖然于先生偏重于確立標準草書的實用地位，身體力行地推廣此種"利器"；然而于先生畢竟是位個性特點極強的一代大家，此時期他的草書仍有北朝碑志書法的雄豪勁健。收筆時留筆蓄勢明顯，結字仍見魏楷重心低下的體勢。

　　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于先生老年變法，其草書作品在形體上仍恪守標準，然而在用筆、結字、章法上則不斷追求形勢美的再創(chuàng)造，使之更完美、更抒情、更個性化。其藝術特點如下：

　　一、"雄渾"、"沖淡"見性情。

　　1952年8月于先生在《標準草書》自序修改稿中說："國人對于草書之觀點：贊之者，或許其通神，或贊其入道，或形容其風雨馳驟之狀，或資嗟其喜怒情性之寄，而于字理之組織，則多所忽略。"由這段話看，于先生似乎不經(jīng)意于草書的"神"、"情性之寄"。然而"字為心畫"，右任先生的草書毫不例外外地也是寄情之作。孫過庭《書譜》有云："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一個成熟書家的作品，其點線波變、間架結構、章法布局無不滲透著書家感情的因素。

　　《詩品》云："積健為雄"，"返虛為渾"。《詩品臆說》云："沖，和也。淡，淡宕也"。于先生草書正是"雄渾具全體，沖淡有余情"的佳作。于先生是胸襟博大、激情奔放的詩人，博雅通識、學貫中西的學者，他的精神、氣度、修養(yǎng)、情操無不寓于書法之中，溢于書法之外。他的書法豪放、勁健、清奇、曠達。既有生獷質直的美，又有蘊籍瀟灑的美。他的經(jīng)歷、學識、修養(yǎng)、懷抱、氣質都化作了書法的神韻。

　　二、中鋒入紙亦"崢嶸"。

　　于先生八十壽辰時，他的老友許世英先生祝壽詩有"白發(fā)長髯望若仙"、"驚人翰墨龍蛇走"之句，稱贊先生之美儀與書法。我們觀賞于先生的草書總精神貫注，流暢自然，勁健豪放，沉著痛快，有力度、有節(jié)奏、有韻律，有點線運動的旋律美。仔細分析，其原因在于他以"中鋒入紙"、"萬毫齊力"中又能著意于點線波變。

　　書圣王羲之《喪亂帖》、孫過庭《書譜》等都不乏側鋒取險之例。而于先生草書卻少見側鋒。中鋒用筆，要表現(xiàn)出用筆的節(jié)奏感、韻律感，于先生采用了輕重不同的提、按、導、送，產(chǎn)生了筆畫的強弱粗細變化；用三折筆法、收筆蓄勢表現(xiàn)筆勢的跌宕、疾澀、力感、動感。于先生早年主張"作草書首貴流暢"26。而晚年草書卻能流暢中求波磔變化，在中鋒用筆上走出自己獨特的路子，由理得法，由法悟理，實在難能可貴。應該留意的是，于先生的草書始終嚴于"字理之組織"。如果不明此理，在行筆時死守"折乃圓"、"圓乃勁"的理法，轉筆時無節(jié)制地"折"--轉換筆鋒行進角度--象畫多角的幾何形體一樣，就會失卻"沉著痛快"的大理，破壞字理之組織，附入魔道。

　　三、結法變化得佳趣。

　　標準草書，以單字論，要選用歷代草書中筆道最簡的字，"易識"、"易寫"，并能表達可追溯本源的"準確"之意，已屬不易；再求"美麗"就更難了。于先生在草書結體美化上是煞費苦心的。

　　章草、今草，一字萬同。標準草書以今草為主，兼采章草、狂草，更是一字萬同。他要在"字理"范圍之內追求結體美，避免"布棋"、"布算子"之病，的確是十分不易的。近世海內外有以純粹的點線波變?yōu)樗^"書法"者，其作品有的不寫漢字，有的把漢字寫得大失"字理"，無從辨認。對此，我們可以統(tǒng)稱之為"寄情之點線"，或"律動之點線"，象純音樂一樣，但不能與中國漢字書法視為一科。如果認為用純凈的線、純粹的色彩（黑、白）去表達某種意識就是華夏文化乃至東方文化的特征，并由此推出中國漢字書法也可以不受漢字形體組織之約束，那就大錯特錯了。于先生正是在"字理"不失的原則下去追求草書結體美的途徑與規(guī)律的。

　　他大量采取筆斷意連的方法使每一個字筆畫簡易而能首尾相應、渾然一體，血脈流于點畫之間，神氣凝乎中宮之內；或外滿，或拱心，毫無支離分散之態(tài)。

　　為了草書結體美，他總結前代草書，找出了不美的原因，提出了美的法則，要求："忌交"、"忌觸"、"忌眼多"、"忌平行"。"四忌"體現(xiàn)了于先生在結法上追求"簡凈"、"險奇"的審美意識。相交太多，筆畫觸犯，圈眼太多，會使一個字的主筆線湮沒在一堆廢線之中。草書以凝煉的點線組成抽象符號表達字義。它的欣賞功能始終與實用功能（表義功能）相互依存。因之，書法美不能離開漢字形、義的基礎。倘不見主線，無從辨認，沒有了實用功能，也就不成其為中國漢字書法，更不是美的草書。"線的平行"、"部的平行"，均衡對稱，固然能產(chǎn)生莊嚴肅穆之感，但刻板呆滯也能引起人們視覺上的疲勞而令人生厭。所以，孫過庭《書譜》提出了"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的至理名言。書家們追求"欹斜反正"、"不穩(wěn)"、"險"、"奇"就是為了打破機械的對稱。"四忌"是于先生對草書美的規(guī)律的科學總結，也是對傳統(tǒng)書法美學理論的繼承與發(fā)展。

　　于先生的草書作品體現(xiàn)了他的美學理想。特別突出的就是體勢多變。一字重出時，他能寫得各具特色，絕不雷同；如果一字中實在需要二至三個圈眼，在于先生筆下，有的呈三角形，有的呈方形，有的呈圓形，有的呈不規(guī)則形，有斜、有正、有大、有小、有缺、有整，有的留白，有的填實，各不相同，各有面目。書史上人們盛贊王羲之《蘭亭序》中二十個"之"字、七個"不"字寫法有變化美。王羲之主要是在體勢的變化上做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突破。于先生不但能在一字重出時在體勢上求變化；而且能有意識的在一字之內筆畫、部件的處理上求異樣，使"一字萬同"的標準草書更具有藝術的魅力。

　　四、"霞舒云卷"費經(jīng)營。

　　中國漢字書法起于點畫，系于結字，成于章法。無論供實用、供欣賞，最終總是以完整的章法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的。古人于此，無不著意。隋僧智果有"統(tǒng)視連行，妙在相承起復"之要言，褚遂良書法得"字里金生，行間玉潤"之贊譽。于先生于此更十分留心。一幅之中，字的大小配合，筆道粗細變化，以至落款位置之選選擇，都與整幅字的氣韻表現(xiàn)有密切聯(lián)系。于先生書法作品的章法也是有特色的。他的草書保持了章草、今草字字獨立不相連屬的表面特征，但卻努力追求其美的旋律。幾乎有這樣一個規(guī)律，他的草書作品首行首字多寫得筆道粗重、字形較大，就好象音樂中的強音主調一樣，然后由此衍出一幅字的點線輕理及結體大小變化，在漸變中形成跌宕起伏的節(jié)奏與韻律，形成了雄渾、豪壯、沖淡、瀟灑的意象，給人以美的享受、美的聯(lián)想。欣賞他的書法，就象吟誦文天祥的《正氣歌》、岳飛的《滿江紅》、蘇東坡的《赤壁懷古》，也象聽《十面埋伏》，自有一種豪氣。

　　我國草書，源遠流長。列朝歷代，精研草書者甚眾，其著述亦稱浩繁。自于右任先生立《標準草書》，"為過去草書作一總結賬"，使千古無定之草書定型，使后世能于平易中得草書妙理，為"一字萬同"之"標準草書"創(chuàng)立一整套美的法則，并以自己的書作樹立起草書美的典范，使"標準草書"亦能"達其性情，形其哀樂"，"取會風騷之意"，"本乎天地之心"進入寫意、抒情的高度藝術境界。

　　歲月易逝，藝業(yè)不朽。于先生以他的書學理論、書法藝術實踐、書法美學思想為中華民族千載書史所寫下的篇章將永放其燦爛的光輝。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于西安小雁塔

　　注釋：

　　1、 2：于右任《牧羊兒自述》。

　　3、 于右任《于母房太夫人行述》。

　　4、 朱佛光（1854-1935），名光照，字淑芳，晚號佛光。三原人，小學家。治經(jīng)學從小學入，治經(jīng)學從自然入。"在當時都是第一等手眼"。陜西革命諸子，多為其及門弟子。

　　5、 毛俊臣（昌杰），揚州人，久居關中。潛心于經(jīng)籍、金石考據(jù)，為近代著名學者，經(jīng)學家兼擅詞章。為朱佛光盟弟。

　　6、 劉古愚，字煥堂，號古愚。清末陜西咸陽人。屢試不第，終身講學于關中味經(jīng)、崇實等書院。提倡新學，主張變法，時與康有為齊名，人稱"南康北劉"，后為清廷殺害。生平著述頗多，有《煙霞草堂文集》等著作行世。

　　7、 事見于右任撰并書《李雨田墓表》

　　8、 馬相伯（1840-1939），于先生所崇敬之恩師。國民政府委員。

　　9、 拙著《中國書法簡史》，河北美術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

　　10、 毛漢詩（亞農），毛班得先生之父。據(jù)《牧羊兒自述》：漢詩先行"亦曾以授徒為業(yè)，及年老退休，尚常常為我?guī)煷^。他生平涉獵甚廣，喜為詩，性情詼諧，循循善誘。自言一生有兩個得意門生：一是翰林宋伯魯，一是名醫(yī)孫文秋。"

　　11、 于右任《牧羊兒自述》。

　　12、 據(jù)黨晴梵《華云雜志》："民國七年，西安帖賈謝秀峰赴澄城，欲拓暈福寺碑。時澄城駐軍營長趙子建以保全古跡名義，不讓氈蠟錘拓。趙白水人，家近史官村，適返，謝往求之，仍不得。終日無聊，因至史官村瞻禮倉圣廟。至廟，則所謂佚亡之廣武將軍碑得，赫然在也。"因拓而出售，"于是廣武將軍碑復出之聲，洋溢人間矣"。

　　13、 白水縣古稱彭衙。杜甫《彭衙行》詩中"夜宿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即記此。史官村在白水縣北約70華里處，創(chuàng)始頡廟在村北。

　　14、 黨晴梵《華云雜記》。

　　15、 據(jù)護送這些碑石回陜的馬文彥回憶，后來的碑石總數(shù)為380多方。公開發(fā)表稱290方。據(jù)經(jīng)于望德審閱的《于右任年譜》敘述也是"380塊"。

　　16、 380多方碑志中魏志149方，其中夫婦志七對。七志是：穆亮及妻尉太妃志、元譚及妻司馬氏志、元誘及妻馮氏志、元廷及妻穆玉容志、元遙及妻梁氏志、丘哲及妻鮮于仲兒志、李挺及妻劉幼妃志。

　　17、 見《右任墨緣》。

　　18、 唐太宗《王羲之傳論》。

　　19、 李嗣真《書后品》。

　　20、 見《右任墨緣》。

　　21、 王世鏜，號魯生，晚號積鐵老人。研究章草三十年，成《稿訣集字》。其書法古拙簡質，于先生譽之為"古之張芝，今之索靖，三百年來，世無與并"。卓君庸《章草考》一書刊于歷代章草書家百五十三人之中。有書法集《王世鏜遺墨》、《于母房太夫人行述》等行世。

　　22、 《標準草書》出版次第如下：
　　1936年，雙鉤百衲本草圣千文文編成，由漢文正楷書局出版，印五百本，為第一次本。
　　1937年，第二次修訂本完成。甫欲付印，抗戰(zhàn)軍興，社址被敵人侵占，先生歷年收購，亦多失去。1938年，重為厘訂，交香港中華書局印三百本。
　　1940年，又印五百本。
　　1942年，增訂刊布。分上、下兩卷，上卷為草圣千文，下卷為標準草書釋例。
　　1945年，于先生臨本《標準草書》出版。
　　1947年，為慶祝于先生七十大壽加印《祝壽本》。
　　1951年，第七次修正本，由中國公學校友會發(fā)行。
　　1953年，第八次修正本，由臺灣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發(fā)行。
　　1961年，第九次修正本，由臺灣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1967年，第十次本，由臺灣中央文物供應社發(fā)行。

　　23、 1944年《書學》第二期，111頁。

　　24、 馬國權編《沈尹默論書叢稿》221頁，《題于右任<標準草書>歌》。

　　25、 劉延濤：《標準草書》第十次本后敘三。

　　26、 于右任《標準草書·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