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事件:國運衰于軟弱,強國起于受辱
作者:金滿樓 中國民眾反日情緒強烈,這是眾所皆知的,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在100年前,日本人也同樣盛行反華。歷史很吊詭,也很諷刺,但在吊詭的背后,卻并不是沒有緣由的。 1886年,北洋艦隊“定遠”、“鎮(zhèn)遠”、“濟遠”、“威遠”四艦訪問日本長崎,在當?shù)亓⒖桃鹆宿Z動。在“定遠”、“鎮(zhèn)遠”兩艘威風凜凜的巨艦面前,前來觀看的日本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心中的震撼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可以想象,多數(shù)日本人的心情是復雜的,那種“羨慕、恐懼、憤懣、嫉妒、仇恨、震驚、自慚形愧、怒火中燒”的滋味,是相當?shù)牟皇亲涛丁?br> 由于在之前的十年中,中日間因為琉球、朝鮮乃至臺灣問題多有齬齟甚至懸案未結,李鴻章此次派出“定遠”、“鎮(zhèn)遠”兩巨艦前往日本,其中也不乏“震懾嚇阻”之意。 “定遠”、“鎮(zhèn)遠”為同級姊妹艦,由德國伏爾鏗船廠制造,1885年10月交付,當時號稱“全球第一等鐵甲艦”。鐵甲艦在當時海軍中的地位,就像今人眼中的航空母艦,而耗費340萬兩白銀打造而成的“定遠”、“鎮(zhèn)遠”,也確實非同凡響,二艦長94.5米、寬18米、排水量7200噸、航速14.5節(jié)(“鎮(zhèn)遠”航速15.4節(jié)),兩艦的主要武器為:4門克虜伯305毫米后膛主炮、克虜伯150毫米后膛副炮2門、75毫米克虜伯舢板炮4門、37毫米五管哈乞開斯機關炮8門、57毫米、47毫米哈乞開斯機關炮各2門,14吋魚雷發(fā)射管3具。按《北洋海軍章程》規(guī)定,該艦管帶為總兵銜(北洋艦隊的職級如下: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這兩艘主力鐵甲艦回國后,北洋艦隊立刻鳥槍換炮,一舉成為“遠東第一艦隊”,在1888年正式成軍后,北洋艦隊的世界排名升至前八。 日本人對中國的感情一向復雜而矛盾,原因是他們在歷史上飽受中國文化的浸染,一向有“學生對老師”的心理,但近代以來,日本走上了“脫亞入歐”的道路,相比于固步自封的大清國,他們在心理上難免有傲視之意,但這次北洋艦隊的來訪,對他們的心理打擊極大。 8月13日,北洋艦隊的水兵們在上岸后與日本警察發(fā)生沖突,其中一名警察被打成重傷,一名北洋水兵輕傷(說來慚愧,此事系水兵在妓館尋樂引發(fā))。此事發(fā)生后,本就窩了一肚子氣的長崎警察和日本浪人極其憤怒,結果在15日發(fā)生了更大的沖突。這一次,由于北洋水兵猝不及防,被早有預謀的數(shù)百名日本警察、浪人持刀殺死5人,殺傷40多人,日本警察也被打死1人,受傷30多人?;靵y當中,一些當?shù)氐娜毡救艘矎臉巧蠞卜兴S石塊,有的甚至也拿著刀棍參與混戰(zhàn)。 李鴻章在得知“長崎事件”后,隨即憤怒的召見了日本駐天津領事波多野,其中不無威脅的說:“如今開啟戰(zhàn)端,并非難事。我兵船泊于貴國,艦體、槍炮堅不可摧,隨時可以投入戰(zhàn)斗”。而北洋艦隊總教習瑯威理也建議立刻對日本宣戰(zhàn),炮轟長崎作為報復。 當時的日本,雖說已經開始變法維新,但一個國家不可能在十來年間便完全改變,何況日本還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盡管日本人對“頑固保守”的中國報以蔑視,但中國畢竟是一個古老而龐大的帝國,這種歷史的陰影并不那么容易被抹去。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國的國力及軍力都是日本難以企及的,僅就海軍而言,日本只有3 艘3000噸級的鐵甲艦, 而北洋艦隊光7000噸級的鐵甲艦就有兩艘,其他巡洋艦、炮艦、運輸艦等,其數(shù)量和質量也遠在日本之上。 在各國調停和外交折沖下,中日雙方在半年后達成協(xié)議,稱“爭斗事件原為語言不通,彼此誤解,遂致互斗死傷”;根據(jù)中日之前簽訂的天津條約,“兩國司法部門根據(jù)本國法律,各自斟酌處辦,互不干預”;最后,就各自的死傷者互給撫恤,日本賠付中國52500元(其中士官1名6000元,士兵7名31500元,致殘6名15000元),中國賠給日本15500元(其中警部1名6000元,巡查1名4500元,致殘2名500元),長崎醫(yī)院的醫(yī)療救護費2700元由日方支付,這事算是和平了解,雙方互讓一步,彼此體面下臺。 李鴻章派北洋四艦去長崎,確實有點“炫耀武力”的意思,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北洋艦隊的兩艘巨艦對日本人的民族心理產生了極大的刺激。經過這次事件,日本的反華仇華情緒反而進一步高漲,從軍國主義分子到普通老百姓,都對北洋艦隊充滿了敵意。在他們看來,外國水兵喝醉了酒來本國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國賠款,這種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動了起來。(這種事并非中國獨有,可惜“祥林嫂式”的歷史教科書沒有告訴我們) 在這種情緒的感染下,“大力發(fā)展海軍”成為日本國內的共識,“一定要打敗‘定遠’”也成為了日本海軍的目標和口號。就連日本的小孩子,他們當時最流行的游戲,就是分成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成日本艦隊,進行捕捉“定遠”、“鎮(zhèn)遠”的戰(zhàn)斗游戲。 日本的反華情緒在日本政府的鼓動下,很快變成了趕超北洋艦隊的動力。“長崎事件”結案不過一月,明治天皇便頒發(fā)敕令:“立國之務在海防,一日不可緩”,隨后便以身作則,撥出內帑30 萬日元,作為海軍的補助金。之后,明治天皇又發(fā)布敕諭,決定在其后6年中每年撥出30萬日元,并從文武員的薪金中抽出1/10作為造艦費繳納國庫。首相伊藤博文也發(fā)表演說,呼吁國民捐款捐物,縮衣節(jié)食,為日本打造一支更為強大的海軍。在這場獻金熱潮中,日本在半年之間便籌集了兩百多萬日元,連天皇的老媽阿巴桑,也捐出了她僅有的兩件首飾。 日本政府更是不顧財政困難,逐年增加海軍經費并發(fā)行巨額公債,其數(shù)量幾乎超過其財政收入的三成。譬如1886年,日本政府發(fā)行了1700萬日元的海軍公債,而在1889年,日本的海軍軍費已接近1000萬日元。1888 年后,日本開始了的大規(guī)模購艦、造艦進程,六年間便添置軍艦12 艘,總計新添海軍噸位近18000噸。到甲午戰(zhàn)爭前夕,日本海軍主力艦總噸位已達到37000噸,大大超過了北洋艦隊主力艦總噸位(不到30000噸)。而就在這六年間,北洋艦隊未購一艦一炮,“排名前八”的輝煌,早已是昨日黃花。 更要命的是,當時的世界海軍軍事技術日新月異,日本后來者居上,無論是定購還是自造的軍艦,裝備的都是最先進的設備和武器,其平均航速遠超過北洋艦隊,而軍艦上大規(guī)模裝備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艦隊所不具備的。到甲午戰(zhàn)爭前夕,北洋艦隊在總噸位、航速、火炮功能上均劣于日本艦隊,這或許就是北洋艦隊在這場“國運相搏”的戰(zhàn)爭中首敗于豐島、再敗于黃海、三敗于威海衛(wèi)的原因了。 國運衰于軟弱,強國起于受辱。十九世紀是個流氓當?shù)赖臅r代,和平主義、缺乏野心只能被動挨打。清廷對海軍發(fā)展毫無戰(zhàn)略規(guī)劃,毫無遠見,不知道海軍究竟是用來干什么的,到底是用來看家護院還是遠洋作戰(zhàn)、制敵于海外?如果是前者,耗費巨資,養(yǎng)它何用?對海軍來說,永遠只有第一,沒有什么第二第三,即所謂“嬴者通吃”!戰(zhàn)略定位的失敗,是最根本的失敗,正是因為戰(zhàn)略上不重視,才有停止購艦的愚蠢短視之舉,并最終釀成了賠償上億兩白銀的惡果。 最具諷刺的是,中國拿得出賠償?shù)木蘅?,卻拿不出繼續(xù)發(fā)展海軍的錢,歸根結底,還在于清廷最高統(tǒng)治者的麻木不仁。堂堂4億多人的大帝國,連一千萬的海軍軍費都拿不出(平均每個人還不到40分之一兩,要知道,整個北洋艦隊的投資也就千萬)。朝廷缺乏雄心壯志且不說,大部分的國民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也是漠不關心,想要地方督撫們拿出點銀子比登天還難。等到了庚子年,中國人每人賠給列強們一兩銀子,合計4.5億兩白銀,寧可巨額賠款,寧可腐化墮落,不肯鼓舞民心,不肯發(fā)展軍備,女人與孺子當國,可悲可嘆。 戈登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不能戰(zhàn)而言戰(zhàn)者,皆當斬。反過來說,能戰(zhàn)而不戰(zhàn)者,亦當斬。說一句“馬后炮”的評論,“長崎事件”本該開戰(zhàn),結果且不去管它,至少它能刺激中國繼續(xù)軍備競賽,而不是坐視日本強力發(fā)展海軍,如果當時的清廷能因為戰(zhàn)爭而加大對日本的警覺,在這場軍備競賽中,日本絕無勝算,由此也不會有后來近50年的屈辱史。中國的國運逆轉,或許就在這一線間。 該強硬的時候不強硬,長他人志氣挫自己威風,徒使國人自卑而敵國輕視,假以時日,時事日壞,遂成慣例,國勢由此漸衰。一個民族的價值觀、歷史觀,或者說大眾的價值取向或思維方式,對一個國家特別是處于發(fā)展期的國家,其影響雖無形,但深刻。任何對這種影響的忽視,勢必會在之后的某個時間段內嘗到苦果。弱國的和平主義即為無能主義,強國的和平主義則多為綏靖主義,隔十年便要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的美國從來不綏靖,并不是它不喜歡和平,而是它需要戰(zhàn)爭來刺激自己的神經并在戰(zhàn)爭中檢驗最新的武器。對于近代歷史的科技發(fā)展而言,最先進的技術、最有突破意義的創(chuàng)新總是來自于軍事,這點是毋庸置疑的,而這也是新世紀以來美國不惜巨資進行“新軍事革命”的原因,盡管其未必能就此獲得世界級的突破,但至少也加大了其他國家的追趕難度。美國在01年的四年防務報告中說,在最近三十年內不會出現(xiàn)同等量級的對手,這不是一句空言。如果說英俄法德的軍事能力落后美國三十年,那中國何止落后三十年?! 特別值得一提的,甲午前日本能造大型軍艦而中國不能,日本可以修理巨艦而中國不能。洋務運動中模仿西方尚且猶豫遲鈍,毫無積極,創(chuàng)新更是無從談起。近代以來,無論科技或是制度,一味的模仿西方,模仿到最后十不像,搞了一百年乃至再搞兩百年,仍舊跟在別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趨,還說什么“超英越美”,不啻于癡人說夢。更可悲的是,在最近的一百五十年里,不管是科技進步或是文化創(chuàng)新,也不論是思想突破或制度革新,中國人到底為世界貢獻了什么?又憑什么去超越百年來歷久而彌新的西方強國?我們有什么法寶?這難道不值得中國人去深思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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